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了罗烽在1942年春天写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在当时丁玲和陈企霞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也许这篇文章就是罗烽所认为的“杂文”典范吧，读起来真是吃力!罗烽说：“坦露的东西，比较好处理。”好像他是十分赞成坦白和真诚的为人态度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却没有实行这一条。他这篇文章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笔法不怎么“坦露”，令人一下难以捉摸到他的真意所在。
粗粗一看，这篇文章好像只是在提倡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杂文。但实际上里面所涉及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正如文章题目上所标出的，作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关“时代”的问题发言；是在跟人们争论究竟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延安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罗烽不同意当时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据罗烽自己描绘，当他到了当时全国人心向往的延安以后，没有感到延安有任何可以吸引他的东西，相反，倒是不怎么费力地就找到了一些“经年阴湿的角落”和什么“垃圾之类的宝物”。他看到的是延安“可怕的黑暗”，嗅到的是延安“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在他心目中，不但延安和重庆没有差别，而且当时的延安和过去的上海也几乎完全一样。时光消逝，一切依旧。於是他只有得出一个结论：“还是杂文的时代”。
那么，到底是由於什么，延安到底有一些什么“黑暗”和“脓疮”，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始终也没有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你说他是在“无的放矢”么，可是他满肚怨气，又好像延安确实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招惹了他。找来找去，我们终於发现了他所攻击的具体对象，那就是住在延安的一些人。难道那些人就是罗烽所说的“黑暗”和“脓疮”么?我们得耐心把他的文章一段段研究一下。
据说延安有这样一伙喜欢“天下太平”的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是不高兴别人揭延安的疮疤，硬是不承认延安有“可怕的黑暗”，硬是要说什么时代变了，“杂文的时代过去了”，而且还说什么“不希望杂文时代卷土重来”，等等，真是可恶已极!那么，那些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坏蛋吗?可是从罗烽这篇不大留情的文章里所泄露出来的一点消息看，他们不是坏蛋却又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即使在罗烽讽刺的笔下，他们也还是相信抗日战争最后会得到胜利的人，并且是希望“有把握获得‘最后胜利’”的人。可见他们跟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关系，不是汪精卫，也不是蒋介石。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是中国人民，是人民当中的一部分。
可是奇怪得很，罗烽对这样一些人不仅反感，痛恨，而且甚至连他们是人这一点都不肯承认，干脆就把他们划到人以外的动物群里去了。罗烽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喜欢“沉没”在陈腐思想的“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打滚而且还把泥污溅人的黑猪；一类是躲在陈腐思想的硬壳里，会做什么“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的软体动物。从会做讲演，而且对文艺工作发表过意见这两点看来，这后一种人分明又指的是延安某些领导干部了，而罗烽最恨的就是他们。
为什么呢?据罗烽说，前一种人因为作风露骨，并不机智，似乎还可以宽恕；而后一种人，因为他们在“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他们最虚伪，最狡猾，是千万原谅不得的。写到这里，於是罗烽笔锋一转，就由神秘的“贝壳”而又扯出“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来了。这“云雾”大概是后一种人布置的。“云雾”后面不知道埋伏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因为不“坦露”，就不免有些神秘，使得罗烽这样不怎么天真的人也感到茫然，戚到不好“处理”，於是就激起了他的愤怒。到了这时，罗烽就断言延安和重庆没有差别，说：“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云雾不单盛产於重庆，这里(指延安)也时常出现。”
怎么回事啊?到底什么是延安“黑白莫辨的云雾”？是谁发出了这样的云雾，保护了延安什么样的坏东西，妨碍了和打击了什么样的好人，使得罗烽要如此狠毒地谩骂呢?这还得往下看。
在下一段里，我们才明白罗烽说的那背着贝壳，散布云雾的人，原来不是什么妖怪，而是革命者，而且是身后跟着一群人的革命者。罗烽对他们发出了警告，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教训他们说：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特别注意“做人的起码条件”，也即“表里一致”。否则(这里，罗烽又掉转头来对着那些具有“天真的心灵”的青年们说话了)，就会带着身后的人走到歧路上去。(真是可怕！)什么叫表里不一致呢?据罗烽解释，那就是打着一块招牌来欺骗青年。那欺骗人的招牌上面写着什么呢?是“延安是政治警觉性最高的地方”这样一句话，这真奇怪！这样一句话无非是说明了一种实际情况，如果说有什么用心，也不外是要人们提高政治警惕，那又有什么坏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的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怎么就会把青年们引到歧途上去，怎么就算表里不一致，而且连做人的起码条件都没有了呢?
还是我们代罗烽把他那拐弯抹角绕了半天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吧。原来他是在说：延安有这么一批党的负责干部，他们反对人讽刺延安，不让人攻击党和人民；他们就是喜欢干涉文艺工作，硬要人在写杂文时区分什么敌我友，而且还动不动拿政治的大帽子压人，其目的无非都是限制像罗烽这样的作家的写作自由。因此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不得不起来大声疾呼，不得不起来反抗。怎么办呢?罗烽当然也有自知之明，他自己，即使再加上他的几个朋友，那力量到底还是太微弱。於是他们只好打起鲁迅先生的大旗来，号召青年，用杂文作武器，拿起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杀开一条血路。
现在，罗烽这篇文章里的许多意思算是弄明白了。只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所说的延安“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到底是指什么，还是不大清楚。他所说的“指示一路去”也不知道是往哪一个方向去。他心中当然不会毫无所指，但是偏偏就是这一点他说什么也不肯“坦露”出来。这个谜语实在不大好猜。他不明说，又只好我们来代为分析一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确实有自己所痛恨的黑暗和脓疮。那我们首先就不能不举出日本侵略者，汪精卫等等汉奸，他们在敌占区的统治，以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时，他们所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等等。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那抗日不力，对八路军却一再制造磨擦，一有机会就发动反共高潮的蒋介石国民党，作为官僚资本主义基石的四大家族，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实行的腐败政治，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包围，对人民的奸淫烧杀，国民党特务对解放区的暗中破坏，等等。罗烽所说的“黑暗”和“脓疮”显然不是指这些。他所攻击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那么，我们就看看当时延安的情形吧。
只要不是怀着成见，任何人到了延安，首先感觉到的是那里的庄严的工作，紧张的学习，人们思想活跃，生活快乐，立刻就会为那里的新鲜的政治空气鼓舞起来。到了那里，青年们明确了方向，老年们恢复了青春。那里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那里生气勃勃地领导着全国人民抗战。延安是全国人民寄以全部希望的革命圣地。有了延安，抗战胜利就有了把握；有了延安，中国就有了信心。当然，当时的延安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例如那里的山多人少就是一个困难。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减少对延安的热爱。山固然多，但因为是属於人民的，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它供给我们小米，木炭，和冬暖夏凉的窑洞的种种好处；而不是山路的崎岖和从塞外吹过来的风沙了。人固然少，但因为人都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了，有了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一个人就可以顶好几个人。日本飞机的轰炸，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都给延安带来了困难，但是这些都不能吓倒延安人。党领导人民组织起来，发展了生产，战胜了灾害。在八年抗战中，延安所有干部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参加了生产劳动。没有衣穿，自己纺织；粮食不够，自己种地；为了取暖，自己背柴烧炭。克服困难，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体力劳动，改造自己，对我们大家都是快乐。几乎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到了延安以后都感到了自己的新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为什么罗烽等人的感觉和大家不一样呢?他们所不乐意於延安的，而且引起他们那样深仇大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呢?
还是我们用明确的语言代他们“坦露”地说出来吧。延安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有民主又有集中，有团结又有斗争，当然不会无条件地对於任何人都是乐园。延安对於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思想，以及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仅不会和平共处，而且表现得不很温柔。对於暗害分子，特务，叛徒，变节分子等等尤其不客气。延安有充分的自由，可是没有反人民，反党，反革命，反对抗战，反对团结，反进步的自由。为了推动生活前进，延安经常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政治思想问题上有斗争，文艺问题上也有斗争。例如关於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关於杂文的写法，关於写光明和写黑暗等等问题当时都有过争论。这些争论对某些人可能是不愉快的，难道因为引起了不愉快，这种争论就成为不必要的么?
是谁规定的杂文一定要以讽刺为其特性呢?是谁规定的文学作品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都必须以暴露为其主要的特性呢?为什么讽刺一定要不考虑立场问题和效果问题，要不问对象，不区分敌我友呢?某些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作家要挑人民的岔子，主张用制造黑暗的方法来“反映黑暗”，诽谤人民，因而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多反映光明，歌颂人民，难道这是不可以的么?主张歌颂延安，歌颂中国人民就是思想陈腐么?那么，把延安说成和重庆一样，把延安的干部骂为黑猪和软体动物，这反而不是从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那里承继来的一种有毒的陈腐思想么?难道当日本侵略军以大部分力量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时候，提出“提高政治警觉性”是不应该的么?是主张青年们提高政治警觉性会使他们上当，还是麻痹他们，让他们高枕无忧才会使他们上当呢?是延安有“可怕的黑暗”呢，还是这种诬蔑延安的人自己才是真正可怕的黑暗呢?如果说延安有“脓疮”，那么不断放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毒气的王实味、丁玲、罗烽之流不正是这样的脓疮吗?
罗烽在以上这样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我们都不一致，而且不少意见正好完全相反。看起来他把凡是跟他抵触的意见都当成了妨碍他，以至危害他的东西；那么，无怪发动和领导这种争论的党，和执行党的路线的某些干部就势必要引起他的怀疑和仇恨了。具有反党立场的人总免不了有许多阴暗心理。在他们眼睛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和党的一切具体要求不但都和他们格格不入，而且都是对他们不利，因而也就都是“可怕的”，“黑暗的”。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正是党和人民，是人民的革命事业，因此就不能毫无顾忌，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的主张说出来、写出来。他们利用鲁迅先生过去对付敌人的迂回曲折的杂文笔法来对付党和人民，美其名曰提倡鲁迅式的杂文。过去罗烽是这样干的；现在，徐懋庸也是这样干的，规律都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罗烽极力赞扬“坦露”而自己却不“坦露”的道理。
但如果老不“坦露”，一点真正的用心也不透露出来，罗烽又不会甘心，而且那也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在“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最后一段里，罗烽明确地对丁玲提出了批评，说丁玲、陈企霞编辑的、已经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等反动文章的“解放日报”副刊还不够积极，那上面所发表的杂文“还太弱了一些”，也就是说对延安的攻击还不够有力。因此他要求更多发挥杂文的力量，把那副刊“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其实，那把已经一再试过锋芒的“短剑”掌握在丁玲和陈企霞手里，是用不着罗烽过分操心的。果然，没有辜负罗烽的期望“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后没有几天，那副刊紧跟着又刊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确实显示了他们进攻的更加猛烈的力量。不过，当国民党特务们喜悦的时候，人民并没有战栗，这可能稍稍有点令罗烽等感到意外。
“还是杂文的时代”这几篇文章是在15年前写的，可以算是老牌毒草了，比起去年“大放大鸣”当中一些新的毒草来，不但毫无逊色，而且显得还要恶毒一些。为了弄清楚今天文艺界某些右派分子思想的来龙去脉，做好锄草工作，重新研究一下这些老牌毒草，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