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数学教研组全体同志在去年九月间开会批判了该组副主任、右派分子孙念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孙念增一贯从根本上反对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党对教学、科研的领导，妄图把学校拉向旧清华的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并且用资产阶级打击拉拢的手段为自己积蓄力量，散布影响，使得两三年来，教研组里掀起了一股怀疑学习苏联、怀疑教学改革、轻视教学、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逆流。
孙念增从1953年回到清华以后，就一直否定端正教学态度、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说什么：“教师应安心多念点书，少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指教学工作、学生工作等)”。他留恋旧型大学自由散漫的教课与学习，他反对有明确目标地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人才。他说：“大学五年只能学些基本知识和培养自学能力，到毕业时再看情况分配工作。工程师的提法确实含混”。在教学上，他提倡所谓“各按手法”，实际上是想取消教学工作的计划性，主张教师爱怎样教就怎样教；他甚至支持某教师在讲课中舍去某些教学大纲基本内容，而去讲些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才会念到的东西；他还反对在基础课的教学中注意结合学生的专业需要和在口试中考计算题，他也反对学生应该全面学习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各门课程，主张学生应象旧大学里那样只是集中学好一两门理论课(如数学、物理等)，说一两门课真学好了，自然别的课也会学得好。在学习苏联方面，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何成钧对苏联专家和苏联高等教育的污蔑，他自己也散布说：“苏联也只是几个大头儿有本领，但苏联不会派他们来中国，来中国的都不怎么样”，“物理教研组教师学专家讲课的都讲坏了，只有何成钧不学他，讲课好”。
为了达到反对教改的目的，他否定教改的成绩，把学生的学习质量说成是“今不如昔”；散布说：“学生现在质量是否比以前高了可以怀疑”，“现在学生理论和概念是比过去强，但应用和计算能力差了，连圆的方程都不会”。又说：“不会应用和计算实际上说明理论没有真懂”，这就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现在学生的学习质量。他又说：“现在教学制度可以培养大量学生，但不能培养出天才学生。过去新生入学后，一年半载之内，便会有几个全校闻名的学生出现，现在则没有了”。他反对又好又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宣扬“要好就不能多”的观点，说什么，“教学生好比烤鸭子，要一只只地烤才香”。但事实上，他又散布怀疑习题课，并且反对作学生工作，这又如何谈得上个别指导呢?
去年1月7日右派分子钱伟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否定教改，要求走回老路，孙念增认为钱伟长“提出了问题”，而对张维付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反驳钱的文章则大肆攻击，说：“张维的文章只是堆砌数字，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对校委会的讨论也说是“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只有常迵的发言好些”。很显然，孙念增所谓接触“问题实质”，就是要反对党所提出的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方针。孙念增污蔑群众对钱伟长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围剿”，甚至污蔑机械系教师们对钱的反击是“文人相轻”，企图抹杀其中的原则斗争。他还利用教研组付主任的地位阻挠在数学教研组组织讨论钱伟长的文章，以保护钱伟长和他们的共同的反社会主义观点。
孙念增歪曲说党不重视科学研究，而把自己装扮成科研的捍卫者。事实上，党是重视科研的，但是在科研的开展上也同样有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党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在开展科学研究，而孙念增以“党不重视科学研究”进行攻击的正是科学研究中的这个社会主义方向。孙念增反对把教研组中的科研力量纳入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中去，而主张任其自流，即所谓：“按个人兴趣自然形成”，“有些人做出些成绩，自然就会有人跟”。他反对批评教研组中一些人不安心教学工作等个人主义思想，并说：“这是青年人的上进心，不要打击积极性”。
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为了协助教研组主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学校决定在教研组设立了科学秘书，这个措施对保证党的政策在教研组中的贯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孙念增53年回来不久，便攻击秘书管得太多，主张秘书只应负责事务性的工作。其实，他们反对的并不只是什党员秘书，他明明知道秘书是贯彻党的方针的，他自己也说过：“陈德问(当时数学教研组的科学秘书)也做不了主，问题在上面”，因此他的矛头一直是朝向党的领导的。他经常煽起群众对校领导的不满情绪，反对教务处布置的工作，骂教务处“官僚主义”，“不干正经事”。他明知讲师迟宗陶对教务处工作有意见，就常在教研组会上鼓动他发牢骚，事后得意洋洋。他把校长及其他一些党员负责干部说成是“不念书的人”，并且荒谬地说：“不念书的人管念书人的事，总是管不好的。”他对校长在哲学课中经常联系到党的领导问题极为反感，并说：“校长不是搞教学的，抓不住问题，光听汇报是不行的”，“清华不提科研，所以教学质量不高，原因是校长不体会科研的重要性”。他还说清华的领导太年轻，领导不了，应该让钱伟长之流来领导。当然，他的这些主张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他就污蔑校长“官僚主义”，“不听取群众意见”，“清华不执行中央的统战政策”等。
孙念增一贯散布轻视政治、反对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观点，并用资产阶级的手法俘虏与利用一些人。
他反对在行政工作和工会组织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工会组织生活不解决问题，浪费时间，主张工会小组自由组合，不要开会而可三三两两地随便聊聊；并且散布说：“批判个人主义思想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打击上进心”。他常常打击一些政治上要求较高，工作积极的党团员，说他们业务不行。对其中不坚定的分子利用一打一拉的手法加以俘虏。例如，在54年时对汪掬方(党内右派分子，当时是青年团员，尚未入党)就是如此，孙先抓住她上习题课时的错处，当着学生面上讲台指出，打垮了她在业务上的信心，然后施以小恩小惠，帮助她进修，又从生活上“关心”她，汪便对孙大为感激。孙又抓住汪有严重的虚荣心这一弱点，常常捧她是教研组里的“好干部”，“早就可以入党了”等，使汪对孙五体投地，引为唯一的“知己”。从此，汪对党团组织抱二心，距离越来越远，而对孙念增则无话不谈。在组织面前把孙描绘成觉悟很高，已经足够入党条件的人。当其错误思想在组织内部受到批评时，她更向孙处求温暖，抗拒同志们的批评，终于深深地陷入了孙念增的圈套而不能自拔。56年底汪掬方入党后，就更进一步成了孙在党内的代言人。孙念增曾因此得意地说过“汪掬方入党，事情就慢慢好办了”。此外，孙念增还用同样手法对付其他一些人，以增强自己反党的资本与力量。
整风大鸣大放期间，孙念增积极活动起来，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进攻。
还在学习人民内部矛盾时，他知道有位讲师对党有些意见，就去煽动说：“知识分子有牢骚，就该让发出来。”并且邀请他去参加民盟的一个会议，听钱伟长“传达”，说“钱伟长在上面走来走去，知道许多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五月三日，孙在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的一次会上，当面质问当时的党总支书记“讨论钱伟长的文章是否围剿，党委对此现在采取什么态度”，并且质问陈德问说：“过去你三害的事已干了不少，现在你还不想改?”但他的进攻矛头并不只是总支和支部。在党委召开的两次教授座谈会上，他就开始进行对党委的攻击，说清华党委“欺上瞒下”，对干部的政策已由“保护”发展到“袒护”，“党脱离群众，发展到一个人不脱离群众就很难入党，原则性强就是贯彻领导意图，带头攻击不同的意见”。并且攻击党委“把老教师命运交给青年掌握”，“何东昌太年青，不能胜任工程物理系主任”。
孙念增在鸣放期间，通过党内右派分子汪掬方了解到了教研组党内外的整风动态。当他知道有些老教师对他有不少意见，感到形势对己不利，就由会上攻击转为隐蔽的形式，在会下个别煽动，想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他煽动右派分子李欧说：“党过去对你的培养路线有问题”，“党群之间有墙，入党就得跳墙”。结果李欧就在整风坐谈会上照放，并加以发挥。孙又对马良说：“你还是能独立思考的，只是过去太受陈德问思想的束缚了。”给马良出主意，催促他把民盟小组会的报道(上面有许多“人权教权下放”等右派言论)送“新清华”要求刊登。果然使得马良“独立思考”起来，传播了不少民盟中来的右派言论，积极要求“新清华”登民盟小组会的稿，并在座谈会上附和孙念增的右派言论。此外，就是在他去针灸治病的时候，也不放松他的反党活动，他对常在扎针时遇到的热八学生，散布什么当时民主党派搞得很坏很乱，是因为过去提了意见没结果，蹩了一肚子气，还说这些民主人士也只不过是嚷嚷而已，并不真要争夺领导权，以此来糢糊学生的看法。他还说钱伟长对教学改革的意见是正确的，与高教部一致，而清华不执行高教部的指示，“新清华”对钱伟长是围剿，给学生以很坏影响。他还说：“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数学教研组要向他们学习”。但他比物理教研组的右派分子何成钧更注意策略，当他知道何成钧大骂“无耻积极分子”时，他给何出主意，说应该“团结”积极分子一起向党提意见。更恶毒的是他想利用汪掬方使数学支部叛变，搞成物理支部第三。整风一开始，在党总支和党委召开的会上，他对陈德问进行了攻击。会后从汪处知道陈有意见，又去拉陈一把，说：“我不是给你提意见，主要是给党委提意见；你不要忙于想自己的问题，还是多想想党委的问题。领导上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好解决”。后来，通过汪掬方对陈施加压力，说：“陈德问今天放了些，但具体例子太少；陈是总支委员，多年做党的工作，应该知道得多得多。”同时他又夸奖一个严重丧失立场的支委“很好”，说这同志劲很冲，但可惜刚来不久，情况了解不多。对叛党分子盛祥耀则热烈赞同其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孙念增对他在党内的坐探汪掬方却是百般保护，怕她暴露真实面目，对她说：“整风指示中有一句话：‘知识分子党员要注意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你注意到了没有?”并要她少说些话。六月七日“群花”大字报贴出之后，汪掬方和支部里一部分党员贴了反对“群花”的大字报，孙事后对汪说：“我如果事前知道你要贴大字报，我是不会让你这样作的。”但他对另几个贴大字报的党员却表示非常同意大字报的意见。六月七日右派进攻达到高潮，看来似乎形势变得有利了，于是孙也亲自出马，在教研组第二次鸣放大会上攻击肃反工作，说何东昌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没有“人性”，“没有整风诚意”；他要求校长公开谈谈自己在整风中的思想情况，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公布整风计划；他要求“新清华”改变版风，揭发三害事实，号召“新清华”编辑也参加鸣放，并挑拨说：“新清华”编者过去一定也受压不少。他还狂妄地要求党委和支部公开一切有关整风的会议，并说：“如果党委一时做不到，则可由支部先做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党委整风”。这时本来还比较隐蔽的孙念增，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终于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党面目。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汪掬方已知道党内对孙念增问题的看法，就给他通风报信，孙注意到汪有些消极沉默，要她表现积极一些。当公共教研组开始对右派分子何成钧进行批判时，与何无话不谈的孙念增却非但不揭发何的反党言行，反而在大会上为何打掩护，说何成钧仅是“爱自己甚于爱党”，会后还去安慰何。支部开始批判汪掬方后，孙替汪隐瞒情况，订立攻守同盟，直到孙本人被批判以后，才交代出汪所泄露的党内情况的主要情节，以后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行为。他先后作了三次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至今他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数学教研组全体教师职工一致要求孙念增下定决心，痛改前非，用实际行动来清算自己的错误。
来源： 《新清华》195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