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知，男，云南省大关县人。现年65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旧官僚。1913年10月在昆明公立法政学堂预科学习八个月后，即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到1917年7月预科毕业，回昆明后任云南省公署政务厅厅员，并担任尚志杂志主编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及民党日报总编辑。嗣经与张邦翰拉拢，由1922年起任伪昆明市政公所教育课长兼伪省长公署枢密员，1927年调任伪昆明市立中学校长。到同年8月投靠龙云，深得龙云赏识，任伪国民革命军38军秘书长兼省务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自1929年8月起到1945年10月龙云下台止，一直任伪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先后达18年之久，在此期间并为龙云办伪云南日报任常务董事，替龙云进行反动宣传。龚自知除忠心耿耿为龙云反动统治帮凶外，并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1945年以后历任伪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伪云南省参议会议长，伪立法委员等反动职务。194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前夕，还发表他任伪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云南解放前，龚自知由昆明到广州出席伪立法院会议，乃逃往香港，投靠龙云。1950年秋经龙云推荐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在龙云指使下参加民革，担任民革云南省筹委会筹委。此后又担任了省协商会副主席及民革中央委员。1953年继续当选为云南省副省长，1956年当选为民革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龚自知早在1925年任昆明市教育局课长时期，就开始了他的反动政治活动。曾替唐继尧组织所谓“民治党”，鼓吹国家主义，龚任该党秘书长，替唐写过“民治主义十讲”，这一反动的纲领以及成立时一切主要文告，都是龚一手包办，主要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到1927年龙云上台后，龚自知卖身投靠，深受龙云赏识，出任伪教育厅长，嗣于1934年2月，奉龙云之命到两广、南京、南昌等地了解了当时国内局势，当龚看到广东、广西军阀势力割据，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苏区围剿的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密报给龙云。在信中说：“都是长期相持不下，甚至两败俱伤之局，这种局势最有利于云南。”于是提出了“滇人治滇，独立发展”的中心决策。龙云见信后，对此意见极为重视，即刻将龚电召回昆，从此对龚极为器重，次年就重新派龚为教育厅长，成为龙云在云南反动统治的主要帮凶。
在龚自知任伪教育厅长任内，为了巩固反动统治，对学生运动一贯加以迫害，甚至连“研究会”“读书会”都不许成立，并常多次开黑名单逮捕省内大中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许多人下落不明，不少人惨死狱中，同时又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学校公民教员均由龚指派，对进步教师则加以驱逐和迫害，甚至在他离开教育厅任伪省参议会议长时还要当时伪教育厅“整饬学风”，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
龚自知在迫害学生运动的同时，对共产党和人民力量也是无比仇恨的。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曾与反动军队在榕峰县虎头山作战，龚就在他所办的伪云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替国民党进行反动宣传。此外，龚自知还与国民党文化界特务分子如陈玉科、丁中江、陆铿等相互勾结吹捧，保送陈去英国官费留学，回国后派任为伪云南日报社长。丁中江、陆铿则用“新闻天地”这一反动刊物为龚捧场，直到解放后还与陆铿勾勾搭搭，共同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
抗战初期，龙云于1938年派龚赴重庆与汪逆精卫接洽，以迎汪来滇讲学为名，便利汪精卫脱逃，投靠日寇，做了汉奸。龙云给汪的信，就出自龚的手笔。此后，龚自知同龙云密谋计划与汪精卫合作投降日寇的卖国活动，企图引狼入室，让日寇深入云南，以便龙云直接降日，来响应汪精卫的卖国主张。只是由于后来战局形势有所转变，才未能实现。
在联汪降日的计划失败后，龚自知又同缪云台（龙云的另一个心腹爪牙）相勾结，与当时在昆的民盟右派分子罗隆基取得联系，计划在云南搞所谓“第三种势力”，投靠美帝国主义，提出所谓“政治学英美，经济学苏联”的荒谬反动主张。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龚自知到达香港，找到他的主子龙云，于是在共同密谋今后如何在云南实现“滇人治滇”的计划问题，并与在港特务分子张维翰、张邦翰等互相勾结拉拢。
1949年12月初，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迎接解放，龚自知在香港为了对革命投机，即起草了一份起义电文，带来昆明。卢汉起义后即将此电文拍往中央人民政府，因为在电文中没有表明对党的态度，中央复电要卢汉表明态度，并检讨过去的错误。由龚所拟之电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对革命投机，而且想以“起义”来与党讨价还价的企图是很明显的。
龚自知1950年到京后，经龙云推荐任云南民革筹委会筹委，同时也向政府推举他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龙云对他交代说：“我两样都保你去，你要好好地干”，并指示他“特别要抓民革”。龚回到云南后，虽然担任了民革筹委，但情绪十分抵触，屡次向人说：“你们民革”如何如何，并对张天放同志任召集人表示不满，不服从张天放的领导，已经开始蓄谋篡夺民革领导权的活动。
1952年到1953年秋，云南民革发生了以杨春洲和陈复光为首的宗派纠纷，龚自知就利用这一机会，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表面超然于宗派斗争之外，暗中却两面煽火，唆使双方互相攻击，以便在两败俱伤时好坐收“渔人之利”。直闹到云南民革组织陷于瘫痪状态。接着，他趁参加民革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暗中诽谤，攻击民革筹委会召集人张天放，在中央组织部朱蕴山部长来昆明处理宗派纠纷时，龚又采用陪游名胜、请客等卑鄙手法进行活动，企图任筹委会召集人，但未能如愿。此后，龚自知又采取了公开打击诽谤领导的办法，以及伪装进步、积极的两面派手法，骗取了民革成员的信任，终于在1956年云南反革第二次党员大会后，窃取了民革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并在党员大会前夕，把他的爪牙右派分子禄国藩、安恩溥、谢崇文、李文汉等拉进民革，混进了委员的行列。又暗中和安恩溥商量安排右派分子阮绍文为副主任委员。为了篡夺省委工作部门的领导权，此后，龚自知还企图安排曾任过伪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反动分子陆铿来担任宣传处副处长。
云南民革的领导权被龚自知篡夺以后，接着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篡改民革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的阴谋活动。他们大事发展组织，招兵买马，作为他们复辟的队伍和向党进攻的工具。去年7月，民革中央发布了“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方组织适当发展组织，龚自知就认为拉拢人联络人的机会到了，一再强调云南民革只有几十个成员，不像个政党，提出大发展组织，在去年下半年内要成员增加到250人，以便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袭自知为达到他的企图是不择手段的，甚至主张用“一包花生米，一瓶酒”的办法来发展组织，并且歪曲中央关于发展工作的方针，说成是发展对象和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不要重点分工了。由龚自知亲自担任主委、并有安恩溥、谢崇文、禄国藩、阮绍文等右派分子在内的原省人委支部，更是随便提名，盲目发展。他们有计划地进行了串连分工，由龚自知主要拉拢旧知识分子，谢崇文主要拉拢“起义军人”，安恩溥则把他过去的爪牙喽罗，如陇生文、乐韶成、邓子和等都拉了进来。
龚自知等还破坏了民革的组织路线和原则他们把既和民革没有历史关系，又不是旧军政人员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也列为发展对象，更企图把一些刚刚劳改释放还没有取得公民权的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拉进民革来，因为怕不能批准，龚自知还指使谢崇文到省委统战部去摸底。
此外，他们还计划在各县发展建立据点。如今年2月曲靖邓子和来昆，龚自知就指示他抓紧发展，到有30人后就挂出县委会的牌子来，好成立在外县的第一个据点。
在龚自知“大发展组织”的方针影响下，民革在去年召开党员大会之前只有几十个成员，而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却比原有人数翻了三倍，民革省委常委会在龚自知的主持下，去年两次审查新党员的会议只念一下名单就通过了五十二人，在今年发展的成员中，现在已经发现不少的右派分子。更值得引为教训的是由于龚自知篡夺了领导权，民革云南省委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已经有二分之一是右派分子。
龚自知今年5月30日向党发出了他全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后，由于他与其他右派分子事先有过串连活动，因此，立即得到了其他民革右派分子的配合呼应。龚自知是对党进行全面的进攻，安恩溥、阮绍文、杨体元等主要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谢崇文、乐韶成主要攻击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禄国藩、周开勋主要攻击党的司法部门和法制工作，陆铿则在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上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就这样彼此一唱一和、有呼有应地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方面与在北京的龙云南北遥相呼应，另方面在这个以龚自知——安恩溥——谢崇文为中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之间，彼此也互有分工并密切配合，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纲领的猖狂进攻。在龚自知5月30日的发言在报纸上公布的第二天，安恩溥又借吃“昭通羊肉”为名，在家中举行了他们的“庆功会”，龚自知、禄国藩、阮绍文、乐韶成等被邀参加，他们在会上更猖狂无耻地计划要指名向党政领导进攻，龚自知在会上恶意地把民主人士比做“边缘上的人士”并解释说：“边缘上的人士有随时被杀被关的危险”。会上，这些右派分子们还对向党进攻的发言互相作了吹捧，并且对云南日报上登载的一篇反动诗也大加称赞。
龚自知在解放后一直是对党不满的，并且以龙云在云南的代理人的地位，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让龙云反动统治复辟，好实现他们“滇人治滇”的纲领计划。因此，八年来，一直对党和人民抱着敌对情绪，耍两面派的手法，梦想反动统治复辟的到来。到今年4月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龚自知看到了全国右派分子已经向党发动进攻，于是在龙云的指使下，同全国及云南的右派分子配合呼应，5月30日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进行了全面猖狂的进攻。龚自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龚自知在今年5月30日发出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面纲领，首先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他歪曲宪法说：“宪法除了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作用而外，在正文106条中，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没有再提到党。”又说“党应该通过国家机关来发挥领导作用，不应直接出面，类似以党代政”，“非党人士应该不受所在机关中党组织的任何拘束或干涉，让党的领导比较处于超然地位。”他提出“党多做联系群众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案”，企图把党变为一个群众性的人民团体，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他在平日也对党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恶毒地把广大群众坚决接受党的领导，诬蔑当作牛马，他说：“驱马者以皮蒙着马眼，马就不会走岔路，我是接受不来这种领导的。”又说：“中国地大人多，共产党能够以阶级斗争得天下，但不能以阶级斗争治天下，毛主席死后，中国没有人拿得下来”，诅咒党不能领导建设，也诬蔑党的集体领导。
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出了毛主席，全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的时候，龚自知却以“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的话来刻毒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温后，他又说：“历代帝王得天下后就杀功臣，毛主席比历代帝王还厉害。”他对党的领导人诽谤说：“共产党内能像毛主席那样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人不多。”并对云南的党政领导同志加以诬蔑和轻视。此外，还造谣说：“共产党至少有70％党员都是赶热闹进来的。”某人“入党后就变坏了”。由于他对党一贯仇视，所以他表示：“我愿意同党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这样好。”
去年下半年，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龚自知于是认为“大有前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了”，于是就歪曲说：“必须‘首先发挥监督作用，才能‘更好地长期共存’。”他为了与党对抗，竟认为要实行“多党共存制”按照各党派的比重大小来“互相监督”。他又在统战部座谈发言中歪曲监督作用说：“为了要解决党与非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以及在合作共事中非党人士的职权问题，似乎都应该首先从健全国家体制、明确党政分工做起。”进而更用偷天换日的阴谋，把“互相监督”歪曲为“互相制约”，企图用资产阶级政党来“制约”工人阶级的政党，用英美式资产阶级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来轮流执政，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了进一步歪曲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来向党进攻，他甚至攻击党没有保证公民发挥监督作用的权利，提出要求政府“建立法制，保障任何公民不因发挥监督作用受到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的荒谬主张。
龚自知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目张胆地说：“西方许多国家都没有走这条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这条道路呢？”又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袁世凯就好了，那就可以照着孙中山的道路前进，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企图从理论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根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龚自知在统战部座谈时说：“粮食增产是多是少？是否真有此事，真实增产量和征购比例，我一向怀疑。”又说：“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我不好理解。”他在1955年底到先锋社视察时问：“你们年年增产，是否年年增加收入？为什么有些农民的生活还没有解放前好？”他在视察时还单独去找单干户说：“你好好干，明年我再来看你。”用以上这些言论行动破坏农业合作化。
龚自知又诬蔑“三定”政策说：“三定政策，任务高于政策，指标高于任务，强调超额完成，群众就苦了”。表示担心农民要搞“大民主”，而实际则企图挑拨农民对政府不满。又对付食品供应问题煽动说：“现在付食品供应很紧张，其中原因，一是生产问题，一是供应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是要爆炸的。”又说：“解放已八年了，但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都很不稳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龚自知攻击思想改造说：“思想改造的结果，遗留着相当广泛而深刻的阶级自卑感，因而在工作上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又说：“思想改造要有物质基础，否则一天叫人改造思想不能解决问题。”他更鼓动知识分子反对政治思想领导说：“知识分子要先专后红，从业务中结合政治，不要以政治指导业务。”
龚自知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说：“今天共产党也是一党专政，所谓民主，只是虚名而已，不过是统治方式变了一个样，比过去更厉害，连说话都没有自由。”又说：“共产党厉害，有魄力，办法是有的，就是个人自由一些也没有。”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他还想要再有像过去那种开黑名单的“自由”，迫害学生运动的“自由”，搞“卖国”活动的自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自由”，当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就要对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进行诽谤和攻击了。
他特别露骨的诬蔑肃反运动，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并企图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在统战部座谈会中，他恶毒地把肃反运动说成是“高级形式的打击报复”，是“转几个弯子借刀杀人”，后来他又解释说：“肃反是阶级斗争中最残酷的阶级斗争。”他提出应当将现有的政法机关的机构作用加以充实调整，“要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服务，也即不要如过去只从单纯斗争观点出发，同时要从巩固人民内部团结观点出发。”企图把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让反革命分子反供翻案，以此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说：“阶级斗争还有余威余悸”，“阶级斗争的结果，遗留着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这是形成党群之间墙和沟的主要原因。”又说：“今天大家所要反对的是阶级斗争遗留下来的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企图以反对“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为借口，召号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向工人阶级和人民发动阶级斗争，进行反攻倒算。
龚自知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谣说：“共产党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共产党员说句话，大家就一边倒。”他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公开反对民主集中制说：“在过去战争时期和阶级斗争当中，党为了应付时机，集中权力是必要的，但今天主要是人民内部，再这样做，就很难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就不容易防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新的滋长，也会影响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否正确的效果问题。”恶毒的诬蔑民主集中制滋长“三害”，企图取消这一国家根本制度。
龚自知在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上也极尽造谣破坏之能事，他说：“现在民主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好像聋子的耳朵，只是做摆样”，“我认为对民主党派成员，领导上要放手一些，不要捏得太死太紧，给他们应有的信任和职权。”并说：“如果不推心置腹，寄以信任，不克服宗派思想，长此下去，党员在群众中只有日加孤立。”
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挑拨党群关系说：“由于党群关系不正常，共产党不仅与群众隔绝，也和民主党派有距离，对他们不相信，使他们有顾虑，不敢也不愿联系群众，因而党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党员日益脱离群众。”又说：“某些党员有骄傲情绪，看不起群众，在生活福利、评级评薪、提拔干部这些问题上，多是党员占先，很少有群众的份，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更恶毒地全面煽动说：“全国几千万非劳动人民受到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结果，一方面遗留着阶级自卑感，另方面也遗留着阶级优越感，这当中包括着不少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以及若干民族上层在内，包括着不少的起义军人和机关留用人员在内。这样就形成两者之间不应有而有的相当距离，也即目前所谓鸿沟、隔墙的问题。”又说：“留用人员一向受歧视，民主人士是边沿人士，哪天要抓你就抓你，要杀你就杀你。”
龚自知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极力诋毁破坏，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批判斯大林，我以为苏共不团结了，同时，对东欧国家有裂痕，有大国主义作风，苏联为首的地位动摇了。匈牙利事件后，情况更证明了匈牙利是苏联培植出来的国家，基础不稳固，闹出十月事件，知识分子鼓动了起来，社会主义产生了裂痕，成了弱点。觉得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不能坚持，只有采取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调节起来。”
从以上龚自知的这些反动论点来看，可以知道龚自知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发动了一次全面系统的猖狂进攻，并且抛出了他全部的反动纲领，其用心是极为毒辣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他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言行是始终一贯的。由于龚自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替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阶级残余分子叫嚣呼冤，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在龚自知的号召带动之下，于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地主富农分子就起来配合响应。这些反动分子，极其猖獗地在全省各地进行了反攻倒算、暗杀、破坏等反革命活动，并且造谣恫吓，威胁农民说：“龙云、龚自知这些大首长都起来反对毛主席，共产党要垮台了。”有的反动地主分子公开倒算土改的帐，要把农民分得的土地和东西拿回去，叫嚣要“变天”了。由此可见，龚自知在上边号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就在下边响应，这就足以证明龚自知实际上就是这些败类和社会渣滓的代言人。不但如此，有的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写信给龚自知对他表示“衷心拥护”，有一个名叫杜屏藩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年6月初写信给龚自知说：“我们现在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是非向他们斗争不可的。”这个反革命分子还把党领导下的新社会看成是“过渡时期”，表示要混过这个“过渡时期”等待时机，叫龚自知帮助他。另外一个劳改犯也在今年6月一连写了两封信给龚自知，说他被劳动改造是“冤枉”了，要龚自知帮他翻案。
另外，龚自知5月30日全面系统向党的进攻，也给其他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在龚自知的带动下，民革内外的许多右派分子也都与他分工配合起来从各个方面疯狂地来发动攻击。于是，龚自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一招，牛鬼蛇神都露出头来了。
右派分子龚自知是在反动政治舞台上鬼混了几十年的政治阴谋家，也是有着坚定的反党、反人民反动立场的个人野心家。解放前长期为龙云运筹帏幄，设谋划策，成为龙云的忠实帮凶。解放后，又用投机和两面派的手法，混进了革命队伍，并钻到了云南省副省长和民革云南省委会主任委员的职位，但由于他反动成性，贼心未改，所以几年来的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终于在共产党整风的时候暴露了出来。以龚自知为首的一批云南民革右派“黑帮”，向党和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企图就是推翻人民民主的政权，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好让龙云为首的这一小撮反动派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来作威作福。但是在已经觉悟了的人民面前，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早已碰得头破血流，成了过街的老鼠，遭到了人人喊打的命运。这是右派分子们把自己估计过高，把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的必然结果，龚自知当然也不会例外。当龚自知在受到反击后，却在他几次的假检讨当中，只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不肯交代具体内容。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云南民革全体同志，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以龚自知为首的右派分子们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自我改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全国人民一致的理想勇往迈进。像龚自知等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是永远也不会阻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