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反党小说“在医院中”，我是久闻其名、去年下半年才有机会读到的。延安出版的“谷雨”已经找不到了。那上面发表的“在医院中时”的原稿想必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我读到的是1942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修改稿，题目也经作者修改过了的。尽管这样，读过以后，仍然“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关於这篇小说的反动性质，“文艺报”上曾经发表过王燎荧同志的分析(见“文艺报”1957年第25期)。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同时，也想就自己看到的方面做一些补充。
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突出的感觉是：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於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癫狂的地步。
这个莎非女士，怎么会来到延安呢?难道也是为的“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吗(引文见“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可是据说，这个改了名字的莎菲，却是有她自己的远大理想的。这个善於交际、善於玩弄权术的姑娘，“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而且，“她对於文学的书籍更感到兴趣”，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一个大作家。可是组织上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却没有分配她当一个政治家或作家，看到她学了几年产科，说服她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个人的幻想和党的需要发生了矛盾。小说作者以无限同情为陆萍鸣不平：“她是一个富於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吗?能不顾这铁箍吗，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真的，她后悔入党了。“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
莎菲(陆萍)女士不喜欢我们的延安。她看到的是“荒凉的四周”，闻到的是“难闻的气味”，窑洞里“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窑洞外是粪堆连着草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延安的人，更是很少可以看得上眼的。那些工农干部，“对医务完全是外行”，或者带着“懒洋洋的神气”，或者显出“很幼稚的热情”，或者干脆是谄上压下的小人。护士们“又懒又脏”。病人们“不要干净”，而且“很顽固”。而农村妇女们“破布似的苍白的脸”，“有着鱼的表情”。延安的一切几乎都符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评语：“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
这里只有两个外来医生引起陆萍的好感。一个是产科主任王医生，“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会一套“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因此刚见一面，就“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但是在他的夫人冷冷监视之下，使陆萍感到“说不出的压抑”。“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据说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她和他后来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受到同志们和病人们的非难。你看，莎菲女士的老毛病又要发作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日记”)
莎菲女士到延安，也还是值得欢迎的。延安是一个大熔炉，就看她有没有把一块顽铁投进去烧炼的决心。延安的陆萍，据说是“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甚么地方有些改变”。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她用心地啃着从未接触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这看起来是变好了一些。但是，学会一点马列主义的词句，用来夸夸其谈，这是比较容易的；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火来烧炼自己，那就得忍受一点痛苦；一肚子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封不动，只不过学会了像一个革命者那样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便自以为可以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自以为“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这是可笑的，而且是危险的。按照小说“在医院中”的描写，陆萍到了医院以后的所作所为，说明她是越变越坏，她的品性后来发展到十分恶劣的地步。
在这个莎菲小集团的人看来，当时延安的一切是可笑的而且荒谬的：“延安没有人力物力”，办的甚么医院啦？延安“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医治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这就是延安的错误。小集团的人，就要向这样的“错误”作斗争。“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然后通过一场十分可疑的情节，把冲突推向可以爆炸的顶点。陆萍等人把自己装扮成为官僚主义的受害者，把延安描写为残酷无情、不顾人们死活的地方。“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没有一个人援助她。”“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甚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於是，“一切更不顺眼了”，她要“同所有人”斗争。“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这里，我不能不再征引两段“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语言，来说明这疯狂的复仇心理的历史渊源：“我是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方面用，好像同着甚么东西搏斗一样。”“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
作为一个受过延安的恩惠、受过延安的红色医院的恩惠的人，我要在这里插上几句话。1938年冬，我在晋西游击区堕马受伤。千里迢迢，一付担架，我被村村转送到延安。在延安二十里铺的医院里，我住过一个时期。1939年春天的延安，比起两年多以后，即丁玲发表这篇小说的时候(1941年)，在人力物力方面，也不见得更富裕一些。艰苦，这是我们的传统。艰苦，决不是我们的过失。用很少的人力物力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恰巧是我们的光明面，而不是我们的阴暗面。1939年春在延安医院中度过的那些日子，永远引起我的怀念和感激。那雪白的、宽敞的窑洞，阳光从宽大的窗户透射过来。舒适的病床和洁净的被单。我们的病房是温暖的。护士们或者从四川长征而来，或者是陕北的妇女，都有一颗明朗的、朴实的心(我幸而没有遇到陆萍之类的人物)，她们常为轻病号组织有趣的晚会。我算是重病号了，受到的待遇更加优厚一些。等到肿得很粗的左臂逐渐消炎，身上的皮肤病也被治好以后，我在这温暖舒适的环境里，忽然诗兴大发；便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病床上用口授笔录的方式，五天中间一口气写完了一个大合唱的歌词四百多行。我的诗歌当然是仅仅提供给作曲家作为他的非凡的音乐构思的基础。但是我的经历足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描写的种种阴森恐怖的图景，似乎在延安住医院“简直是受罪”的说法，无非是莎菲女士对读者的愚弄，无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谎。我似乎听见了一个自称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自白：“我又想扯谎了。……我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诚实。”(“日记”)
使人惊骇的是，陆萍的反党活动达到这个地步，她完全不择手段：“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她搜集着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居然从一个知识分子病人那里搜集到这样了不起的意见：“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甚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的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这样露骨的反人民的声音，被写成一个“正面人物”的控诉，还居然得到反党分子陆萍的同情和欣赏。“他解释着，鼓励着，却耐心地教育着。”“她为他流着泪……”。
这就是莎菲女士在延安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传播的思想。作者写出一个陆萍，不是为了批判她，而是为了歌颂她。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她仇恨的不是延安的某些事物；仇恨的是延安的一切。她不是同某些人斗争；而是同延安的“所有人”斗争。她否定的不是某些工农兵；否定的是工农兵的整体。她攻击的不是一个医院；攻击的是整个的延安和整个的党。“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
说到“暴露阴暗面”的小说，丁玲的“在医院中”可算是第一篇，大概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了。刘宾雁、刘绍棠等等后生小辈，大概会自愧莫如的吧。“在医院中”的艺术的“独创性”在於：把新社会的光明面(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成阴暗面来暴露；同时把革命队伍的阴暗面(例如那个莎菲小集团)当成光明面来歌颂。这种手段不算不毒辣了。於是，我们又记起莎菲女士的话：“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