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龙利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各地视察的时候，到处煽风点火，搜集毒草，态度极为猖狂。在视察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他反党的自供，他恶毒地攻击党员有特权思想，他说：“中国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特权思想在若干地方相当普遍，谁当了干部便可以管人民，一切权高于人民，这歪风不解决，群众就不敢反映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经常开会，开了会代表是否能反映意见，还是问题，反映了便遭到打击报复。”李俊龙认为“反对特权思想是一个长期斗争。”他自鸣得意地夸耀他在广州视察时反党的“杰作”，他说：“我到一个学校视察，有党员在，有些人便不敢说话，所以开会时我便问：‘你们中间有没有党、团员？’他们说有。我便老老实实告诉他们，请他们出去，因为有他们在，别人便不敢讲话。”
李俊龙在东北视察时，把他轰党员出去的拿手好戏，又重演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李俊龙到了黑龙江省鹤岗市视察煤矿，他召集了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举行座谈会，鹤岗市长和有关局长都参加了座谈会。李俊龙俨然以中央大员自居，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来搜集人民内部矛盾的。请大家尽量的提意见。开始到会的人，提不出什么意见，有一点冷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李俊龙抓住这个机会，挑拨的说：“领导在场你们不敢提意见。”他又像在广州一样，把市长、局长等领导同志一齐都轰了出去。很显然，照李俊龙的逻辑，今天的中国人民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压得都不敢说话，要让人民群众讲话，就得要共产党下台。
在鸣放期间，李俊龙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邪风吹遍全国。他说：“我在黑龙江视察时，那里还没有鸣放，我曾对省委书记说，春风未度山海关。我到长春视察时，那里已在鸣放，我说春风已到山海关。回到北京后，从文汇报看，有的地方还没鸣放起来，四川最近才鸣放起来，这是春风初度剑门关。湖南未鸣放起来就定出许多清规戒律，是未放先收，我希望春风度过武胜关，吹皱八百里洞庭。”
李俊龙所谓的“春风”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邪风，他希望天下大乱，要把右派向党进攻的邪风，吹遍全国。
李俊龙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到使用，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从科学到文艺，从华南到东北，他都到处施放毒箭。他诬蔑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说：“科学研究机关的行政干部都是党团员，不懂业务，妨碍科学的发展。”他的意思是说党、团员都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要发展科学，就要扫除这些绊脚石。
在李俊龙嘴里，共产党领导下是没有科学研究自由的，他认为“百家争鸣提出以后，争鸣的当然多起来，但学术研究自由的空气还不是那末浓厚踊跃。”他的所谓自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他叫嚣“高等院校今后向群众作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限定党员去作，而应发动民主党派成员去作。”谁都知道，高等院校，从来没有限定作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非共产党员来作不可，李俊龙故意歪曲事实的真正用意是反对党员作报告，暗示党员都是不学无术的。
他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得阴森可怕，说思想改造就是“否定思想，否定业务，否定人格。”并提出挑拨性的口号：“不要算旧账！”“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旧传统”。李俊龙并叫嚷党员“要广交天下贤能之士，放下架子。”这与大右派分子罗隆基的“礼贤下士”“三顾茅庐”陈铭枢的“向党外人士求师求友”等反动论点是异曲同工的。
李俊龙还诬蔑高等院校党、团员的系秘书是大权在握，非党系主任“有职无权”，他还叫嚣“小学教员普遍不重视”，“学校里找不到教员，社会上却有许多熟练的教员找不到书教。”给李俊龙这样一说，从大学到小学，党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都是一团糟的。李俊龙甚至疯狂地提出限制共产党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反动主张，说什么“现在共产党有1200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要那末快。”妄图根本割断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争取知识分子作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
李俊龙对社会主义法制和人事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诬蔑县以下干部没有法制，而是“习惯用命令来代替法制”，“以检讨代替了法制”。在他看来，不管干部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一律加以“关”“管”“杀”，这才叫做法制，从这里说明李俊龙是怎样仇视我们的革命干部，并怎样处心积虑地企图用所谓“法制”来束缚革命干部的手足。企图把专政的锋芒指向人民的内部，而不是指向人民的敌人。他在“加强法制”这个题目掩护下，还向广大的司法干部进行诽谤，他认为我们的司法干部都质量低，没有审判知识，“有的连批示、判词也写不好。”
李俊龙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要求人事制度公开，他说：“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从他这项理由，难道还不明白他所以要求公开人事制度的用心吗？
李俊龙一方面对人民、对革命干部十分仇视，一方面却尽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说什么“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并不是反革命骨干”，“国民党的区分部都是糊涂的区分部”等等。他甚至闭着眼不看宪法关于我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竟说像肃反这样重要的问题，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是不对的。”把肃反运动，说成是“违法”。他说“肃反虽有很大成绩，也存在很大偏差。”他还举出右派分子刘不同、黄席群等人为例，来证明他的所谓偏差。更恶毒的是李俊龙企图为一切反动分子开脱罪责，连审查CC大骨干分子寿勉成的历史，也认为是不应该的。他还替战犯说情，要求政府释放他们。很显然李俊龙眼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和我们的概念完全对立的。
在农民问题上，李俊龙完全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论点，歪曲事实地叫嚣“农民生活苦”。并且露骨地说：“过去梁漱溟说农民生活苦了，时间还不成熟，现在我要提出来，不怕别人说我有地主富农思想。”李俊龙以讥讽的口吻说：“农民为什么从乡里往城里跑，是很有意义的。”接着他自己回答说：“农民的生活很苦，收入很少。”他的意思是说，农民苦得在乡下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到城里来求生。
李俊龙反对农业合作化，他认为合作化以后，农民“买粮的钱不易找到，因为过去可做临时工，现在不行了。”这就是说，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按劳动分工收入少，又找不到其他收入，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群众没有好处。李俊龙别有用心地引述地主富农分子编出的歌谣：“远看一片青，近看三两根，我们吃不饱，政府费了心。”把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说得一场糊涂，把农村形容得“怨声载道，”企图说明合作化使农业生产搞糟了。他为了混淆视听，不惜抹煞事实，公然叫嚣“薄一波说每年农民平均收入60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薄一波同志提出的数字，是国家统计机关根据全国各地所提供的实际材料所作出的统计数字，李俊龙反说没有根据，难道李俊龙的信口雌黄才算是根据？
更恶毒的是李俊龙竟至把地富分子和破坏分子的话，说成是农民的话，说什么“蓝衣服（指工人）有钱，黑衣服（指公安人员）有权，黄衣服（指解放军）有钱又有权。“工农生活之间距离太大”，一味挑拨工农兵之间的关系。
李俊龙对民革组织一贯主张大发展，想在人数上发展成为第二大党，1950年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他就露骨的骂“民革的组织工作是关门主义搞宗派”。1953年二届三中全会，他坚决反对总结“成绩是主要的。”理由是所发展的党员人数太少。其实当时全党党员人数，比1950年年底，已经增加了两倍，超过了二中全会所决定的指标。三中全会以后他又说：“两年多来，发展工作没有成绩，三全大会交不了卷。”他起先以反对“关门主义”作幌子，以后又以反对“保守思想”作幌子，而暗中是想实现他的大党思想和恶性大发展的企图。
李俊龙曾主张硬性规定在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中吸收党员的比率。他说：“凡是已经开展联系工作的地方应努力创造条件，将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吸收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入党。基础好的还要提高比率。”他并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横蛮的说：“大发展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盲目的发展。”
在吸收党员的标准上，李俊龙主张降低入党条件。虽然他也说：“吸收党员要注意敌我界限”，可是他接着解释说：所谓划清敌我界限，是指历史了解清楚有公民权的，并不是按其他更高的要求。”根据这样的标准吸收党员，实际上仅仅只有一条“有公民权”的标准；而过去是特务，或者历史上有反革命罪行的，都可以钻空子而不问，问了就是要求太高，这把我们党所坚持的以进步分子为骨干、着重吸收中间分子、拒绝面貌不清分子、清除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的原则一扫而空。李俊龙不是要“旧国民党归队”又是什么？
李俊龙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在许多场合，片面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他说：“民主党派成员，不要只是歌功颂德；民主党派负责人应该代表所联系的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不要唯唯诺诺。”李俊龙企图把民革变成一个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的为本阶级争权夺利的政治集团。要民革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李俊龙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出发，妄想篡改民革的组织路线和政治方向，如果按照他的路线办事，其结果必然使民革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死路。
李俊龙作风之恶劣深为一般人所痛恨。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思想，可是他自己处处要求享受特权。在出外视察期间，对饮食、房间，总是苛求、挑剔，不顾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把伙食标准一再提高。一不满意便出言不逊。他叫嚣农民生活太苦，可是当他在农村视察，农民的牛车差一点把泥土溅到他的裤子上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妈的×”。
李俊龙的恶霸作风十分突出。民革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二中全会时，一次接线员没有把他的电话立刻接通，他就大骂接线员同志“混蛋！”政协全委会管汽车的干部反映，李俊龙要汽车不敢不给，怕挨他的骂。有一次他叫全委会的服务员买些水果送到他家里去，服务员没有钱，又不敢不替他买了送去，否则第二天怕吃不消他的骂，结果借了钱代他买了送去。
他到东北视察时，组长是监察部副部长潘振亚同志，他是副组长，他不把组长放到眼里，一切独断专行，初到哈尔滨，地方当局来拜访，并研究安排视察工作，他一人抢着接谈，把话说完就送客出门，使旁人没有发言余地。
1953年李俊龙以参事身份出差到江苏，省长没去接他，他质问说：“省长为什么没来？”并向人说到别的省分都是省长亲自来接的。1956年他到陕西去视察，交际处派一个干部和人代驻陕秘书去接他，他质问“地方上负责人都哪里去了？”
李俊龙不仅狂妄自大，为了抬高自己，还经常玩弄虚伪狡诈的手法，1953年冯玉祥先生在泰安安葬时，民革组织原先没有要李俊龙去的意思，他就向李主席说他要到泰安去，到民革又说“李主席要我去，我不得不去。”就这样撒谎，达到了他去泰安的目的。李俊龙曾对中央统战部某负责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曾派他当特派员，到湖南办国民党，某负责同志当时问他说：“当时我也是国民党员，为什么不知道你呢？”以年龄计算，那时他还不过是十九岁的小娃娃，孙中山先生怎末会派他当特派员呢？
李俊龙在参事室或在政协文化组，就说民革的工作如何如何的忙，到民革又说参事室或政协工作如何如何忙，虚伪的四处喊忙，一方面借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又好推卸工作责任。实际上李俊龙在哪里也不忙。
李俊龙作威作福，自私自利，狂妄自大，投机取巧，十足的说明他始终还没有忘情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日子。
李俊龙在大量罪证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犯了罪，表示愿交代罪行。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