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过渡，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必须有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中各现象有规律的变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经过苏联40年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检验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的这一最重要的原理，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并且大大地给以丰富起来了。
“这些共同规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它的建国前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的工作活动，都是按照它的客观规律进行的。谁要想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他就不能忽视这一客观的规律性，从而认识这一共同规律在行动中掌握这一共同规律，如果要以人们的意志来改变这一规律或反其道而行之，必然碰得头破血流，最后遭到可耻的失败。
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却不是这样，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民主集中制，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归根一句话，他们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要求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政治上最积极的一部分。
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在生产方面，国家事务方面，政治经济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 与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联系起来发挥它的指导力量，进行它的领导作用，而这些方面的联合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妇女、青年群众组织，文化科学教育组织等等)又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据点。
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都非党的指示不可。只有党才能够统一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活动。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和灵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够赢得对自己的阶级敌人的胜利,就不能够推翻他们的政权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不能够在革命胜利之后掌握和巩固已夺得的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
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青年的群众组织，最后，党还领导着各民主党派，党在一切组织中实现着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这些天经地义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正是符合于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要求。
然而右派分子恰恰在这点上面进行恶毒的进攻。认为“党的领导为一切矛盾的根源”“党不能作为领导的核心力量” 。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对党的领导。
章伯钧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必然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他强调取消学校党委制。
我们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就是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具体业务部门，再推而行之于全国。这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制度是载在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上面，亦为全国人民共同讨论通过的。无论党员与非党员都不可能拒绝这种领导，党员为保证党的政策的实行，更不会阻碍非党同志在他所属职务范围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这是自然之理。而章伯钧却以此领导制度，必然产生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因此这种权必然是他职务范围以外之权，否则机关党委岂不是要违背党章触犯党纪？不仅于此，而亦是对于人民事业有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不肯为的事。既然如此，那末章伯钧所要的权，则显然不是他所属职务范围之内的权，而是未经改造好的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人事特权和财政经济的特权，从他在交通部和农工民主党方面挪用、滥用公款和人事布置的具体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
再看黄琪翔,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他在1956年政协视察工作座谈会上说: “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如何配合的问题, 将来可提到大会上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行政首长对底下的人事变动完全不知道,制度不合理。”
黄琪翔从人事问题上来攻击党的领导，说制度不合理，他认为行政首长对底下的人事变动不知道，就是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的不配合。也就是说行政首长并不能过问用人行政事情，就是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发生了矛盾。这是他从旧社会带来的反动官僚思想在这问题上的反映；在黄琪翔来说本不足奇怪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绝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因此,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人事行政，自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不以行政首长为转移，根据一定的标准给以调遣升降，本是很自然的事，而黄琪翔却看不惯，因为不能实现他的思想上“任人唯亲”。“官而有僚”的路线，使他这样一位首长无法形成他一派的官僚势力，使 “国家已经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势力而存在。” (马克思语)。 他 (黄琪翔) 又怎能不失望呢？ 因而觉得党的领导和他思想上的行政领导是不配合的，于是肯定这样 “制度不合理” 。
再说李伯球， 他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更是纡回曲折，狡诈阴狠。
李伯球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来说，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 但是，李伯球认为：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这种教育，机械用阶级斗争原则来掩饰自己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要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李伯球前一段话， 比起章伯钧、黄琪翔二人说得更坦率露骨，直言不讳地说：“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 章伯钧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必然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若稍加推敲，也就是说党外人士有职党内有权；一个有职，一个有权，权职分开，岂不也是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发生矛盾吗？
黄琪翔说：“我们行政首长对底下人事变动完全不知道，制度不合理”。提出 “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如何配合的问题” 。 这是把有职无权的问题影射在里面。不说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之间有矛盾，只说它们中间需要如何配合的问题，这是黄琪翔一向惯用的隐蔽手法。
章黄李右派集团，他们借有职无权与人事制度问题来攻击党的领导，认为党的领导为一切矛盾的根源。要解决矛盾，只有取消党的领导；所谓 “党领导核心力量，最多只有五年” 的说法，意义即在于此。
李伯球在后一段话中反对党的领导更是阴险狡诈。他利用党号召党员与非党同志反对特权思想，对党的领导进行恶毒攻击。他说：“许多共产党员机械的用阶级斗争原则来掩饰自己的特权思想，要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这就是说要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就要整掉党员的特权思想，要想整掉党员的特权思想，首先要取消阶级斗争。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三种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而政治斗争的目的是在于夺取政权并保持它和巩固它，这种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根本的阶级利益。因此，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别说取消阶级斗争，如果工人阶级政党没有政治斗争，则党将变成赤手空拳，成为尘尾清谈的自由主义的组织，那将是社会主义屈服于资本主义或者是和平共处，从何实现它的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呢？李伯球要整掉党员特权思想不是别的，为的要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政治斗争，最后达到取消工人阶级领导——党的领导。
领导与被领导作为阶级来说不仅表现着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也必然表现着阶级斗争。整风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关系，在整个过渡时期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制服敌人， 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 右派分子们又采取从反对和诽谤忠于人民事业的党员，来间接反对党的领导。
黄琪翔在农工中央常说：“接受共产党领导，不等于接受共产党员领导。” 1953年他在武汉时，对干部说：“共产党员也不是那么理想的。”
张云川在今年3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上说： “我们拥护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共产党的主义和政治路线，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领导者，语云‘两姑之间难为媳’，如果这样说，则一千二百多万个党员就是一千二百多万婆婆，就会使一个做媳妇的人太难做了。”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受到各种各样的残酷迫害，牺牲了无数的优秀党员，在国内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战争时期，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争得了在人民群众中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就是因为他们勇敢地和奋不顾身地维护着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久经战斗、千锤百炼而与人民血肉相关联的共产党员，在执行党的决议、命令，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时，难道可以说我们只接受党的领导，党的主义和党的政治路线，而不需要党员进行领导，掌握一系列的工作活动？他们只接受党的领导而不接受党员领导，并说党员不是那么理想，好像右派先生们有了很高的觉悟本领一样。其实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在反对党的领导。
诚然，党的领导首先表现在它制定政治路线，确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际活动的任务和方针上。但是这些实际活动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工作者的非党同志参加与保证其实现，那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就让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像是“虔心诚意”地只是空谈接受党的领导就可以行了吗？这不是说我们要以党来代替行政，而是如斯大林所说： “党通常只是领导这些活动，它所以能领导这些活动，在于它有本阶级的支持。” 这就是说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党员的活动上，而且也表现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上。这种把党与党员割裂开。只接受没有党员的党的领导，请问天地间有是理乎？其用心所在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更是恶毒地拿封建家庭的恶婆和等级制的观念来丑化党员。这种庸俗的攻击和侮蔑是不值一驳，反倒说明他们反对党的领导，是无所不用其极。
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目的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必得有代表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即在这点上说： “共产党包办一切，不民主。” “党包办了政府” ，“实线是党，虚线是行政。” 等等谬论。今天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有多少党外人士在那里工作和有多少党员在那里工作，事实是可给以有力的回答，那不是包办一切。至于说今天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活动的领导，应该是、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承担这种领导，因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决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必须有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权组织，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故又必得有其政党来领导这种专政。没有这种专政，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对剥削者的暴力,而且意味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是改造旧的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生活和组织新的经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生活的杠杆，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思想的工具，是消灭阶级和建成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 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 为着实现本阶级 (无产阶级)的专政进行它的领导作用，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什么包办和不包办的问题存在。右派分子骂共产党包办一切，他们的企图实际上不外两种： (1)他们说 “党包办一切” ， 从而要限制或缩小党的领导，以达到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 (2)他们说 “不民主” 用意就是要让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参加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这样那就是 “包办”。你要包办那就是 “不民主”。他们想用这种诘难的方法来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再说到 “民主” 吧。无产阶级专政，标志着民主的巨大发展，它代表着劳动者切身的利益，实行劳动者大多数人的民主，代替了虚伪的供少数人、供富人享受的资本主义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为人民保证了摆脱剥削，摆脱压迫，摆脱贫困的自由和最广泛的政治权利。我们今天工人不受资本家剩余劳动的榨取，农民不受地主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整个国家摆脱了资本的压迫。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除了一部分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有妇女、青年，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人员，有农民，有工人及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战士，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社会组织，都有代表参加。这难道不是事实？这样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梦想不到的真正民主？马克思说： “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生存的环节……。”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受尽了压迫剥削、经济危机、饥饿失业以至无法生存下去。这种供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和供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民主，请问，有什么地方说是符合于全体民众的现实要求呢?它的国家制度又能有那一点说是符合于人民存在的愿望呢？再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吧!这是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最欣赏的，而且心焉向往。 在英、美、日本，它的上议院议员都是些大资本家、贵族和元老、重臣。还保持了不少的封建特权。它的下议院议员除了银行公司老板和财阀，没有青年、妇女，更没有工人和农民。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所以我们说：资本主义民主只是供少数人和富人享受的民主，是虚伪的，是欺骗的。右派先生们，难道你们可以不承认吗？
总上所述，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对党对国家的领导，根据他们各人的论点，综合起来，可以大别为三类：一种是说：党的领导为一切矛盾的根源，言外之意，要解决矛盾只有取消领导。所以说 “党的领导核心，最多只有五年” ，这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其次是间接的：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接受党员的领导，从否定党员的领导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更恶毒的是以反对特权思想的幌子来反对阶级斗争，从而取消党的领导。
第二类是说：党的权限太大了， “包办一切，不民主”。他们希望限制或缩小党的权限从而达到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他们所说的：“不民主” ，就是要让他们参加领导，从而夺取工人阶级领导权。
他们用这三类的方式方法来反对党的领导，要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退出对国家的领导，好让他们横行无阻，按照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面貌来领导国家。
我们懂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于国家的领导权是革命发展和巩固革命胜利以及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的最重要而且决不少的条件。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反对或给以怀疑。右派分子们独独在这点带有关键性的环节上要与我们较量，我们必须与他进行辩论并给以驳斥。
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右派分子在人民天下固若金城汤池的今天，甘冒天下大不韪，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莽冲盲撞呢？因为,我们国家自从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改造——三大改造后，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限制到改造，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工商业者 (资本家) 少数人所有权变为劳动者多数人集体所有权，使资本主义占有者——资本家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直接生产者——劳动人民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起来。这种翻天复地的变革，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自然有些人感到失去了剥削手段和剥削对象是不惯的，不高兴的，起而反抗，决不是偶然的。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出， 在工商界，在知识界，在民主党派内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上已在进行；就已经看得见有许多人希望长期保持 “新民主主义秩序”，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 ，实际上就是不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而让资本主义得以自由发展，使中国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章伯钧所倡导的 “两院制”，黄琪翔对于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治工作，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各方面”的不愉快，和李伯球所要 “扩大民主生活”，不都是针对这个要求而叫嚣吗？
他们这种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正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动性；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利润”，“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飞机、大炮、毒气、原子弹、核武器是最好的生意，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资本家愿意生产这些杀人工具，而不愿意生产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资料。
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以自由雇佣，自由买卖劳动力的关系出现，把人不当作人而当作商品看待。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剥削雇佣的过程、 资本积累的过程” 。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不可调和，表现于一极即资产阶级方面财富的增长和另一极即无产阶级方面贫穷、饥饿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和财富靠着加强剥削工人阶级和掠夺殖民地人民而增加”。今天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不再是资本。人剥削人的现象归于消灭，不再有雇佣制度。则资产阶级不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又怎能叫他们不惊慌失措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而招魂?所以章伯钧说：“只住洋房坐汽车，而没有民主自由的精神生活是叫人活不下去的。” 他们所要的民主不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财阀们为着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公开为战争罪犯制造最利害的杀人凶器的民主？他们所要的自由，不就是殖民主义者对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买卖劳动力，剥削剩余劳动的自由吗？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把人们分开，而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生产社会性的基础上) 却把人们联合起来。而且社会主义所有制正是反映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和劳动的高度社会化，是贯彻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全面民主，是全体民众现实生活的民主，是最彻底的、真正的民主。这岂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能比拟的吗？
章黄李右派集团，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历史根源，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占有了他们的一切，他们梦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一逞其野心，因而公开反对党对国家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 你们是失败了，你们是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就象1848年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一样； “……堕落成了一个既脱离君主又远离人民的孤独等级……对前后两者都持着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这种利己主义态度；……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种大风暴来谋自己的利益；毫无毅力，到处剽窃；……自己跟自己讲价钱” 。(马克思语)这不就是你们很好的写照么!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