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上海6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召开了十一次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十一次会议上，有柯灵、罗稷南、陈西禾、刘思慕和何公超等近百人发言，揭露了傅雷向党进攻的大量事实，彻底粉碎了傅雷散布的污蔑苏联、污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并且剥下了傅雷一向标榜的“中间路线者”和“清高自守、淡于名利”的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老右派的凶恶面目。在历时半年多的批判过程中，傅雷一再使用狡赖和避重就轻的手法，态度极为恶劣，但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傅雷不得不在4月30日的会议上承认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傅雷是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去年春天，他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文学、出版、美术、音乐、新闻界四出活动，矛头直指着党的领导，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发谬论，在那时被右派分子占据的文汇报上发表一连串反党的文章。傅雷污蔑共产党员是“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却步”，积极分子是“挑拨离间”、“逢迎拍马”、凶狠地喊出“这种人应该踏死他”!他污蔑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说“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又成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本单位的绊脚石”。右派分子储安平发出了“党天下”的毒箭，傅雷不仅大加赞赏，还引伸一步，说现在如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他在看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分子庞薰琴的反党文章后，连夜写信给庞，称赞“好，朋友，好得很”，并且赤裸裸地写出了这个右派分子对党的仇恨和向党进攻的狂态:“你我活到如今，几曾看到全国各地揭出这么多不合理的事的?”“我们看到暴露得愈多，愈高兴，愈安慰”，最后还得意洋洋地祝贺庞薰琴“斗争胜利”。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并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傅雷对于党各个运动和各项政策，几乎无一不加以污蔑和攻击。他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说思想改造是“强迫在大众面前血淋淋地痛骂自己”；他攻击肃反政策，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傅雷甚至攻击与破坏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说中国在美帝“强大武装”之下只能采取“焦土抗战”，而一当美帝占领“焦土”后的上海，美帝强大的舰队就会迅速运来恢复设备。傅雷对新社会的一切都怀着仇恨；他在他写的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中，从节日的游行、观礼、狂欢一直攻击到家庭主妇的清洁卫生工作，说这些活动会损害“延年益寿”，狂呼“让大家心安理得的把纪律暂时忘怀”，以便“逍遥自在”，“彻底松散”。
不顾事实，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方面的成就傅雷还不顾事实地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成就，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来改变现状。他说中国学术界是“花果寥落，做学问的人一般的抛弃了很久，世界上的风吹不到，究竟什么是现代国际水平还摸不着头脑”。
他抹煞出版界几年来的巨大成绩，说什么“书出得再多也是虚假的文化繁荣”，“看书目是花色繁多，品种齐备，究其实很多是滥竽充数，不过完成任务而已”，提出要向过去的私营出版社“学习”。傅雷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说“只有解放前的大公报才勉强接近国际水平”，但如众所周知，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张出名的蒋介石御用的反动报纸。傅雷积极参加了右派分子篡夺文汇报领导权的活动，担任文汇报的“社外编委”，指点这张报纸刊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傅雷还攻击美术界、音乐界都是“今不如昔”，说“新音乐派太浅薄，不能崇拜聂耳和诜星海”。
傅雷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中间路线者”，“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十一次会议上揭露的大量材料，证明“中间路线”是根本不存在的。傅雷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解放以前，傅雷就写过不少反苏反共的文章。正当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在新疆制造反苏事件的时候，傅雷在老右派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并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展开笔战。上海解放前夕，傅雷感到末日将临，匆匆逃往昆明，接着又逃往香港。傅雷的右派立场是何等鲜明!上海解放后，傅雷在党的宽大政策影响下回到上海，他不但不思海改，反而以“闭门译书”的“寓公”生活为幌子，对党怀恨在心，待机而动。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良好工作条件和政治上的照顾，不知感激，拒绝自我改造，反而恩将仇报，对各项政治、社会活动，都消极应付，并狂妄地向作协声称一年只参加一次会议，至多不超过两小时，连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另一面却在家中拉拢落后分子，散布破坏抗美援朝和污蔑苏联的种种谬论。到去年大鸣大放初期，他以为时机己到，自称是“空前未有的兴奋”，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达到了顶点。他不但自己在文学界、出版界放火，同时还作幕后指挥人，布置人向党猛攻。他要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庞薰琴告诉他文化部的内部情况，指使上海音乐学院右派学生攻击学院的党的领导。他积极地为当时的文汇报写稿组稿，叫徐铸成派“得力记者”去访问某人某人，达到在各方面“放火”的目的。右派分子陆诒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发表反动言论后，傅雷还要陆诒去责问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什么打断他的发言，并说你当时就停止发言，看柯庆施怎么办?叫他来请你讲你再讲。右派分子鲁莽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填平护城河，拆掉桥头堡”的反动发言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时，傅雷却大加赞赏，认为内容精彩，只是方式不聪明。正如好几位作家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挂着“中间派”招牌的傅雷，在那个时期是“运筹于书斋之中，调兵于千里之外，放火于四面八方”，他的右派立场是何等的鲜明。
傅雷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清高自守，不问政治”的翻译家。会议上许多人指出:上海解放前，傅雷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清高自守”，就是用农民的血汗在上海过着高等华人的生活。傅雷的鲜明的反动政治立场，不但表现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所进行的各种与人民为敌的活动，也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从作品中盗取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竭力赞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力量，以此来毒害青年。傅言在他译的“贝多芬传”的附录里便说:“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甚至诅咒社会主义生活是一种“殉难”，崇扬“轻蔑弱者，轻蔑愚昧的人，轻蔑大众”的个人主义至高无上的资本主义思想。许多翻译工作者在会上指出:翻译工作同样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需要政治挂帅，傅雷是用资本主义国家作品中的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来进攻社会主义，不是用外国的作品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例如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只翻译罗曼罗兰前期的、还没有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道路那个时期的著作，对罗曼罗兰访问了苏联，宣布与地过去的道路告别以后的作品，不去翻译和介绍，这是因为罗曼罗兰后期政治思想上的大转变，傅雷是不欢迎的，不敢加以正视的。傅雷的“不问政治”完全是自欺欺人，借此掩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面目。
在4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而复、王西彦、以群、裘柱常和草婴等先后指出，傅雷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所以对党对人民犯下这样的溺天大罪，是由于他始终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在解放以前，他为人民的三大敌人服务；解放以后，先是“闭门不出”，以后因党和政府处处宽大为怀，给他出版他翻译的著作，报酬甚丰，生活优裕，这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暂时一致，因而表面上好像也有一点点进步的样子。但是傅雷的反动立场原封未动，到鸣放时期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他以为时机到来，大举向党进攻。周而复在发言中历举傅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并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首先要彻底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肃清，否则就不可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下去，就有成为右派的危险。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是敌对的，不相容的。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在4月30日会议的最后说:对右派分子傅雷的批判经历了六个多月之久，这样长期的反复的批判，不仅粉碎了傅雷的种种谬论，使上海文学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认识到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的必要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