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的组织，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了该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上海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右派分子杨延修在大鸣大放中，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歪曲和污蔑党的重大政策方针，丑化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并公开和党外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组成以右派势力占优势的学委会，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工商局的整风运动一度被右派分子所控制；反右斗争开始后，又一再以“材料不足”、“局内没有右派言行”为借口，蓄意阻挠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之一，是与局内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肃反干部，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去年四五月间，工商局开始大鸣大放，右派分子叫喊“肃反扩大化”、“宁左勿右”，杨延修听了大感兴趣，当场夸奖这种别有用心的叫喊，把它说成“联系实际”、“提得很好”，接着又在好几次会议上，一次再次地推荐这个“联系实际”的事例。同时，他还到处声明肃反运动不是他领导的，“所以问题不少”，叫大家“有意见就提”。这样一来，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早就跃跃欲试的右派分子，看出了“苗头”，纷纷把矛头指向肃反。他们颠倒黑白，在黑板报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把党和政府领导的为人民除害的肃反运动，污蔑成“胡作非为”、“违反宪法”，公开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用心恶毒地把“干部意志消沉”等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因，都归之于肃反运动。
右派分子的攻势开始之后，杨延修又进一步帮他们点火，替他们加油；在各科各室的座谈会上，每当右派分子发表污蔑肃反、攻击肃反的言论以后，杨延修就说“这些意见很好”，并且鼓动他们把材料写出来。他在度量衡管理处煽动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人翻案，说：“处内不解决告到局，局内不解决告到市，市里不解决告到中央；一个人上诉不行，可以许多人联合起来告状。”在他的鼓动下，有的右派分子写了长达五千字的“上诉书”，费尽心机地攻击工商局的肃反运动。不仅如此，向来不关心政治思想工作的杨延修，此刻突然出乎意外地“积极起来”，接连找了很多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的或对党严重不满的人个别谈话，他们提出“重新总结肃反”、“退还肃反中交代的材料”，杨延修都一口答应。在他的支持下，局内一些右派分子更加猖狂起来，竟然在领导过肃反运动的党支书面前，明目张胆地叫嚣要“重新总结肃反”，口口声声宣称“杨局长已经同意”。当这种企图全部否定肃反的反动要求公开提出以后，杨延修又积极呼应，就在第二天全局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肃反可以重新总结”，并且叫他们提出具体意见。
杨延修一面在党外放火，一面利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气焰，更加露骨地对党组和肃反专门小组成员施加压力，企图最后打开否定肃反运动的“缺口”。他找肃反专门小组成员谈话的时候，硬说“工商局的主要矛盾是肃反问题”，“群众压力很大”，“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口口声声叫肃反专门小组的同志“不要顶”、“不要教条主义”。直到去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杨延修还在继续进攻。就在这天的干部会上，肃反专门小组成员指出工商局的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可是右派分子反对这种说法；而主持会议的杨延修，竟说右派分子的“意见很好”，并叫他们把问题进一步谈出来，煽动他们更加疯狂地来攻击肃反运动。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杨延修实施了他的排斥左派、拉拢中间、团结右派的反动组织路线，利用自己党组书记的身份，和局内一些右派分子组成以右派势力为中心的学委会，逐步从组织上来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使工商局的整风一度陷入右派分子的操纵之中。去年四月中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杨延修未经党组织讨论，个人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委员会”，开始了排斥党的领导的第一步。就在确定学委会名单的时候，杨对党支部同志说，学委委员“不要多摆党员，多放一些生面孔”；结果挤走了两个党员，但当时党支部书记仍然参加了学委会的领导，左派还占一定优势；因此右派分子对这样一个学委会还是不满意。五月初，局内一些右派分子攻出说，“学委会长字辈太多，要有‘民间’代表，要群众选举，以免换汤不换药”，企图将学委会改变为向党进攻的指挥部，完全夺取党对整风的领导权。右派分子这些主张，正合杨延修的心意，在五月十四日全局干部大会上，他就宣布“改组学委会”，要“各处、各民主党派和共青团各选一人”。会后，杨对支部书记说，这是“服从民意，加强领导”。
杨延修“服从”的是什么“民意”，“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呢?杨延修宣布改组学委会的当天晚上，右派分子就暗中研究了学委会名单，肆无忌惮地提出在学委会中“不要党支部代表”，并在肃反问题上攻击支部书记。杨延修“服从”了这一“民意”，对支部书记说：“局内群众对肃反意见很多，你已成众矢之的”，示意支部书记不要参加学委会。改组学委会的第一次名单中，果然没有支部书记，后经党内同志一再提出，才加了进去。但是，新的学委会中，右派力量占了优势，主任委员、宣传委员、黑板报编委等重要职务，都为右派分子所把持。在他们的操纵下，这个学习委员会大大越出了学习的轨道，而把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作为活动内容。至此，这伙右派分子把持的学习委员会完全篡夺了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实质上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从此，局内的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达到了高峰。在右派分子控制下的黑板报，出现了大量攻击肃反、攻击党的领导，攻击马列主义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叫喊重新总结肃反、把人事部门污蔑为“大棒子”、把马列主义污蔑为“挡箭牌”等一系列反动言论，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笼的。这些右派分子还互相鼓动，先后向新民晚报发出了廿多篇反动稿件。
当反右派斗争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以后，杨延修又一再为右派分子辩护，说什么“局内在鸣放中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错误言论，没有右派言行”。又以“文件没有学好”“上级没有布置”为借口，企图麻痹群众的斗争意志，包庇右派分子过关，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右派分子杨延修对党的一些重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污蔑。去年五月初，他曾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公开说：“工商局要代表资产阶级讲话”；要“代表自发工业户(地下工厂)讲话”。他公开主张要“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唱对台戏”。他把工商行政部门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的严肃处理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疯狂心理”；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说成是“整人家”。他否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仍有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事实。他叫嚣“三反”“五反”运动“搞错了”，设什么“党内有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在工商局各民主党派鸣放座谈会上，他污蔑党与民主党派中间“有鸿沟”，说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职无权”，并向他们宣传章乃器的所谓“打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迷信”的谬论，号召大家“打破迷信”，争取“组织平等”，煽动民主党派的成员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杨延修对党的干部和党的生活又极尽污蔑之能事，他把老干部骂成“秦皇二世专听赵高，指鹿为马”，“臭的放在毛厕内，反可值些钱”；他把党员说成是“作威作福的”，把党群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敬鬼神而远之”，要“党员主动拆墙填沟”；把党员干部嘲笑成“外行充内行，笑话百出”。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以后，杨延修不只一次地透露出他的幸灾乐祸的心情，他说：“人家越骂得狗血喷头，会议(指去年五月的市委宣传会议和鸣放座谈会)越是成功。”他还说什么“过去我们老是整人家，现在应当被人家整一整”。从这些话里，完全暴露了杨延修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和对党的仇恨。
杨延修在入党以前长期在英国和法国洋行里当高级职员，曾经当过洋行经理。在这段时期，他的经济地位已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他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在入党以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来，他一贯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处处为资产阶级讲话，实际上他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杨延修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在解放前他结交了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如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吴开先等。据揭露，在解放以后，他同一些反革命分子还有来往，至于在思想感情上那就更是“亲如家人”了。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杨延修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时。一再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借口“材料不足”，把这些案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有些干部反映：“案子经过他(指杨延修)手里，比登天还难”。杨延修还亲手把很多反革命分子安排在重要工作岗位上。由此可见，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杨延修公开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勾结，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党的领导，决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的阶级本能的彻底暴露，也是他的爱和憎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