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军是个老牌右派分子，他是惯于翻云复雨，纵横捭阖的反动派当权人物。由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投向人民，并参加了民革。他还当了民革的中央委员、江苏省筹委会的副召集人、江苏省及南京市的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南京市民政局长等重要职务。李世军非但不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和优厚的政治待遇，而且恩将仇报不甘心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灭亡。他自己说：“解放八年来从未说过一句真话”。对待工作，一向是消极对抗，认为地位再高，还不是有职无权，“行尸走肉”。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民主党派“大有搞头”蠢蠢欲动。1957年春天，李世军到北京开会，和右派分子章伯钧、陈铭枢、许宝骙、黄绍竑等进行了阴谋活动，回到南京，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机会，公开向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到处放火放毒。从3月到6月不过四个月期间，李世军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召开座谈会前，李世军利用民革机关干部和成员，搜集社会人士对救济政策不满的意见和旧军政人员对肃反问题和对公安部门的意见等等，准备作为弹药，进行放火放毒。
在5月13日中共江苏省委和5月10日中共南京市委分别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李世军毒焰嚣张，集中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权部门，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要取消阶级斗争，要党组织退出机关，并系统地攻击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和人事制度，挑拨党群关系。且看看他的反动言行：
1、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李世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党组织迟出机关。他说：“党组与行政负责人的关系，章伯钧提出来后，我感到也可以研究研究，现在存在二元化领导的现象，政府机关只能一元化的烦导，这是制度问题。”李世军的所谓行政一元化领导是根据章伯钧的“机关应由法定的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一切，但现在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的谬论而来。就是要共产党的领导退出政府机关。因为李世军所说的二元化是指一个机关既有党的领导又有行政领导，现在只要行政一元化的领导，那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具体说：李世军就是要南京市民政局让他这个“局长”领导就行了，要把今天的人民政府变为旧式官僚政治机构。这是和其他右派分子要党组织退出学校等是互相呼应的。
李世军还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曾说过“民革是无灵魂的衙门”。反对民革负责人及干部向中共党委统战部汇报，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李世军对民革机关干部说：“现在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了，有问题可以不必向党委请示了。”这就完全暴露了他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分庭抗乱的黑心肠。
2、反对阶级斗争
李世军说：“现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无须采取这样的方式，现在有不同意见，互相提提，就可以解决多年来的思想紧张状态。”又说：“过去搞阶级斗争对民主人士一言一语一笑一动都要考虑，对非党员政治上是不够信任的。不仅社会上如此，甚至对父母兄弟也都是冷冰冰的，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我老婆对我说：‘小孩入党了，你说话要小心些’。”
李世军为什么一再攻击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呢？在李世军的交代中一再说是对阶级斗争不习惯，反对阶级斗争，讨厌阶级斗争，害怕阶级斗争，这是有它根源的，因为李世军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李世军的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他不甘心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灭亡，痛心于家庭的被斗争；而且李世军三十年来是一贯地坚决站在敌对的立场，反共反人民的。他的反对阶级斗争，具体地说明了他的反动阶级的本质，和人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3、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李世军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人事制度和司法部门。他诬蔑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这是李世军的恶毒心肠和贼胆心虚。因为他一贯同情包庇反革命分子，隐藏反动证件，对新社会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所以他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企图挑起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反感，要削弱人民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割断公安机关和人民的联系，取消公安机关的战斗力，从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李世军诬蔑人事部门是“阎王殿”；说：“阎王殿里有大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李世军把人事部门看得那样阴森可怕，那只是说明他心里有鬼。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是关怀团结、培养干部和正确使用干部的部门，是丝毫也不可怕的。李世军的目的是要挑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改变人事制度，使我们国家混乱起来，好让坏人有空子可钻，实现他们右派分子的“用人之权”。
李世军攻击司法部门，说“没有民法、刑法，量刑没有一定标准。”颠倒是非的引反革命分子张修案件为例，说：“有一个女的，叫张修，只说了一句关于中苏友好落后的话，就抓去判了五年徒刑，经上诉后，又无罪释放。”事实上张修在国民党时期，从事过反动活动20年，解放后经常散布反动谬论，被捕后经宽大处理，不是无罪释放的。又说：“最近香港来了一个人，过去是老朋友，在交谈中他说：“香港、台湾的许多人，现在最大的顾虑是因为没有民法和刑法，说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究竟是怎么一套，他们不知道，因此不敢回来，这恐怕对和平解放台湾是一个障碍。”这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替反革命分子说话。谁都知道，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李世军仇恨司法部门，睁着眼睛说瞎话，替反革命分子和香港、台湾的蒋介石特务分子叫嚷，目的是要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进行破坏活动，颠复人民政权，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论点和阴谋是完全一致的。
李世军在今年四月江苏省政协开会期间，利用15小组组长职权，贩卖章伯钧黑货，要小组委员谈“两院制”问题；并诬蔑南京的党报是“死板板，官僚政治文章。”在小组会时更歪曲、反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他扬言要政协拨专款8，000元，来解决社会人士的困难；又攻击房屋保险政策，认为“清规戒律”太多。捏造人民保险事业竟找到要饭的老太婆头上去了。诽谤物价政策，说“盐价调整是人头税，历代王朝都要慎重考虑，盐价一涨，就要改朝换代”；诬蔑征用土地政策，说南京工学院征用土地，“好像满清王朝跑马圈地一样”。
此外还在市政协组长秘书联席会议上进行放火，要各组长、秘书对组员进行宣传。动员、启发，打破顾虑，尽量揭发共产党的缺点，愈尖锐愈好。还夹带劳改释放不久的马景常到社会人士外文工作组去放毒。又说“农村干部也要整一整”，从而攻击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干部，想把火放到农村去。
今年5月间李世军在南京市民政局，兵役局干部报告会上，发表诋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谬论，他说：“肃反中也曾将好人当成坏人整的，今后为首闹事者不能开除，要留下做老师，让他们敲我们的官僚主义。”又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产生矛盾的温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说“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要抓住两头，从团结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还说这个公式是根软绳子，比用枪矛棍棒硬刺还厉害。过去对付人用枪矛棍棒硬刺可以用敌我问题来吓人。现在用软的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软绳子，好像我们家乡用的流星，两头用铁球，系以长绳，飞舞挥击，其效果比用枪矛棍棒的硬法还大。当然用流星就要看你的本领了，没有很大的本领，要得到比枪矛棍棒还大的效果，就很困难。所以党的领导同志，在毛主席放了这把火以后，困难比过去也就更大。”这是有意诬蔑领袖和破坏团结、破坏思想改造的原则。
李世军发表反共、反人民的谬论以后，就借病住中医院进行暗中活动。这时候右派分子谭惕吾打击卢郁文同志的事已经见报，李世军就支持谭惕吾，他先后对往医院探视他的陈里特同志等说：“卢郁文发言无聊，拍共产党马屁，真是肉麻，无耻之尤。”对耿家舒同志说：“恐吓信恐怕是假的。”还要民革干部立即收集成员不满卢郁文发言的意见，上报中央。企图利用江苏省民革组织力量来支持右派阴谋活动；并亲自写信与王昆仑部长说：“……此间同志对民革在京诸公发言，认为直言无讳者固多，而不知所云者亦复不少。甚至以反对别人对共产党的意见，责备民主党派本身代替对共产党提意见，似有文不对题之感。……谭大姊勇冠三军，大喊一声，忠诚老实，大为同志所赞许。其对某人“言不由衷”之评语，恰妙之至。不觉太主观了，不足为他人道。惟与谭大姊晤面时，请代我致敬一声，的确她的发言声音雄姿如在眼前矣。……”
李世军还替右派分子打掩护，说：“黄绍竑还是和谈代表”；“金鸣盛是一贯自由主义”。在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他说：“今后叫人还敢说话吗？”对于报上批判章罗联盟及章乃器的言论，他认为“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样一搞，还有人情味吗？”企图淆乱视听。
他在中医院里还利用丁毅忱同志向计雨亭、廖运泽两位同志表示“南京市组织的负责人非李世军中央是批不准的。”又借调整机关干部的机会，进行阴谋部署。要派曾松涛同志作秘书处长办公室机要秘书，以控制常委会和秘书长，对各部门都布置了“他们的人”。还要建议中央增补扬州市右派分子刘云昭为省筹委，以扩大筹委会的右派势力。企图控制组织，篡夺领导。
李世军在鸣放期间曾写文章，准备向海外放毒。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国共合作之回顾与瞻望”（或题为论第三次国共合作），其中第一部分，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回顾。他不承认两次国共合作破裂是因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反共、反人民所引起的，他说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在性质认识上的分歧，而造成合作中断，同室操戈。”第二部分他对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说：“国民党之政治目标与今日中国共产党所执行之社会主义政策，步骤容有出入，而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并无二致。”混淆二者本质的区别。他劝蒋介石说：“国共合作不仅使国民党威信提高，而且加强了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又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基础，从这次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所提出尖锐批评，亦可证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之平等与永恒。”因此他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后民主党派的发展与作用，将更扩大加强而无疑。他要蒋介石回来“同谋国事”。
这篇文章赤裸裸的暴露了李世军的右派灵魂。由于他心怀叵测，所以他担任省政协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组长，从来没有写过一份广播稿件，对台工作组大小二十多次会议，只参加过一次；还发表谬论说：“和平解放台湾可能性很小，不要因解放台湾引起世界大战。暂时不解放也无所谓，让他们苟延残喘混混，蒋介石死了，树倒猢狲散，那时瓜熟自落，不会有大的牺牲。”又说：“不管台湾作恶如何的人，凡愿和平解放台湾的，都可以既往不咎，蒋介石如果回来，还可以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这充分说明了李世军根本思想立场是不愿和平解放台湾和妄图反动统治的复辟。
右派分子李世军，妄想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今年春天李在北京开会时，曾和右派分子章伯钧讨论了“两院制”问题，李世军接受了章伯钧的主张，回到南京以后，就到处宣传说“政协今后方向，看趋势要走两院制的道路”。又说：“这件事全国政协已有提议，势在必行。”这是以章罗联盟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主张，他们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右派分子共同的政治纲领。
另一方面，李世军又别有用心，企图利用民革组织，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基地，阴谋反动统治的复辟。具体表现在篡改民革政治方向、组织路线和工作方针，以及窃夺民革省市领导权。李世军歪曲民革“中上层”路线，破坏“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认为只要是国民党大官，不问他罪恶如何，都可以发展过来，多多益善。如在大革命时期罪恶昭彰的右派分子倪弼，李世军亲自登门拜访三次，要他担任镇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当了副召集人，李世军还不满意。同时李世军要以“铺摊子”方式，企图于1957年在江苏全省十二个市都成立地方组织，并用请客拉伕的国民党方法，亲自到无锡、镇江发展组织，烟茶一摆，即发表填表，李并自告奋勇担任介绍人。又对泰州民革组织负责人说：“你应该自己找二个人搞发展，不要缩手缩脚。”李世军发展的目的，是要纠集反动势力利用民革组织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
李世军为了替大发展打下基础，对联系社会人士工作，特别感到兴趣，他篡改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方针，用拉拢、救济、安排来笼络社会人士，对社会人士救济安排问题，大叫大嚷，从地方到中央，还要民政局拨款与民革自己掌握。今年南京市二届人代会里，还作为发言主要内容，报上披露后，要组织社会人士学习，他企图逐步将社会人士发展成为成员，作为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进一步作为争夺政权的工具。这是李世军根本的目的与企图，也是右派分子的共同的政治阴谋。
解放以来，李世军不甘心于反动政权的灭亡，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和人民立场完全相反，都抱着敌视态度。首先在土改运动中，主张和平土改，认为“地主只要把土地交出之后，一般可以不必再进行斗争。”认为“甘肃只有贫农、富农，而无地主与佃户之分。”对其兄被斗，伤心泪落，表示愤慨。这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
抗美援朝运动，认为是“惹火烧身”。参加赴朝慰问团后，无视于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反而说“帮助兄弟国家自己牺牲太大了！”并且还在慰问团中，闹不团结。
“三反”“五反”运动，李世军认为搞得过火。
镇反肃反运动，他认为“大头子都逃往台湾去了，留下的都是国民党混饭吃的，劳改足以教育，镇压嫌重了。”又说“共产党对旧人民都要网一网。”并以梁元汉解放后三次被逮捕为例，说是“三进三出”，诬蔑肃反有偏差。
李世军在解放以后，还一贯地拉拢、利用、同情、包庇反革命分子。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洪寿松，罪恶极大的应西，汉奸特务的杨鼎勋，黄协一，都曾经和李世军有过勾搭，李对他们平时往来密切，被逮捕后还表示深切的同情。这说明李世军在民主革命中就是站在敌对的立场的，并未真心真意投向人民，今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右派分子，绝非偶然。
这里我们再看一看李世军的反动历史面貌：
李世军是甘肃静宁县人，曾毕业于伪北京师范大学，他家是当地著名的恶霸地主，其兄李秉善，担任地主武装民团团长，由于李世军的支持，称霸一方，无恶不作。李曾对其兄称：“你不要害怕，有我这样一个人，你还怕？，”土改中李家被斗，当时李悲痛万状，到处呼冤，怀恨共产党。1924年李世军加入国民党并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对中共批评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李参加了以丁惟汾为首的“孙文主义大同盟”。这是北方部分的知识分子对旧三民主义的卫道运动，以反共、反阶级斗争为号召，并反对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右派集团。
从1927年2月李世军登上反动政治舞台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为止，李世军随着反动统治阶级逐步走向法西斯化并进入反动统治的核心。1927年到1933年他在甘肃境内培养他的势力，以国民党兰州师范派为他的骨干，其中重要分子有已被镇压的任冠军、魏允之等。后来，他认为势力不足，又与接近西北军的骆力学、何履亨等集团勾结，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宁汉分裂后，冯蒋合作，李世军起了一定作用，当时丁惟汾在南京说：“西北方面我们有郭春涛和李世军。”冯失败后，李曾到日本，与特务头子郑介民也在日本，搭上了关系。
李世军通过西北反动大头目于右任的关系，1933年作了蒋记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从此就跨进了蒋匪反动势力的大门，同时参加了“复兴社”。1935年李世军担任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驻南京的代表，蒋介石还在奉化召见了李世军并指派戴笠陪同前往，面授机宜。
1938年到1949年，李世军在这十一年中，是他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中最活跃的时期，他爬到伪特任监察使的高位，做了蒋孔核心机构的重要工作，又做了捧蒋介石上台当大总统的伪国民代表、立法委员，并担任了反动的三青团的中央监察，国民党中央常委。临解放前，还参加了蒋介石逃台前的一系列的“应变会议”，和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参加抗拒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总之在解放以前，李世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统治阶级人物，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老牌右派分子李世军的反动本质被揭发以后，态度十分狡猾，最初是想运用他过去对运动滑过去的手法，自己戴上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承认一些不重要的事实，说是水平不高，认识不够，挖不下去，思想上有这样的想法，企图蒙混过关。斗争深入以后，李世军不得不承认反动言行的事实，但只是“有思想无行动”；“有行动，无组织”；“有交往，无关系”；“疯言浪语则有之，有意识的反党、反人民，思想上挖不下去。”经过继续斗争，通过系统地批驳和激烈地论战，最后李世军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终于不得不低头向党、向人民认罪。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