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李紫翔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早在1923年，中国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高涨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局部地区的领导工作，但到了1933年中国革命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残酷的镇压曾一度转入低潮的时期，李紫翔就作了党的逃兵。抗日战争时期，李在反动政权下任过伪经济部专员、科长等职务达五年之久，写了一些经济论文为蒋介石王朝捧场，吹嘘“四大家族”的“工业化国策”，认为“战后的工业建设可能采取的经济体制，将不是计划经济，亦不是统制经济，而是一种修正的或改良的自由经济”。（见“四川经济季刊”一卷四期）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李紫翔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又转而倾向民主运动，加入“重庆民主联谊会”，1949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此可知，李紫翔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极其不纯的。
革命是向前看的。尽管李紫翔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了动摇不定，但最后仍转向了党所领导民主革命队伍，所以解放后李紫翔在行政职位上，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及现在的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在政治安排上，担任了四川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会常委；在民革组织方面则历任川康临工会常委、西南指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四川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汇秘书长，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
从上面这些优厚的政治待遇和工作安排，说明党和政府以及民革组织，不但肯定了李紫翔的好的一面，同时，也给予了充分信任的。但是，由于李紫翔机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在解放后的不算短的八年时间中，并未得到有效的改造，无论政治生活中和工作岗位上，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不是从“左”方面脱离，就是从右的方面抵触、反对，而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变易，往往是以“左”掩右，最后竟堕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
在解放后的头几年，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当时，李紫翔迫于形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采取“左”的姿态来掩护他右的实质。到了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逐渐表面化了。公开向民革中央某负责同志叫嚣说：“你们叫我们这样也去找统战部，那样也去找统战部，弄得我们很被动，我们自己应该有一套嘛”；民革中央在北京市试点工作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之一——“基层组织必须切实接受领导党机关党委和机关行政的统一领导”，他表示“不适用于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要求各民主党派配合国家机关的新三反运动，他也拒不执行，关起门来在民革内部整思想。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认为“民主党派有搞头了”，从此，在四川民革组织内部逐渐形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到了1956年9月省委三次扩大会议，这股逆流便发展到了高潮，而李紫翔则是其中的积极支持者。从他亲笔起草的省委工作报告草案中，诬蔑统战部损害了民革的组织独立性，批评正确贯彻民革中央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所提出的审查党员标准是“清规戒律”；强调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计划，自己的一套干部任用办法；指责民革机关干部到统战部商谈工作和汇报情况，是违背了组织独立性，企图把党与民革隔离开来，封锁起来。同时趁省委三次扩大会议机会，提出改组省常委会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员的主张，一面把交叉党员王长年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排挤出常委会，一面援引长期以来蓄谋在四川省民革搞小集团活动的右派分子邱翥双等进入省常委会，吴景伯、刘亚休、邓明枢等右派分子也窃取省委会业务部门的领导职位。接着他又支持邱翥双、伍非百、肖绍成等右派分子拟订非法的省常委会“工作简则”，来控制省委会业务部门的工作，使右派活动合法化，为右派进一步篡夺四川民革从省到市的全部领导实权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系列的事突，充分暴露了李紫翔要在政治上自搞一套与党分庭抗礼的政治野心，从此，我们四川民革组织，便成了右派控制的局面，以邱翥双为中心的右派集团就更加猖狂起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李紫翔这种违反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错误，在1957年春二中全会时，曾经中央负责同志及时进行了帮助和批评。按常理说，李紫翔应该有所觉悟。但是他却采取了当面接受，背后反对的态度，竟恶意歪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精神实质，以为有了新的“根据”，就乘党整风鸣放之陈，散布出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和全国各地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
李紫翔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起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散布修正主义谬论，是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他的企图是从理论上来动摇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1957年5月14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当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正在诬蔑党、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李紫翔向潘说：“你这个政协副主席也是主张放中有收的。不信，你看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在提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不是加了个括号，说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有阶级矛盾吗？”李紫翔这种说法，即是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有阶级矛盾存在，实质上就是否认人民内部还存在有阶级斗争。按照李紫翔的逻辑，人民内部没有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大家都是一样了，就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从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也就谈不上了。李紫翔这种“无阶级矛盾论”，正是苏联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中国的翻版。
李紫翔在散布“无阶级矛盾论”的同时，还反对在人民内部谈立场、观点。他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记者的谈话和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几乎每次都强调这个问题。他愤慨地说：“现在还有人分不清敌我是非，动辄就成分、立场一锅煮”。他依据这一反动论点，还制造了另一种谬论，说：“民革没有进步、中间、落后，只有正派和不正派之分。”很显然，李紫翔反对谈立场、观点，否认民革有进步、中间、落后，其目的在于模糊阶级观点，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如果人们放弃了立场、观点，否定了左、中、右的政治分野，那就会分不清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右派就可以任意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了。李紫翔散布这种混淆阶级界限的谬论，还有一个恶毒的阴谋就是想以此来争取某些抗拒思想改造的落后分子的同情，扩大右派的阵地，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受过八年革命教育和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嗅觉是灵敏的，是绝不会中他这种阴谋诡计的。
李紫翔在理论上向党进攻的另一个矛头，是指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1957年5月9日，他对四川日报记者说：“过去我们只看到敌我矛盾，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即使遇到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的意思是说，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过去是一团糟，只看到专政的方面，看不到民主的方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这等于说，只有专政，没有民主，好像党不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是把人民当成敌人看待的。因此，李紫翔6月10日又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愤溉地说：“调整党派关系和民革内部关系，首须从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教条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是要挟党放弃专政的武器，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他的这些胡言，含有两个罪恶的企图：一是离间党群关系，使人民群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共产党是把人民当成敌人的，从而挑起人民群众对党不满；一是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敌我矛盾，亦即强调民主，否定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根据。
以上是李紫翔从理论上向党进攻的重要事实。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攻势，不惜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从民主党派和国家机关两个方面向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李紫翔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是抓住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这个幌子，而把它加以夸大、歪曲、绝对化，企图使民革在政治上独树一帜，与党分庭抗礼，进而取消党的领导。他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大肆叫嚣说：“今天领导党与民主党派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要不要或接受不接受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或如何接受领导的问题，即是说形势根本改变了，民主党派也起了和起着根本的变化”。他这里所说的“根本的变化”是指的什么呢，他自己作了注脚：“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民主党派已成了劳动人民的政党”。他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民主党派可以摆脱党的领导了，大家都知道，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随之而立刻改变，民主党派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是要逐渐转变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党的，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将来改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党，也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以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主党派永远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李紫翔一方面强调形势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又强调“民革的特点”，“民革特有的思想感情”，“党团员的思想感情，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广大成员的思想感情”。他这里所说的“民革特有的思想感情”，显然是指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们所要改造的对象，几年来，我们为改造这种思想感情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彻底改造这种思想感情，使我们广大成员完全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分子。和我们相反，李紫翔却把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看成是宝贝，而要长期保持下去，实际上就是要把敌视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保持下去，来为他的政治阴谋服务。
为了摆脱党的领导使民革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李紫翔还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他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公开说：“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和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的两个原则，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不可分割的，自第一届政协确定以来，执行上是有左右偏差的”；“自高饶事件以后，却贯彻了组织上也要接受党的领导，党内（指民革）工作也不能主动布置，这种指导思想和作风，至今还未改变”；“省委统战部不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实际情况，还是依然存在的”；“统战部对于民革工作的了解和帮助，多从一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紧接着他就说：“我们（指民革）的各级组织还未能建立自己的领导系统，各级组织还未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还未能建立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制度，工作干部还不尊重自己的领导和领导系统”，等等。他的这些谰言，是毫无根据的。我们都知道：党向来是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应当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问题都进行了协商，民主党派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是由民主党派领导机构通过会议决定了的；各级统战部对民革组织的工作一贯是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的，统战部在工作上给我们所提的建议也莫不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依靠了党的正确领导和统战部的具体帮助，四川民革在政治上组织上，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党的领导下，民革各级组织有完整的领导系统，订出了远景规划和年度、季度工作计划，建立了各种制度，民革组织的干部按照统一的人事制度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工作。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李紫翔是诬蔑不了的。为了实现反党的政治阴谋，李紫翔还极其卑鄙地颠倒是非，挑拨党和民革的正常关系，他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常说，对党尊而不亲，或说信任不够，我认为就是指的只有第一类矛盾的思想和作风而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党是把民革同志当作敌人看待的。企图以此来煽动民革同志的不满情绪，和他一道来反对党的领导。但是事实是最雄辩的，解放八年多来，党对民革同志政治上的照顾，思想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关怀，是十分周到的，而为大家所亲身感受到的。李紫翔的胡言，只是暴露他的反动面貌。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民革成员是决不会上他的当的。
此外，李紫翔在各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还煽动民革省、市领导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落后分子搞大民主，来打击靠拢党的积极分子。
李紫翔这个右派分子并不是单干户，除了他对以邱翥双为中心的右派集团起了拉拢、支持和运用的作用而外，同时他还与民革中央右派分子陈铭枢、雅安民革右派分子陈光藻等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他上述的这些阴谋活动，在四川民革已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李紫翔从民主党派向党进攻的同时，还利用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身分，从国家机关向党进攻。他捏造事实说：“据我在水利厅的经验，也是有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或者不经过行政，径自执行的现象，似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由党组决定”；“许多工作问题，在党未讨论之前，行政是不讨论的，但党员个人提出意见时，党委已作出决定了，讨论起来，党外的不同意见，不易得到充分的实事求是的考虑，实际上只剩了一个贯彻党委决定的简单的片面的问题”。“因此就形成了缺乏实事求是、充分讨论、择善而从的气氛，更重要的是抑制了党外人士以至中下级党团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一切等待党委的命令、意图，有意见不说，更不争论，拿钱吃饭，明哲保身”。又说水利厅“不只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而且还有无职、无权、有责的问题。”等等。
事实证明，李紫翔的这些叫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水利厅是党政分明的，水利厅党委对李紫翔的职权是常尊重的，水利厅业务上的重大问题，党组开会进行研究讨论时都邀请了李紫翔参加，征求了他的意见；党组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后，都提交了厅务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后才执行，而厅务会议又是由李紫翔亲自主持的。从几个厅长的分工来看，李紫翔分管一个处，五个科室，共六个单位，其他三个副厅长分管六个单位。他所主管的单位固然是直接向他请示汇报，三个副厅长分管单位中的重要工作也向他请示汇报。有关业务的机密文件全部送给他看过，绝大部分的公文是由他签发，全川的水利会议由他主持，水利厅对外的发言由他出面。他到厅后，两次全国性的水利工作会议也都是由他到北京出席的。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李紫翔所谓水利厅“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等等谰言，全是造谣诬蔑。他之所以这样造谣诬蔑，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党的领导。人们都知道：文教界的右派分子到处叫嚣“党不能领导科学”、“党不能领导教育事业”要党委退出学校，而李紫翔则是以所谓“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党委领导“抑制”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等谰言来向党进攻，是企图要党退出国家机关。他的动机和目的与文教界的右派分子是完全一致的。
总而言之，李紫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猖狂的，罪行是严重的。在反右斗争被揭发后，他开始表示抗拒，通过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和民革大小会的斗争，交代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对自己的罪恶有所认识、交代，但对他在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根源，尚挖得不深，对与右派分子陈铭枢、陈光藻和邱翥双等右派集团的联系情况，还交代得不够彻底，尚待继续追查。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