右派分子卢谦，贯穿在他的教学思想、教学态度以及科学研究中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为名为利的“白线”。
卢谦吹嘘自己搞教学工作是“七年如一日”。那末，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一日”吧!
首先，他的教学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一概抹煞党在建筑施工中的方针政策。他不讲结合中国实际的小型机械，却大讲远离中国实际的大型机械。他公开宣扬只有数学计算才是理论，在堂上大讲他的所谓“理论”和“计算”。认为光讲使用同学就不爱听，一定要讲一些理论。例如在建筑机械课中，他卖弄自己的“力学本领”，讲了许多既不能用来设计，又与使用、维护很少联系的“理论”。他不讲打桩机如何使用，却大讲冲撞能，两个弹性体的碰撞；他不用简单易懂的速比关系来讲滑轮组，却尽讲复杂的等比级数；他甚至把机械系的一本讲义中的计算全部照本搬来，而不讲它的使用和构造。就这样，他把建筑机械课讲得似驴非马。
卢谦经常说教学中主要是教学法，并吹嘘自己如何如何重视教学法。实际上，在他的讲课中却充满着浮夸、庸俗、吹嘘，严重不负责任。他常常是上课前花十几分钟、半小时在笔记本上写几行，就上台讲了，并以此自负。结果错误不少，如颚板式碎石机构造、离合器、螺栓固定等等都讲错了。他信口开河，把搅拌机的工作原理说成和糖炒粟子一样，给同学造成错误的概念。他还不懂装懂，乱讲一气。如担任专家翻译时，他把沙皇时代的一种“砖架”错译成“山羊”，并据此大大发挥：羊如何鸵砖，人如何在脚手架上赶着羊群。更恶劣的是，别人指出他讲错后，他从不在堂上更正，怕影响自己的“面子”“名气”。在房5上第一堂保安防火课时，他把与这门课关系不很大的小说“第一个职务”讲了几乎一堂课，什么漏花皮鞋、裙子都出来了。在讲到安全照明时，他庸俗地引用了灯光照在不同颜色的裙子上作比喻。他在讲木工时，常因备课不足而重复前一课的内容，而美其名曰“小结”。剩下一段时间，放几张幻灯片就完了。一堂课下来，同学感到收获很小。
卢谦讲过好几遍课，跟专家学习过，又有相当的水平，为什么把教学工作搞到如此地步呢?原来，他“心不在焉”，把时间大量花在搞翻译了。据初步统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在一个杂志上翻译了43篇文章。有时，32页的一期杂志，由卢谦译的就有一半。此外，他还译了一些单行本。他所翻译的内容与他的工作毫无联系。他是讲施工的，译的却什么都有，甚至包括给排水专业的教学大纲。56年秋，他搞预应力科学研究，译的却是地基规范等。
他表面上说：“搞翻译为了巩固俄文，而出版可以督促更好地翻译。”骨子里则是为了名和利。只要有稿费拿，他什么都翻译；而没有稿费的不是拒绝就是译得错误百出。钢结构教研组有一篇简短的文章请他翻译，他坚持拒绝了，还威胁教研组要给他明确“翻译范围”。为了拿稿费，他不惜文章拉得很长，粗制滥造。讲师胡多闻说：“卢谦的译文文句不通，词不达意，有时为了节省时间，竟顺着俄文次序翻成中文。”卢谦编写的一本土木类速成俄文续篇，读者极为不满。铁道部工程局的同志们说：“这本书太差了，没有系统，没有规律，起不到速成的作用。”
不但如此，卢谦还利用拉拢利用等手段，千方百计地鼓动别人搞翻译。个别的年青教师受了他的影响，拿到一点稿费，个人名利思想大大滋长，以致对教学工作消极疲塌，政治上衰退，怀疑“又红又专”是否必要，革命人生观也动摇了。由于卢谦一直别有用心地鼓吹外文如何重要，在教研组掀起了一股拼命进修外文的歪风，个别教师竟同时学五门外文。有一位同学在卢谦的影响下，也开始一味搞翻译，连星期六晚上也赶翻译，而课程设计拉了进度则不管。卢谦负责给这位同学校对，送去出版，并平分稿费。同学们到他家去，他指着摆满书架的外文书，吹嘘自己如何会几国文字，结果有的同学也放松正课而学起德文和南斯拉夫文来了。
卢谦在科学研究上也完全从杂志缝里找冷门，赶浪头，走捷径。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先后换了五个科学研究题目，每个题目都是看了几篇杂志上的文章后，感到真正搞起来太难，就放弃了。但是，他又想发表文章，于是每逢科学报告会，他都写一篇只看过两三篇文章的读书报告。他甚至企图剽窃别人的成果，在科学研究上走了可耻的道路。
卢谦从教学上科学研究上的资产阶级方向走上了政治上反动的道路，他污蔑社会主义和党的政策，仇恨党和人民，在整风鸣放时期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由此可见，如果拒绝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后果是么危险!
来源：1958年5月10日《新清华》(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