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30日，当反右派斗争正在全国展开的时候，党中央收到一封署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恐吓信。信中以威胁的口吻强迫党中央接受其极反动的主张。这就是本校水利系五年级右派分子曹卓峰所干的反动勾当。
信中开始就威胁说“这个以农民阶级出身的同学为主力的联盟，是在波匈事件以后成立的”，是为“更充实”共产主义的理论而展开“研究”和“批评”的组织。他为达到反党的目的，企图取得合法的地位，阴险地说：“如果有人自作聪明，敏感地以右派反革命组织等名义加在我们的头上，那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因为这表明你们不允许用说理、合法的争鸣方式来讨论一切问题，充分说明你们毫无真心争鸣，自由争辩等条件”。
右派分子曹卓峰并以分布在20个高等学校、拥有1628个盟员的“联盟总部”代表资格，扬言“如果忽视我们意见的话，我们将号召全盟向各校同学报告真相”，而且要向全世界各国“伸张正义”，声言“那时全部责任应由你们负担”。显然，这封信里充满了杀气腾腾。
右派分子曹卓峰在他这篇匿名恐吓信里，极尽污蔑之能事，企图纠集牛鬼蛇神，推翻党的领导，以便夺取政权，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最后投靠他的帝国主义主子。在他的日记本上，还记着一个驻我国的英国代办处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企图进行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活动。
在信中，他首先诬蔑党委“不敢整风”，“不敢争鸣”，“只在那些世故的、小心翼翼的青年人中间听取意见”。他攻击说：“作为一个无隐私的党委为什么不敢在学生中发动整风呢?”“为什么躲避广大同学的批评呢?”“为什么不敢澈底贯彻群众路线呢?”……
他认为对“弱者”的声讨，说明了“没有争鸣的条件”，而右派分子钱伟长只不过有点“纯技术观点”，他责怪群众对右派分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进行批判，并诬蔑说，“党现在借反右派斗争作‘幌子’，在各院校中不分青红皂白，扩大右派范围”。更荒谬的是，他造谣诬蔑党委把善意提意见的同学也划为右派了。他还捏造事实说什么：“教授40％反对共产党”，“人民日报关于反右斗争的报告是自欺欺人的”。他诬蔑党压制民主，还引用一些诗句来咒骂党是可怜虫!诬蔑党已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已到“被推翻的时候”!在整风时他极力攻击肃反运动，要求“法办肃反干部”，并替胡风反革命集团申冤抱屈，说他们的言行“符合百家争鸣的原则”他还竭力赞扬右派分子罗兰、S．C的文章，并发动同学去看。他支持“党天下”谬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他就说：“我早知要收了”。他污蔑反右积极同学是“夸夸其谈”，说他自己是“硬骨头”。当全校批判钱伟长时，他却写了“小心上当”的大字报，要同学“不要上批判钱伟长的当”。
右派分子曹卓峰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曾经作过周密的考虑。在他发出恐吓信的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光明日报，支持“民主党派”，并要求加入民主党派。他对章罗联盟的猖狂进攻仍然认为放的不过瘾，认为是“软弱无力”，说民主党派的领导者“安于既得的地位，唯唯诺诺，甘愿做(共产党的)应声虫”。他平时积极研究逻辑学、心理学等，为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找理论根据。他得出结论说：“农民是最后解放的阶级，根据矛盾循环性的原理，共产党是可以推翻的”。于是他积极组织反动政党，并且说“其组织成员，应该以农民出身的学生为主力，争取教授作场外指导”。他研究对党不满和仇恨党的分子的特点，以便进行拉拢，并准备利用百家争鸣的政策，争取合法地位的以便进一步进行其阴谋活动。
曹卓峰站在反动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从小就受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教育，要作“人上人”。他认为入党是他的进身之阶，可以向上爬，于是在上大学后，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企图达到混入党内的个人的目的。1955年夏天，别人发现他偷看女同学洗澡后，他一直拒不承认，并以自杀来威胁，威胁组织对他的生命负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种组织灰尘不如”，“以后决心不和它发生关系”。由于不能实现他入党向上爬的目的，他就对组织严重不满，把自己比作“中国的刘永铭”(按：刘永铭是受美帝迫害的我国留美学生)，他写道：“率直、幼稚，在这个世界中只能受到嘲弄和吃亏”他大骂干部是“独裁王”，“疯狗”，并声言“我誓死不愿屈服，我只要有一口气，便始终不为你们作任何工作”……。
这个阴险狡猾的右派分子，一直不肯交待他的反动罪行，以“忘了”和沉默来抗拒，并且准备逃避批判。当群众阻止他时，他就三次上党委会，打电话到公安局，亲自到校卫队“控告”同学“侵犯人权”，并且以“开除我”来威胁。反动气焰，嚣张已极!但在群众的揭发下，便丑态毕露。
但是曹卓峰并不罢休。一月十日下午，他溜到右派分子钱伟长家里企图寻找依靠，后来又打电话和亲自到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要求帮助他出国。他决心走上背叛祖国投靠帝国主义的道路。
曹卓峰的反动罪行激起广大同学的无比愤怒。大家决心和这个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胜不收！
来源：1958年1月16日《新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