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台工农业等五个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坚决的斗争，最近已经把混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邵燕祥揪了出来。
中共中央台第三支部在整风第一阶段的鸣放中就注意到邵燕祥的一些错误言论和行动，以后并发觉他同林希翎的关系。八月初，支部开始对他问题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搜集他的作品，局外一些有关单位也转了一些材料来。到九月中旬，支部向上级党委作了调查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在这同时，支部耐心地等待邵燕祥的自觉，也作过一些暗示。要他自动作检查和交代，但他一直不动声色，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工业组开反右休整漫谈会，二十六日开党小组会，支部作了较明显的暗示，他才感到无法继续隐瞒，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很不彻底。支部根据党委的指示，从十月五日到十九日为他开了十次支部大会，会议吸收了上一届和本届团支书参加，来帮助他交代，同时核对所调查到的事实。邵燕祥虽然在会上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吞吞吐吐，很不爽快，有几件重要事实，直到点出以后才交代。接着，支部在大字报上公布了三批二万多字邵燕祥的反党材料，并举行了五次有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经过这一系列斗争，查明邵燕祥是一个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右派分子。
邵燕祥一九四九年到中央台工作时只有十六岁，他是党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他却恩将仇报，恶毒地污蔑、诅咒、谩骂、讥笑党和革命老干部。整风初期，更加猖狂地对党对革命老干部实行口诛笔伐，并且攻击苏联，抹杀广播宣传工作的成绩。
在整风第一阶段的鸣放会上，邵燕祥公开叫喊“做党员更痛苦”，表示不信任局的党组织，也不信任中宣部，会后狂妄地向人说：“我们把中宣部骂了一通”。他把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描绘得漆黑一团，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问题。邵燕祥特别敌视革命老干部，他认为他们“在基层则粗暴简单，违法乱纪，在地方则天高皇帝远；在北京则不了解下情”，他提出一套干部蜕化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社会上和革命队伍内部以至党内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矛盾的一方是消极的、阻碍社会前进的、保守落后的、官僚主义的、压制新生力量的、所谓灵魂生了诱的、蜕化中的、或者是平庸的、或者是粗暴的。邵燕祥这里所指多半是在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老党员、党的基本队伍、骨干力量。矛盾的只一方面是积极的正面人物，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反官僚主义的、反保守的新生力量、生气勃勃、锋芒毕露、大胆干予生活、勇敢提意见，但是有时还不被理解，甚至受打击的人，邵燕祥指的这些人多半是青年、新干部、新党员，实际上是一部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英雄。他说：“前一部份人的悲剧在于不自觉，他们已从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他认为：“做领导工作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愈长，蜕化危险愈大，几乎成为规律了”。
在文艺创作上，邵燕祥“干预生活、揭露矛盾、针砭时弊、社会批评”等等，主张“写真实”，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描写所谓灵魂锈损的悲剧，他认为我国文学“只歌颂光明太单纯了，生活复杂得多”。因此，他对新社会的缺点，无论大小，都极感兴趣，他以反官僚主义为幌子，以马列主义词句为掩饰，用新社会极个别的缺点来概括新社会的真实面貌。最近一年多来，他写了将近三十篇攻击党和革命老干部的诗和文章，(其中一部分没有被报刊采用)其中有三篇是在整风初期写的，他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把革命老干部比喻为磨道驴、橡皮墙、磨光的五戈比，他在“与郭小州谈官僚主义一诗中，把革命老干部描写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他写道：“他们自己原封不动，他们也要一切都原封不动，一切过时的、一切生锈的、一切发霉的、一切腐烂的，最好全部原封不动。”
他在“给售货员出点主意”一诗中，对同售货员捣蛋的阿飞流氓只字末提，而把攻击对象集中到“穿呢子大衣的顾客”、首长的通讯员和被他骂作昏君的售货员的上级。他认为“穿呢子大衣的顾客”和“首长的通讯员”比阿飞流氓“更可恶”，他认为“他们有恃无恐”，所以“首先要鞭挞他们”。
他藉机关福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写了“拍马须知”一诗，诗中不但攻击被当作拍马的首长，和“不惜把灵魂拍卖”的下属，把他们刻划成狡诈可耻的人，一点革命干部的气息也没有，而且贩卖了现在拍马也很不容易的思想，从而攻击了新社会。其中一段说：“比方你是福利科长，年终把积压的干部福利费分送首长，就不要让首长感到揩油，要让他们知道——这是制度，受之无愧，分所应当，送者不算慷国家之慨，受者不算坐地分脏。”
去年中国青年报约他写一首配合“七一”宣传的诗，他写了，但是，他在诗中把做发展组织工作的党员描绘成睡眼惺忪、对于要求入党的人漠不关心的毫无热情的人，诗的后面并且加了这样一段附记“这次写的事情已经过去两三年。但是，在今天也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千千万万热爱党但一时又不能入党的青年，把这看作生活当中普遍的现象。
他并且向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青年献媚说，他们比共产党员“更像个共产党员”。邵燕祥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坚决反对的自由主义也公然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在一篇题为“口碑”的杂文中，主张背后议论合法化，认为这对当面去说和开会去说“是一种有益的酝酿和补充”，他并且威胁地说：“口碑”上的言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刀斧都无能为用。识时务者，就要从“口碑”学习别处学不到的东西。因为这就是舆论。
邵燕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和言论中，不但恶毒歪曲革命老干部的形象，而且进行许多挑拨和煽动，在“团委书记心肠好”一诗中，他教唆团员不要听团委书记的话，他认为团员听了团委书记的话就要“一天比一天变老”，就要“青年不像青年，团员不像团员”。
在“给售货员出点主意”一诗中，他要售货员给顾客白眼，要他同顾客去争吵；他还在“大众电影一片颂声”、“给一个工程公司经理的信”、“关于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不放心”等诗中，把观众和电影工作者、工人和企业领导干部、申请入党的人和党员、学生和学校对立起来，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特别是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在作品中反对谁，争取谁，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邵燕祥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企图否定建设的成绩，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在“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一诗中，他叙述了领导干部常说“缺点永远会有，成绩应该满意”之后写道：“这声音虽然带着倦意，但是，像最恶毒的咀咒，巫婆的牙齿里吐出。”他在“大众电影一篇颂声”一诗中，否定了“大众电影”的所有影评，他在诗中提到了四部国产影片，据他交代，他只有看过一部，但是，他在诗中把四部影片全都否定了。这首诗发表的时间比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还要早几个月，是攻击国产影片的第一炮。
邵燕祥对中央台宣传工作的成绩也是一笔抹煞，并且否定编委会的领导，他平时就有“电台不能算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论调，把电台内部说得漆黑一团。鸣放座谈会上，他说：“有人想拿出几点成绩堵住群众的咀，但又拿不出来。”他还说：“如说有成绩，只是大家搞的，同编委会无关。”他对人说：“首都部、少儿部工作有成绩，是因为离开了编委会。”他认为“编委会既不出主意，又不放手，反倒碍手碍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他认为编委会不必审稿，认为这是“光走形式”。他要求编委会给他“更大的独立性”。他并向新调到中央台的同志进行这样的煽动说：“这里的总编室没有那么高的威信，布置了工作可以做，可以不做。”又说：“小楼(指总编室)开会耗时间，可以采取抵制的办法。”在鸣放会上他还提出“电台干部可以自由离开电台”的主张。他千方百计贬低编委会的威信，摆脱编委会的领导。这不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
邵燕祥积极支持林希翎向党攻击的事实，更可以看到他对党的仇视。去年十二月，林希翎把一份所谓“控诉书”的草稿寄给了邵燕祥，林希翎在“控诉书”中对人民大学法律系党组织对中国青年报、作了不堪卒读的谩骂和咀咒并且恶意歪曲报纸的批评和党的一些政策。但是，邵燕祥竟对林希翎深表同感，称赞林希翎有“才华”，说“控诉书”的内容“具体形象、生动”，立刻写信给林希翎，要她“坚强些!再坚强些!”。特别恶劣的是他在信中把党指为横暴的势力，他要林希翎“不要被横暴挫折信念”，并为她出谋献计，把状告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去。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反右派斗争中，却对这件事不动声色，企图蒙混过关。直到九月底，在党支部暗示下，他才含含糊糊地作了交代。
邵燕祥除了支持林希翎以外，还一贯同情对党不满的人，他称他们为“好同志”、“好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还津津乐道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毒草，到处推荐这些毒草，扩大他们的影响。
邵燕祥的反党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要求革命服从他的一本书主义，他认为“有了作品，何愁没有名誉地位”；他把担任工业组付组长的职务当作是帮编委的忙，责备领导把他“当作棋子到处搬”，他把在北京工作当作是一种“折磨”，一种“慢性的消失”；他把党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当成包袱或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今年五月，机关整风开始以后，他还向领导上提出一个他称之为“数全其美”的他个人的工作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是“让他去搞创作，按照他自己的要求选择生活据点，一年中有半年到九个月在外面搜集写作材料，三个月到半年在北京休整，他要用电台记者名义活动，但给电台写稿要给稿费，他说可以不要工资，但要电台津贴车费，在北京休整时学习看文件，但不作内勤工作。总之，他要占有一切最好的条件，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他把写诗当作追逐名利的工具。据他交代，他选择写诗这条道路是估计过行情的，认为中国诗歌的创作“水平不高”，“人手也少”，“容易获得个人成功”。邵燕祥有这样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是，又不愿接受党的教育，他认为“入党后政治上自由了”，认为“思想改造”是“老生常谈”，他对党的批评，会上接受，会下反对，并散布各种流言蜚语，认为他的问题只有作家协会和中宣部才管得了。他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又经不起当时国际上反共歪风的袭击，对共产主义事业感到“失望”“丧气”，对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越来越不顺眼，对党和社会主义放出一系列毒箭，于是一步一步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成为右派分子。
来源：广播事业局党委《广播》报114期，1958年1月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