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 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已经结业，参加这期学习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三人，据初步估计，其中表现好的有六人，占参加学习的右派分子的11．3％；表现一般，口服心不服的有三十九人，占73．7％；心口都不服的有五人，占9．3％；气焰嚣张，顽固不化的有三人，占5．7％。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黄绍竑、费孝通、储安平、浦熙修、谭惕吾等也参加了学习，现将他们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分述如下：
章伯钧曾公开表示，他过去为革命作了一些事，交心也交得早，是否可早摘掉右派帽子。但他背后却对人说：“我交心时不象费孝通那么书呆子气，写了多少条，要向红与专迈进。我重要的就写了一条：‘永不翻案’，所谓‘永不翻案’就是要准备大翻案，那就要看局势的转变了。”
章伯钧在学习期间，承认自己是个罪恶滔天的右派头子，表示愿意老实改造，重新作人，但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手法。他经常在小组会上夸夸其谈，夸耀他在国外的见闻，表示对社会主义至诚的“拥护”，对他自己的罪行表示深恶痛绝；但回到家以后，对他的老婆李健生说：“我又在小组会上画龙点睛了一番！”。
章伯钧认为对他的生活照顾是为了监视他(指家中有警卫、秘书，坐汽车跟着警卫员等)，而他外表则尽量表示生活待遇太好了，于心不安，想普通化一些，但无奈领导上不同意。他还认为改造对他压力太大。他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错一句话也遭到批评，实在难办。我说是决心改造，人家不相信，还说我是两面派，我只好以我今后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罗隆基说：“我要早知道所谓章罗联盟就是指章罗二人操纵民盟，那我也就早交代了。我不承认章罗联盟，是由于我一直认为这是指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集团，那我怎能承认呢？章滑头，他承认了章罗联盟，而内容却不过如此，害得我好苦。最后我承认了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庭抗礼和‘平反委员会’等问题，但我是‘诬罔’。”罗解释说：“‘诬罔’是自己诬赖自己的意思，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若不承认，其结果更糟。”
罗隆基在入学以后，曾几次翻案，进行反攻，气焰嚣张，在受到几次批判、斗争以后，表面上态度比较好一点，不再公开反攻了，但用沉默进行抵抗，讨论时很少发言，而背后仍在散布谬论。
陈铭枢在学习期间，怕说错了话受批评，往往闭着眼睛听别人发言。在别人争论问题时，他也不表示态度，他说他要永久做一个“安分、清白、服老的老人”。实际上是怕把他当“镜子”来教育别人。他说：这次梳辫子过后，还有事情呢！我看以后很可能用刘介梅教育人的方式把我作为镜子来搞。因此，我现在就表明，我自己主观上的努力是不可靠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需要在客观上创立一些条件来监督我，不该轻易信任我的主观努力，才会有利于对我的改造。假若将来你们要把我当镜子搞，我已经把话说在先了，这块镜子不是很好利用的。这是我不安分的地方，是我的厉害的地方，也是政治利害问题。
黄绍竑对他被划为右派一直是心口不服的，而且对他自己的改造缺乏信心。他说：“我对改造的信心不够坚强，因为自己那样反动，能否改造好我是怀疑的，而且自己改了别人会不会相信呢？加上自己身体不好，年纪大，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有可能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去了”。
费孝通在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初期，急于摘掉右派帽子，订了一个争取两年内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规划。在学习期间承认他在专家局工作时，到外地视察的动机是为了反党；搞社会学的动机是对马列主义不满；在民盟工作认为大有可为，实际上对章罗是互为利用，等等。但在毛主席找他谈话以后，他又有些自负，认为“英雄识英雄”，经过批评，作了自我批判。最近，他暴露了人生观上的矛盾心理，滋长着一种所谓“庄子思想”。他认为“人生几何，一瞬即逝，返回自然，为此一生”。而他的这种消极情绪与要求改造的思想，经常斗争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明知不好，但未能自拔”。
浦熙修虽然承认了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把自己的罪行估计过轻，而且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她认为自己其所以犯错误，完全是由于罗隆基的影响，并说要不是和罗隆基的关系，她早就入党了。她总认为她的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她的问题是没有工农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因而关键在于去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于是就提出“下放”农村劳动，以培养工农情感。
谭惕吾在学习期间，态度仍反复无常。入学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说收获大得很，而过了两天又把好自己说搞乱完全推翻了。她在小组会上总是事前写好稿子拿出来念，说是怕别人对她的发言有误解，有稿子便于查考(实际是为了和别人打官司)。在交心中，为了凑数将一件事分十几条写，并交了许多假东西。谭惕吾认为，她之所以成右派，是因为民革的某几个人搞的。她说：“党的政策是改造我们，民革不让我改造，我偏改造，他们要我做右派，我偏不做右派”。意思是说“等我改造好了再算帐”。在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时，她说这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别人批评她，她还强辩，别人提出她这样的学习态度不好，她马上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咆哮如雷。经过斗争，她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储安平在社会主义学院结业时，写了一份“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的检讨书。他在这份检讨中检查了他的“党天下”谬论的错误。他的检讨书的第一部分是“弄清三个问题”。他说：“‘党天下’谬论诬蔑党把天下视为己有，认为今天的天下是党一党的天下，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天下。无数事实都可以证实这一真理……”。“我过去把人民的天下说成党一党的天下，完全是对党的诬蔑，完全是对真理的歪曲，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储安平接着说：“‘党天下’谬论的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经过深入的学习和检查，我现在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不能一天没有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事可以离开党的领导……”。“我过去认为可以不要有党的领导，甚至敌视党的领导那种思想，是彻底错误的、反动的，而且完全违反广大人民的真实意志的。”储安平又说：“‘党天下’谬论既然反对党的领导，当然就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当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现在需弄清楚的第三个问题是：“今天中国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斗争、批判和学习，我对今天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有了肯定的认识……”。储安平在检讨书第二部分分析他的错误的主要根源时说：“我所以有以‘党天下’谬论为代表的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立场……”。“‘党天下’谬论的理论根据是资产阶级民主，宣扬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从全民的立场发言，而实质上，只是隐蔽在超阶级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专政的货色。”“我对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有抵触，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翁……，我的个人政治野心被扼住了，个人欲望被限制了……，因而对于党的领导，心里总是不舒服，总是有敌对的情绪……”。他又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过去一贯地瞧不起劳动人民，我总认为劳动人民文化低，思想比较滞钝……”。储安平在这份检讨书最后表示，他要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来源：1959年3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