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按语] 这是右派分子罗印文从1957年5月到7月一部分日记的摘录。那时他是本报衡阳记者站的负责记者。这些日记的本身就充分说明罗印文的立场、观点是反动透顶的。罗印文不仅在大鸣大放中，攻击的矛头总是朝向中共湖南省委、中共衡阳地委和紧跟着省委走的本报负责同志；就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他也没有收敛反党锋芒。他在发表了《不让整社工作轻轻滑过》公开反对当时省委小整社的消息之后，还继续搜集材料，处心积虑，写成《大转变时期——试评衡南县民主办社工作》，企图在报上进一步地反对省委对湖南农村工作的领导。用罗印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我改变战略，深入抓衡南的情况，面向整个专区和全省，批判保守主义者。”他反对省委是完全自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在日记中一再地写着：“我必须弄得烂熟，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搞这样触犯省、地委须发的东西，你不如此，就会糟糕。”因此，在本报反右派斗争开始、把他从衡阳调回报社交待问题时，他仍然坚持反动的立场，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正认为正确的，也应该坚持，这就是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平日最欣赏的两句话就是：“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里，我们要警告罗印文，你走的路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你高兴继续走下去，甘心自绝于人民，那就随你的高兴罢。如果还想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那就要彻底缴械投降，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几个人到烈士公园，本来想划船的，时间早，西边还有晚霞的，游船也不开放了，怄死人，我立刻没有劲了，几乎要倒了。我们说，除非每人喝四两酒，不然爬不上这座山。我们真的喝酒了。我主动约束自己，只喝了啤酒和广柑酒。回来真的劲足了一些。
开会，酝酿明天给编委会提意见。酒后心里爽，大家都是慷慨激昂的，明天一定要开火。现在的报纸办得太不像话了。
上午开会，整风意见提起来了，富有戏剧性的活动，昨夜喝了酒的我们几个人最初提了意见，我猛烈地批评了编委会严重地不相信群众，没有政治胆量，对记者部的领导软弱无力，以及时事报道吹牛皮。
非常惋惜，下午的支部大会未能参加，两个总编辑不团结，编委会涣散等问题都揭开了。会，据说开得很紧张很沉重。晚上我特地找记录看了。
夜，支部大会，原来如此啊！编委会涣散，两个总编辑不团结，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这里。看来现在他们还有担心，过早强调和风细雨，说什么不要激动；不要把团结问题在群众中公开，编委会不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就开得不好。袁家式的意见提得好！我激动了，我跟着讲了话:要求编委会打消疑虑，准备丢掉自己的肮脏的东西，把问题彻底地公之于群众之中……
看来湖南省委保守，不放手的那个劲儿，真叫人心焦，一个事情布置得非常具体，哪怕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一步二步三步……都得按此行事，结果是束缚下面的积极性。
争鸣问题报社不表示态度，我提出了抗议性的意见。
现在正是争鸣的时候，沉着地付出毅力，一定会有收获的。
伍国庆回去，我特意写了抗议信，请他带去，抗议家里迟迟没有就左叶事件举行记者座谈会，给记者以支持，让记者争鸣。我说，我的心情时常激动。我对于报社这种情况表示强烈的不满。
必须对那些政治上的胆小鬼施加压力。
本来打算今天到衡山去的，家里一个电话，希望我研究下民主办社贯彻的情况，他们认为现在的倾向很可能忽视解决（滑过）干群矛盾的趋向，过分强调了生产，以保护干部为名，掩盖领导上的胆小。同意这种估价。
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清早就和衡南县书宋长云交谈了放手领导群众民主整社问题，他同意了我的看法。下午我去参加他们开会时，正好昨天的南方日报到了“用新的精神整顿农业社”的社论，也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一步一步地讨论了，至夜7点30分，作出了结论：采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的群众路线方法。当夜就开电话会传达到乡。——这当然是好事，我立即赶写了消息，在10时许发了回去。
学唱“湘累”，很引人。
“泪珠儿要流尽了，爱人呀，还不回来呀？……”
昨夜发的消息，在今天报上一般头条地位发表了，很高兴。
请乡秘书介绍了情况，便赶到谭家桥社来，总支书罗冬初在这个社，他说了几句话，看来这个社的情况是平淡的，要找尖锐的矛盾去。接着便去了附近的烧田社，一个三类型社，问题在这里是突出的。夜里参加第一次代表会，社长作了检查，可是谈得不深入，一些关节上的事儿，未去触它。
家里的整风空气很不好。编委们涣散到几乎解体了。人们的面目全暴露无遗了。省委周惠、唐麟的面目，在这里也能窥见一二了。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真令人心痛。
夜，与县委副书记符棣华谈话。。从这次粮食工作的突然布置，我想到了、地委领导工作中的机械化，许多工作一成不变，下面只能和盘照搬，不管情况不同，有变化，都不能有所更动。上也好，下也好，亿已经成了习惯。一件工作一来，只听到一片往下贯之声，这个“贯”字不如改为“灌”字还确切些。我应该进一步研究情况，评述这个问题。
听到乡总支书向县委的电话汇报，平淡。
看到文艺报上揭发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真令人愤慨想到两个题材可写杂文：“同甘共苦”的演出的遭遇，住房子、坐椅子分等级待遇的问题，惟事实仍待调查。
现在的记者工作制度，工作空气，是扼杀自由写作的。
地委躲闪我提出的问题。但是，我已经明白了，从这一段工作来看，省地委的领导都落在这个大转变时期之后了，以搞生产为名，掩盖自己的害怕，什么怕影响生产，怕整垮干部，怕乱，结果工作中企图避而不谈矛盾，墨守着省委框框中具体作法和解决问题的范围。而同时，又对当前粮食工作估计不足。农村中首先闹起了粮食问题，农村中社员与社、与队、与国家等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暴露出来了，许多地方很严重，生产和民主整社都顶住了造成极大的被动局面。这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相信群众，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情况。在衡南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以极大的决心，抵抗住了地委委婉的阻拦，采用彻底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一上场就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当初也曾经忽视粮食工作，具体问题解决未跟上，所谓没有带尚方宝剑，后来领导发觉后，立即纠正了，现在全县情绪饱满。
这样我改变战略，深入抓衡南的情况，面向整个专区和全省，批判保守主义者。我要写消息和论文。我准备明天到到衡山，再捞一把那儿的情况，很快就回衡南来。
孟树德打来电话，要我写东西，用省委指示来压我，全没有一点儿想听下边情况的情绪。我按照我的性格回答了。
和办公室同志、师古乡总支书、县委书记谈了当前情况，我将要冷静地思索我面临的一切，难题目也许从现在开始了。
夜里没睡得， 一天都干不了什么。
某某来了，睡在一起，似乎有某种不然，和我讲起客气来了，我诚恳相待，过会儿，好了。
谈报社整风，看“争论材料”，令人气愤。周惠说：我们的报纸是党报、人民的报纸，不承认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他对于报社的估计是：“官健平是坐在省委，面对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这种估计不改变，那对报社整风的看法当然会是错误的。是这样的省委负责同志，那我们的整风，不闹到中央去，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孟的那席话叫人不得不联想到他的品质。
研究了衡南和衡山的情况，对问题作结论的时候，还差很远，当然需要再研究。
某某来，陪他玩了一会儿。他有一种昂昂然的情绪，什么都不在眼下，什么都是缺点。
需要约衡南宋长云谈谈。并且自己下去看看，我不能对群众路线问题作一结论，不能甘心。
思索着那些情况，距离作结论的时候还远着哩！电话与宋长云约了，明天谈谈。
以“大转变时期”为题，通过对衡南整社作法所代表的根本精神的评述，分析再这个大转变时期省地委指导思想不相适应的问题，批评那种保守、畏缩，看不到新的变化的倾向。
我一边和宋长云谈话，一边这样想象我的文章的主题。
他是完全接受了那种作法，党那条消息发表时，地委与省委联系后，即刻把他叫去了，劝阻他莫那样做，他回答说：“我们不是想过瘾！”他说：“现在很明显，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必须掌握非常充分的材料，全面、具体，正反面研究，做出无可推翻的结论论来，要不然人家会拿出棒棒来。
我拿出了大批材料，并且出题请他们找材料，随后我还要下乡去，还要与县委专门研究。
斗争是非常深刻、尖锐的。
我激动地读完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民盟中央会议上各种发言。
入夜，邮局前面贴报栏前，挤满了人，紧张地读着，仿佛心里担当着大事，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
夜去访问了吴若虚，先聊天，地北天南，最后他发表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前段他们抓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很明确围绕着双百分之生产，民主办社，不只是简单做那些机械规定的事儿，而是去发掘实质上的东西。深入就在这里，高明就在这里，这对我很有启发。入睡后，我想这一席谈话应该是可以发消息的。
起床就写消息，在那里听发言时也写，十点半时就写成了，我高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江叫那些官僚主义者吃惊的。，我请蓝岗提意见，我本来是想让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他认真提起意见来，我骤住了一下，心里想卡了什么东西，。我吞了口气。她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我激动了，使得文笔不畅了。我依他的意见修改了。我说，到底是人多出秀才。
到衡南听了下汇报，听来听去还是那么回事，真正应该下去了。决定明天到衡南谭子山乡去，根据这次县书会议进行报道，另还要考究整社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
老孟（树德）来电话说，常宁稿不用了。农村部换了这个人来管，我担心：主观粗暴将要宰割多少稿子，特别是他对我的宗派主义，1953年调查建设报问题时，背对背地与他交锋过。现在很难说，至少至少一点，还潜藏着宗派报复的种子。要是他在报社争论争论问题上得势了，更会嚣张起来。
下午杨德嘉同志来了，谈及报社整风情况，都是惆怅、泄气，许多人都有思去情绪，连陈望岳都觉得无味，要求去学习。我说，我也去吧，当乡总支书去。我知道，我是多么地喜欢新闻工作，愿意当一辈子记者，要是情况真是恶化下去，我将不知要陷在何等苦闷之中。
我不能沉默，写信到记者部和农村部，要求他们重新审理常宁稿，并据实批驳孟的那些说法。我知道他那样处理错了，不说不应该，还有，要是这回我默涵过去了，人家会觉得：你看这个人是好对付的。
和乡总支书谢培修等谈话后，我的劲儿似乎足了些。“大转变时期——评衡南县办社工作”，前回设想这篇稿子，现在又得到了新的论据。人们很容易接受了新的时期的工作方法，而且把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事情过了之后，还是津津乐道的。感染了我，得进一步研究分析，进一步掌握情况，这次回去对于究竟怎么办，要具体化了。
夜在衡南县座谈，详细扯了三类社的情况，和我已经掌握的情况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论点，也是我的论点是正确的了。
一早便去接续昨天的座谈会……
一道分析、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决定要写这篇东西了。而且要在四天内写成。
下午和晚上，研究这大批的情况，实际上是重看它们，许多是第三次、第四次重看。
我必须弄得烂熟，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搞这样触犯省、地委须发的东西，你不如此，就会糟糕。
开始写“大转变时期”，它的副题是“试评衡南县民主办社工作”。
语汇太少了，安排句子的方法也太老一套了，现话现字，在这里转来转去，这样的情形，也许是因为心境不那么宁静吧。到夜，本来我已写了400多字，可以接写下去的，我不，从头写起，删了一些，改了一些。
大约写了三分之一，下面一段是最难写的，要具体分析，要提升到理论上来认识，在根本论点上明确，在下语方面委婉，带商榷的意思。因为它与省地委的要求不相符合，要使之能够发表，这是起码的要求。
续写“大转变时期”，进展慢。长时期不曾写评论性的东西，非常棘手。
看来，应当掌握住这种武器。
写完了草稿。
作了大的修改和补充，看来明晰多了。我当然还得再研究，因为它明显地和省委精神冲突。我要做到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再修改，再听取县委的意见，并且与地委研究。看来，它最好的命运是以“工作研究”的形式发出，或者只能发“情况简报”了。也可能，都不行，还得收到一切呵斥和非难。如果我最后正明了我的不败之地的话，我什么都准备承受。
上午参加衡南县委会，有些盲目，他们只是抽象地讨论几个几个政策问题。
下午修改了衡南稿。
衡南稿差不多就是定稿了。再次修改了，听了衡南县委就这个事情进行的讨论。夜已开始誊写。明天送地委看后就去投邮。
稿已誊写完毕。明天送给地委看。
宁生没有否定他们的作法，说他们没乱，承认他们生产也不错，但说他们似放非放，企图缩小他们这种作法的意义。尽管如此，他仍说：省委的作法是对的。不过他也说：做试评发表是可以的。
我写了封信，详细交代了背景，并预先批驳了可能产生的几种对它非难的意见。
我说，我的一百个希望是：尽量争取快些发表。
孟树德没有用常宁稿，十分遗憾，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今天，问题仍然一致。他们没有回答我的抗议信。不理吧，我回去还是要抗议的。
回到长沙。
回来是两件事，是报道，但看来主要是检查右倾思想。
老孟谈及了衡南稿，看来，他们有许多错觉的地方，我当然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虚心听取，但我真正认为正确的，夜应该坚持，这就是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
老孟和我谈了话。
常宁稿问题，他没有能够说服我。含混点算了，我没有必要在这类问题上，也许是可以放过的问题上，大争起来。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第16期，195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