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到来以后,章黄李右派集团采取坚决反抗的态度。右派集团为了妄想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外形势上，很自然的凭他们主观愿望，会作出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估计。右派集团认为资本主义还有活力，不会发生危机；相反的，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发生，是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削弱，世界形势要变的表现。因此在国内随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1956年党在科学文化范围内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1957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及5月间在全党范围内开始整风，右派集团认为都是国外形势在国内的反映，国内形势随着国外形势要变的表现。现在就右派集团对国内外形势所作的错误估计分别加以批判。
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估计上，右派集团认为资本主义还有活力，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比苏联要强，战后的西德和日本，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搞得好，并且不承认资本主义会发生危机。章伯钧不止一次地说，资本主义还有活力， 资本主义会发生总危机，是斯大林骗人的鬼话。因为他们妄想要复辟资本主义，首先要肯定资本主义不会发生危机，还有活力， 可以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也是合乎他们的逻辑的。
资本主义会发生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斯大林告诉我们：“旨在获得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数百万劳动群众——资本家时时在努力把他们的生活水平限制在最低限度上——购买力所及的需求的相对缩减，是这种基本矛盾的表现，” 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也都有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的社会的全面危机。它的第一阶段，斯大林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亚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的，但是这两个阶段不是彼此隔离的。同时斯大林也告诉我们：“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现象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这些话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当前时代的主要内容。章伯钧把资本主义会发生总危机，说是斯大林骗人的鬼话，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反动立场和对斯大林的仇恨。
这次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说： “现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些国家，暂时仍保持着的比较景气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备竞赛和其他暂时的因素的不巩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 也同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新的震动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告诉我们，责本主义暂时能保持景气，是靠军备竞赛和其他偶然因素产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但无法克服，并且正在继续加深。这是资本主义在死亡前的应有的现象。
右派集团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还有活力和反对社会主义，还说战后西德、日本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搞得好，这是恬不知耻的说法。在东欧人民民主的兄弟国家里， 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权利，生产力正在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保证了广大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 在维护和平、进步和自由的事业中，东欧人民民主的兄弟国家和中苏两国一道，也作了巨大的贡献。西德、日本的劳动大众,仍喘息在国内外双重反动势力统治和压迫之下，他们几乎没有民主自由权利，大多数不得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即使西德、日本的某些部门的生产，可能超过东欧人民民主兄弟国家，但这是过去历史所造成的，根本不是如右派分子所说的现在搞得好。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时日,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某些部门的生产如果没有历史条件的限制，必定会赶上和超过西德、日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决定了的。右派分子为了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恶毒地对东欧人民民主兄弟国家的诬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是白费心机的。
西德阿登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已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统治集团坚持亲美政策，对 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德日两国统治集团追随美帝的所作所为，为两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唾弃，但是右派分子还为他们捧场，这难道还不是为他们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明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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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右派集团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和世界形势转变的开始。因此他们本来潜伏着的复辟资本主义思想，逐渐趋于表面化了。章伯钧不止一次的公开说： “社会主义民主还在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 “苏联情况变了，我看中国情况也要变一下才好。” 甚至在反右派斗争前不久，章伯钧这样狂妄的说： “毛泽东思想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莫说党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产党内90%的党员也跟不上。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就是机会主义， 我们要掌握时机。”但这只是右派分子不可能实见的主观说法。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揭露过去工作上某些错误，正是党内生活高度原则性和马列主义伟大生命力的表现。因为个人崇拜，缩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降低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则,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冲突的。由于斯大林后期欣赏个人崇拜，在苏联国内外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为了使社会主义生产力获得更蓬勃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个人崇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党和集团也是不可能作的，只有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政党，才有展开这样伟大的勇敢的斗争的可能，与右派分子估计相反，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强的表现。
右派集团分子还别有用心地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这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 个人崇拜是过去长期所留下的， 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在小生产者中间也有它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即使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小生产经济巳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思想，还会在人类头脑中保存下来，但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它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与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是不相容的,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展开的坚决斗争可以证明。
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王将相或其他伟大人物。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曾经同硬说历史是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不正确观点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与个人崇拜作坚决斗争。右派集团想利用斯大林个人的错误，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用心也是十分恶毒的。
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也是右派分子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苏联在20次代表大会中揭露了很多的错误，我们不要再向苏联学习了，不向苏联学习，也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心更是险恶。尽管我国有许多特点，但是我国革命是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中国革命是伟大苏联十月革命的继续，为了在建设中少犯错误和少走弯路，苏联的经验不论成功和失败的，我们都必须认真学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借镜。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不但必须认真学习而且必须结合中国情况，坚决去执行。右派分子企图否定我们向苏联学习,硬说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我们走十月革命道路，正和帝国主义者叫嚣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一样，帝国主义所要改变的，也正是这条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是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国六亿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六亿人民的意志，右派分子任何伪装和花言巧语不会发生作用的。
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表明，正同右派分子估计相反，社会主义制度更坚如磐石，社会主义生产力更有了空前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提高。中国的情况不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任何方面发展的迅速和成就的巨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右派分子当然都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他们要掌握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因此永远要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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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叛乱事件的发生,右派分子认为是继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削弱的具体表现,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后世界形势转变的继续，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缺点所造成的。章伯钧恶毒地说：“匈牙利事件是斯大林遗毒的暴发，是自发的民族民主运动。” 黄琪翔也公开说 “匈牙利事件内因是主要的，如果认为只是美国人搞的，这种说法不公平。”
由于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兄弟国家之间，某些具体问题上引起了若干不良的后果。苏共20次代表大会后,苏联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加以消除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勾结匈牙利潜伏着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匈牙利人民对党政措施上某些不满，制造了叛乱，首先想在匈牙利国土上，复辟资本主义统治，并从这个已打开的缺口，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来进攻，进而实现他们改变共产党世界似乎可能的迷梦。多年以来，帝国主义者不但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颠复活动，并且还以颠复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在美帝历年预算中，有不少美金用在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颠复活动上。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开始时，所谓“美国匈牙利民族委员会”公开承认同匈牙利的地下活动者取得了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也承认美国政府事前就已经知道有关匈牙利暴乱的一切情况。在匈牙利暴乱发生以后，美帝就向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表示敬意”，还提出以两千万美元的物资，援助“纳吉”政府。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被击退以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的荒谬决议，并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根据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一系列狂妄行动，可以充分说明，匈牙利叛乱是美帝国主义与匈牙利国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制造的事件，而美帝国主义在这叛乱事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右派分子把匈牙利叛乱事件，说成是民族民主的自发运动，把匈牙利叛乱事件，说成内因是主要的,说如果认为是美帝国主义搞的， 这种说法不公平。 我们认为在匈牙利叛乱事件上，右派分子扮演了帝国主义代言人和辩护人的重要角色。
根据右派分子上述的反动说法, 在匈牙利叛乱时,对苏联人民应匈牙利工人党请求, 出兵援助, 右派分子很自然的和国际帝国主义作同样的叫嚣，认为苏联干涉匈牙利内政。我们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策划巳久的阴谋，不但是对匈牙利的颠复活动,而且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又一次最严重的进攻。苏联的出兵援助, 粉碎了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武装叛乱，击退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猖狂进攻，这正是苏联人民忠于国际主义原则，伟大的正义行动，是符合匈牙利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利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利益的。
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以能在国内大量潜伏，以致使帝国主义有利用的可能，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叛乱，这是由于匈牙利过去的党政当局没有认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造成的。而因此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这只能说还没有很好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把匈牙利叛乱事件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正和右派分子把个人崇拜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一样，是极端荒谬的。至于匈牙利党政当局在工农业建设上的某些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 人民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错误可以改正，并且当时已在改正中。如果右派分子以此为借口，说成是匈牙利叛乱事件的原因，也是为匈牙利国内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行的说法。右派分子还把匈牙利事件，说成自发的民族民主运动，不但是对苏联重大的诬蔑，并且还是一种破坏苏联和兄弟国家友谊的恶毒说法。即使在斯大林后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但总的说，斯大林忠实地执行了国际主义的原则，给了兄弟国家无私的巨大的援助。 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当然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但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很显然是为了剥削别国的劳动人民。苏联早巳消灭了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是工人和农民, 根本不存在剥削别的国家的需要和可能；正相反，苏联在帮助兄弟国家解放之后, 给了兄弟国家巨大的无私的援助。右派分子带着狭隘的民族偏见, 故意夸大苏联与匈牙利兄弟国家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无非是想歪曲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愿意看见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新型的国际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剥削阶级早已消灭或正在消灭, 领导这些国家的是共产党, 都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针，都以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从本国人民利益出发，也从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休戚相关的，根本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即使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也是比较次要而决不是根本的主要的，因而可以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得到解决。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
帝国主义在制造匈牙利叛乱的同时，也对民族独立运动作了进攻。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野蛮的侵略，使世界和平一时遭受更严重的威胁。右派分子很高兴地认为“埃及战争已打起来了，很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民主党派很有作为。” 但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埃及和阿拉伯人民的坚决反抗、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下，特别是在苏联政府的严正有力的警告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失败。虽然战争只有持续七天，但在英、法帝国主义国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英、法帝国主义的战争首犯不得不相继下台，右派分子想趁机捞一把，也变成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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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问题，章伯钧在反右派斗争以前，还另有一种别有用心的说法，认为生产、生活，和平和团结等问题是当时国际间普遍存在的中心问题。章伯钧对国际问题的这种说法，不仅仅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在国际范围内的存在，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和平人民之间对立的这一个最根本的事实，而且还是借这几个问题，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的那些反动宣传，在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中，起了极大的点火作用。
在生产问题上，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为全民所公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物质和文化的生活的提高，因此生产力有着空前未有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却为一小撮资本家所垄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一小撮资本家追求最高限度的利润，广大人民过着穷困的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生产力只能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章伯钧却只字不提，所谈的是生产的计划，布置和经营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生产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当然是说不上的，因而章伯钧所说的完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他吹毛求疵的对苏联和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工农业发展的比重上存在过的某些错误，作了很多的攻击和讥讽，但是他的态度还是隐蔽的。
在生活问题上，章伯钧根本不说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的穷困，以及人民怎样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与剥削阶级作斗争，当然也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生活的如何改善和提高，以及这些改善和提高如何获得的。他在笼统的说了在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生活问题，阶级消灭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是所说的生活问题之后，就强调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是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向上爬的， “向上爬，步步高升，是人们生存的欲望”，因此他肯定地说 “向上爬并不是完全不好，只要爬得合理，” 怎样叫作合理，章伯钧没有加以具体的说明。 章伯钧鼓励一般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向上爬，他的用心何在，我们是不难测知的。
即使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不能相应提高，也不行，章伯钧不止一次地说：一个人穿的好，吃的好，如果不让他独立思考，一切都照别人指挥，要坐就坐，要站就站，这种人同样要闹革命的。他的这些话不只是骂社会主义民主不够，并且还想煽动叛乱。他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和制造叛乱的阴谋，从这些话中已暴露无遗了。
在1956年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庆祝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声中，右派集团头子章伯钧却说： “北京是高楼大厦，黄油面包，相隔40里的武清灾区，农民有的在吃树叶，”“肃反伤了知识分子的心，天津码头工人曾闹过事，农民学生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我看长此以往，老百姓会造反的。” 不但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仇视，同时还装作只有他一个人悲天悯人，关心人民疾苦的样子。在此以后不久党在文化科学范围内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右派分子认为这是非马列主义思想可与马列主义和平共处的开始，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削弱，他们所争思想自由的实现，同时也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中，反对教条主义在我国的反映。所以右派分子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经常说： “马列主义就是那么几条，没有什么可学的。” 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家书和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东西，中国人很习惯，治理中国有用处，将来还会盛极一时的。” “加上资本主义 ‘民主’，使社会主义更完备些。” 他们尽其力之所及，来贩卖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
和右派分子的想法相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正是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加强，而不是削弱。党提出这一方针是为了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使之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使文化科学部门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清除，不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不好的影响。因为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思想还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存在，并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上会反映出来。但是思想上的是非问题，不是依靠粗暴简单的办法可能解决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自由讨论，错误思想才能克服，正确思想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思想才能清除，工人阶级思想才能树立。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永远是在和谬误不断斗争中发展的。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上，通过自由讨论，相互争异，使文艺科学工作者本身，克服不正确思想，掌握马列主义世界观，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同时也教育了群众，使群众能识别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思想，能识别香花和毒草，从而能锄绝毒草，培植香花。由此可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加强马列主义思想在文化科学领域内领导的必要方法，也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正确方针。
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但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会发展和繁荣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反动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必然会被锄为培养香花的肥料。右派分子虽然很险恶的反对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企图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同时，右派分子妄想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在思想范围内复辟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必然会被人民锄作培植香花的肥料。
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前后，曾想在政治上展开争鸣，把繁荣科学文化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篡改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煽风点火的手段。 这个阴谋虽曾迷惑过一小部分知识分子, 但为时不久，即被人民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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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右派集团认为是一党统治的转变，多党制度的开端，也就是他们所寤寐求之的 “政治自由”的实现。他们认为这一方针比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更进一步满足了他们政治上的欲望。因此右派头子章伯钧到处强调民主党派应该自己当家作主；民主党派已经成熟，共产党再加帮助，会妨害民主党派的发展，不但如此，章伯钧还要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你不行，我来” 。 “民主党派大有作为” 更是成了章伯钧在大众面前宣传的口号。
这当然也是右派分子的主观想法，“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在我国永远是不会实现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的发展。毛主席在1950年在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曾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这就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与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的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民主党派必须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六条标准，联系和代表他们成员，并帮助他们完成社会主义本质的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民主党派本身通过这种改造成员的工作，也逐渐改变它的阶级基础，逐渐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右派分子的想法,正是把民主党派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党, 所代表的正是资产阶级落后的一面，而不是帮助它的成员作社会主义本质的改造。这就丧失了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
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更不否定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共产党来说，民主党派的监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监督，来自广大人民与党员群众。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所提意见和批评，必须合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的六项标准，才能发挥监督的作用。右派分子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妄想“你不行，我来”，所能起的监督作用，正是资产阶级政党骗人的一套手段，决不是人民所能容忍和允许的。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联合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果。它要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者，并且杜绝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和专政，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也只能由共产党领导。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也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右派分子妄想反对党的领导，而实行“你不行，我来”的一套，难道不是为了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吗?难道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不在党的领导之下，能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者，和杜绝资本主义产生的可能吗？这只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右派分子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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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右派分子的估计是：在我国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敌我矛盾已不存在了。他们在这一错误的估计下并且进一步诬蔑我国过去各项运动是过火的和错误的。右派分子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如果这样搞下去会造反的。” “镇反、三反、肃反中所遗留的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 右派分子还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与工农密切结合，不再需要改造,同时还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产生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巳基本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由于社会关系的这种伟大转变，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主席针对这种新的情况，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也就是说不能用处理过去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致损害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积极因素；为了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更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有十分必要予以正确的处理。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已成国内主要矛盾，这并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在目前有什么尖锐化，也不等于说敌我矛盾已经消灭。正相反，人民内部的许多由于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而产生的矛盾，现在正在消灭，人民的团结有着空前的巩固和扩大。但是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我国社会生活刚转入社会主义轨道，生产关系与生产方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都会有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同时在国内还有反革命残余和反动阶级存在、国外敌人的颠复活动和可能侵略的危险，也都存在，我们决不能忽视，不过在目前已退居次要地位罢了。这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采取专政的方法来处理。
右派集团在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以后,强调敌我矛盾已解决, 这不只是他们主观片面的想法，而是他们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敌我矛盾的消灭，在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结束，也就是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肃反、三反等五大运动，安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人民的认识，促进了三大改造高潮的到来，当然对于反动派是不利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集团认为过火错误，也是不足为奇的。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右派集团强调知识分子已与工农相结合，不再需要改造，更强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目的无非是以此来迷惑知识分子,是想争取知识分子来作为他们阴谋造反的资本的一种伎俩。但出于他们意料的是，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没有被他们所迷惑，他们对于知识分子估计得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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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党开始整风运动后，右派集团认为党搞不下去了，他们起来 “收拾残局” 的时候到了,于是右派集团中人到处造谣说党有困难；党外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有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党内有纠纷，还会有类似高饶事件发生。他们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为了在我国内要避免匈牙利事件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匈牙利事件仍然将不可避免，并且已临匈牙利事件前夕，情况严重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右派集团中人怎能不高兴？所以章伯钧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说：“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章伯钧还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表示愿意挺身而出帮助党来 “收拾残局” ，其狂妄无耻真是达到极点!
整风运动的目的，正如整风运动指示所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最伟大的表现。
在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时间内，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了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史无前例的辉煌的成就，我国落后的面貌，已经改变，我国的国际地位，巳空前提高。但党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进一步更好的团结全国人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整风,广泛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很大多数党外人士抱着感激的心情，参加了整风运动，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只有一小撮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 他们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 进行他们已久的蓄谋，向党作了猖狂的进攻。
但是右派分子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受到工人农民的反击，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附和和支持右派分子的，即使在最初也是仅占极少数，这些极少数人在认识了右派分子的原形后，有的也和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划清了界线。
世界形势要变，中国形势也要变，右派分子说对了，可惜的是，变的方向，并没有按照他们的估计，而是与他们的估计背道而驰的，目前世界形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正如毛主席的指示，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首先以人口数量来说：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九亿五千多万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建设着他们的新生活，还有七亿多人口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建立了自己民族主义国家，六亿多人口，正在加强争取本民族的解放斗争，帝国主义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原有统治，他们仅占四亿多人口，由于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在分崩离析，处在没落的过程中。
其次以科学技术的成就来说：苏联洲际导弹和两颗人造卫星首先试验成功，受到全世界和平人民的欢呼，美国与苏联比较，在许多科学技术方面，已自愧弗如，正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中。
最后以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保证了广大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在今天能保持景气，苟延残喘，全赖推行它的扩军备战和侵略的罪恶政策，广大人民的生活仍处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中。
目前国内形势是：全国人民在反右斗争和全民整风胜利的基础上，正在鼓足革命干劲，以排山倒海之势，实现各项生产上的大跃进,工业方面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农业方面要提前或超额完成农业纲要的指标。这种排山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新高潮的到来，充分说明了我国民族真是大有希望。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只有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反不得的，只有真诚接受改造，才是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