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的这篇短文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在同一时期发表在1942年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它们对於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对於党和革命政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艾青的这篇文章，从它的标题上看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作家在延安是不被“了解”、不被“尊重”的。我们人人都知道，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每个进步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党的关怀和帮助，鲁迅先生的发展和成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丁玲、艾青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引导文艺工作者走上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新文艺因而迈入一个灿烂的新的阶段，这更可以说明党和毛主席对於文艺和作家是多么关心和爱护。艾青在这里的“呼吁”是颠倒是非、不符事实的。但是它现在却有了另外的一个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艾青这个作家。
去年夏天和秋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一系列的扩大会议，会上大量揭发了艾青的反党言行和生活腐化堕落的情形。不了解艾青的人感到惊讶，发出疑问，一个灵魂这样肮脏、生活这样腐朽的人怎么能够写出优秀的感人的诗篇呢?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艾青写过一些好诗，也感动过不少读者。但是艾青由於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而又拒绝思想改造，满足於过去的一些成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但没有克服，反倒更为滋长，傲视一切，以具有“国际地位”的诗人自居，以致堕落腐化，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许多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都曾经提出这一点。艾青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到怎样地步，他的这篇短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文章一开头就说，“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但是艾青是什么阶级的“感觉器官”呢?从这篇文章看，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的。
艾青又说，作家“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於他的情感”，艾青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他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情感呢?从这篇文章看，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情感。
艾青在这里拾取了欧洲资产阶级批评家的牙慧，过分地夸张作家的作用。说伐莱里“水仙辞”的出版是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件，又说一个英国人认为‘宁可失去一个印度，却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伐莱里，这个法国资产阶级没落期的诗人，象征派的末流，在“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等等空洞问题上绕圈子的怀疑者，把现实“升华”为所谓纯洁的意念的魔术师，法国国防部的职员，哈瓦斯通讯社的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留在巴黎与德国法西斯和平相处的顺民——他的“水仙辞”怎么会成为一件比欧战更为重大的事件呢?这简直是昏迷的胡说八道。至於印度和莎士比亚的比较，若是英国的劳动人民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是应该拥护印度独立，同时也把莎士比亚看作是自己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而引以自豪的。但是艾青和说那句话的英国人并不是这样，他们是首先肯定印度作为殖民地对於大英带国的重要，以便说出莎士比亚的更为重要，从“宁可……却不愿……”这种口气可以看出艾青和这个英国人是共同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
艾青的这种蹩脚的引证虽然不伦不类，但其目的是要说明作家是“伟大”的，应该高人一等，应该被人“了解”，被人“尊重”，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家，言外之意好像是他既不被人“了解”，也不被人“尊重”，使他感到很大的委屈。艾青是1941年到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对他表示欢迎，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边区，物资供应困难，政府还是批准艾青主编的“诗刊”出版。这怎么能说对他不“尊重”呢?可是在艾青的眼里，这些“尊重”是不够的，他要求更多的“尊重”，要求把作家当做超人供奉起来。说作家是民族和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智慧的瞳孔”，诚然，这都是人的身体上最可宝贵、甚至不能缺少的东西，人民对於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因为这些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动革命斗争和人类的进步，我们给他以“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并且加以保护和尊重。至於不能为人民服务、只贪图个人利益、对革命发生腐蚀作用的作家，我们的社会并不需要，也就更谈不到对他“尊重”了。
艾青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这些醉心於揭露共产党和延安的民主政治的“黑暗面”的作品发表以后，延安的读者们对这些作品表示极大不满的时候，艾青就赶快出来辩护，说是别人看了这些作品不高兴，“我的心就非常高兴”。可见他和延安的革命群众完全不是一条心。他不赞成作家歌颂延安，歌颂党和人民的伟大功绩。他认为歌唱延安的光明面就是“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他说，“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这里所谓的“癣疥”、“脓包”和“梅毒菌”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样狠毒的咒骂不能说明旁的，只说明艾青对革命圣地的延安仇视到怎样地步，他是怎样地完全现出自己的原形，站在革命的敌人方面去了。
艾青极力为反党反人民的作品辩护，说是作家“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作家“只求忠实於他的情感”。这话表面看来是振振有词的；谁希望作家发出言不由衷的歌颂呢?可是我们要问：一个自命为革命作家的人为甚么偏偏要顽固地保持他的反党反人民的世界观，为甚么只求忠实於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情感呢?
但是艾青等人却要坚持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反而埋怨在延安没有“写作自由”，埋怨延安不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这些资产阶级的滥调，听起来是使人发呕的。艾青口口声声说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但是他却要求为诽谤革命而“自由写作”的特权，要求保障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的特权，要求被当做超人来“了解”和“尊重”的特权，要求对他们的反党作品的评价不能“稍有损抑”的特权。如此等等的特权，延安是不能给予，也不应当给予的。他们的这些特权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泼妇骂街式地咒骂起来。艾青说，他所以拥护延安的民主政治，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他不但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新民主主义混同起来，而且言外之意，他到延安来是吃亏上当了，早知如此他就不会来“拥护”这个政权了。从这里我们听出一种对党、对人民的威胁、讹诈的口吻。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是善於向古人学习了。但李白在“上韩荆州书”里又说：“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艾青热中的到底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延安整风以后，艾青听从了朱总司令告诉他的“韩荆州就是劳动人民”那句话，曾一度下乡向劳动人民学习，因此写过几篇较好的诗。但是很不幸，艾青没有巩固自己的进步，反而走了回头路，并且越走越远，一直堕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致使这篇写於十五年前、本来不必再提的文章对於“了解”今天的艾青又有了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