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李右派集团，为了要达到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目的，就大肆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反对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反对肃反政策，诬蔑肃反运动。
首先他们否定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反对肃反运动。当有人提到农工民主党必须肃反时，章伯钧就拍案大骂：“让你们去搞肃反，组织肃反委员会，某人当主委，某人当副主委，某人是共产党员当委员。” 黄琪翔认为当时对胡风反革命问题是 “小题大做”，韩兆鹗公开阻止政府扑灭“中国人民救命军”反革命武装暴动，也说是“小题大做。” 张云川则更加颠倒黑白的说“反革命是为生活所迫，狗急跳墙。” 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进行肃反，而是要安置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把他们供养起来。从上面的谬论就很明显的很露骨的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反对肃反运动了。
其次，他们否定肃反斗争的伟大成绩，诬蔑肃反运动“扩大化”、 “违法” 、“搞糟了”。 章伯钧说：“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如果这样搞下去，知识分子是要造反的。” 他要检查镇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李伯球说：“肃反中有人被小辫子乱整。” 张云川则采用狡猾的方法，对肃反运动的成绩，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说：“过去肃反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也可以说是伟大的， (这乍一听，没有什么，这是他狡猾的陪衬，但接下去就有文章了，) 当然也有缺点，缺点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不依法逮捕，大胆怀疑无边，错斗对象等等，我认为应将范围缩小，在法律范围内建立起运动纪律。” 因此，他也要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用。李述中就更露骨的说： “肃反很糟，搞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 ，并咆哮地说： “斯大林犯错误， 因肃反杀了很多人，但要等斯大林死了才批判，毛泽东也杀了很多人，是否要等毛泽东死了才批判呢。” 竟公然辱骂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他们以上谬论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痛恨肃反，恶意地否定肃反的伟大成绩和对肃反运动的诬蔑了。
现在我们要对章黄李右派集团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的谬论逐条加以驳斥：
一、肃反运动是必要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肃反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是我们革命胜利后的必然的阶级斗争形式，是保卫我们革命胜利果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是全国人民拥护的，你们是否定不了的。你们反对也要进行，不反对也要进行，过去进行了肃反运动， 今后还要 “有反必肃”， 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
我国进行轰轰烈烈伟大的肃反运动，决不是象右派所说的 “小题大做”，而正是共产党和政府的一种英明的必要的革命措施。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虽然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帝国主义从中国大陆上被赶出去了，但国内还有大量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蒋介石集团还盘据台湾，帝图主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是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用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国内反革命残余势为在美蒋支持下，曾企图在中国人民胜利还没有巩固下来的时候，进行里应外合使反动统治复辟，明目张胆地向人民疯狂进攻，组织反革命地下军，政治土匪，进行骚扰和各种破坏，刺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 因此，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坚决不移地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残余势力。所以说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右派所谓 “小题大做’， “反革命是为生活所迫狗急跳墙” ，那是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辩护。虽然在1950年进行了镇反运动，1955年又进行了肃反运动，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肃清社会上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在机关内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二、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肯定的，尽管右派百般的否定污蔑,也是抹煞不了的。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1950年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集中地打击了当时还压在人民头上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严厉惩办了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狠狠地打下了反革命的凶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力地保障社会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在1955年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行将开始到来的时候，当时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抬头之势。这时进行了肃反运动，在我们内部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81，000多名(这数字是就已定案的来说,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宽大的处理政策，不以反革命论处的还不计算在内)， 其中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有相当一部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还包括有重要特务间谍现行犯3,800余名，另有19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其中有不少是长期潜伏的和美蒋派来的特务间谍分子，此外，在肃反运动中还有130多万人弄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如隐瞒参加反动组织，反动身份，历史上的恶迹等等的问题，在社会上又给反革命残余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1956年全国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减少了40%以上， 刑事案件也减少很多。 由于进行了以上两次运动， 打击了敌人，纯洁了内部，更加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安全。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国家现在所以能够这样巩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了伟大的肃反斗争，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摧毁了反革命势力,这就是伟大的成绩。 但右派集团为了要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却不肯正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极力制造谣言，散布谬论，反对肃反斗争，肆行恶毒攻击，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肃反运动是不是象右派分子们所说的 “扩大化”，“违法” “糟得很”，“不知杀了多少人” 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扩大化”，也不象他们所诬蔑的那样乱来，共产党和政府在清查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谨慎的措施，对捕杀反革命分子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坚持捕反革命分子必须谨慎，杀反革命分子尤其必须谨慎。在1951年第一次镇反运动高潮的时候,就规定了凡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而在反革命疯狂破坏遭受严重打击以后，就立即坚持了更少捕少杀的方针。1956年肃反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的口号。在肃反时，对于在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和归国华侨等十个方面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坚持了更加谨慎的方针，并且把斗争面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同时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在肃反斗争中一向强调并做到了充分准备，多方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审查， 同时还严格地区别好人和坏人，区别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事实证明党和政府对肃反问题是探取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并始终坚持了这个方针。所谓 “扩大化”“大胆怀疑无边”，完全是右派集团的诬蔑揑造的,是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平反” 的借口。
在对知识分子问题上，肃反运动中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对原来有历史问题的人，清查了历史，作出了结论，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提高了觉悟，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能更好地进行自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周总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并指出 “我国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造时期。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复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就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例如骗子和流氓)， 这些人是需要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除的。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们。对于这些人，应该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尽可能争取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可见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重视了，同时也说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但章伯钧为什么还大吵大嚷说“肃反时有些知识分子被斗争得很厉害，如果这样搞下去，知识分子是要造反的”呢？很明显，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帝国主义就乘机对苏联作恶毒攻击，向社会主义阵营猖狂进攻，制造分裂，章伯钧是感到很高兴的，特别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触动了他的反动动机，认为时机到了大有可为，他接受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经验，想在中国利用知识分子搞匈牙利事件，挑拨和煽动知识分子起来 “造反” 。
张云川说“肃反斗争应在法律范围内建立起运动纪律”，意思就是说肃反斗争是违法的，没有纪律的， 这些谬论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法是什么？简单地说，法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们国家里，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人民意志的表现。大家知道，肃反斗争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从这一点来说，肃反斗争根本不发生什么违法不违法的问题。就从遵守法律来说，肃反斗争的合法性也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七条就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宪法第十九条也明确规定“镇压一切叛国和反革命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此外，1950年7月23日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还联合发布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中，也规定了“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和1955年两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正是遵守了国家法律的规定，具体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法律。在肃反中有关法律程序的问题( 如搜查、逮捕、起诉、审理 )， 以及对反革命分子的定罪判刑，也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依据逮捕拘留条例，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劳动改造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等法律法令，分别处理的。一句话，我们的肃反斗争，完全是依法办事的，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再次，我们的肃反斗争，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在工作上的根本路线。作为对十分隐蔽狡猾的敌人所进行的复杂尖锐的肃反斗争,就更须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群众路线, 正是我们肃反工作的主要经验之一。 放手发动群众起来与反革命分子斗争, 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是斗争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党采取了各种宣传方式大张旗鼓地宣传肃反斗争的意义、 方针、 政策和办法， 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从而成为我们战胜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中的最可宝贵的力量。同时发动群众也是与专门机关的工作结合进行的，专门机关既依靠群众，也领导群众，成为群众斗争的骨干,群众是帮助清查反革命分子，通过斗争把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就交给专门机关去处理 , 并监督专门机关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由此可见，肃反工作是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既发动了群众，又遵守了法律。但是右派分子却说肃反斗争是违法，没有纪律，他们要在所谓 “法律范围内” 建立什么“运动纪律”。试问右派的先生们，你们所要的究竟是什么法律，什么纪律呢?其实，这也很明显，你们所要的无非是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足，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纪律而已。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伟大的，但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这是次要的。我们的方针是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采取群众路线，在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比较少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就准备纠正。决不能作为反对肃反运动的借口。
从上面事实总的说来，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对肃反，污蔑肃反是有阴谋的。 由于他们是地主、军阀、官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物，他们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它的成员中有的历史上就有反革命罪恶，有的与反革命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革命分子和在三反五反……各个运动中被斗争过或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们，就是右派集团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这些人也就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所以章伯钧，黄琪翔对于杨虎，李伯球对于陈新、吴伯煖，张云川对于张东荪，关仲宜等和一般被镇压或拘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戚，抱着无限的同情与惋惜，要为他们呼冤 “平反”。在这次点火大发展中提出“三不怕”的口号，特别把被判过刑或曾经劳改的分子提作骨干，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他们为要保护其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肃反，这是很自然的。
最后，我要警告章黄李右派集团，你们的反动阴谋巳被揭穿，如意算盘打不成了，你们企图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违反了六亿人民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命运是注定你们必然要遭到可耻的惨败的，如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改过自新，历史的车轮就会把你砸得粉碎!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