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在对右派分子作组织处理之前展开了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的大辩论，现将辩论经过报道于后。
去年12月底，党委首先在党内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和一些参加校务会议的党外上层教师中分别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指示精神，并作了讨论。接着在12月27日胡锡奎以校务会议的名义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动员大家讨论。右派分子听了这个报告。
胡锡奎报告后，各个支部就领导党员和群众一起展开了讨论。在讨论前还普遍阅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第一、第八部分，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等社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领导都坚持了“放”的方针。最初有顾虑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时左派对处理右派分子的讨论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和斗争区分不清，当中间派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或露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时，他们就立即予以批判，批判中间派“有温情主义”，“立场有问题”等等，使一些中间派更加不敢暴露思想。为了扭转这种情绪，党委规定头两天任何人对自己所反对的意见一律不反驳。党委还向一千多个支部委员作了关于做好中间分子工作问题的报告，局面从此就有了些变化。但在全校性的辩论会上，有不同意见的人仍不敢大胆发言。原来有十个具有不同意见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准备在全校性的讨论会上发言的，结果只有四个人发了言，这四个人的发言内容也比在小会上的发言隐蔽多了。大会开始时，胡锡奎再次强调这次讨论是民主自由的争辩，是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处理右派的经验，要求参加辩论的人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的辩论，不要像反右派那样把争辩变成了斗争会。并作了如下两项规定：(1)所有发言的人不要给别人的发言戴帽子，也不要一概的说“你的错误”；(2)不论谁发完言后，听的人一律不要鼓掌。在这个大会上发表“反面意见”的有四人，“正面意见”的十二人，发言的人的态度与语气都比较冷静，因此会后反映很好，中间分子又开始吐露真实思想。
第一种：右派分子听了胡锡奎的报告后，多数表现平静，特别是那些极右派分子颇有放心之状。林希翎在葛佩琦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安，听完报告后就安静了，把日记和准备自杀用的安眠药片都交给了党总支，并表示不想死了。过去她对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劳动，一直嚷着活重不肯干，现在她却能主动地去做了。她认为没有逮捕她是宽大。但她对自己的根本罪行仍不认账。法律系的其他几个极右派也较以前老实了些。有些右派分子公开说处理得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图书馆的一个右派分子陈锦荣，原来是党员，被批判后一直想自杀，听了报告觉得自己不是全完了，于是又写了检讨书，并提出了自我改造的办法。有的右派已经考虑了开除学籍后的出路，并且已动手整理书和衣服准备宣布处理后就走。有不少右派分子都主动找支部表示自己愿意悔改，争取从轻处理。法律系学生右派范喜谦说：我宣誓，再改造不好杀我的头。有的表示要重新写检讨。不少右派都害怕开除，有的哭哭啼啼的到处找同情，财政系学生右派邓先扶对人说：“要永远跟着革命走，”“活着是革命人，死了作革命的鬼，”讲求领导上不要让他回家。也有些右派分子不服气，继续顽抗。哲学系学生右派王宪文就写了三万字的翻案书，企图论证自己只是一个在大是大非上认识模糊的人，并不是一个右派分子。经济系有个极右分子，党支部找他谈话，他凶狠狠地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处理是你们的事，你们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吧！”还有一个右派，支部找他时，他就嚷着说：“你说我是右派，我说我是左派！”法律系一个学生右派分子陈丘民说：“开除，这不是改造我们，是让我们走绝路。”右派分子邬淑荣说：“这样就没法活下去了”。
人民大学党委估计，全校二百六十多个右派分子中有14％至今还没有认罪，企图翻案。30％左右愿意劳动改造。另外60％经过做工作，估计处理不会有多大抵触。
人民大学在让这些右派分子听了校长的报告后，就找他们谈话，布置他们每人写出听报告的感想，并且要他们提出自己认为自己的主要罪行，应受的处分及正确的出路。
第二种：中右分子听了动员报告后多数有畏惧和恐慌情绪。胡锡奎在报告中曾经提到不久还要有第二批右派，这些人就对这句话进行猜测，异常惊慌，耽心自己被划分为右派。他们在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发言时也只是照事先写好的稿子念，而内容又是抄的报纸上的。有些人在这以前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原来认为批判完就算完了，根本没有想到要处理的问题。有的说：“在反右派时恨右派，过了这一段时间后恨不起来了，如果我也遭到这样情况该怎么办呢？”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平时和右派分子的界线就没有划清，和右派分子在一起有说有笑。农业经济系的一个教师说：右派分子又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右派分子犯的什么罪？法律系的一个学生说：大右派分子像是敌我矛盾，小右派分子就不能算是敌我矛盾。他们之中的多数都认为右派不是反革命。
第三种：右派分子的妻子痛哭流涕，有的为右派丈夫抱不平，有的为右派丈夫求情。法律系的一个学生汤翠芳，她的丈夫吴家麟是右派分子，听完报告后就哭个不休。她认为吴家麟符合情节恶劣、态度又不好应送去劳动教养的第一条。她对人说：“真那样怎么办，家怎样处理呢？家信、书籍往那里送，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同吴家麟离婚吧，他真爱我，不离婚，人家就说我这是右派分子的老婆，这多难堪；要离，离了以后又找谁？做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当一辈子寡妇？离了婚，自己一个人，站不起来！路已走错了，后悔晚矣。”
第四种：中间分子多数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论点。有些人说：提到反革命，就想到要有杀人放火的行为，可是右派分子只不过说错了几句话，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行动。有的说：右派分子犯罪和党的鸣放政策有关，是党叫他们鸣放的。有的说：右派分子没有触犯刑律，不能算作反革命。有的说：右派分子只是说错了些话，思想上反对共产党，并没有直接杀共产党，这有什么罪呢？他们特别对党员和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堕落成右派分子的人表示同情。法律系学生刘巧玲说：我对大右派特别痛恨，杀他们我都赞成，但对党内右派分子总不忍下手，这些人可能就是个人主义，对党不满。党内右派分子过去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是否真是反革命值得研究。另一个学生黄之说：党内右派只是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并非逆潮流而动，而反革命是逆潮流而动的。哲学系一年级有个学生把丁玲、冯雪峰等党内右派分子说成是“香右派”。更多的人认为：多数右派分子只是说了些反动话，但动机并不想反对社会主义。有的学生说：右派学生，年青，一时糊涂，头脑发热，不会真心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普遍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严了。农业经济系的讲师李青山说：右派分子能划在四、五类的很少，而留校察看的又要撤消一切职务，待遇降到很低。对头面人物来说，虽然他们权利，谁选他们呀？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们的权利。
第五种：不同意对右派学生采取“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但他们一般不正面的说处理原则太严，而绕弯子的提出：青年人可塑性大，在短短几天里虽犯了错误，但来日方长，开除后这一生就没有前途了。有的说：国家已经培养了几年，他们也掌握了些知识，对社会主义有可用的就用吧。有的还认为：把右派学生开除了，他们会感到没有前途，而物极必反，他们可能走上极端。那对社会主义就更不利了。
第四种和第五种意见，是在纠正了左派的过左情绪后才暴露出来的。他们最初在口头上也跟着左派走，左派怎么说，他们也在会上怎样说。特别是在最初两次小组讨论会上，他们几乎和左派一条声的主张对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应剥夺公民权。可是进入不批判只提问题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了。
第六种：左派一致拥护中央的原则，但他们对中央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理解不深，也很少人从孤立和分化右派的观点去体会中央的政策，因此有过左的情绪，不少人提出要求对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他们认为右派分子没有可能改造好。有的说：右派分子和我们的立场是敌对的，培养了右派分子，就使右派分子越有了和我们较量的本钱。有的说：让右派分子有言论自由，岂不是让他们有再进攻我们的机会？许多人也反对有专长的和有社会影响的右派分子给以照顾，他们认为：右派分子这个词儿就没有真才实学，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人说：右派分子的社会影响越大，对我们越不利，不能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大就从轻处理。有的人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宽大无边了？有的人反对只给右派分子以行政处分，要求多数逮捕法办。左派对留林希翎在校当反面教员的政策想得通(在中间群众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这项政策)，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有些系里还有行动。新闻系里有人出大字报时把右派分子的照片贴在上面，有的在食堂里右派分子的饭桌上插上小黄旗，写明右派分子的姓名，吃饭时大家围住看，使得有些右派分子不敢进食堂吃饭。
经过四、五天的讨论后，学校就把各种问题和意见归纳成如下几个问题进行辩论：1、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无区别？2、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有无区别？3、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效果能不能说不一致？4、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的方法，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5、右派学生应不应开除？这些问题先由各班分别进行讨论漫谈，然后以系为单位组织辩论，并在1月10日分城内和西郊两处举行了全校性的大争辩。着重辩论了右派的性质。辩论会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主要观点如下：
说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的人认为：右派分子的活动方法、手段以及最后的结果和反革命都不一样。右派分子的活动方法，是利用了帮助党整风的机会进行合法的斗争，是阳谋，而反革命是阴谋。右派所采取的手段，是造谣侮蔑，煽动群众闹事，而反革命的斗争手段则是武装暴乱等。从结果上来看，反革命往往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又是不可补救的。而右派分子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补救的，右派分子所想达到的推翻社会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永远也不会达到。右派分子还当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功”。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右派分子尤其是有言无行的右派，违反了宪法，但没有触犯刑律。他们利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一段话为据：“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有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教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对右派分子既不办罪，那就可以证明这些多数右派分子没有触犯刑律。他们还引用“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论中的话为据：“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认为即使要说右派分子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现行反革命。
反对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右派分子的活动形式、采取的手段和反革命是有些不同之点：右派分子是利用了党整风的机会，利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活动方法，一般的是“放毒”迷惑群众，而他们之中的多数和前蒋特务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过这些不同都不能掩盖也不能代替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之间共同的手法。右派分子和反革命都逆历史的潮流而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其目的也是一样，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的恶果也是严重的，至于他们没有像反革命那样造成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具体损失，这不应该看成是他们的功劳，应该看到这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结果。因此也不应该说什么可补救与否。蒋介石、杜勒斯在那里费尽心机其目的也不过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右派分子的危害性不能说比反革命分子轻。有的人认为不应该说右派分子采取的方法是合法的方法。在人民的国家里，不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人民，这种方法都应看成是非法的。右派是不是触犯行刑律呢？他们认为是触犯了刑律，具体说就是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中的第二第三两款。他们认为右派分子也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反革命只有两种：一种历史反革命，一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反对革命的，当然就是现行反革命。是不是能说右派分子中间有言无行的就没有罪呢？他们认为言本身就是行，而右派又是把言当成犯罪的手段进行的。从法律上看，只要给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害就是犯罪。刑法上也有侮辱罪，只要有目的在于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言论，即使这种言论在客观上没有出现所想象的结果，也应以犯罪论。右派的言论不仅侮蔑某一部分人民，而是侮蔑了党，侮蔑了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人民日报社论上说“右派一般不必称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教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他们认为这种提法首先表示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宽大，表现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孤立、分化和争取。其次也表现出右派分子和一般所指的现行反革命有些不同的特点。
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从年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上区别右派分子，也就是要在右派分子中再把青年学生右派划分出来另作处理。他们认为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年轻幼稚，动摇不定，他们向社会主义进攻只是一时盲从，不是以阶级姿态出现的；他们在右派阵营里也都是些没有体系纲领的摇旗呐喊的喽啰；青年人可塑性很大，对新旧社会的体会不深，如果能很好的启发一下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就会很快的悔改的。
反对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不应该在右派分子中再划什么青年右派老年右派，如果这样来划，那么，也就可以根据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的不同，划出青年、老年、男的、女的等多种多样的右派分子了，这只会引起很大的混乱。他们还认为这种提法，实质上是把青年的特点和右派青年混淆在一起，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划分右派和处理右派只应该一个标准，这就是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中指出的六条，处理右派的标准就是看右派的罪行情节和悔改的态度。如果有些青年右派分子的确因为年轻幼稚、阅历不深、还有可塑性，那么就会在他的因行情节和悔改程度上表现出来。至于说青年学生右派分子不是以阶级姿态出现的，这和事实不符，生在现社会里每个人都是阶级的成员。这些学生中的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社会上的右派并无区别，他们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和无产阶级和人民势不两立，这又怎么能说不以阶级姿态出现的呢？在人民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中，像林希翎等人，都是有纲领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他们之中多数虽然在形式上还没有组织起来，但这是时机所限，是人民政权强大巩固的环境所限，而他们之中有不少分子已经准备好，只要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在中国一出现，就拿起刀枪来屠杀人民。而实际上有些学生右派分子已经组织了好多秘密集团。发言的人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
学生右派是不是因为对新旧社会体会不深，是不是因为过去受的教育不够而成了右派分子呢？反对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也和客观实际不符。和这些青年右派分子在同样环境下受同样教育的青年多得恨，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没有成右派分子，而偏偏就是那一小撮青年成了右派分子呢？这不能归罪于党的教育，何况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呢？这些右派学生将来是不是就容易改造呢？这有待于这些学生右派的行动，现在不必事先给他们打包票。
有些人认为右派分子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一致，他们主观上并不是居心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时糊涂，头脑发热，感情冲动，说错了话。
在10日的大会上法律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陈德宏就这个问题发了言。她介绍了自己对班内的一个右派分子陈国雄的认识过程、分析了陈国雄的思想发展情况，反对上述人的意见。这样分析，听的人都感到满意。
这个问题争论不多。主张不应开除的理由是：学生右派年青，开除了就没有前途；国家已经培养了几年了，开除了可惜；把这些已经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右派学生开除出去，而另招生，对国家也不上算。主张开除的人在发言中谈了六方面的理由：第一、高等学校不是普及义务教育。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是以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材为任务的，原则上就不应该再培养右派分子。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用自己的钱培养和自己敌对的阶级的人的。特别是那些罪行严重而又无悔改诚意的右派分子，如果再留在高等学校培养，那就等于犯罪。第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在经济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平均要十九到二十二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养育一个大学生。国家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培养右派分子。第三、今天高等学校能容纳的人数名额有限，有许多工农子弟，品质好的青年还关在门外，在高等学校内部就更不应该培养右派分子。第四，开除学籍并不是就不给前途，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努力改造自己，前途也还是宽广的，党已经给了他们充分的条件，而他们愿意不愿意改造决定因素是在他们自己。第五，对一部分右派分子予以开除处分，也是给他们一个有益的教训。如果他们不这样去想，而走另一条路，继续拒绝改造，挺而走险，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他自己负，同时更证明这样的右派已不可改造，更应开除。第六，开除一些右派对国家并不是浪费。如果今天再姑息这些右派分子，那么就会有更大的浪费。
这个问题在10日的讨论会上没有组织发言，因此未再作讨论。但在此以前，在各组、各系的讨论会上，师生们对这个问题争辩得很热烈。
认为是专政方法的人的主要论点是：右派和人民是敌我矛盾，因此处理的方法也是敌我矛盾。如果对专政对象不用专政方法，专政就是空洞的，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右倾危险。他们认为现在右派虽然有公民权，但这个公民权是不完整的，劳动教养、监督劳动都带有强制性，右派并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不办罪给予行政处分，也是专政的一种方法。有人并引用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作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他们也承认对右派的处理和镇压反革命有区别，一般的右派分子不办罪，只要肯改造就都有前途，但认为这是在新的条件下新的专政方法。
认为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的人认为：人民和右派之间是敌我矛盾，但这个敌我矛盾是在新的形势下来处理的。即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际环境东风压倒西风；右派分子已经孤立，在人民中臭了；同时和右派分子的矛盾又与人民内部矛盾渗杂在一起，和右派分子作斗争时，须要考虑争取中间、教育中间派。右派中有些人可以改造过来。因此今天可以用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前一段斗争情况实际已经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而并没有用压服的方法。现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给公民权，允许言论自由，有生活出路，只给行政处分等等，也都是运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还有一些人认为既有专政的性质，又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他们并且具体的指出第一、二条是专政的方法，而第三、四、五、六是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
从10日以后的三天中，人民大学集中力量引导全体师生具体讨论中央的政策，从孤立、分化、争取右派分子的角度体会中央的政策。同时发动大家把划不清界限的具体人具体是摆出来，集体讨论共同来划。党委会还整理了六个右派分子的文字材料，在材料上取掉了姓名、单位和右派分子的帽子，发给大家去划界线。现在讨论正在继续进行中。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