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沐鸿真魂毕露，原是个反党分子。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连续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党言行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召开文艺界负责人开会，揭露和批判反党分子高沐鸿严重的反党言行，最近告一段落。高沐鸿是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对党对马列主义和工农兵文艺方向进行了凶猛的攻击。1956年冬，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出版通讯”上，发表了“追根”。在这篇文章里，高沐鸿认为今天，“教条主义几乎抢占了统治地位”。“不但没有被人打倒，甚至很少有人敢去触犯它的鳞角”。“可见它还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力量所在”。说谁要触犯了“教条主义”，“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在高沐鸿看来，教条主义之所以不敢触犯，是由于“有一种统治势力为它撑腰”。他说：“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他认为教条主义使人们“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在这种“威力”之下，人们只有“抱残守旧”“人云亦云”“谁还敢进行独立思考，谁还敢不低头”，而且高喊“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这显然是对党的极大诬蔑。因为党中央早就打倒了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而且经常号召我们大力反对它、克服它。事情很明白，在这里高沐鸿反对的实质是马列主义和党的领导。
高沐鸿在1956年秋天山西省文代大会上强调“独立思考”，甚至说：“不要以为真理经常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以为真理天然权利地老早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底谁是深刻地接近了真理，谁又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它，这在许多场合还是问题。”由此可见，高沐鸿早已不相信党、不相信马列主义是正确的，而认为反动阶级也可以掌握真理了。
高沐鸿在1957年春天写的“故乡春咏”里，竟骂基层干部为“蛤蟆吹喇叭”，为“老鼠”。在未发表的“从鲁迅先生想到”一文里更谩骂一般人“对革命势力趋炎附势”，认为现在不需再向反动势力斗争，而应该“横眉冷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可见其反党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在“几个问题的我见”(火花1957年6月号上)里，高沐鸿认为现在干部已经变成脱离人民的官僚。他认为现在的革命干部贪图享受，心安理得，忘了人民的痛苦，甚至不准别人同情人民。这显然是对革命干部的最大诬蔑，并且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高沐鸿在“几个问题的我见”里，还公然认为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甚至明确地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他并在“论艺术的典型和真人真事”(文载文化周刊1957年秋)中，提倡“除恶务尽”，他认为应该创造“反面典型”、“罪恶的典型”。他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现实”。他在“诗与教条主义”里，主张“作者思想感情改造当中，必须慎重地来识别自己的思想感情，什么是无阶级性的，什么又是非无产阶级性的，以此来决定去留和取舍，绝不可一味抹煞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化为乌有，却去虚伪地迎受一切外来的东西即自己尚不了解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抗拒思想改造，把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辩解为“无阶级性的”。
高沐鸿不仅在写文章中反对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路线，而且在社交活动中和右派分子及具有严重反党思想的人们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因而以山西右派头子王文光为后台的，由右派分子任一的等筹办“同人刊物”时，即曾向高沐鸿请求支持，高沐鸿也表示“可以”。姚青苗写文章大骂山西文艺界，而且谩骂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愚昧而落后的势力”造成的“无理搭配”，但高沐鸿在看了姚青苗写的“为什么我们这样沉默和寂寞”后，竟批上“拉起手来、共同前进”。高沐鸿还支持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们筹备诗社。对于王文光的反动诗词，也予以辩解，催促要在“火花”上发表。
高沐鸿对于党内同志，则从来想较量高低，心怀不服，当同志们对他的作品提出意见，他不肯接受。无论是省委负责同志和文联党组同志，及山西日报同志大家都想帮助他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他却坚持自己错误思想，从不检讨改正。
远在二十年前，高沐鸿入党不久，即和党格格不入。在土地改革时期，高沐鸿包庇地主亲属，曾受到党的处分和教育，但并未解决思想问题。每当革命运动到了激烈斗争的关头，就觉得不顺眼，表现了抗拒、反对的言行。
鉴于高沐鸿反党错误非常严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从1957年10月起，即召集了省文联、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省文化局、出版社、新华通讯社、党校等负责同志连续举行会议，由省委宣传部长黄志刚主持，对高沐鸿的反党言行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在去年11月间全省党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鸿展开思想斗争。高沐鸿也进行过四次检讨。迄至1958年1月9日止，高沐鸿的检讨，比从前较为深刻，但能否改正，尚待事实证明。
来源： 原载《山西日报》58年1月17日，选自《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资料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