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政协河南省委会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刘积学，是一个反苏、反共无恶不作的罪魁。解放后，他虽然表面上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担任过民革河南省组织的召集人，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改变他反动的立场。他一直憎恨党、憎恨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远在1950年，当大家都在欢欣鼓舞地庆祝党的生日时，他却大骂“共产党是啥东西”。并常说：“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就呼不出口来，不习惯，呼不好。”有时别人替他写发言稿时，他也特别叮咛，不要用这类的语句。
由于他过去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所以对人民群众也一向是仇视的，在他眼框里就没群众二字。解放后，人们向他一提到群众，他就连连摆手说：“群众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会盲目地跟共产党走。”1951年他在革大学习中国革命史时，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工人既穷且愚，一无地，二无园，三无则产四无权，怎能当家作主呢？”于此可以看出他不仅一般地蔑视群众，实质上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由于他一贯对党仇恨，不满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八年来他对于党所领导的历次社会改革运动和重大政策，也无一不表示反对。对土地改革运动，他说：“多少年来都是地主养活农民，要不，农民早饿死了。”又说“人们都说地主剥削农民，‘剥削’二字就不通。买地用的是自己的钱，合理合法，哪个佃户不感地主的恩？”所以，在“土改”时，他是主张和平分田，反对斗争的。省里几次召开动员“土改”的会议，他总是拒不出席，或中途退席。
肃反运动，由于他的亲朋故友、门生弟子，其中不少就是惯匪、恶霸、反革命分子，所以他更是反对。他每每在开封人民法院看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告时，总是对这些人表示惋惜、怜悯，甚至气愤地怨恨我们的政府，说是“以暴易暴”。
抗美援朝运动他也同样反对，充分反映他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他一再对人说：“都说美帝是纸老虎，这个纸老虎又不是真正的纸老虎，惹不得的。”
但是，他对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却一贯厌恶和诬蔑。他有一次在汉口看了捷克篮球队的表演回来对人说：“我就讨厌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有人问：“你见了苏联人怎样？”他回答说：“苏联人也一样厌恶”。
不仅如此。当55年莫斯科会议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的几个兄弟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宣布要成立联合司令部的时候，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们兄弟国家为了拯救和平，制止美英集团在欧洲制造战争的一个非常及时的，英明的措施，凡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都一致表示拥护。而刘积学这个右派分子却说：“苏联、波兰等这些国家成立司令部，发表莫斯科宣言，说这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恐怕会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得更快吧！”看！他对于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一向坚持和平的既定方针，是如何的颠倒黑白，恶意歪曲。
他还反对我们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他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到河南南阳县去视察时，一方面他对农民进行挑拨，说：“社会主义走得太快了，农业合作化走的更快了。”又说：“实行统购统销，你们吃得太稀了，转社又不自由，种啥吃啥罢！”另一方面却专找富农、地主访问，对他们说：“你们这几年委曲啦。”他就是这样恶毒地来煽动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此外，他每次视察或参观回来，从不谈工作中的成就和优点，而总是找住个别缺点，津津乐道。
他对三反运动也抱怨地说：“自己把自己的历史交代一次过不了关，再交代一次还过不了关，共写了五次。咳！算了吧！不叫我搞就算啦。”
最后，他还替资本家鸣“冤”，反对我们政府的税收政策，说“现在的税收太重了，税收政策有毛病。”更恶毒地说：“现在的税收人员，非杀几个不能把事情办好。”这些事实，说明刘积学八年来对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社会改革工作是如何地仇视与怀恨！
为了处心积虑，实现他的反党活动，刘积学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的。当解放初期担任河南民革召集人的时候，他就抱了一个很恶毒的目的，企图把河南民革形成为他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基地。在他的大将李静之、王友梅、宋聿修的阴谋策划之下，当时他曾把许多反革命分子都吸收到组织中来。（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孙白阳、王友梅等）。如果不是“镇反”运动开始得早，显然，河南民革会受到他更大的破坏。
正由于右派分子刘积学，八年来一直坚持他的反动地主立场，所以，在此次大鸣大放中，他以为有机可乘就更加猖狂起来了。他在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肆向党进攻，所发谬论归纳起来有下面三点：（一）攻击、反对党的领导，他认为党的领导是“圈套”。他说，宪法是一套，党章是一套，团章是一套，工会、农会、工商联又各是一套。宪法是约束全国六亿人民的，党章是约束一千多万党员的，团章是约束二千多万团员的……。对知识分子也有一套，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有啥都“鸣”、“放”出来，但有个标尺，就是马列主义，不合这个标尺是不行的。但有这么多套，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怪好，但仍有‘罢工’‘罢课’，还有‘很多学生不能开学’。实际上他这点还说的不够，应该给他补充。他还向人说过，认为全国‘政协’‘人大’也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理由是：第一浪费，第二形式，什么东西都是共产党一说就完事。”（三）反对我国“土改”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说什么“旧社会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现在粮食统购统销，要饭往那里去要，只有转一圈子回去。”根本否认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成绩。
刘积学当他的反动面目被群众撕破以后，是不是正视自己的错误了呢？不是的，相反，他还狂妄地抗拒群众的帮助。说“整共产党的风嘛，又不是整我的风，怎么整起我来了。武松正打虎，怎么反过来打武松？”并且他还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表示欣赏，为储安平抱不平。他说，“打倒一个储安平，还有第二个储安平，储安平多着哩。”
刘积学的反动立场是有其长久的历史根源的。他原名刘群士，本是河南新蔡县的大地主，解放前，新蔡县境汝河两岸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全县有一半农民一年四季为他出力流汗。他使用长工形同奴隶，不给工资，不让吃饱。当年新蔡县曾流行一句话：“穷人进刘府，就如入地狱。”这就是他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写照。
刘积学是以反共起家的。三十年前，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反对过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后，便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历史上的“四·一二”事件，他是幕后人之一。由于他反共得力，为国民党反动势力所赏识，因此，他曾担任了河南省参议长达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在河南人民面前造成的罪恶，更是更仆难数。他和当地的一切恶势力勾结，曾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志士。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反动面貌，更是变本加厉，暴露无遗，他为了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曾不顾民命，盗用“民意机关”参议会的名义，通过了许多违反民意的议案，如强征壮丁和军粮的议案，强化保甲制度的议案等等。使得河南人民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卖儿鬻女的悲剧，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加上“共匪嫌疑”，“通匪”的罪名，惨遭酷刑拷打，被监禁，活埋。此外解放前夕，他还以“参议长”的身分为蒋介石积极策划“剿共”，制订“勘乱方案”，“极尽其献媚之能事，希图能够挽救反动王朝的命运。同时向蒋介石还发了无数摇尾乞救的电文。他的所谓起义完全是一个政治骗局。这是他在白崇禧指使与张轸支持下串演的一幕倒蒋拥李的丑剧。事实证明，他在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当时有过党的地下人员数次动员他表明态度，他都拒而不见。而在开封第二次解放时，他也还向武汉逃窜。到了信阳时，由于火车不通，武汉已经解放，张轸也已起义，这时他感到进退维谷，才最后发出了他的所谓起义的电文。而且就在他表面上向人民投降后，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的主张，他还暗中与反革命分子秘密联系，阴谋策划反共、反人民的游击活动。他曾通过这些人与出没于洪河一带的匪首张兴荣、赵秉章等带领一伙匪徒到处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勾结从新蔡外逃的匪首展俊甫、郭筱舫等破坏土地改革，搞暴乱。河南省尽人皆知的“竹沟事件”就是横行唐河、泌阳一带的恶霸王友梅与刘积学密谋制造的。于此更足见他的所谓起义是自欺欺人之谈。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