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师范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有二十一人。这些右派分子经过一段劳动锻炼，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国际国内有利形势的影响，大多数(80％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大体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少数人(20％弱)的变化比较显著，态度较好，肯于暴露思想，反映情况。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反复，但反复性不大。第二种，多数人(60％强)也有一定变化，但反复性较大：当肯定和鼓励他们的变化和成绩对，就觉得“有前途”，“有奔头”；当想到“长期性”和“艰巨性”时，就容易动摇，丧失信心。他们对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内心还有不同程度的抵触，但一般能够克制自己。第三种，少数顽固派(20％弱)，原封未动，个别分子甚至继续放毒，再度向党进攻。
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改造，促使他们悔改、分化，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一年来师大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在反右斗争时，多数右派分子没有彻底认罪。下放后，还陆续表示自己是受了“委曲”，受了“冤枉”。归纳起来有“八怨”：
1．怨共产党太无情，忘恩负义，硬把自己划成右派。
2、怨“司马光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于是就不加思索的乱讲，结果言多语失，被抓了典型。”
3、怨自己一时糊涂，被人利用，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
4、怨“当初太相信共产党了，没有去新加坡”。
5、怨“有了子女的累赘，使自己不能与世隔绝或一死了之”。
6、怨“出世不凑巧，偏偏赶上了这个时机”。
7、怨“当初不应该参加民主党派：因为我是民进会员，所以被抓了典型。”
8、怨报社编辑要稿，有的说：如果天津日报编辑不找我谈，不向我约稿，我也不会成为右派。
由于他们没有彻底认罪，因此，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意义及其必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参加劳动，存在很多个人目的。有的是为了“过关”、“渡金”；有的竟幻想在农村过“世外桃园的隐士生活，以了此一生”。少数顽固分子，对下放更为抵触，被迫性很大。他们到农村以后，有的消极怠工，不服从领导，不接受群众监督。
为了帮助他们正视罪行，端正对改造的态度，学校曾采取个别接触、开座谈会、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等方式进行正面教育，帮助他们挖掘反党的老根，批判“外因论”和“偶然论”等错误思想。经过反复教育和斗争，他们的认识有了提高，承认了内因的作用和必然的结果。不少人开始比较心服地认罪了，但还有反复。
下放不久，右派分子在制定改造规划时，提出：一年内争取摘掉帽子，三年内争取作左派，五年内争取入党。为了批判他们的“八怨”，认识自己，认识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除了启发和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外，还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批判，对一贯表现恶劣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
在进行这一必要的斗争中，也曾经引起了一些付作用，即不少右派分子心情很紧张，怕一辈子摘不掉右派帽子；怕送板桥农场劳改；怕长期在农村落户；怕党看不到变化和成绩；怕说错话，怕工作出错；怕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而对右派管的更严。
这种紧张害怕的局面，对争取分化和改造右派分子是不利的，于是又进行了缓和局面的工作。召开了座谈会，让他们谈变化，谈收获，对他们的进步给予一定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是师大校党委书记戈华同志下乡时，在群众大会上肯定了右派分子有变化，对他们鼓舞很大。他们说：“只要不自绝于党，党是不会遗弃我们的”。原来想自杀的也觉得有了“奔头”。
对态度老实、接受改造和监督的，在适当场合给予肯定和鼓励，给右派分子树立标兵；对抗拒改造和监督的，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并警告他们“此路不通”。如右派分子陈剑恒下乡以后，不服从领导，不接受监督，抗拒改造。最近对他开展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这对整个右派分子震动很大。他们说：“给自己敲了警钟，陈的道路走不得，否则会成为不可自拔的千古罪人”。
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对争取分化右派也是有利的。他们生病时，主动地去看望，请医生，给予补助，有的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事后在思想上也有了转变。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