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向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宣战。“真虎我们都不怕，纸老虎又何足惧哉!”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猛烈进攻的宣战书。它表现了当代青年的共产主义风格。北大哲三学生最近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会”、“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普及会”等组织，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新红军”。
创刊号的“新红军”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头，最近出版的这一期集中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冯友兰、贺麟、洪谦等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
刘路的“略谈马寅初校长的政治立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马校长暴露了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经济理论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则是马尔萨斯主义。而这些错误归根结底是一个立场问题。”接着他分析了马寅初的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指出，马寅初的主要错误表现在轻视革命农民和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两点上。他的“新人口论”就主要是针对五亿农民而发的。他认为“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对于有着这样多人口的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是怀疑的。这种悲观看法的实质与美国马尔萨斯主义者威廉福特的“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悲剧就是居民死亡率的降低”这种谬论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刘路接着说，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强国，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马校长却给六亿人民的建设热情兜头泼了几瓢冷水，不能不认为马校长的思想与总路线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刘路的文章还严肃地批判了马寅初在“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对限制和改造私人工商业流露出不满情绪，要为资产阶级力争“一视同仁”。刘路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马校长公开声称他既不站在公方立场上，也不站在私方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地位说话”，难道马校长真能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吗？不是的，马校长实质上是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为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尽“辩护律师”的义务。他的立场是不折不扣地资产阶级立场。
李存立、韩承璜、桑志达等在他们的文章中也都指出：马寅初的错误，首先是由他的立场决定的，不过认识根源上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也是个原因。
由“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会员集体执笔写的“冯友兰批判”，用大量篇幅系统地批判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立场。批判文章的前言指出：冯先生在解放后，特别是在双反后，政治上表示愿意进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在学术上仍旧牢牢抱着旧有的反动观点不放，尤其在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后，冯先生以“百家争鸣”为掩护，高举白旗，自称一家，发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修正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原理，歪曲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修正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等等。接着文章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和富有说服力的道理——批判了冯友兰在去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所散布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把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混淆起来，说什么唯心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又表示不满地说，“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没有充分唯心主义观点的唯心主义，没有充分唯物主义观点的唯物主义。”很显然，这一切不正是故意抬高唯心主义的地位吗？不正是故意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吗?在批判冯友兰对哲学史的看法时，作者引用了冯友兰的原话：“日丹诺夫的定义指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这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犹如我们说：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并不否认历史中有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不过我们讲历史不能以他们为重点。”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批判道：“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哲学史是唯心主义的发展史，历史是“剥削阶级大人物的历史”但在今天，这些都不好公开讲，只好生硬地说：“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文章还一一批判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脱离阶级根源来讲认识论根源”等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的另一篇批判文章：“捍卫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贺麟的错误观点。文章首先说：贺麟先生在“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要为提高唯心主义地位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等叫喊下，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他所反对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而这本身正表明他牢牢站在资产阶级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取消马列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贺麟还公开宣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师生朋友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红与白的关系。”他并且以马克思与黑格尔作为例子证明。同学们对此批判说：“这儿充满了混乱和诡辩，难道师生朋友关系能够排斥或者掩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么？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辩护士，马克思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与黑格尔、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贺先生真的一点看不出么?”文章接着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哲学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的斗争总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日益尖锐化：“解放前胡风、张东荪等人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吗?前者直接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服务，后者为革命、为人民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贺麟又曾认为，“哲学战线远在后方，远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这里没有杀人和迫害。”可见，贺麟有意夸大哲学斗争形式的特殊性，把它说成好像是饭后的清谈。但是事实如何呢？批判文章问道：“阿那克萨哥拉为什么不能安居雅典？天主教会为什么把布鲁诺活活烧死？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久久要远离祖国、流离他乡？从中世纪教会到现在的美国为什么要编纂大量的焚书目录？这只能证明哲学斗争没有特殊性，决不在阶级斗争之外，有时是极其残酷的，哲学史充满着血和泪的历史。”批判文章最后指出：贺麟在右派进攻时，提出大量的反动观点，成为抗拒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人物，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希望他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清算自己的反动观点，拔掉白旗，树立红旗。
孙方柱和阎韬在“新红军”中还批判了洪谦抬高唯心主义地位等一系列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他对哲学史斗争的看法的客观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