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同生是整风大鸣大放时期的反党急先锋。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伪善地擦着眼泪，说要帮助党整风，以“一个党员的意见”的大字报，向党射出了一支最毒的箭，揭露“党内黑暗”，成为全校右派分子向党员施加压力的武器。任同生因此被右派分子誉为“模范党员”。任同生在他的反党大字报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他首先诬蔑党委“鸣放没有决心”“躲躲闪闪，欲放还收”，把党委所强调的“有领导的放”说成是“命令群众为党整风”。并且诬蔑学校整风象演戏，要求所谓“真正整风”。他更恶毒的攻击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不足，集中有余”，“领导的片言只字，党员就认为是经典”，“党内盲从倾向大”。他将党内民主生活丑化为“党员习惯做诺诺之士”。他还恶意地挑拨党群关系，认为“党内特权思想兴起，官僚主义严重”，丑化党的干部是“趾高气扬的老爷式作风”，“用对儿子或仆人的态度来训斥群众”，甚至诬蔑高级干部“忘记了过去的艰苦生活，片面追求享受”，他还列举右派向党进攻的谬论，要党委“立即承认……”，否则就是“不承认错误”。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由此不难看出，任同生是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攻击党，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他贴了大字报还嫌不够，还要登上“自由论坛”去揭露“党内丑事”，只因当天听众太少，他的企图才没有达到。
出自反动的阶级本能，他衷心地赞同一切反动言论，为这些反动言论所“感动”。他认为葛佩琦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一定亡”“有可取之处”，“共产党错误不改，人民就推翻它”，是由于葛的“好心肠”。见到攻击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后，他假惺惺地表示：“情绪很悲观，…不满情绪由党委一直波及毛主席，对党的信任越来越低了”。他急忙写信给文汇报，要求该报向中央“反映”，要求派记者来“支持鸣放”。为什么找文汇报呢?他说这是“民办的报纸”；而“人民日报是党报，是正统的报纸，不会向中央反映真情”。诬蔑党中央在整风问题上发生分裂的反动传单“我的忧虑与呼吁”一文出现后，他立刻煽动说：“中央有90％不支持毛主席了，我们大家去支持毛主席！”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要煽动群众上街，任同生的敌对阶级的狰狞面目到此暴露无遗！
任同生堕落成右派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长期以来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他羡慕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他厌恶组织性，纪律性，他认为：“组织叫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我的性格和入党是有矛盾的”“入党是作茧自缚”。但为了投机，他混入党内。1956年国际修正主义抬头，他的修正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党员与群众在理论水平上相差不会太多，不一定要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他极力赞同“民主办校”等论调，并公开提出民主党派可提出政纲竞选。他认为民主与集中的比例是随时间变化的，目前民主还不够，不适应形势的变化。他特别欣赏所谓“自由”的组织：“革命热情高时就入盟，革命热情低时就出来休息几天，多么自由！”任同生这种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受到批判和教育，但他拒不接受，口头不讲，却心怀不满，反诬蔑党的组织“不温暖”。这样他不去接受党的教育进行自我改造，却趁大鸣大放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出而强迫党接受他对党的改造。当然，他碰得头破血流，成为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
机械系热加工大五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致认为任同生一贯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接受改造，趁整风时机攻击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全体党员在5日支部会上一致通过开除任同生的预备党员资格，清除他出党。
来源：1958年1月22日清华大学《新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