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整风第四阶段挖出极右分子齐仲桓

卫生部在整风运动第四阶段,挖掘出了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齐仲桓(前卫生部部长助理、卫生部党组成员)。这是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巨大胜利。卫生部全体干部在党的领导下,苦战两个多月,对极右分子齐仲桓进行了斗争,彻底揭穿了齐仲桓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全部阴谋活动。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极右分子齐仲桓开始虽然还狡猾抵赖,但最后还不能不缴械投降。

齐仲桓从他混入革命开始,他就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歪曲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排斥、打击老干部,包庇、重用坏人、反革命分子、旧官吏,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党的分裂,篡夺党的领导。

齐仲桓长期以来认为政治不能领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他经常宣扬“卫生部政治多了,业务少了”。他说党组领导同志“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他主张卫生部应请“专家”来担任领导工作,依靠专家并使之“有职有权”。齐仲桓还极力贬低和抹煞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成绩,他公开地在卫生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散布“卫生部就是爱落后”,说“卫生部的工作几年来无起色”,“贺诚同志虽然犯了错误,还能抓业务”,说什么“搞好业务就是最好的政治”。以这些谬论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

齐仲桓一贯歪曲、反对党中央和卫生部党组关于卫生工作的方针、指示和决议,而坚持其资产阶级反动道路。党的卫生事业的基本路线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开展六亿人民的卫生运动,齐仲桓则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群众,技术至上,单纯依靠“专家”和专业机构。如在县一级卫生防疫站问题上,党主张为便利统一领导,密切结合、以便更好地发挥医务人员的潜力,基本上应以综合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齐仲恒则主张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种疾病的防治机构分别建立,从省到县一竿子设到底。结果是专业多,分科细,着重搞技术,不作群众卫生工作。在党组会讨论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党组的决定,当他理屈词穷时,就蛮横地攻击党组同志说:“你们不了解防疫站,未进过防疫站大门,怎么能讨论防疫站问题呢?”右派分子向卫生部进攻时,攻击卫生部“不重视预防为主的方针,防疫站搞爱国卫生运动是不务正业”,齐仲桓则大加赞扬说“提的太好了,给我们很多启发”,并要党组进行“全面检查”。更不能使人容忍的是,齐仲桓把除四害、讲卫生诬蔑为“没有科学价值”的“小事情”,并煽动卫生防疫机构人员不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只做技术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他说“疾病是周期性发作的,不能提出消灭疾病的口号”。他对各地广大群众消灭四害的成绩数字不感兴趣,他说“这些没有意义,只有密度减少了才有真正意义”。齐仲桓这些谬论在卫生防疫人员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去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总理指示“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党的这一指示对改革过去卫生机构的治病与防病分割的不合理现象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齐仲桓却公开抗拒,质问党组“是谁向总理反映的意见”,并猖狂地说:“总理不了解情况”,“医院搞预防,防疫站搞什么?”

在节育问题上,齐仲桓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观点篡改了党的计划生育的精神实质,认为人多是灾害贫困的根源,并且在1958年春季召开的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议宣扬他的这种反动观点,利用下面反映的个别事例,故意把群众生育问题说得阴森可怕,单纯强调中国人口多,生活很困难,极力主张妇幼工作大跃进就是开展节育工作,提倡“一儿一女一枝花,一儿一女活菩萨,多儿多女多冤家”,宣扬“三代不能同堂”,要“恒定”中国人口,实质上是使中国人口走向减少和灭亡。

齐仲桓对中央决定体制下放的方针也进行抗拒。在党组讨论执行中央决定的这一方针时竟说:“卫生部直属单位下交,不是发挥地方的独立性与积极性,下交是丢包袱的思想”,赤裸裸的污蔑中央决定和党组意图。当党组决定生物制品所、流行病研究所等机构下交后,又借口下面有不同意见,阻碍党组决议的贯彻执行。齐仲桓认为地方党委的领导方法是“单打一”,认为卫生人员参加中心工作是错误的,污蔑各级党委不重视卫生工作。

齐仲桓还利用卫生部的机关报健康报作为宣扬资产阶级卫生道路的工具,他背着党组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很多与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相违背的社论和文章,引起了下面的思想混乱。

齐仲桓对于党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的执行上也是阳奉阴违。如1957年注射脑炎疫苗发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组责成齐仲桓负责认真检查处理。他初则以“接种疫苗死人是全世界也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谬论,拒绝检查;继则在检查中不负责任,未经党组同意组织了一个七人检查组,由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右派分子汤飞凡(拒绝改造,已畏罪自杀)为组长进行检查。并说“让他们自己检查,这是技术问题,你们不懂不能解决”。实际上齐仲桓的目的是为他们开脱罪责。齐仲桓为了实现上述的反党主张,达到他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除了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整风开始,齐仲桓认为时机到了,他借用整风鸣放机会,煽风点火,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组进攻。他一面在党组会上散布对党组整风“没有信心”,要求“中央、中宣部派人来领导”,一面对攻击党的右派言论大力赞扬。右派分子周萼芬向党进攻说:“党是统治者”、“新社会是暴政”等,齐仲桓就说:“好哇!就照周大夫这样来,象这个说法就行”。在整风大鸣大放初期,齐仲桓凭借卫生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身分和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各召集了两次所谓“专家”座谈会。右派分子范日新在1957年1月由上海来到北京,参加右派分子金宝善主持的北京医学院公卫系一般卫生师资进修班鸣放会,会前齐仲桓曾请范日新到他家吃饭密谈,煽动说:“政治不能代替业务”,“卫生部分八路军派和新四军派”。否定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支持右派言论,放任金宝善、范日新之流。更肆无忌惮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向党进攻。直至去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刊出后,齐仲桓仍召集“专家”座谈会,明目张胆地为右派分子喊冤说:“卫生部征求专家的意见太少了,限制了发挥专家的作用”。并污蔑党的整风是“只刮一阵风”。在卫生部处理右派分子时,他也极力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行,并对一些右派分子坚持留用。

齐仲桓对卫生部党组的领导,更尽其攻击、污蔑之能事。他常用所谓“下面的意见”来攻击党组说:“卫生部不重视业务,党组不解决问题,不起作用。卫生部可有可无”。他在党组整风会上说:“卫生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什么主义都有,就是没有马列主义”。并公开赞扬贺诚同志敢于反抗中央,敢作敢为,污蔑党组领导同志坚决服从执行中央指示决议是“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风格品质不高”。

齐仲桓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在党组成员间进行挑拨离间,混淆是非,制造党内分裂。今年一月间,党组为了澄清在执行中医政策上的混乱思想,召开了中医座谈会,本来开的很好,齐仲桓既未参加讨论,却散布“党组召开中医座谈会的动机不纯,不怀好意”,是“促退”、“劳民伤财”,从中进行挑拨离间。在讨论中医工作党组成员有不同意见时,齐仲桓也乘机挑拨,宣扬党组领导同志不懂中医,要听中医内行的话,以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整风进入深入阶段后,齐仲桓更加猖狂,又乘机污蔑党组务虚会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同时又借用“下面的话”夸大党组缺点,否定卫生部的成绩,制造混乱,要向下面借兵来整党组。并恶毒地说:“我们卫生部的问题,主要是党组书记的问题”。党组务虚扩大会上,有司局长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强调党组成员要支持党组,维护党的团结等问题,齐仲桓认为这些意见是错误的。四月间党组务虚,党组领导同志向齐仲桓提出他应检查政治与业务、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会后齐仲桓却大发脾气,并以谩骂的口吻说:“这小子(指给他提意见的同志),真可恶!这不是说我和党两条心,说我是右派吗?”向党组示威。

由于齐仲桓企图篡夺党的领导,因此他不择一切手段地争权夺位,培植个人势力,扩充他的反党阵地,与党分庭抗礼。齐仲桓在中南卫生部时期,就利用职权,借口需要技术干部,安插了大批国民党卫生署的官员,并收容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如号称国民党卫生署四大金刚之一的杨永年任为武汉生物制品所所长(现已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毫无卫生技术知识的国民党卫生署区分部书记白由道,安插为中南卫生部秘书等等。相反,对党的老干部则借口无文化没有技术而被排斥、打击,甚至迫害。致使当时中南卫生部有“国民党管共产党”“中南卫生部是国民党小卫生署”等说法,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与损失。

齐仲桓对干部工作和党、团、保卫工作,是极端仇视的。他恶毒的攻击人事工作是“评头论足”,“做人事工作的记忆力真强,专门记着犯错误的人”。污蔑党的统战政策是“抛长线,钩大鱼”。在讨论编制时他极力主张“党委办事机构、保卫处的编制越少越好,人少了,可以少做事”。

齐仲桓对党给他的职位和权力,从来是不满意的,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夺。早在参加新四军初期任医务主任时就向党伸手要“人权”“财权”。解放初期,要他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局局长,他嫌职权小。1954年大区撤销后,要他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他要当副院长兼政委才行。1955年来到卫生部后,由于是作部长助理而不满,因此“赌气三年”。齐仲桓在党内还利用一些一时被他迷惑,在思想上与他共鸣的同志,进行拉拉扯扯,封官许愿,企图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反党势力。

齐仲桓在生活作风上也是极其腐朽堕落的,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多次玩弄污辱女同志,道德品质极为败坏。

齐仲桓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绝不是偶然的,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渊源。齐仲桓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政客、洋奴家庭,从小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1935年在辽宁医学院毕业后,即投靠军阀商震,当了京汉铁路保健主任和河南戒烟院院长,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他就搜刮了几十两黄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想投抗日之机,做升官发财之梦。1937年参加了新四军,不久(1938年)就动摇脱离革命,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在重庆先任国民党卫生署技士,后以英国博士约翰的洋奴招牌在昆明等地开业,直到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又回到新四军。这样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抱有政治野心的人,当然不会真心革命,第二次回到革命队伍就一直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各种阴谋勾当。

右派分子齐仲桓被挖出以后,卫生部全体干部对这一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7月16日至9月28日,卫生部召开了十次党组扩大会,二十六次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并贴出了揭发批判齐仲桓反党言行的大字报五百多张。在批判齐仲桓的后一阶段,各省市卫生厅、局长也参加了大会,他们对于齐仲桓的反党言行极为愤怒,纷纷表示坚决与极右分子齐仲桓斗争到底,并坚决肃清齐仲桓在卫生部门中的影响。

 ---- 原载1958年10月25日《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