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驳斥章黄李集团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特别是在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团结问题上所作的反动言行，我作如下的发言：
我的发言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对于这个集团，特别是他们的头子章伯钧，究竟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这个问题，进行揭露和分析；
第二部分, 对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几个主要反动论点作一些批判。
关于第一部分，他们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
作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的民主党派，在解放后本来只有接受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改造他所属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发挥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扩大统一战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这样才有它存在的理由。这是历史决定的必然，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所证实了的。 可是，章黄李右派集团对于这样的严肃任务，虽然并不是丝毫也没有认识，可是，他们拒绝改造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对于上述的任务是始终抵触的。长时期一贯的中间路线的幻想和它的反动实质这一面，他们始终不肯放弃。因此，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中的作用和不同的工作重点，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或者根本不去考虑。解放以前，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军事投机，对农民问题也只存在过一份空想的土地问题纲领，从来也没有为农民争得一寸土地。知识分子工作，至多在章伯钧眼里也只能浮光掠影地看见这个问题的意义，而实际除了当作政治手法玩弄以外，他们从来也不深入钻研这方面的问题。
应该说，章伯钧的经验，是看见了中国这个封建大国以至沦为半殖民地的长期历史发展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作为阶级工具的作用的。 可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序幕揭开以后， “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的真理，他是始终不能了解，而且是并不信服的。所以，几十年来章伯钧的政治生活终于还是停留在他所自己画象的 “马路政客” 的一付面貌。二、三十年的“左派”虚象，到今天归结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右派头目，这中间是包含有很丰富的意义的。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都有机会听过章伯钧无论在小型座谈中或者甚至在庄重的政治性报告中常常喜欢以“马路政客”自称，有时甚至以“流氓政客”自称。在一方面，这固然道出了历史的实际，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两面性的代表人物不可能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有这样的命运。但是在另一方面，章伯钧之所以喜欢把这样的标签贴在自己的头上的意图，是在于他认为这样可以 “语惊四座” ， “言人之所不肯言”，形式上也象似一种 “自我批评”，而实际是想借此换取听众对他的原谅、同情，以至于赞赏，以便于他对严肃的政治问题公然放射歪曲谬论，胡说八道的毒素。从实际影响上看，那些抗拒思想改造的右派和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每每甘作俘虏，认为章伯钧的说法“过瘾”说成所谓 “快人快语”，这就说明了他们思想相通的地方，也说明了章伯钧的意图，正在于煽动这些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落后面和邪恶念头，那反动的性质是非常显着的。这后一种歪曲现实、哗众取宠的作风，正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最恶劣品质的表现之一，它可以包含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以至流氓无赖性的内容，剥去字面，只能有反动的实质。这正是需要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认真改造的关键地方，却又正是章伯钧发挥“积极性”的所在。这里面利令智昏的个人主义因素和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本质的表现也是非常鲜明的。
要分析章伯钧的右派思想内容，那支离破碎，有时还带有封建僵尸性的腐朽气息，是很令人惊讶的。也可以说，在实际政治上他幻想要复辟资本主义；但他比附历史人物时却要赏识王莽可以得天下，喜欢称许刘邦和朱元璋的所谓 “流氓性”，有时又把自己联系到严嵩， 贾似道一类的人物，他甚至曾经荒谬地 “告诫”过一同在民主运动方面做工作的同志要“在后台说说闹闹不要紧，到前台就得 ‘君是君’， ‘臣是臣’ 。” 他又常好说些什么 “论语、孟子还大有用处”，要在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地方志书里 “找出做人的道理和治世的方法”。最荒谬的是他竟评价农民运动刽子手曾国藩的“家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上，并尽情诬蔑地告诉他的集团头目李伯球说：“毛主席得力于曾国藩，是马列主义与曾国藩相结合”。从这些表现中我们能说章伯钧的灵魂深处只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已吗?他那以为农民可以愚弄的用心是不惜溢于言表的。所以我说他还带有封建僵尸性的腐朽气息。这是一个落后于实际到了什么地步的一种知识分子呀! 可是章伯钧居然也能俘虏住和勾结起一部分知识分子，幻想凭借知识分子造反，“共图大业”。 这难道还不值得知识分子深深引为教训吗？
从上所述的情形看来，章黄李集团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态度，是根本并不过问这项工作本身的具体问题，而只是作为个人政治资本，在玩弄政治野心家的手法。如果说，在解放后他们社会活动的范围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而这个阶层在国家发展形势和党的教育下是在不断进步变化的，因之，章黄李右派头目们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不得不显露出不相适应了的情况，只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这个不适应的情况就愈来愈显著罢了。现在我们都知道章伯钧在1948年初到东北解放区的时候, 曾后悔不应该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他都是消极沉闷的，除了计较私人利益以外，只感觉自己不过是“西郊公园里的老虎”。这意思非常明白，党和人民希望于知识分子的是俯首甘心做孺子牛，而他们却觉得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敌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情绪，是这样形象化地分明。章伯钧常常好批评别人从阶级分析看问题是教条主义看问题，是不懂得实际政治，而他所谓“实际政治”也就是他所谓的 “实力”，至于 实力” 的阶级内容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他们是装作不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过程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在起着激烈的变化，章伯钧“跑马路”的政客作风，早巳没有市场，几年中他曾经改为跑旧书摊，跑古董店，直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人民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发挥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这个问题，将要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的时候，章黄李集团这才看出知识分子这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是可以利用的“实力”，居然看出 “民主党派大有可为”。“知识分子有力量” ，“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 ，要突破 “防区制”，要恶性大发展。去年五、六月间章黄李集团猖狂放火期间，章伯钧在科学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公开煽动说： “我看你们不用顾虑，你们有本钱，经得起挨几下。” 更不必说其他场合了。章黄李集团副帅的黄琪翔居然也从这方面看出“要有力量才能监督” 。黄琪翔妄想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说什么 “胡风问题是小题大作。过去军阀时代，大家争枪杆，现在大家争笔杆。胡风问题是共产党同胡风争笔杆”，道出了他看问题的军阀本色。到这时候才知道思想斗争的意义，也才看出落后知识分子是他们“实力” 寄托的地方。这右派集团头目李伯球也自以为 “懂得知识分子”，看上了这份“实力” 。这样章黄李集团黑色眼镜里面的知识分子问题，除了当作反党反人民点火的材料以外，不会有其它的意义，不是很显明的吗？对人民讲 “实力”，自己比喻作老虎，那么，他们着意在拖住已死的和垂死的阶级的孤臣孽子和三心二意的中间派分子，以至招兵买马，会集些劳改满刑的历史上的人民死对头，作为他们“实力”的凭借，不是逻辑的必然吗？
我们再回头温习周总理在前年一月十四日所作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首先指出这个问题提到当前的高度的来由，是“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报告中反复指出 “知识分子问题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 。又说，“知识分子的改造既然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改造过程的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我们再对照着章黄李集团究竟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那么，这一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从这个问题中看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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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谈第二部分，就章黄李集团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几个主要反动论点作一些批判。
章黄李右派集团认为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如章伯钧惯好用轻蔑的口气对待党的事业最忠实的支柱工农出身的干部，动辄说他们 “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说 “管人事的都是小辫子” 。黄琪翔也会装着关心 “知识分子的工作好象被迫着在干” ，说 “共产党员和农村出身的干部都是土包子大老粗”。 李伯球也居然叫嚣： “军人出身不能搞懂知识分子工作”，“党员杀气腾腾”。 这本来是右派分子的共同滥调，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文化本来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和社会主义正面抵触，正是需要认真彻底改造的东西。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正体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文化，党的事业的永远不断的胜利，也就是这个最先进的文化对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各色各样腐朽文化的胜利。“东风压倒西风” 已经是这个文化还将不断胜利下去的一句科学的总结。党员干部所体现的大公无私、实事求是、高度原则性和纪律性、以及忠于劳动人民事业的群众路线和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美德，是任何其他阶级所不可能比拟的。中国人民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经验，证实了为什么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文化最高峰的思想指导，我们就曾经蒙受过一百多年 “一盘散沙”、“东亚病夫” 的羞辱。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答复右派分子们：问题不是共产党能不能领导，而是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知识分子。因为严格意义的政治领导是指的历史前进的科学方向的领导，而所有一切不敢承认历史发展科学规律的剥削阶级是谈不上明确的科学意义上的领导知识分子的。 他们只是剥削阶级利益的结合，谈不上实现伟大事业的领导。就说章黄李集团吧! 试问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这些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还会有人会真心实意认为你们比共产党反倒更能领导知识分子吗？要说有，那就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你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丝毫高尚的情操的痕迹么？要说了解知识分子，那就只有党才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在共同事业的基础上、在工作的方向和组织上最能够了解和最能够关怀知识分子。也只有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才能进一步的帮助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和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潜在力量。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业务的具体领导问题，党始终是一方面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另一方面，不断地输送和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加强领导力量。事实也是通过这样的领导，通过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途径，在国家飞跃发展的总形势下才使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知识分子也正以能够和工人、农民结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兄弟联盟感到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无比荣誉。自然，轻视工农、仇视党员干部的右派知识分子，党是很难贯彻领导权的，因为这是敌我矛盾的问题。右派知识分子之所以比私营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表现上还更为恶劣，就因为他们自以为头脑私有制可以永恒保持，敢于抗拒改造，抗拒领导，才会放弃自觉改造的努力，而且沦为人民唾弃的右派分子。
总之，党的领导问题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最先进的科学知识问题，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狂妄叫嚣无非暴露没落阶级的腐朽思想内容，在这个问题上丧失了求知的勇气而已。
既然章黄李右派集团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平时并不过问，也并不了解知识分子的全面的真实情况，只是为了政治野心抓取政治资本，那么,他们所叫嚣的所谓知识分子特点，无非是一般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内容；主要是指的封建王朝统治下某一些旧知识分子的表现情况。所谓要执政者 “礼贤下士”，“三顾茅庐” ，才能 “士为知已者死”，什么 “清高恬淡”， “没有政治野心”。这些本来是长期封建地主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为封建王朝服务所积累下来的一些阶级遗毒，是卖身投靠之前的一种锻炼功夫，其实质的剥削阶级性是非常明确的。封建王朝历代有一套养士取士的制度，同时，地主阶级也需要一批知识分子，貌为“隐逸山林” ，实际在组成一个严密的阶级统治网。所谓 “恬淡”、 “清议”，无非是在地主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永远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为封建制度更隐蔽地担任着思想统治的工具。本来，封建王朝的交椅有限，还有宦官外戚的难于周旋，而且宗派矛盾中的官僚们动辄有杀身灭门的危险，而另一方面民不聊生、农民暴动的威胁又时常会显露出来，这就决定了他们尽管有 “致君泽民”的抱负，有的人也就不敢轻于幸进。但是“扬名显亲”的愿望不得满足，其实是至死也心有不甘的。少数人幸而得到满足，也每每没有好的下场。范仲淹所描述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正是封建士大夫永远不能解决的矛盾的写照。今天右派分子们迷恋僵尸而错认了时代，把那样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性格表现拿来煽动今天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幽灵，除了妄想实现反动的政治企图而外，是没有其他解释的。
实际上，如上所述的，只不过是阶级性表现形式的一面。旧时代的旧知识分子不只是好说所谓“清高”的一面，同时也鼓励那为了维护阶级利益 “任劳任怨” 的一面。(所谓 “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 )。毛遂自荐的故事也还是所谓的 “出处之道” 的一种。要对于这些概念作历史的分析，说到头来，毕竟还是阶级利害起了决定的作用。自然，封建秩序下所谓 “洁身自好” 的知识分子，也有身处一代王朝的末期，接近农民暴动或者引起民族危机的时候，看出真理在人民一面肯替人民说话，或者为人民与民族相结合的利益而出身战争。虽然他们总的要求仍然脱不掉为封建秩序而努力，但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毕竟体现了人民利益积极性的成分。这就是历史上人民所纪念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情况，文天祥与史可法正是这样的杰出代表。反之，更多的是那些貌为 “清高”，沽名钓誉，实质上是为了积累个人资本，希求统治者的另眼相看。所谓 “终南捷径” 的丑态就是很好的例证。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章黄李集团的右派分子叫嚣的所谓知识分子的特点无非为了一方面迎合落后知识分子，煽动他们坚持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打击靠拢人民、靠拢党的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贯彻他们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反动目的而已。也可见他们所叫嚣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实际上恰好是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的弱点，正是旧知识分子应当加强自我改造的弱点。倒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所纪念的极少数多少具有人民性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值得具体地分析，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积极因素。
要从劳动分工上概括地说，知识分子的特点倒是有的，那就是他们主要从事于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过程和成果比较突出地包含着个人所受社会影响和专业教育的基础和个人聪明才智等等因素的差异而显出不同的情况。而这些正是党所密切关心的地方，也正是党对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采取耐心细致贯彻团结、 教育、改造的方针的地方。正是针对着这样的特点，所以在知识分子的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劳动报酬……等等方面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目的，党经常注意改革、调整，和减除一切阻障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的因素。也正是针对着个人智慧这个因素的作用，被旧社会长期历史所歪曲或者夸张，所以党的教育着重在准备条件，启发自觉，加以实事求是的纠正。原来个人智慧在脑力劳动的成就，是建筑在前人和当前集体劳动的成果的基础上的，而体力劳动的成果尤其是基础的基础。剥削阶级正是针对这个特点，才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造成地位上的差别，而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脱离，以便于分别奴役，并培养知识分子成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党的不断教育和知识分子努力自我改造，才能在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之下，在端正认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真正价值及其关系，也才开始实现着有消灭两种劳动之间的任何界限的可能。难道说自命有知识、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不应当为了生逢这样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而振奋吗？
以上所说的，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立场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脑力劳动的不同的业务部门如何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这也正是党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科学事业的目的，为什么要号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问题。可是章黄李右派集团不在这些正当的方面下功夫，而只是一味拿旧知识分子应该改造的弱点，当作什么知识分子特点，发出狂妄的叫嚣。这除了扰乱人民的事业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反击以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
如前所述，这本来就不是章黄李右派集团所关心的问题。即使他们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动的煽动也还是利用罗隆基集团中人阴谋活动积累一些歪曲以至揑造的事实得出什么“六不”的点火材料之后，才看出有造反的文章可做，从而兴风作浪制造混乱的。章伯钧造谣说 “今天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这不仅是乱用科学术语，不问知识分子和农奴的劳动内容和阶级地位根本是不相干的两回事，而且就劳动强度来说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更不必说脑力劳动，根本不是在强迫的条件下能作出成果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浅近道理。脑力劳动的内容，要求于端正立场，观点，方法的程度，此体力劳动还要严格得多。实际情况倒是那些立场对立，抗拒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有些人是在白吃人民小米的时候叫喊过 “闲得发慌” 。因之对于他们并不发生什么紧张劳动的问题。至于那些能够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人民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紧张劳动是出于愉快的自觉，感到能够和工人，农民结成兄弟联盟，也能够像劳动人民一样为了伟大的共同事业而付出辛勤劳动，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光荣，根本不可能是出于强迫，更联不上什么“农奴”了。至于思想站在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大抵也认识劳动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又总认为自己是凭本事吃饭，按自己的劳动要得到应有的报酬；尽自己的责任求自已的享受。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自以为既不想沾光，也不想吃亏，是凭一种个人主义劳动者的态度在应付集体事业的。人民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需要也尊重他们的劳动的，如果他们的劳动对人民有用的话。但同时更希望他们提高认识、转变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面来。因此，对于这一批人来说，也不会给予多少超额的劳动，因为他们总在斤斤较量个人得失，超额劳动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也因此，对他们也不发生什么超额劳动问题。倒是这种斤斤较量个人得失的人，不懂得劳动与报酬之间，存在着一种法权关系的概念，正是我们生产还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之下必然留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偏偏他们容易叫喊劳动和报酬不相称，容易夸张他们劳动的实际。正是怀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做章伯钧这类右派头目的俘虏，不加小心也会自暴自弃，不爱惜自己的劳动技能，存在着滚向右派的泥坑里去的危险。甘心投效章黄李集团的右派分子杨济时长期对人民的祖国有抵触情绪，在右派对党对人民猖狂进攻期间也就发出和章伯钧类似的谬论。如他说“护士和住院大夫现在不是工人，也不是职员，说句不好听的话，是 ‘奴隶’” 。这谬论除了出于和章伯钧相同的反动阶级立场对人民的仇恨以外，对于具体业务范围进行煽动时，具有更强烈的毒性。
在这第三个方面的问题上，章黄李集团中的右派分子还有另一种毫无知识的人，连一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居然也要引用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遭遇来替落后知识分子说话。右派分子邓昊明就是这样的人。如他说：“刘邦虽然文化水平低，但他待他的部下文武大臣以诚就行” 。他就根本不知道张良、韩信是什么下场，自然就更不知道“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这样的故事。难道这也叫做刘邦以“诚” 对待知识分子吗？其他如伟大的古典历史学家司马迁的遭遇，和明朝一代专门为了侮辱大臣的，“庭仗” 制度，都是属于封建王朝除了欺骗笼络以外，有意侮辱知识分子的一面。李伯球恬颜自命的他 “能够懂得知识分子” ，应该也是属于邓昊明这一类的 “懂得” 吧!这也就附带的驳斥了所谓 “礼贤下士” 本来面目的谰言。
这是右派分子以为是煽动右派和中间派的知识分子的好材料, 对于那些在运动中受过追究、查问和处分的人物更便于鼓动邪风,大肆猖狂。在运动进行时在罪证确凿,万目昭彰之下这种分子固然不敢不低头伏罪，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头目们自然也不敢公然触犯人民的威力。偏偏他们都是反动的野心不死,不甘心剥削阶级的必然走向灭亡，于是借着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妄想在这方面煽动风波，从头倒算。这是全国右派头目们反革命活动的总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牵联到妄想推翻伟大的肃反运动的问题,这里我不多说。只揭举章伯钧的主要谬论加以驳斥。章伯钧说：“过去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伤了元气，这个方针 (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恢复元气。” 这里所谓 “元气” 很清楚的所指的是一切剥削阶级力量的残余。明明是历史注定了要死亡的东西, 章伯钧心目中却寄托着可以死灰复燃的妄想，这谬论里的反动意图是不问可知的。至于他惯好包庇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甚至敢于向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负责同志提出释放劳动改造队里面的所谓专家教授，说是“用劳改方法去改造他们不如用假释方法给他们做脑力劳动” ，这更是猖狂无忌，公然为老牌反革命罪犯张目，不过是章伯钧利用知识分子之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更露骨的表现罢了。
同志们，知识分子问题当前仍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前述周总理的有关报告中提过党要加强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必然，是知识分子工作进一步胜利发展的保证。事实也正在依据着这个决定在贯彻执行。可是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正在这个问题上作最后挣扎，敢于发动一度的猖狂进攻。事实证明，他们必然遭到溃灭性的失败，因为真理在人民的一边，所以力量也在人民的一边。人类历史自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割以来，肯为人民做事情的知识分子自来就受到人民的尊重和纪念，更不必说被最先进的文化所武装的工人阶级了，更不必说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历史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对照着章黄李右派集团玩弄阴暗、狡猾的手法，发泄疯狂反动、支离破碎而且还带着浓厚封建僵尸气味的腐朽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只有从获得了反面教材的意义上得到了益处，从而眼睛更明亮多了。
这些反面教材从反面启发了我们：没有理由再推迟彻底改造的努力，不应当抽象地对待思想改造的迫切任务。知识本来从实践中来，反右斗争的实践给了我们最生动最深刻的有关思想改造的知识，我们已经和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制度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经过右派和人民较量而遭受溃灭的教训，我们再没有理由不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错误的思想意识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知识分子认真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彻底改造自己，不羞愧地走进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是更加坚定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正在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全国性的革命热潮，下乡、上山，下工厂、到基层，走到工人、农民的队伍里，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更加密切地结成血肉不可分离的亲密联盟，就是具体的证明。我们揭露和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和一切我们所接触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正是最亲切的、最健康的革命火热斗争。在这一场斗争留下的最深刻难忘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历史声音召唤下，坚决肃清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改造组织成员，和改造组织，是我们今后的严肃任务。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