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这篇文章在它发表的时日就读过一遍，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厌恶的。十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又来读它，首先悟出对於这样的文章仅仅厌恶是不够的。像这样的“名文”值得一读再读，虽然那心情很不愉快。
我们从好文章去学“应该怎样做”，从坏文章就要去学“不应该怎样做”。正面的老师教我们如何向善，反面的老师教我们如何避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是可以拿丁玲为“师”的，还是要用她的“三八节有感”来作“教材”的。
丁玲自以为是一个“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更懂得女人的痛苦”的女人，以她这样的身份来为延安的妇女“鸣不平”，自然是“够格”的了。
她在文章的开头也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然而这是反挑的笔法，统观全文，每一句话都在反驳这个正确的命题。
在丁玲的笔下，延安的妇女不论是已婚的、未婚的，或者是结了婚又离婚的，是生了孩子的或者是没有生孩子的，总之，凡是女人都是男人诽谤、嘲弄、造谣的对象，也就是被压迫的对象。在丁玲的眼中，延安的妇女处境之惨比之在旧社会有过之无不及。延安到处是“无声的压迫”。据说在旧社会还有同情她们“可怜，薄命”的人，而在解放区的延安却不但找不到同情者，反而被看作“自作孽、活该”，“沦为女犯”。丁玲的最后结论就是：延安是女人的地狱。
这篇文章一登出来，立即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里传来一片热烈的采声。而在革命阵营中却引起无比的愤怒。亲痛仇快，阶级斗争中的爱恨何等分明。
谁要以为丁玲只是在妇女问题上向党向人民射出了毒箭，那就低估了这篇文章的反动影响。她的进攻的矛头还同时指向解放区的婚姻法，指向新的社会制度。照她看来，延安是一个专门说大话而不兑现的地方；延安是不平等的地方，妇女的“悲运”都和那儿的社会“有联系”。她还故意把“骑马的”干部同“穿草鞋的”干部、把“土包子”的总务科长同艺术家对立起来，借以挑拨被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不满，煽起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的不满。丁玲的这篇文章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异曲同工的反党的纲领。
文末，丁玲又以老前辈的口气向年青的后辈提出四点“企望”。
第二点是使自己愉快。谁说不对呢?难道有人主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吗?怎样才能愉快呢？丁玲答道：“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似乎也无懈可击。十几年来我们逐渐弄清楚了，原来丁玲所说的“有意义的工作”和我们有着不同的涵义。丁玲说：“你就是做了许多工作，算得了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为“一本书主义”而努力才是“有意义的工作”，此外都是胡扯。
第三点是用脑子。好得很，毛主席许多年来都一直教导我们要开动脑筋想问题，不要当懒汉。可是当丁玲说到处理问题要“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的时候，一下子就露出了她的莎菲女士的嘴脸。她所说的“自己作人的原则”当然不是党的原则，革命的原则，相反，她是劝延安的女同志们不要随革命之“波”，逐革命之“流”，应当按照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去“思索”一切。
第四点丁玲提出下决心吃苦，号召女人要有“抱负”。根据以上三点“企望”的逻辑，这种“吃苦的决心”和“抱负”决不可能是为人类的，只能为个人主义的“自我”。
总起来说，丁玲所“企望”的是野心勃勃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革命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如果说这篇文章的前半段是对事实的歪曲和恶意的诽谤，那么后半段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肺腑之音”，自我表白。在革命的队伍中跟着丁玲的“企望”走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为数很少。无论如何，丁玲自己总是这些“企望”的忠实实行者。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丁玲的“企望”果然没有落空，要不然，她怎么会变成反党反人民的“英雄”？不知丁玲是以她的“企望”得到实现而自豪呢，还是感到当这种可耻的“英雄”而有悔悟之意？
“三八节有感”是值得多读的文章，读了可以清醒头脑，可以使我们知道革命道路上有哪些不应当去走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