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民歌舞团全体演职员，对共青团员杨建勋，共产党员王作成以及董兆武、张步法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杨建勋等人借大鸣大放和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只攻击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还对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与许多政策，都加以否定和歪曲。
杨建勋等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妄想在文艺战线上诋毁党的文艺政策，挤垮党的领导，他们硬说：“山西文艺事业落后了。原因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所致。”说：“只看成绩，不谈发展”是“文化部制定方针有偏差，省委执行方面有教条主义、游击习气、山沟作风。省文化局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观点，只管开台演戏，不管业务提高”，这便是造成山西文艺事业落后的根本所在。杨建勋等人为了进一步诋毁党的领导，他们又狂妄的向党发出“最后的呼吁”，诬蔑省委，他们对整顿、巩固提高歌舞团，建立发展歌剧团的决定，说成是“壮此花，弱彼花，只准你唱歌而不准他人说话”；是对歌舞艺术“粗暴的摧残、扼杀窒息的政策”；是只“照顾了需要，忽视了可能”的主观加主观；是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又犯官僚主义”。他们讥讽地说：“尽管你黄志刚部长、江萍局长对这点加以讳言，可是客观事实却不容你闭着眼睛加以忽视”。杨建勋并在大会上煽动群众说：“这样的决定我们不讨论，要讨论让省委自己讨论去。”又说：“我们是搞事业的，我们不能断送自己”，歌舞团只给了一百人的编制(按中央给我们编制是四十至九十人)那只有让“团长兼伙夫、兼会计”，他说这个决定说明“省委游击习气，不懂艺术”，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主见，不能随大流”。杨建勋说：“我的方案213人是满足群众要求的。”杨建勋等，并拉拢、诱惑一些思想不健康、盲目追求个人发展的人，来和他一齐对抗党的领导。他们别有用心的说：“岁月催人老，青春不容虚度，想想过去几年，再看看将来的发展，真有点叫人寒心，每一个人都想作一番事业，都有一颗雄心，谁也不愿做生活里的庸人，可是这个叫人头痛的山西！把个人的见解都抹煞了，给以闷死，无人关心这些人的痛苦，痛苦只好隐藏在心灵的深处，眼泪只好咽到五脏六腑的底层……”他们给领导上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便得出结论说：“党不懂艺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并以谩骂的口吻说：“省委是教条主义，口是心非”；省文化局是“混蛋”；团长们都是混饭吃的。说“这是教条主义僵化的表现”。说：“如果他们不转变就换换他们”。杨建勋曾公开在大会上说：“歌舞团党支书无能，不懂艺术，应加以驱逐。”总之，他们认为党不配领导文艺工作，只有他们才配当领导。杨建勋就曾狂妄的说：“我比省委考虑问题要周密、细致，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多。”董兆武配合着说：“搞艺术的人应当有自己的权利，权利应当我们自己来掌握。”并诽谤文化局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要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他们为了便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复辟，使党领导的歌舞团瘫痪，就极力提倡极端民主，绝对自由，主张取消党的思想工作，反对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王作成说：“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和平建设时期，思想工作应该取消，可以不要组织纪律，不要思想批判，生活里也不应有什么约束和制度，如：行政班组可以取消，睡觉起床不一定要规定时间，凭个人自觉就行了。”又说：“犯了错误不要给以处分，只要好好工作思想坏点也没什么。”说：“听听台湾广播也不应该禁止。”他认为“只要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省委就应该接受，不然的话就是主观、不民主。”他反对歌舞团搞政治运动，说：“即便歌舞团不搞政治运动，资产阶级也不会夺去政权。”他们提倡的是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反对深入生活，反对思想改造，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企图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当做他们个人寄生在群众身上的成名、成家的手段。董兆武在他的“艺人的权利”一文中说：“省文化局组织他们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发掘、整理民间艺术，辅导群众文艺活动，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企图以此来从根本上推翻歌舞团既定方针。”他说：“我们是山西人民歌舞团，而不是墨西哥。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中的私生子还受到保护，我们歌舞团每个青年都不是私生子，为什么摧残我们?”试问：“我们是演出团体，是业务团体，下乡工作，是我们应该干的吗?”并进一步说：“我们参加歌舞团，是为了将来当‘舞蹈家’、‘音乐家’、‘歌唱家’而来的，根本不是要参加文化局和文化馆某项工作的，也没想到要去参加农村改造工作，假如文化局能体会到这一点，就请修改你们的宪法吧！”杨建勋说：“省委对民间艺术的含义理解是狭隘的，山西民间艺术丰富，但山西人民不一定喜欢，问题是有些人以个人的喜好，代替了群众。”他们口口声声说：“要以群众的要求出发来提意见。”强烈的反对“不成体统”的中西混合乐队，最起码要西洋双管乐队编制，要能演奏“莫扎特”、“贝多芬”以及一些名曲如：“天鹅湖”，来满足城市知识分子的欣赏要求。他们还在问：“为什么不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并公然声称“这是最公平，最合理的要求”，如果领导上不答复，他们就要“捆好行李，选择他们最不得已的一条道路，告别山西而各奔前程了”。张步法说：“请你们另请高名罢，我们干不了。”
杨建勋等对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基本政策，也进行了攻击。他们抓住具体工作中一些个别缺点，把它夸大化，然后加以全盘否定。他们首先攻击了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他们说：“农民暴动是因为粮食问题”；诬蔑统购统销是：“人为的矛盾”，说“农民每年平均三百四十斤粮食还包括副食品，就是不够吃，而好些人是好大喜功，还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中央应该检查统购统销中左的倾向。”而主张“实行耕者有其食”的政策。王作成说：“有错误中央不检查，只让下边检查，从没见中央做过检查。”董兆武说：“我们国家报纸很不自由，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报纸自由。”在我们国家里“谁要有言论自由，那就可能被做为肃反对象。”又说：“把社会主义宣传的那么优越，吃不上肉，农民粮食不够吃，物价上涨，这叫什么优越呢”?他们支持储安平“党天下”谬论，杨建勋说：“在1949年时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性质，国家主席、副主席位置有几个民主人士，现在主席、总理全是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没有重要职务。”王作成说：“十二个副总理中，也未必不可有个民主人士，不计划选他们是不对的，有几个民主人士我看也不会影响专政。”接着又说“毛主席兼职过多”影响“集体领导”。中央也存在着“个人崇拜”。杨建勋说：“有人说我们国家出了右派，我不同意，储安平的意见是想参加执政，不是反动的。”又说：“由于执政党的地位而产生了三大主义。”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要克服三大主义，用整风的办法是不行的，只有共产党下台，让资产阶级上台，才是克服三大主义的唯一途径。他们和全国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其真正的用意何在，这是不言而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