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是一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组织。它同章罗联盟一样，反映了那些决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他们不愿意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向前发展无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忽视这一真理，要孤注一掷，作绝望的挣扎。他们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准备过社会主义的关，顽固地坚持着已注定终必死亡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个右派集团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是要走与我们背道而驰的道路的。由各方面所揭露出来的他们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大量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了这个右派集团是反动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今天为了彻底打垮章黄李右派集团，肃清它的反动路线给本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所造成的恶果和恶劣的影响，是必须对他们的反动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
它的反动的意图、政治路线和煽风点火的罪行已有其他同志的专题分析和批判，我只想就这个右派集团的反动组织路线的实质和特点，作一简括的透视，当作对它进行总批判的一点补充，让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一群右派分子的丑恶形象，并从他们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多是些在解放时玩弄两面手法混过了人民民主革命关的马路政客。他们深懂得：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力量的强大的政权下，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叛乱，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要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意图，是需要作充分的准备，积聚行动的力量。他们也懂得，利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的勾当，是有许多更方便之处的。从1956年以来,他们就已开始利用他们长期霸占着我党领导地位的有利条件，到处散播荒谬的论点，找寻各样的机会，千方百计企图使我们的党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变成他们的扩大反动队伍的基地，变成资产阶级右派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他们为了达成这种阴私目的，是有着一套行动计划和步骤的，就是一面积极拢络、团结右派势力，来夺取和把持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实权，一面进行篡改我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路线，破坏我党正确的组织原则，鼓动和进行恶性大发展。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些计划的内容，步骤又是怎样的。
章黄李右派集团为了使他们的为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能够顺利贯彻，是采取了打击、排挤左派，欺骗、蒙蔽中间分子， 团结、统一、扩大右派势力的方针，运用着各种卑鄙的手法，夺取和把持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实权，以便为所欲为。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地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而下地打击排斥着左派同志 ，如在中央的季方等同志，在地方的廖少仪、唐午园诸同志，以及一些要求上进的同志都曾经是他们打击排挤的对象。对交叉到我党的共产党员，则是用表面客气，实际歧视的办法，如对待在中央的刘春、徐彬如同志，地方的周骏发、李散之等同志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明白左派和共产党员同志是决不会容忍和允许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是会妨碍他们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的。与此相反，这些野心家们是积极地展开加强团结右派和落后分子，集结右派力量的活动。不错，他们之间过去，在这个右派集团未结成之前，有着个人利害的冲突，有着各自集团或派系互
相争夺权力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质上都具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同一企图。他们有了这种基本的同一政治意图的前提，气味既相投，他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是不难克服的，他们的对立是一定会统一起来。如中央的章黄李与张云川之间过去矛盾很大，可是章等稍事迁就，争取，结果张不仅同意了，而且表示满意章等对我党人与事的布署和安排，以至恭顺地来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路线。在地方上，如浙江的李士豪与蔡一鸣之间原来也是长期存在着矛盾的，一经章黄李等的调解，他们竟亲热到要搬在一起住，把过去相互间的不愉快一笔勾销。这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力量就是这样地经过密谋策划，上下串通统一起来的。 章黄李右派集团是由章伯钧的亲信派，黄琪翔的骨干，李伯球的小集团和张云川系统的分子集结而成的，它是农工民主党右派队伍的司令部。我党各地方组织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之下，也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右派小集团，或右派小联盟，如大家都已知道的，上海的连瑞琦小集团，浙江的李蔡联盟，江苏的邓家黑店等，其它如武汉的欧阳平，安徽的李湘若、吴建东，福建的李述中、黄农、汪盈科、黄震，广东的云应霖、郭翘然、陈卓凡，广西的何自坚、张纯之，四川的郭仲衡、刘宗宽，天津的万福恩、杨济时、陕西的韩兆鹗等也都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右派组织。
他们，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野心家们，打击、排挤左派同志，团结、统一和扩张右派力量是如此。对于中间派则是采取两面手法，用一套花言巧语，鼓吹反动的修正主义理论，歪曲马克思学说，涂抹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并极力煽动社会上还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思想和情绪，迎合、支持中间分子落后和消极的一面，来蒙蔽、迷惑、拉拢他们，争取他们。
我们知道， 章黄李右派集团和它的分支，采取这种打击左派、拉拢中间，团结右派的方针，是企图全面地控制住我们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实权。为了这,自然它也有一套具体的人事安排计划。如1956年春间,黄琪翔首先不顾绝大多数领导同志和群众的意见，用假借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都已首肯的名义,欺蒙大家，使李伯球集团的骨干锺岱作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7年三中全会时，章伯钧又以突然的方式提出、并玩了卑鄙的手法强行通过了黄琪翔为副主席，杨逸棠、王一帆为中央执行局委员。甚至还拟提出李伯球为中央秘书长，终因大家坚决反对才作罢。像中央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依照我党的组织原则，是应该事先经过酝酿协商，然后提交会议讨论决定的。此外，他们还计划把臭名昭著的张申府调到中央机关，主持拟将出版的 “中华论坛”,把一贯忠实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动意图的他们各自小集团的骨干分子何仲珉、丘锷崙、丁方拓、王大鲁、张育康等提到更高的职位。对于地方组织他们也不肯放松，积极调兵遣将，安插各自的亲信党羽。如他们公开主张右派骨干欧阳平掌握武汉市组织领导实权，指示四川省委会要选右派分子刘宗宽为副主委，提右派分子连瑞琦为上海市副主委，还企图安排老右派王忱心去天津或山东领导工作。1957年初为了要以我党名义推荐王忱心、连瑞琦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章黄李也同样运用了卑鄙的手法， 搞成定局才向中央执行局委员们提出，征求意见。以上所述只是顺便举出的几个例子，说明这个右派集团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安插亲信，培养喽罗，来控制我们的党，企图把我们的党拖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在他们这样疯狂的阴谋活动之下，到反右斗争前夕，我党中央直属的十四个省市组织的领导权，除一二地区外，几乎都被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骨干控制或把持了。
章黄李右派集团在疯狂篡夺我党各级组织领导实权的同时，也积极布置了篡改我党正确的组织方针和原则的一系列的阴谋措施，为它的反动组织路线制造根据。
我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任务决定了我党的政治路线，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 是要作为党的助手，在共产党领导下，根据自己的原有社会基础和统一战线的分工，团结、教育、改造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的组织路线是适应和符合于这种历史任务和政治路线的要求的。
我党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历次会议所规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帮助之下，经过各民主党派协商而后制定的，是与我们的革命政治路线相适应的，是为它服务的。我们同意，各民主党派应根据各自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任务确定社会活动范围的重点分工，并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以中上层人士为发展成员的主要对象(1956年初六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我党的工作重点和发展对象以医药卫生界为主)； 以大中城市为建立和发展组织的重点；发展组织必须与巩固组织相结合，在巩固的基础上求发展；发展组织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吸收中间分子，适当容纳落后分子，拒绝政治面貌不清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组织；在执行工作上是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带动落后。 我们组织工作的这些基本的方针和政策体现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这也是我们党走向社会主义方向的保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 这些组织方针和政策的贯彻, 对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有一定贡献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对于右派集团企图造反的政治路线自然是不相适应的，对于右派集团企图进行恶性大发展，扩张，聚积右派势力必定会是起着阻碍的作用,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些碍手碍脚的。右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是可以理解的。从1956年以来，他们就已开始不断地喊叫,散播了一系列的荒谬论点,说什么我们的组织路线已经不符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的要求了, 鼓动同志们起来,篡改我们的组织路线。1956年7月22日,这个右派头目章伯钧在我党北京市全体成员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明确而集中地表明了章黄李右派集团所要求的是怎样的一条组织路线,他说: “今后民主党派可以进一步地发展，不能搞 ‘防区’ 制度，…… 在发展组织中有两顶帽子应该去掉，第一以前我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落后三类,……以后可以不必再搞这种对人的‘分类学’； 第二，以前我们把对象分成上中下三层，这个账很难算，算起来也是非常机械的，……过去民主党派只发展中上层，下层的不要，这种作法，今后应该彻底改变。其次，今后我们也不能只是发展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应该注意发展青年人。……今天民主党派要长期存在，要万岁，光发展老年人显然是不相称的。” 接着他提出了对吸收成员的意见，说“过去我们不想多去发展，所以对于入党的限制很严，今后我们发展组织，主要根据自愿的原则，政治条件适合就可以吸收，思想陈旧一些，保守一点，有些唯心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那都关系不大，不必因此而不吸收他们。……民主党派今后在发展组织上大有用武之地，几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尽可以发展到几十万人。我以为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在工作上要从这些地方着手。” 章伯钧的这篇讲话，这番“宏论”充分地反映了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动组织路线的实质，也是它的行动纲领。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他的所谓不能搞 “防区制” ，就是反对各民主党派要有重点分工，我们的党不要受医药卫生界和原有基础的重点限制，可以无所不包地吸收党员。要突破 “以大中城市为主”的规定、取消活动的范围、扩大活动的阵地，以至遍地开花。反对把人划分为进步、中间、落后，反对把发展对象划分为上中下层，加上要发展青年、以及他所说的思想陈旧、保守、唯心关系都不大， 这样的人可以吸收进来。这显然地是说，我们吸收成员的标准不必是具有进步性和代表性，不问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和能否起桥梁和骨干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不必采取以进步为骨干的方针。 他就这样地向落后分子、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开了混进组织的方便之门。章伯钧这个右派集团的主帅，他利用作为我党主席的合法身份，在几百个成员参加的大会上，明目张胆地发表这样与我党原有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主张，无疑地是企图给他们这个集团的反动组织路线制造更有利的论据，扩大它的影响，鼓舞，加强全党右派分子对进行大发展的情绪和信心，为后来的恶性大发展作有利的准备工作。一年来事实证明各级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是疯狂地在贯彻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组织路线。
上面已经说过，章黄李右派集团千方百计地篡夺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实权，篡改我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恶性大发展，收罗政治资本，扩张右派势力，以便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较量一番。恶性大发展可以说是这个右派集团反动组织路线最重要的环节，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罪恶行动。
章黄李右派集团为了恶性大发展能够顺利贯彻，取得合法的保证，是煞费苦心地找寻并制造了理论的根据。1957年三四月间，我党举行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时，章伯钧和李伯球在他们亲自参加作最后审定的党章修改草案的总纲上，就极尽反动的 “修正主义者” 之能事，把我党原有的党章总则中最重要的规定：“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针” 删去，却写上了：“本党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建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现在我国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已经同工农密切相结合……本党应进一步为建立社会主义作创造性的努力,广泛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 这就是说，搞大发展在主观方面，已有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在客观方面，知识分子已经同工农密切相结合。从而得出结论：“本党应进一步为建立社会主义作创造性的努力，广泛地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都已进步现在可以放手去发展了。为了掩盖篡改党章的这个罪行，章伯钧在作关于党的工作报告时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嚣，说什么： “现在民主党派是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在工作上不需再依靠共产党统战部，要当家作主，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搞，这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 “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特别是农工党更应该大发展，以补过去一度停止发展的损失。” 黄琪翔、李伯球和它的骨干们则通过小组会，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各地组织负责干部强调大发展的意义，进而作周密的布置。由于章黄李右派集团在会内会外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由于他们密室策划操纵把持了会议的领导权，右派的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中是占了上风。有人说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是他们反共和恶性大发展的誓师大会，是不能非议的。 到了共产党整风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恶性大发展已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更抓紧这一良好时刻派出了五路大军去招兵买马。王一帆去东北，杨逸棠去山东，张云川去河南，郭仲衡去云南，锺岱原定去山西、河北。 (锺岱因为行动稍迟，人民反右派的斗争开始而未去成)。 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章黄李右派集团恶性大发展的布置和实际行动，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后，就开始了。
1956年7月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右派分子，就利用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联合举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机会，经过密商，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拢络来京开会的人回去扩大影响，发展组织。当时被邀请的有五百多人。“请客” 之后， 就将被邀请的人的名单发到各地去， 指示地方组织和这些人联系。 各地组织也上行下效地大规模的请客， 假借招待会的名义进行争取、拉拢。这是他们亲自推行恶性大发展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接着又派右派分子锺岱到天津去创造恶性大发展的先进经验。锺岱到天津，假借统战部的名义，进行阴谋活动，乱发入党申请表，到处拉人。黄琪翔、李伯球等右派大将也到天津奔走呼号，参与创造这一个全国知名的，恶性大发展的“先进经验”。后来他们还向北京和全国各地介绍了这一罪恶的经验。同时右派分子李伯球、杨逸棠、王一帆等，也利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合法地位和视察名义到南方各地进行活动。公开号召和鼓动各级组织展开发展竞赛。
在章黄李右派头子这些行动的影响下， 由北京、天津、福建、浙江各地领先，全国各地组织就争先恐后地采取各种无耻的手段进行了恶性大发展。如右派骨干分子李士豪，就用拉、骗、抢、挖等种种卑劣手法到处拉人，为了发展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李士豪亲自把“入党申请表”送上门去。福建副主委黄震在莆田县发展时，一天一晚发了五十多份申请表。武汉市实行所谓三包政策，即责成每个成员要同时联系一个人培养一个人，发展一个人。章伯钧所称赞的天津组织的发展手段更为卑劣。他们对那些对党不满的人说： “加入农工后你可以不受共产党员的欺负” ；对那些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说： “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平反” ；对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说： “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做出结论” 。天津新华医院农工支部负责人竟公开对发展对象说：“你愿意参加也得参加，不愿参加也得参加”。天津有的人说，参加农工民主党，比买张电影票还容易。
北京市委会，在李伯球亲自领导下，发展组织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提出所谓 “三要”， ( 要面大、要量多、要速度快)， “三不要” (不要小手小脚，不要钓鱼方式，不要怕人多了搞不了)， “三不怕” ( 不怕历史复杂、不怕落后、不怕失业) 等谬论，要北京市组织 “动员人力、定额定量、确定要求、包干做好。”为了达到恶性大发展的目的,他们又运用了封官许愿、请客吃饭，软磨硬泡、招摇撞骗等种种卑劣的手法。对于有代表性的人士，便亲自出马，百般迎合；对于要求进步的人士，便以 “可以帮助参加共产党”为钓饵；对于犹疑不决的人士，便以“你们党委已经同意”相欺骗。更无耻的，如果有的机关党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便恶毒地污蔑 “党委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或者是 “党委有宗派主义” 。他们的入党批准手续，除了取消自传，简化入党申请表以外，竟滥到有的是当面口头批准，有的是电话批准，有的只是在火车里一谈话或者请吃一顿饭就算入了党了。
由于恶性大发展的结果,全党由1956年至1957年6月发展了6，698人，增加了2.75倍。天津增加了20.28倍，上海增加5.18倍，陕西增加12倍,浙江增加4.65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党建立了20个市(县) 级组织，其中广东建立了6个县市组织，一个镇的组织，浙江在十个县市内进行发展，诸暨县还发展到了农村去了。
北京市在新发展的586人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如中统、军统、劳改、管制、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分子就有205人，占发展人数35%；在发展的586人中,已发现右派分子81人，占13.8%。
天津市根据6个支部95个成员的材料统计,有50%以上的人有历史问题的，其中有反动党团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汉奸、反动会道门等。
福建黄震在莆田县一次发展的8个人当中，有7个尚未作结论的肃反对象。
陕西在两个月中发展了133人。根据西安市医卫界14个单位所发展的97个新成员材料的分析，属于反动党团分子,历次运动被审查的分子，以及怀各种阶级仇恨的分子，竟占到76%。 初步了解，陕西组织全部成员中没有左派，整风运动开展不起来，基层组织生活不能进行，整个组织形成严重瘫痪状态。
在鸣放期间,章黄李右派集团派出王一帆到东北发展了20余人，既无机构，又未建立基层组织，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对于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组织路线的实质和特点，我们只作了简单地透视。就凭这些简单的事例，已足以看穿它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质和它的丑恶形象。
同志们，我们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站稳立场，彻底打垮章黄李右派集团。
我们党的中央有决心进行根本改造，清理组织，肃清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路线给我们造成的恶果和恶劣的影响，端正我们的组织路线，使我们的组织成为一个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