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间，萧军写了一篇题为“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这篇文章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有罗烽、艾青等人的反动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当时丁玲、陈企霞编辑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这批文章一出笼，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连声喝采。特务机关对於王实味、丁玲的文章，当然是如获至宝；他们对萧军的这篇杰作，也着实嘉奖了一番。在特务机关印发的小册子里，极力称赞萧军的文章大胆喊出了“反抗的呼声”！——当然不是反抗国民党，而是反抗共产党，不是反抗旧社会，而是反抗新社会。谁说敌人的鼻子不尖呢?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重重封锁下，和日本侵略军隔河对峙。延安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王实味、丁玲、萧军这批人的反共宣传和他们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替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起着内应的作用。
看看萧军写了些甚么吧!
萧军在这篇文章里大谈其“同志爱”；他说：“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了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也越来越稀薄了！”他说，这叫他感到“悲怆”。
我们知道，萧军在延安，是有他自己的一批“同志”的。那时他和丁玲、陈企霞、罗烽这一伙人打得火热，和丁玲尤其亲密得很。他们背着大家搞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相互配合放出反革命的毒箭，他们之间的“爱”是并不稀薄的。至於我们当时在延安的绝大部分革命同志，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生产，一同和王实味、丁玲、萧军之类的反党分子作斗争，艰苦奋斗锻炼了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同志爱不是“越来越稀薄”，而是越来越浓厚了。就是离开多年之后，谁不想念当时在一起上山开荒的战友呢?萧军把我们革命队伍的这种团结友爱看成了眼中钉，他写这篇文章，无非是要在我们真正的同志爱中间打进一个楔子，挑起这一部分人反对那一部分人，挑起下级反对上级，这是读者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
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对革命怀有敌意的人，在伟大的革命集体里，总感到格格不入，如芒在背，他觉得他们的“同志”越来越少，“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是理所当然的。他不爱我们的革命集体，不爱我们革命的延安，不爱我们延安的革命同志，也是理所当然的。萧军爱的是另外一些人。除了丁玲、陈企霞这些反党同伙之外，他还爱那些和他们一样“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到倦怠了”的一小撮青年人。他把这些人亲密地称为“同志们”。对这些人，只是对这些人，他说：“我是寄以真诚的同情和尊重的。”他还爱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在敌人面前“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对於这些自首叛变分子，萧军说，他“似乎更尊敬些”!萧军那时就和他的这些“同志们”搞在一起，在延安兴风作浪，而且动不动还要拼刀子。他的这些反党行为和流氓行为，在革命的延安不能不受到反对，不能不对他进行批评和斗争。党和同志们对萧军的批评和教育，尽管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够的，但在萧军看来，这就是“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他对党、对革命集体的仇视就更加厉害了。他诅咒延安是“地狱”，是“九妖十八洞”，在延安的革命队伍内“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撒旦’(即魔鬼)正存在着很多”(请听，这和国民党特务的口吻有甚么两样?)；因此，他号召他的“同志”怀抱着“入地狱的精神”，“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请听，他的口气多大!他还有一批“后来者”呢!)无怪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热情地欢迎萧军对共产党的“反抗的呼声”，他到底从特务机关那里找到了他的“同志爱”!
萧军爱的是甚么?恨的是甚么?他的“同志之爱”意味着甚么?岂不是清清楚楚吗?萧军在这篇文章里，还装腔做势地提倡甚么“真正的爱”；他怕人家误会他的意思，还马上补一句说：“且不管你爱的是甚么。”但我们却是不能“不管”的。我们正是要从你们爱的是甚么，恨的是甚么，来判断你是同志呢，还是敌人。
萧军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他所写的“八月的乡村”中的一段：“一个革命队员——唐老疙疸——因为自己的情妇被日本兵污辱了，他在树林里遇到她，要带她一同走。她被伤害得很厉害，又不能走。日本兵马上就要追来，同志们为了避免整个队伍的损害，劝他走，他的情人——李七嫂——也劝他走，可是他却耍起脾气来，把枪也扔在地上，不干‘革命’了，要与他的情人共存亡，若不，就让他的队长枪毙他，连他的情人一道。这个队长外号铁鹰，红胡子出身，是以杀人不眨眼著名的。这时候为了敌人马上就到，为了革命的纪律，他虽然踌躇了一番，可是终於提起了手枪……。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兵的流弹打死了他，而不是自己的同志。”“因为我不愿看，也不愿让读者看，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但也不愿革命的纪律因此而堕落了。”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萧军所说的“革命的纪律”究竟是甚么样的纪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有各种不同的纪律，在各种不同的阶级也有各种不同的纪律。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是靠鞭子来维持纪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是靠饥饿来维持纪律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集体里又靠甚么来维持纪律呢?靠工人阶级，靠劳动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因为革命的纪律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萧军笔下的革命的纪律，不是维持在革命队伍成员的自觉性上，不是维持在革命者“对革命的忠诚，他的坚毅性，自我牺牲和英勇气概”(列宁语)上，而是比奴隶主把纪律维护在鞭子上更坏，据他说是维护在手枪上，维护在手枪的子弹上的。萧军所写的革命队伍，是对革命队伍的歪曲和诽谤，萧军所写的革命纪律也是对革命纪律的歪曲和诽谤。
其次，那个所谓革命队员——唐老疙瘩，当革命危急的关头，当他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是坚决地以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放弃个人利益，相反，他顽强地坚持个人利益。萧军对这个“革命”队员寄予无限同情，并满腔热忱地加以歌颂。同时，又把革命纪律写得如此残酷，唐老疙瘩的爱情，萧明的爱情，一一被它“夺去”……
那个唐老疙瘩何尝是个甚么“革命的队员”，它无非是萧军的顽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情流露!
萧军所写的“耐”，那是有两层用意的：一层是反党、向党进行斗争，要顽强、要“耐”，不能“有一分退败的想头”，要像唐僧取经那样，经得起“九妖十八洞”的“捣乱”，要像圣安东那样，经得起各种“撒旦”的“试炼”。
所谓“九妖十八洞”，那是大家所熟悉的，这里不去讲它；现在来谈一下圣安东怎样和各种“撒旦”战斗的吧：圣安东，埃及人，生於公元251年左右，死於356年左右，活了105岁的样子，是“修道业”的创始者。福楼拜尔所写的“圣安东的诱惑”一书，宣扬了他的“宗教的情操”，宣扬了他战胜各色各样的诱惑。
这些诱惑最初是无尽的山珍海味，其后是无量的金银珠宝，他终於克服了自己思想中的嫉妒、吝啬、物欲、忿怒、饕餮、慵惰、骄傲……最后使自己能够出现在基督的面前。
在这里，萧军把自己以及一切反党分子比为“圣安东”，而党和革命者们是“撒旦”，是用山珍海味、金银和美色去“诱惑”他们的，真是白日见鬼!党总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去教育每一个成员的，它甚么时候，甚么地方曾经以私欲去引诱别人离开革命道路的?
萧军的自比为圣安东，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那就完全说得通了。那就是萧军等反党分子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迷恋於山珍、海味、金银和美色死死不放。党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精神去教育他们，他们不但当作耳边风，而且把党当作“侵犯”他们个人利益的仇人。
他们的所谓“宗教的情操”不是别的，而是准备带到棺材里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
萧军“耐”的又一层用意是：先在党的领导者脸上抹上白点，把他丑化，然后迫着党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缴械投降。
萧军说：“……从自己的瞳孔里引伸出两条线来，交会在自己鼻子前面，就在那交会点上永久蹿着‘地位’和‘权威’……‘地位’和‘权威’全不是坏东西，人也应该获得它，但那要由正路，不要像个没品行的赛跑员，穿着钉子鞋，从你底后来者或者同伴们的鼻子上踏过去呀!……”
唯利是图的人总是用他们污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队伍的一切事物的。在萧军看来，原来我们的领导同志是迷恋权位的人，而他们的“地位”和“权威”，是以牺牲别人为条件的。
反党分子永远无法理解：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是甚么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得来的。而是他们替人民做了工作，人民用自己的意志长期选择的结果。
党的各级干部不过是社会的公仆，阶级的战士，人民把他们放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正像企业主“通常总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适当的人安置到适当的位置上去”一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反党分子站在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党的领导干部理解为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而恰恰是这些反党分子们的官瘾特别大，“朝以思之，昧以求之”。当他们求之不得因而“在野”的时候，总是满腹牢骚，愤愤不平，好像人民“负”了他们的“债”似的。
反党分子原以为党的领导同志一经他们谩骂和丑化，就会低头服输，向他们妥协的。错了，完全错了。要么，他们放弃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要么，他们自绝於党、自绝於人民。党和人民对萧军之类的坏分子“耐”得够了。党不是没有耐心地教育他，可是他一概当成耳边风，并且越变越坏，越变越凶了。萧军后来在东北变本加厉地反苏反共反人民，就是他不堪教诲的铁证。
萧军要党在这个问题上“耐”，那是永远不能兑现的极端荒谬的梦！
萧军说：“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不管别人对这样人如何看法，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就没见过血和铁，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敬些——他们终究是被试炼过了。”
又说：“‘浪子回家’不是很可贵的么，何况他们也还并不是浪子。”
我们要问：“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是甚么人?
把这吞吞吐吐、伊索寓言式的笔法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变节自首，叛卖革命的人。就是萧军的同伙丁玲、罗烽、艾青之类的人。
对於这些人，党并不是不允许他们“浪子回家”；但“回家”来搞反党的勾当，那是万万不能容许的。
一切反党分子有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叛徒倾洒同情之泪，而且有时候还热情地加以鼓吹和歌颂。
徐懋庸认为法斯特虽是叛变了还是值得尊重的，丁玲把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前面屈服的贞贞，尽情美化，脏污的灵魂上硬要插上美丽的鲜花。冯雪峰对这个贞贞，其实也包括丁玲在内尽情地加以吹嘘，说是“从她(笔者按：指贞贞)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丁玲文集”后记)而萧军则认为叛徒是更值得“尊敬”的。
奇怪吗?反党分子们对叛徒是那么感到兴趣。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反党分子自己就是党的叛徒。他们对叛徒的同情和吹嘘，是不识羞耻的丑表功!是替脑袋上生着反骨的人叛变革命，大开方便之门，从萧军的文章看，他究竟是谁家的浪子?又回到了谁“家”?答案是不说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