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去年底，我回北京的当天，田庄到车站接我，那时正当文联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时，他就告诉我北京发生了大事，文艺报受批评了，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反对压制新生力量等等。另外他就讲到周扬同志领导的文艺界是有缺点的，说周扬同志在离开文化部的大会上也作了一些检讨，承认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等，他说这一次以后文艺界会出现新气象了。尤其是对年轻人，他说团中央也已经派人对电影局调查，他要给中央写一个详细的材料，说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最严重，对年轻人根本不培养，说有一个青年编剧人员被整编了，调到海军文工团去工作，结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拿回来，写得很好，又把他请来修改。他说，这简直是对电影局的讽刺。他发泄了一些电影局对他不培养的牢骚。
二、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在内部发给一些负责同志的时候，田庄就从蔡楚生处看到了。那天，我，汪明，田庄都在洪遒家。大家都对胡风在文联会上的发言关心，谈了许多，刚好蔡老进来了，带来了一份《意见书》，洪遒是看过《意见书》的，他觉得有一些问题，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他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更引起我们的兴趣。田庄立刻借了，一晚上就看完。第二天，我和汪明在吴祖光家里也看到了这份《意见书》，我们读了一段，田庄下班后来了，他是读过了的，便要我们特别注意读“现实主义”一节，说这一节提出的问题很新鲜，（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并且指到“阿扎耶夫是非党作家”这句，说“他还是个非党”，我就补充了说我听吴一铿讲阿扎耶夫犯了法关在监牢里写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后来吴祖光回来了，他看了一下《意见书》 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来，只说“应该仔细看看”。田庄之特别注意“现实主义”一节是因为他说现实主义的问题在电影局很混乱，他说，周扬和雪峰同志的解释都不同，引起大家混乱应该领导上负责。田庄并说刘芝明同志是提倡公式化的主要一个人，他在东北指导下写成的《新事物面前》 等就是概念化最突出的例子。在我这次回来后 ，和汪明田庄等谈起创作的一些问题时，我是明显的感到田庄的不满领导的情绪是最强烈的，他直接提出对周扬、刘芝明同志的不满，这在我们当中是唯一的。而且田庄的这种情绪使我奇怪的是在我五四年出去以前，我们谈一些文艺问题时，他的态度是不像现在这样激烈的。那时我们谈自己应如何努力这一类话较多，批评领导较少。（田庄的对胡风的同情是直到我那天听了周扬同志《我们必须战斗》以后晚上在吴祖光家传达给他和汪明听后，才有改变）
三、我回来以后，汪明、田庄都说想在外面租一间房子住，因为陶冶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同志专管房屋的，租房子很方便。汪明和我谈时我也非常赞同。那时吴祖光预备买房子，他说过他现在住的那房子很便宜，我们希望能让给我们住。后来听说盛家伦也在找房子，想找一些单身汉一起住，汪明便去和他约好了，如果租到了给我们留几间。
四、我回来以后，觉得田庄和路翎的熟悉程度也超过了我走之前那样。去年一年，汪明和路翎的接触是很多的，汪明说路翎对他的剧本帮助很大，所以，我想这一年中汪明一定带着田庄和路翎有过一些接近的。而田庄从他告诉我的批评《文艺报》等的事情时，是非常同情和支持胡风路翎等人的。今年过年时路翎要请李维时和汪明、我到他家去吃饭（因李维时请过我们）时，还特别要汪明叫田庄一起去。（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俩人去年中曾带了路翎到过刘白羽的家。）过年时，田庄告诉我们电影局的领导上要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正在考虑，我和汪明是极力鼓励他去的，碰到路翎时我们告诉了路翎，希望他也鼓励田庄去，路翎对这事的态度很冷淡，只说了：“学习，也好嘛。”田庄、汪明和路翎一起时，还谈起陈卓猷，黄若海的情况（田、汪二人对这两个人也都是很熟的）我记得的是过年吃饭时，田庄告诉路翎黄若海的剧本写好了，还不错，比他以前写的好，等。好像路翎和田庄还谈过葛一虹，路翎和葛一虹好像也是很熟的，而且对葛一虹很好似的。（这只是我的印象）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民党的话，我记不清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民党看作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 （九月四日）
——整理者注：此件写在揭发田庄的材料后面，字很小，有反复涂改的痕迹。
我认识王肇湮是在一九五○年底，参加抗美援朝后分配到东北后政文工团一起工作时起。那时他和肖崎、汪明就已经结成了一个青年剧院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志中的小圈子，我被分配到和他们同组（编导组）工作后，卷进了由王肇湮为首的这个小圈子，所以我对王肇湮的一些言行是比较深的了解的。参加文工团的初期，王肇湮就在我们当中散布对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行政上负责，接近领导），他和当时的副团长李兆澄是老朋友，他说他了解他无能，什么事都由王肇湮顶替着做。他也在我们当中说了许多团长储虹的坏话，说文工团的三个领导之间如何不团结，如何闹人事纠纷。他刚参加抗美援朝不久，就借故回北京，从北京回来后就用散布文艺界的消息来吸引我们，并且拼命夸青年剧院如何好等等来引起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动摇我们的抗美援朝的长期观念，他熟习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他以谈论这些人们的趣事来联络像我和汪明这样的正在学步的文学青年。我们很喜欢听，他会讲，每一次总是听得我们哈哈大笑。当我们谈到周围同志的时候，他总是轻蔑的好像说笑话似的说：“我们不和他们计较，我们写东西。”我应该说，像他类似这样的许多许多的话对我们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看到了像我这样的青年的思想上的许多弱点而加以利用的。他当面用各种吹嘘我们的话来笼络我，使我益发瞧不起周围的同志，在生活上，他带头领着我们破坏纪律制度（如到外面吃小馆子等）。最初，像我和汪明还有些不安，觉得太特殊了些。他便说许多文人“自由主义”的笑话来使我们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么了不起，我记得的是他讲过史东山等的故事。那时，我自己和一个女同志发生恋爱，而部队纪律不许恋爱，我很苦闷。他就说恋爱是不能禁止的，这个纪律是违反《共同纲领》的，这是禁止不了的。他劝我不要恋爱得太明显等。当部队实行检查信件的时候，他也说这是违反共同纲领的，他要控告。那时，许多同志对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我们还不能很好的正视的时候，他用各种话来挑唆我们对这些同志的不满，骂他们“幼稚”，“不懂得我们”，“我们不要去争，我们是服从抗美援朝”，“不是抗美援朝都不会认得他们这些人”，后来，他又到了北京，回来后更说，这些人对他的批评、打击，他已经汇报给统一战线部，他说：“我要告就告到大头头那里，我要问部队里有没有统一战线。”他就向我吹嘘了一通他和郭老、阳翰老、夏衍同志、邓初老诸人的友谊，说他过去在重庆做了多少有益革命的事，等。使我们对他羡慕，而且我们也帮他在群众中做了宣传。要同志们对他的批评不要像对一般年轻同志一个样，等。当我和汪明写的一个剧本《到汉城去》写完后，后来领导上提了一些意见时，是他最先挑拨我们对领导的不满来的，他说“这是第一个反映朝鲜战争的剧本，只能鼓励！”他说：“楼老头子（指楼适夷同志）有些狭隘”，他说，“我们排了这个戏到北京去演。”等到我和汪明对抗领导的情绪在他的挑唆下强烈起来的时候，他又说：“稍微改改，稍微改改。”当朝鲜战争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都关心时局，他和我们谈许多内幕新闻，他是有本领钻到领导干部那里看到“参考材料”的。我们之所以特别喜欢接近他，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从他这里听到许多新鲜的事。譬如他说过麦克阿瑟要在朝鲜扔原子弹，又有一种带原子头的子弹要在朝鲜用。当我们又听到部队将要我们参军的消息时，王肇湮首先说他是不会被留在部队的，他是民主人士，他有老婆孩子，部队没有适当的职位安插他。然后他指着我和汪明说你们俩是会编入的，那你们一辈子写后勤。我和汪明都不愿意参军，抗美援朝以后还是要回北京去的。他说，以后如果留你们，你们都可以写信给周总理的，周总理说的战争结束后就回原单位。后来，和谈开始后，他又从《参考消息》中看到许多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仗打不长了，说了许多（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反正我们知道的消息都由他来）。
当北京有一批作家到大连写东西，他尽力夸耀，使我们都想参加到他们里面去写东西，而不愿呆在文工团。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本油印本的《英雄母亲》来给我们看，他从那时就向我吹嘘路翎，吹嘘他在重庆时碰到胡风时，邓初老如何向他说胡风有本领。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刘盛亚到文工团创作组来玩，介绍我们认识，这个刘盛亚在解放后还写过一本反动小说，而王肇湮还开玩笑要他把这本小说改成剧本给我们演。王肇湮说这所有反革命的话的时候都像是说俏皮话，把我们逗笑，所以时间长了，我们根本就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好，相反认为和王肇湮一起有说有笑很“轻松”，认为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不严肃惯了的，没有什么，甚至当他告诉我们有人检举他过去有血债时，说这样重大的事也是很滑稽的样子，我们连追问都不追问。据我平常听他说的，这个王肇湮出身地主阶级，过去很有钱，是一座矿山的主人，做过投机生意，有很多金条美钞，自己还有过一部小汽车。
他的地主阶级的悭吝与剥削，损人利己的本性从生活小节一直到工作上都表现得露骨惊人。抛开平日生活小节上他对我们这些接近他的人尽情的利用以外，可以说他参加文工团以后没有踏实的完成过一两件工作。他不劳动，他只是吹、跑、交际，好像样样事都有他参加。他是当时编导研究室的主任，他没有编过一个字也没有导过一个戏，他把我们平日做的事当作他的成绩去宣扬，最恶劣的是他挑拨我们对领导的关系，他接近领导，把领导上对我们批评的一两句话又传给我们，好像是关心我们，我们就信以为真，互相包庇，和领导群众对立。和丁帆对立的关系最初是他引起来的，他说丁帆一到文工团就在一个会上否定了全体编导研究室的工作，他告诉我丁帆看上了正在和我恋爱的那个女同志王英之。当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时，他引一句列宁的话来鼓励我们坚持错误：“不工作的就不会犯错误。”意思是指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而那些批评我们的没有做一件工作，使我们更自以为是，对批评更加抗拒。这个王肇湮平日旧社会习气严重，他向我们不断吹嘘他过去生活的豪华来腐蚀我们，他对同志从无半点诚意，即使是对我们这个所谓小圈子的人也是一样，他只是利用我们平日的工作他拿到上面去吹牛。后来，我们到了朝鲜，他和李兆澄一道利用志愿军后勤部要成立文工团，把我们先派到分部去后，就回北京了。他们俩人在北京住了一两个月后回到朝鲜就因志后要整编，我们就一道回国了。可说，他是没有做过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的。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仍常来找我们，传播了流言蜚语，他的消息奇多，文艺界的名流他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所知道的，所传播的消息很大的部分是从他这里听来的。他同情胡风“佩服”胡风，并且告诉我们领导上如何重视路翎，使我们对路翎也更加崇拜，他所告诉我们的消息不胜枚举，我很难逐条写下，有一些我们后来又告诉了别人的，我已当着我的材料交代过了。从郭沫若先生和女秘书恋爱一直到老舍和胡风是好朋友，文艺界的各种动态、消息。我所知道的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在大连××工厂当工程师的朋友，他们有经济上的来往，那人还预备接他老婆去休养，给他买收音机。另外，他和吴祖光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在香港时曾闲住吴家，他吹嘘他们的生活如何享受，夏天是不喝开水的，满冰箱的可口可乐等。他在香港没有职业，而黄金美钞很多，真是怪事。
他告诉过我们他目前除文联工作外，还担任了上海新民报特约记者职务，每月收入一百元，专门写文坛消息。譬如路翎在剧协发言批评胡风时，他便赶紧往上海递讯。
他和路翎胡风也有过单独接触，关心他们的情况，又把从他们那里知道的事告诉别人。
他和葛一虹家的人们接触很多。
我要求组织彻底的检查他的底细。过去，我因为自己的许多错误，而且和他混在一起竟不觉得他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行径对革命的损害，尤其是觉得我们有好多事也牵连在一起了怕惹出麻烦。今天，我要检举他，并且，我沉痛的告诉组织，从一九五0 年认识他以后，我自己是受了他的许多恶劣影响和毒害的。我想，同他在一起的肖崎、汪明也是非常清楚他的，一个长时间是他领导我们的工作，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预备继续写一些具体事实和言论来检举他。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一、当我刚回北京时，正是批评《文艺报》的时候，第一次碰到王肇湮时他就告诉我，胡风发了言。他非常得意的样子，我因为非常关心，就问他情况，他说：“胡风有些道理。”“冒火了”，“胡风的发言惊住了所有的人”，“别的发言根本没人听了”，“事情要搞大了，胡风批评的是整个文艺界，不单是文艺报”，“有人支持胡风”等等，从神情到话的内容都是赞扬胡风、佩服胡风的。
二、他把胡风和路翎的发言的群众的反映和从领导同志处听来的意见告诉路翎。（还把领导上要全面批判胡风思想的计划告诉路翎）
三、王肇湮攻击老舍在文联会上的发言，说他油滑，说他明明对文艺领导是很不满的，但说得比胡风油滑多了，不像胡风“冲”。
四、王肇湮在我们面前不止一次的说吴雪的坏话。他说他过去帮过吴雪很多的忙，现在吴雪是把所有的旧情都忘了。……另外，他还诽谤吴雪是不读书的，学识是浅薄的。以此来破坏领导同志的个人威信。他在谈到吴雪的时候每每以吴雪老友的姿态，似乎是最了解吴雪的人的口气来说的，以此来博得听他讲的人们的信任。
五、他和路翎的口气是一个样的骂吴一铿，骂吴一铿刻薄，小气，仗势欺人。
六、他说郭沫若是风流人物……
七、他说史东山是不服批评的，有些年轻人批评了他，他就不拍片了，后来周总理关照电影局领导不要采取对年轻人的批评方法来对他。王肇湮说，史东山是“老包袱”。他的目的是宣传这个来要大家都抗拒批评。
八、……
九、当批判文艺报的错误的会刚开过时，他就来告诉我们，要全面批判胡风了，他说今年要拉“二胡”：即胡适、胡风。他是从个别领导同志那里打听来的，而且把消息告诉路翎。这以后，他又告诉我们：“等着吧，梁漱溟又要开始批判了。 ”
十、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来时，他见人就问看了没有，见人就谈。他说，胡风是有学问的，是懂文艺的。他说胡风胆子大，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做法和理论。
十一、后来，展开对胡风理论全面批判以后，他又说过胡风和胡适不同，胡风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胡风只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满意。
十二、他宣传胡风、路翎有学问，有才能，努力也是很突出的，他没有说过他们一个字的不好，总是夸奖他们而且还代表着比较高的负责同志的意见来讲，使听的人以为这是领导上的看法和意见总错不了。
十三、和这同时，他也是诋毁比较好的、正确的文艺作品的价值，他说过《春风吹到诺敏河》一类作品的坏话。
十四、当《红楼梦》问题正展开时，他立刻说，李、蓝两个年轻人要好好学习了，不要写了，越写下去就要“露相”了。（指他们没有根基，越写越空洞。）
十五、批判胡风思想的初期，他访问了孙定国、艾思奇等哲学家，从那里知道胡风思想来源于贝格森主义，他于是到处谈，并且告诉路翎说哲学家正在研究从哲学思想上做批判胡风思想的工作。
十六、他并且告诉我们，也告诉路翎，批判胡风要搞大半年。不是几篇文章就能收场的。
十七、路翎的假检讨做完后，他立刻写消息到上海《新民报》，说路翎已经在批判胡风了。他认为这篇检讨很“诚恳”。而且说领导上对路翎是抱着希望的。说肯定他努力、年轻，有才能。
十八、当第三批材料发表后，他因老婆去世住在汪明处，我遇到他时，他谈路翎如何讽刺他，讥笑他，以表明他非但和路翎等关系不密，反而是受他们攻击的。
十九、当这次运动展开时，他去找肖崎，对肖说，领导上此次决心很大，要清洗一批人，宁愿让这些人失业。
九月四日
一、王肇湮和张逸生的关系：王肇湮和张逸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关系很密切。从生活到工作，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张逸生是很清楚王肇湮的底细的。王肇湮到东北去工作时，一切都托张逸生代管。王肇湮和张逸生在剧院工作时不满领导，常在一起发牢骚，议论这，议论那。后来王肇湮调到剧院后，他所知道的剧院消息都从张逸生处得来大半，而他自己则将外面的消息传播给张。
二、王肇湮和肖崎的关系较同我与汪明密切。他俩常常单独聚会，或同往张逸生处聊天，也是无话不谈的。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不仅纵谈文艺界的消息，而且爱谈国内外大事。他们从无线电听来“美国之音”的广播消息或从别处打听来一些消息互相议论。
三、王肇湮和青年剧院田禽、王正的关系也很密切。和田禽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也在一起工作过的。王正则是喜欢打听文艺界消息，并且对文艺界目前情况不满，和王肇湮在一起时也是批评这，批评那。而听到王肇湮广播的一些消息，他也在另一场合就广播出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
一、我正式认识陶冶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在青年文工团工作的时候，通过的关系是王里。但在这以前，我是看到过他的，一九四八年冬，我和李金声、张仁富到上海曾到“育才”学校去过，因为张仁富是“育才”的学生，“育才”隔壁的一个小弄堂里有一家小茶馆，剧专的和“育才”的都在那儿喝茶，我也在那儿呆过，在那儿也见过陶冶，但没有接触。
二、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很要好。一九五○年七月，我在上海总工会下厂去体验生活，那时王里来找我，谈到有一个到北京工作的机会，是北京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到上海来调人，到过青年文工团，陶冶和他认识了。陶冶说铁路文工团条件好，我们都由陶冶的关系认识了铁路文工团的团长，调到北京来，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三、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吴俊生、吴乐、吕伦搞了一个小集团，不满文工团的一个教导员。群众关系也不好，只想着调工作，到北京来，结果王、吴、吴、陶一起来京。吕伦随后也就来学习。一到北京青年剧院，陶冶、吴俊生就和汪明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时我刚来北京也常和他们一起玩。吴俊生不久调回上海，汪明和田庄很好，所以，由田庄、汪明、陶冶、我就在北京开始了我们的“家族”。
四、他是我们“家族”中基本人物和活跃人物，“家族”要是少了他就会搞不成。因我们结合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聚在一起乱谈一气，他最会说，也知道的最多，说起来就没个完而且不准别人打岔，说话最多的是陶冶，其次是田庄。他们认识的人多，知道的事也多，谈起劲大。他搞小圈子也是特别有劲的，他到那儿，很快就能搞成个小圈子，总觉得陶冶对朋友很热诚，所以常常从他这点来原谅别的缺点，结果是纵容了他。在这方面我和汪明的责任是特别大的，因为他过去什么人的话都不听，比较听我们的话，而有许多次的确觉得他太不像话了，以所谓“家族”的“处罚”来开玩笑的吓吓他。比如谈女人，他是最狂热的。他并且说，他亲耳听见田汉同志和洪深同志一起谈“性交”，好像这完全不是一种丑恶的事，而是文化人的“潇洒”之一似的。在这方面他讲过许多，凡是有些名气的文化人的事他仿佛都知道。他是到处听，到处探访来的。
我们都有这种“爱好”。故意夸张自己的缺点来取笑别人，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坦白”的，我们没有“秘密”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之一。田庄更是用过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壮胆：“只有知道自己美德的人才敢于嘲笑自己。”这成了我们古怪的哲学。在正常的人们看来，我们是可悲的，而我们自己却很得意。
我们以为一个人总得有几个好朋友才能活下去似的，陶冶尤甚。一离开了我们，他就感到“孤独”，他和别的同志不能正常的相处，所以他特别热衷于小集团。他有许多根据，这根据就是他知道别的许多文化人都是因周围有自己的特别亲密的一些朋友，而特别羡慕这些人们。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做的，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无话不谈，就是互相扬善、隐恶。
他和我谈有关政治性的一些事：
(1)他说，周总理从日内瓦经印度的时候，在住过的旅馆里，每次给的小费都是几万，他说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感觉我们制度的优越，他说他们也是这样的，总是随手就撒钱。
(3)为了不使外国人瞧不起，他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如何撒小费给招待员。
(4)在新加坡一个大旅馆睡过一夜，如何惊心动魄，冷气管安在墙壁上，李和曾以为是录音机，两人一句话都不敢说。
(5)我国驻外国的大使馆，说什么事都要征求苏联大使馆的意见的。
(6)他在香港时住在新华社，那地方很秘密，说香港很复杂，他们不敢上街。
(7)说在印度演出是一种斗争，印度政府并不愿意让更广大的人民来看演出，故意阻挠，控制票的售出和演出场数。
1，他在代表团和非党同志关系好，戴爱莲等人闹情绪，都和他谈。他说这些艺术家经常闹情绪。
2，他说郑振铎是大少爷，照相要用五彩胶片。他说代表团本来可以早回来的，因他要游广州的某名胜呆下来的。
3，他说同辈青年对他工作上有妒忌心，总爱挑他生活上的错。
4，他和汪明、田庄一起到吴祖光家去过两次，我没去，在那里他们更会谈得多一些。
5，陶冶和路翎也很熟，他叫路翎为徐大哥，因路翎曾在“育才”教过他的书。但我知道并没有更深的关系，和我们一样是崇拜。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只是一封私信，谈及私事的多。但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以为仍可帮助组织对东北情况多作一些了解。
杜高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有那么一大堆话要讲，已经是再不能容忍了。亲爱的你不会知道，也不会了解，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精神上受着多大痛苦。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对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以前我是胆小的，有些怕，现在我不怕了。
你们志后文工团的确是有很大变动，尤其是近来，你们到剧院后，剧院的负责同志曾来信要关于你们的意见（当然剧院这样做是对的），信寄来后，群众不知道，也没公开宣布，只找了全团三分之一的同志组织了会议，给你们提了意见。这个会可以说开的污七八糟（这是参加会的同志偷偷告诉我们的，至今尚未宣布曾开过这个会）。有几个人在会上大骂，但是大部分同志很少发言。这个会造成部分同志不满，有几个参加会的同志想往上反映，团长一直没发言。后来洪纬在大会上欢迎团长讲话，团长不得已将大家的意见又重复一遍。这个会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多讲。
会后，丁帆发动几个同志给剧院的负责同志写信，让剧院同志知道并不是私人报复，而是群众意见。今天早上又在大会上团长读了一篇信，信是给剧院领导的，是谈你们五个人的情况。我不想多讲，你只管去想最脏的字眼，卑鄙龌龊等字句是满篇的。当时我听后，气得我发笑，信的中间还有你在前方给我写的信，他们把它抄录下来。信中写的是群众一致要求给剧院写的这封信，当时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另外关于你们的鉴定群众要求读一下，但是没给大家读（信是准备寄往剧院领导，共十几页）。
传惠：我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们叫赵清给你写信，写完后，还给洪纬看，据洪纬讲“写得很动人”。我真不懂难道想玩弄你吗？
你们的鉴定和信如果寄到剧院后，剧院会对你们有很坏的印象。在信中写，对党对人民疯狂的进攻，流氓作风等……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这一类的话是满篇的。亲爱的，我告诉你，你必需牢牢的记住“好好的，努力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放松。”因为现在我们必需这样做，使剧院的组织不相信这种鉴定。
不但如此，他们计划着给文艺报写信，然后要求在文艺报发表，最初是让傅增洋执笔，但傅增洋同志推说有病不愿意写（由此你可了解群众是否赞成他这样做），他当时很生气说“好，我自己来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上级是否通过寄去了。
传惠，你该会知道，我绝不能容忍别人这样继续毁谤你的，在你的工作机关毁谤已经够了，我再不能容忍别人继续在社会上毁谤你。我现在变得大胆了，我准备去找代理宣传部长、黄科长，将这一切都和他谈清楚。我想尽办法绝对不能叫他把这封信发出。淑之他们几位同志已经去谈过了，组织上非常支持群众的意见，鼓励大家继续斗争。我想这件事情弄清后，你们的鉴定也会重搞（这份鉴定和信已寄出）。
传惠，也许你会想“恐怕不太严重吧！”不要这样想，不要过于相信团长，因为他有把柄在丁帆手中，他怕他。名义上他是团长，但实际是丁帆掌握一切。上级领导对文工团的领导非常不满，又听说有这种事，他们已经准备好好搞一下，将文工团清理。
在某些地方我写的恐怕是不够详细，淑之也写信了。你可以好好看一下，我不想多写了。我的心绪的确是很乱的。
亲爱的，我盼望你能好好的安静的读信，不许冲动。你的冲动会破坏好多事。我最怕你不冷静。淑之告诉我说，你还没长大，让我多原谅你。我也时常这样想，“我的大孩子真麻烦，我每件事都必须关照得很仔细，不然就会坏事，就会给别人坏的影响。”传惠对吧？你真是像没长大，可是样子又像是个大人了。由于这样，使好多人都不了解你。我真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地了解你爱护你……
我知道你在北京会非常愉快的。可是亲爱的别忘了，高兴的时候，往往会冲动，会没顾忌的谈笑。我希望你能高兴，当我听说你很愉快的时候，我也得到很大的欣慰。虽然高兴，但决不能忘记，愈是高兴愈是应该保持自己内心的冷静，不能乱来。
你近来的生活、工作如何？我是极待知道，来信告诉我。《俄华字典》已经买好了，我找时间给你寄去。
这封信收到后，不要和别人讲，只可以和其他四位同志谈谈。
你们近来是否三反学习，除此而外还干什么，我好像对你们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我真想知道。不写了。
好好的安心的等着我下一封信。
你的英之 52.3.17夜
我们现在是在开会，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好的，我坐在墙角假装记录写了这封信。
淑之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讲，愈是话多，愈不容易写清楚。所以我们就不想写。
告诉你，我还要重复，我记得上次的信中告诉过你，你的周围有那（么）多人鼓励你努力。
英之又及
每天都在盼望着你的来信，这已经是你走后的二十三天了。二十三天中我只收到了你一封信，这是使我很难满足的。虽然我知道你的三反学习会很忙的，但毕竟是我很难一点都不责怪你。因为你写信写得的确是太少了。这让我对你增加了许多怀念。望你能收到信和很快的回我信。
今天收到了姐姐的来信。我已经盼望很久她的信了。收到了她的信我高兴的什么似的。她的信中曾谈及你，你去看了我的妈妈。从妈妈的来信中我知道她是很爱你的，像爱我一样的爱着你。你知道妈妈是很善良的人，她几乎爱所有的人，当她刚刚知道我认识了你的时候，她就盼望能见到你。
昨天张逸生给淑之来了信，我看了一点，信中曾提及你们。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你是很积极的参加三反学习的。他谈那几个老包袱有很大进步。我想你究竟不是什么老包袱。你比他们要年轻得多。我相信你在三反运动中会有很大进步的。当三反学习后我见到你时，你会变得更值得别人来爱了。我听了这许许多多的事真是说不出来的愉快。亲爱的，我为你的进步提前向你庆贺。
告诉你，亲爱的，上次的信中所谈及的事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这几天我们正在开民主大会，公开给领导提意见。我所有的意见都提了，关于你和我的问题我也谈了。这件事是我们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们绝然分开。这两天开民主大会基本上是很友善的，但也可能我为这件事情受到处分的，没有正式决定。我相信我是为着真理而斗争的。我是敢提意见，同样的，我也是敢于承认错误的。关于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的事，还没完全分清是谁对，谁错。
你的生活、工作如何？我都不了解。望你来信。你的妈妈有信吗？请代我问候她好，哥哥的身体如何？ 不写了
亲爱的，再见
英之 一九五二，三， 二十三
我们这个小集团——“家族”事实上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我、杜高、汪明三个都从小离家，很相投，加上他们熟识的育才同学、剧专同学如罗坚、陶冶、王正、杜鸣心等等，还有蔡亮这些人，大家在一起，自然地形成了小集团，杜高说我们这是个小家族，大家也就这样称呼起头。大家互称哥哥弟弟，“流浪儿童”“大流浪儿童”等。
杜高和汪明在家族中的地位，比方说是一等，我就接近一等。我们三人是主要的成员。杜高把大家拉到一起，在思想上影响大家，真正把家族叫起来，把大家搞起来的是杜高。汪明与每个成员都好，能团结大家，他没有杜高那样复杂。杜高为人有些小气，有时闹意见，跟这个不好了跟那个不好了(如杜高跟李维时老婆吵一架就不好了)。
跟杜高好的人有上海熊梦远，有王肇烟，季芒(以后杜高又跟季芒不好，季芒说杜高在南京被抓时，是季芒掩护的)等人。
跟汪明好的有《人民日报》的陈有为，有洪纬，有刘娜，李维时。上海跳舞的吕仑跟汪明、谢蓉明好。
张逸生跟汪、杜都好。
王蓓不算家族里的，杜高追求过她。
上海实验歌剧院的谢蓉明跟我熟，杜高说他怎么能成为我们家族里的呢?“陈敏凡算是家族里的”，批准陈敏凡为我们家族成员，有一次杜高这样说，“可是萧崎还得考验半年”。但田庄又说陈不算成员之一。（陈在电影局交待说算是成员之一——按)
我在家族之间扮演的角色是一方面团结了大家，一方面在理论上影响大家。
我、杜高、汪明三个在一起常是不欢而散。杜高谈起话来总要以他为中心，汪明听了不感兴趣，我和杜高可以在一起谈理论，又可以与汪明在一起谈创作，杜高说汪明是从实践达到马列主义的。我们三人没有共同语言。
我觉得杜高这个人有些两面，例：在欢迎日本作家的会上，他跟别人说真没意思。可是在休息室有一个党员同志高羽要走，他却说这会很好，怎么走呢?
他们说我对“家族”是不忠实的，我对“家族”这个词儿不大爱叫。陶冶从印度回来每人给了一件东西，杜高就说最忠实的是冶弟，不忠实的是小田。
至于我和他们讲的有关电影局方面的事，只要有兴趣的，我都讲，讲的太多了，多如牛毛，一时也记不清。我曾绘声绘影讲及革命分子刘志英斗争会的情形。
关于刘白羽、黄钢、华山、翟强的互相不团结的情形我也讲过。
我们这外围组织事实上是胡风分子路翎通过杜高汪明来领导的。例如：我们扩大《洼地战役》的影响，杜高说路翎收到许多祝贺信，杜鹏程也祝贺他。汪明说，路翎的《洼地》许多中学生很感动。人家批评他，他写反批评等等。
还有胡风“卅万言”未公开前，也是他们先告诉我，我才找蔡楚生拿来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对胡风斗争开始时，我不了解为什么这样搞，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搞得这样简单?杜高说：我们俩化名写封信好不好，我没吭声。也没写。
说舒芜“无耻”是杜高告诉我的。有一天舒芜去胡风那里，胡风说舒芜无耻，并说在全国文联扩大会上当时没看到舒芜，不然一定打舒芜的耳光。
我把《攻克柏林》的内部文件拿给他们，他们就拿给路翎看了。
我把十来本抗美援朝的(未通过的)剧本拿给汪明看，他是否给路翎看了，不晓得。
我们供给路翎情报。
汪明的剧本上演了，我说你得感谢大家的帮助，他说应该感谢路翎。
我和汪明每写剧本，汪明把故事讲给路翎听，路翎说故事不错，可以写。汪明说，要写成剧本，要依靠路翎。
杜高喊路翎为“词典”。我关于胡风方面的知识三年前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向我传播，我又转播。
汪明说路翎讲：我每年劳动每年挨批评。我也把这话讲给别人。
和他们在一起，我在理论上比他们偏激的多。有一次在东单电车站候车，杜、汪警告我不可乱发议论了，叫我少讲话，时间是胡风命令退却的时候，可是我没退却，一直还在进攻。（在另一处交代说：我没转过这个弯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警告。
我觉得他们“太没政治”了。我告诉他们我当团支委，他们说乏味。杜高要求入党，把自传念给我听。他们认为做社会工作没味道，他们说入党和做支部工作没有关联，说乏味，我没有受影响。关于高饶事件，没跟他们讲过。
（此件后批注：田庄在继续交代中，如有新东西，当送上。望将杜汪新材料送给我们。）
田庄是我们支部的重点斗争对象之一，过去一直很顽强，一再向我们申明说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搞错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他等等。经过上次斗争会之后，才开始低头，并初步交待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目前态度仍很不老实，尚在交代中。他所写的材料，在全部问题未弄清之前，只能作为参考。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五月十七日
(一)吴祖光从朝鲜前线慰问回来，告诉我，他和老舍离开慰问团到前线某军访问的时候，贺龙同志特别接见了他们，在要他们好好体验生活的指示后，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贺龙同志说：“文艺界领导薄弱，周扬不行。”(跟杜高、汪明讲过)
(二)……
(三) ……
(四)吴祖光在一九五○年时曾经跟我讲过，说是茅盾同志一九四六年访问苏联回来后曾在闲谈中说，卖淫问题不止是个金钱问题，还包括一种性欲问题在内，所以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现在也不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莫斯科街头有时就会有个别卖淫的，主要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而且根本不要钱。他还说苏联的杯水主义的残余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茅盾同志开玩笑说：莫斯科淫风甚炽。(跟杜高、汪明讲过)
(五)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天告诉我说，他陪陈毅同志去齐白石家里要老头子画画。他说是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找他的，他说王昆仑跟陈毅同志是老交情，二十年的朋友。并说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认识是这样的：王昆仑年轻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失恋了，跑到西山去，住在一个旅馆里，有月亮的晚上就在山上散步散心，发现隔壁有一个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散步，原来就是陈毅同志，而且也是因为失恋到西山来的。(跟杜高、汪明讲过，陈敏凡可能知道)
(六) ……
(七)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到周总理那儿吃饭去了，同去的有曹禺夫妇和老舍夫妇，他说总理跟他们谈到刘芝明同志的事情，总理说，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的工作，受了高岗的错误影响，特别的强调东北先进，例如刘芝明同志亲手领导与组织的几个剧本创作，《堤》，《在新事物面前》，就没有反映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单纯是好的和更好的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的反映，就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就不让刘芝明同志作部长了。(跟洪遒、杜高、汪明、王黎拓讲过。)
(八)一九五○——五一年时，老舍因为《龙须沟》一剧，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吴祖光告诉我说，把老舍捧得这样高，他有点糊涂、他说老舍的剧本浅，语言过分贫。还说老舍的思想从前挺糊涂的，他保留了一封老舍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其中老舍对美国民主大加称赞。我看过那封信。(跟汪明讲过)
(九)今年，亚非会议期间，我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的飞机被破坏的消息在报上披露的那一天，我有别的事给吴祖光打电话，偶然谈到飞机失事的事情，他说他很担心有朋友在里面。过了好几天，我碰到他，问他担心什么人，他说他有点担心那群工作人员中是不是会有潘汉年，因为潘汉年据他知道是在那一时间到香港去了的，而潘汉年可不可能会化一个名字呢?而且还说有空要打个电话去问问陈家康同志。接着他就跟我讲了下面有关潘汉年去香港的事情，并且是用讲故事的态度讲的。他说：捷克国庆的那一天，夏衍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去了，夏衍同志的女儿阿妹和他的秘书李子云一起跟潘汉年吃了晚饭，回到北京饭店，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潘汉年忽然推开夏衍同志的房门对阿妹和李子云讲：“我下去有点事呀。”接着就下去了，李子云不多久就回到吴祖光家里睡觉。第二天，吴祖光夫妇正和李子云吃饭，夏衍同志忽然打电话问李子云，说昨晚怎样和潘汉年一起吃饭和分手，原来潘汉年不见了，但接着又说知道他去哪里了。吴祖光说，原来潘汉年下楼去后，就没有上楼来，只打了个电话给柯庆施同志，说总理派他马上到香港去。柯庆施说：总得做两套西装才行吧，潘汉年说：“到香港做吧。”就坐当夜的快车去广州了。吴祖光说，“报上不是说，我们在飞机失事前就已经告过香港政府呢?我估计那就是小潘到香港去的目的，一定是知道国民党派了大批特务到香港活动，我们这回派他(潘汉年)去主持斗争的。吴祖光并说：潘汉年在国统区就是一直跟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唱对台戏的。潘汉年从前专门作帮会等的工作，所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可以扬长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吴祖光又说：可能这里面(遇难人员)不会有他，他要去大概不会以工作人员身分去的。反正过一阵子就知道了，等小潘回来，一定可以听到好多紧张的故事。我回来后把这个“故事”告诉过杜高、汪明、陈敏凡和洪遒，洪遒说：“潘汉年从前是专门跟国民党特务唱对台戏的。”以后，吴祖光忙于拍戏，我没再问过他此事。
(十)吴祖光在平日(多是去年)还跟我说过潘汉年好几回，说这位市长太“帅”了，职务那么高，没有什么架子，平日还老爱吃点心西餐大菜，他(潘)老婆还是个大银行家的女儿。潘汉年的老婆给潘汉年写信，是由吴祖光转的。(没有讲过)
(十一)我仅仅看见过潘汉年一回，是去年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吴祖光家，潘汉年和夏衍同志两个人坐着在和吴祖光谈天，我刚一进去，发觉有陌生人在屋，吴祖光就给我介绍了一下，我因为觉得他们跟我不熟，而且都是大干部，不方便，没有坐就出来了。
(十二)我把我们创作所打印的电影剧本拿过好多本给吴祖光看过，有些至今尚在他那里。
(十三)一九五0年夏秋，吴祖光告诉我，夏衍同志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的故事提纲，叫“张经理诉苦”，要他写成文学剧本，他提议我帮帮忙，把提钢分成两半，一半由我大致把对话写下来，然后由他总起来理一遍，我照做了，后来，我拿到一百万元(旧人民币)。(没有告诉过人)
(十四)一九五四年，吴祖光告诉我，美术出版社要他编一套连环书，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做题材，他苦不得，而又没时间，要我代他写写，我代他写了，送去，可是嫌太长，他改了一下，缩短了很多，后来在《连环画报》上刊登了，最近我还看到上海给出了个单行本，书名《王冕》，署名吴祖光。第一次发表时得稿费三十万元(旧币)，因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出力不多，受之有愧，拿来请客，我们“家族”的人，和吴祖光全家一起吃去二十万元，另十万元我留下了。(全“家族”都知道)
(十五)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吴祖光忽然笑着跟我说，有人告诉他，说台湾国民党的广播，要“大陆”上的文艺作家猛省，直接提到的有他，还有陈荒煤同志，他摇摇头说：“我实在不懂得，为什么要提到个陈荒煤同志，我么?还有个道理吧，就是我是个党外人士，陈荒煤同志，就完全不同了。”(没有讲过)
(十六)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间，有天吴祖光告诉我，说盛家伦被电影局把工作转到音协去了，他不满意盛家伦，说盛家伦不好好干工作。但是他说，盛家伦告诉他，说他(盛)跟王局长谈工作时，王局长要他做编译处长，并且提名程季华同志做副手，问盛愿不愿意，盛当时是愿意的。可是后来忽然就把盛的工作关系转到音协去了，连招呼都没有跟盛打一声，直到艺术局通知盛去谈工作时，盛才知道。所以盛在大骂王局长，说王局长有官僚架子。(跟洪遒谈论过)
(十七)一九五三—四年，电影演员剧团的贺小书同志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去接洽学跳舞，认识了我们“家族”的罗坚，罗坚追求她。后来知道，贺小书是吴祖光八妹从小的同学，喊吴祖光的母亲做妈，称吴祖光夫妇为大哥和大嫂，吴祖光说可以帮罗坚的忙。他的确给他们帮过好几回，但后果不大。有一次，吴祖光夫妇到上海去了，他回来说，在酒席上碰到刘晓同志，刘晓同志问他说：“听说我罗坚喜欢你的妹妹?”吴祖光解释了一下，他对我们说，看来这下我更是要帮忙了。过不多久，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到吴祖光家里去，他又问起罗坚恋爱的事，我们说进度不大，他忽然说：“告诉贺小书，罗坚爸爸要作大使了”，“要她嫁给大使公子吧。”那时刘晓同志的大使还没宣布，据我记得，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宣布的。(跟鲁军讲过)
(十八)史东山同志去世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在吴祖光家里，新凤霞从外面回来，她说：“再雯(小白玉霜)说，东老的死，这里面有黑幕。”我给她作了解释，说我们所长作了报告，“没有那么回事儿。”(没有讲过)
(十九)今年六月初，学习刚开始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陈敏凡、罗坚在北海仿膳茶馆喝茶，罗坚告诉我，他经过汪明杜高的介绍，认识路翎。见面一次，时间地点没说。(没有讲过)
(廿)一九五四年春天，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说是路翎和鲁煤下乡去了一趟，他们说路翎对他们讲，乡干部宣传总线路就是“有余粮就是总路线”。(没有讲过)
(廿一)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我在李纳家里玩耍，谈到菡子的《吴运铎传》没有写出来，她说：吴运铎骄傲了，对菡子说：“我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又说：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是请一个什么别的同志写的，但书销得那么多，吴运铎不给人稿费。我讲给杜高、汪明、洪遒听。
(廿二)一九五三年，有一天和陶冶聊天，谈到玛卓夫舍歌舞团，他说，波兰人与苏联人之间，由于以前历史上波俄经常冲突，所以强调波苏友谊是很大的事，还有就是强调苏联老大哥是和平阵营的首领也是大事，他说那个玛卓夫舍歌舞团的领导人就常常不自觉地强调中国伟大，而且还附带一句，比苏联还好。(没有讲过)
(廿三)羽山这次从外面回来，我碰到他，跟他讲：“你还是再出去一趟吧，家里学习忙得很，沾上了没得完。”后来他和李英敏同志谈话了，回来就要我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害怕，因为讲的时候冲口而出，等到仔细一想，完全就是破坏学习，于是我就跑去跟他借书，并偷偷地跟他讲，你没有把我的那句话告诉李英敏吧?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要讲吧。”“我没讲你什么?”这是跟他订一种攻守同盟的意思。
(廿四)羽山告诉我，他的处分问题又延期半年，他说，当时他和骆佩珍继续保持关系是征求过杨沫、林杉他们的意见的，可是到了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却依然责难他，这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情。
(廿五)学习开始后，我不能外出，有一个星期天，我要陈敏凡跟他去公园里走走，陈敏凡回来告诉我说：“羽山还想去上海一次，不过偷偷的，谁也不告诉。”(没有讲过)
(廿七)汪明和另一胡风分子陈卓猷也很熟的，陈卓猷的《演员创造论》还送了他一本，他们认识的经过，我不知道，但据汪明声称，陈卓猷跟他很好。
(廿八)我和吴祖光讲过本所王礼易的恋爱事件，还有黄钢同志跟胡英远离了婚，但是关系仍然很亲切，我也讲过。(没跟别人讲过)
(廿九)王黎拓刚来本所时告诉过我，陈局长跟他爱人关系不好，我也告诉过吴祖光。
(三十)去年，反对胡风反党集团斗争初步展开的时候，文协扩大会议举行了好多次，就在那一时期，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现在《文艺报》的事情搁在一边了，主要是搞胡风。”他又说，某次大会上聂绀弩同志说：“舒芜脱党的时候，你们(指胡风集团)欢迎他，他向党靠拢，你们就打击他，这里头实在有问题值得研究。”于是胡风就站起来说：“这样谈问题，我就只好不发言了。”杜高的言下之意是为胡风抱不平，并且又说，后来老舍站起来说了话，说这会又不是斗争会，“大家冷静一点”。(我可能跟洪遒说过)
（一） 公刘来本所不多久，我在洪遒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后来汪明也来了，他和汪明在香港就认识的，据我记得，大概还在一起住过，因为他告诉我，汪明开夜车的功夫是惊人的。而后我们一起吃过两回饭。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看汪明，有一次是汪明来我们这里，因为汪明剧本刚出版，拿到稿费，似乎两次都是汪明给钱的。
（二） 有一天，我跟公刘在他房里聊天，不知怎么谈起路翎来，他说他觉得路翎很有才华！他想认识认识，我说我认识路翎，汪明跟他很熟，可以给他介绍。过不几天，是一个星期六，我和汪明、陈敏凡一起到西郊苏联展览馆看捷克展览会，下车碰到路翎和他老婆、儿子三人也去看展览会，路翎叫：“汪明。”我们把快步变慢在他们身边走，我说：“有个写诗的公刘想认识你。”路翎说：“公刘？我看了他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写得很好嘛。”照我当时想，汪明一定是会跟路翎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的，我心里并没有觉得不可以（那时材料没公布），并且已经放慢脚步了，但是汪明忽然快走起来，朝着展览会的售货部走去，我和陈敏凡也就跟着走了，没有说其他的话。回家碰到公刘我把和路翎的那段对话告诉了他。
（三） 有几天公刘非常烦恼的样子，我问他烦什么？他说是关于《阿诗玛》的事，说以后他再不干《阿诗玛》这种事了，吃力不讨好，我问他具体的事情，他说：他搞《阿诗玛》，一共只拿了五十元稿费（说这话以后不久黄铁又给他一百元），开始在《云南文艺》登的时候，还只写了个“公刘润色”。而其实他是出了相当多的力量的。为了《阿诗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整理《阿诗玛》的经过，当时在云南要谁写谁也不写，推给他写，结果最近这篇文章出问题了，外文出版社一个外国顾问给提了一大堆意见，说《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是粗糙的，主要就把公刘提了出来。外文出版社要他和黄铁写个答覆，他和黄铁说，黄铁要他写，说她署个名字，他写了，周扬同志批下来说这个答覆太骄傲了，对外国顾问不够尊重，应该拿到文艺报公开发表讨论，到了这时候，黄铁又说她最好还是不署名的好。
后来，他又说过黄铁对创作《阿诗玛》电影剧本不够负责，下圭山是他，构思是他，写诗是他，黄铁拿去就是轻飘飘的提两条意见。原来黄铁自己在写另外一个剧本。
他还说过黄铁的关于《阿诗玛》的署名问题，在云南就有人给提过意见，据说省委还研究过这个问题，但黄铁在外面讲，她没有什么错误。（这事我简略和王黎拓谈论过，是王黎拓跟我提起的，他说他和《人民文学》的几个同志听说黄铁现在以作家身分住在创作所都觉得奇怪。他又说黄铁在武汉时曾写过一封信给陈局长，要求到《长江文艺》工作，信他看过，文字都不通，他们坚持不要。）
（四） 我和汪明同写剧本的时候，刚刚讨论完故事的第一部分，分工是由汪明执笔，他还没有开始写，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把故事告诉路翎了，路翎说不错，可以写。（没跟别人说过）。
（五） 杜高和汪明跟我讲过，吴雪和孙维世不对头，吴雪干预过孙维世，孙维世是留苏的，而且有事情就上总理那儿去了，他们说，将来吴雪一定给孙维世排挤掉。并且说孙维世跟吴雪不对头主要是因为金山被开除党籍的缘故。在讨论金山的错误时，孙维世就始终没有发言。（没跟别人讲过。）
（六） 杜高从西南工地回来不久，有一天跟我讲，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在监狱里写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是在工地上听一个苏联专家说的，那个专家在远东领导过阿扎耶夫的工作，不过他不是犯的别的什么罪，是工程上出了错误。（跟洪遒、王黎拓讲过）
（七） 我最后一次见到杜高和汪明是在文联扩大会议开除胡风会籍的那一天，往外走的时候，我碰到他们两个，杜高对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呀（湖南话）。”（感叹之意）我埋怨他：“你看，我跟你讲，《攻克柏林》那个文件不能给别人看，你拿给路翎，还说，路翎么，有什么关系，看怎么得了。”他也很着急，说：“路翎该不会讲吧。”因为会散得晚，我们没有再说其他话就各自回机关了。以后，汪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交了），还打过一次电话，意思是要跟我谈谈学习的事情，我没有答应他，那时我的问题已经初步提出来了。（这个电话也向领导上讲过的）。杜高没有再通过消息。（没有跟别人讲过）
（八）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受到了严正的批评，有一天我和汪明在东单到王府井大街上散步，他对我说，他问过好几个中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很喜欢这篇小说，我们都对于这种批评感到愤愤不平，他又说：“我真不同意他们这种搞法，我一冲动就给《文艺报》写封信去。”后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材料发表了，他还对我说：“好在我那封信没有写。”
(九)我曾经听本所王黎拓(也可能是洪遒，记不清楚了)说过，电影局用人不当，有一个什么会计在我们局里作了半年出纳，后来到另一个什么工业部门去，就作了会计处的副处长。这话我跟杜高、汪明他们说过的。后来我还听洪遒告诉我，电影局在干部问题上是有缺点，文化部知道，还给了批评，说电影局“赏罚不明”。这些话在闲聊天时，我也跟杜高讲过的。
(十)由于我对创作所领导不满，觉得这里不培养年青干部，跟杜高、汪明他们常常发牢骚，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儿的到我们这儿一样作编辑，坐编辑部，我们这儿作编剧的全是省文联主席呀这样的大干部。”杜高和汪明就感叹道：“你跑到电影局是没搞对，你应该到我们这儿来。”据汪明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回还跟李之华谈过，但我说：“没有可能，算了吧。”
(十一)我到杜高姐夫潘开次家里去，每次都是有杜高在场的，除了已交代的有关胡风的谈话内容外，我和潘开次还说过关于《水浒传》中宋江的典型问题，金圣叹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孙悟空到底是不是农民典型的问题。
一、一九五三年上影剧团秦怡来北京参加妇代大会，曾借住在吴祖光家里几天，后来才搬来本所。有一天我到吴祖光家玩儿，秦怡刚刚外出，吴祖光告诉我说，秦怡一直是跟他友谊很深的，因为秦怡当年离婚时，就是他(吴)给她主持公道，并领她逃出家庭来。所以秦怡有时连老金(金焰)都不告诉的话，都告诉他。
二、东老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头天就在生病，发热很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上班，所以不知道。九、十点钟时，柳正午跑到我房子里来，告诉我东老死了，并且说是死在灶间里，生前还写了字等等，还说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自杀死的。后来唐忠琨又到我房间里来，他说东老生前是有很多阴暗思想，很可能是自杀。以后，我再没听见过别人谈论此事，我也没跟别人谈过。
三、汪明和陈怀皑、刘燕驰都是剧专的同学，感情很好，汪明跟我一起去他们家里两三次，汪明也单独去过。
四、汪明和巴鸿，李露玲都很熟，汪明自认是巴鸿的儿子小鸿的干爸爸，他们似乎在香港熟识的，汪明单独看过他们。
五、我跟巴鸿两个议论过电影局的领导，觉得电影局人材多，但是不会用。他告诉我他要离开电影局回舞台去。
六、有一次在青年宫听中国近代史报告(一九五四年)，我碰到陈怀皑，我们相互发牢骚，说电影局培养干部没计划，搜罗人材最多，但是不大胆使用，他说：“唉!在电影局就是一样糟糕，今天不晓得明天会让你干什么，不像剧院里一样，前途发展如何，清清楚楚，做导演就做导演，不会明天又让你去做个什么别的。”并说：“电影局现在这种情况不好。干部涣散，浮动不安，应该改正。”
七、一九五四年某天，我到洪遒屋里去，我告诉他跟吴天玩儿去了，他对我说，吴天这个人，听说摆官架子。我不同意，问他坐在屋里，怎么会知道吴天，他说是陈卓猷刚来讲的。
八、我的问题已被提出后的第七个星期(七月下旬)，有一天黎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说我出去了，既然能够外出，问题一定是完了，要找我聊天。我说没完不能出去，他就说找陈敏凡八点半去恩成居宵夜。到了八点半钟，我和陈敏凡还在一起，不想分开，而且我没有吃晚饭，也想宵夜，自己觉得自己问题不大而且恐怕是快要完了，没有关系，所以就跟陈敏凡一起去了。到了恩成居，黎铿见我很高兴，请我吃东西，我说现在跟我接触，给他惹麻烦，他一点也不觉得如此，非常轻松愉快。后来我就问他，陈卓猷是不是隔离反省了，他说：“这一点我真佩服他，简直连房都不出，好像根本没这个人一样。”又说主要是谢铁骊来主持对陈卓猷的斗争。还说：“谢铁骊很行的呵，是不是。”我问他如何碰到杜高汪明蔡亮的，他说在中山公园里碰到的，还问他“小田怎么样?”他说他们情绪轻松极了，完全和从前一样吊儿朗当，跟我是“天上地下”之别。我因为出去没请假，不敢多坐，很匆忙的吃了点东西就先回来了。临走，我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你跟我谈什么，就说谈陈敏凡考试的事儿好了，免得给你添麻烦。”那天还谈到他的私生活问题，值得交代的就是如此。当时我们都以为我的问题简单，很快就完了的。
九、汪明和《人民日报》国际组的陈有为很熟，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陈有为我见过一面，但没有交谈。陈有为和汪明经常通信，并且送过汪明一支英雄钢笔。今年初，汪明还告诉我，陈有为准备给他介绍一个爱人，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同事，并且约定一个星期天晚上去《人民日报》跳舞，就此介绍认识。那星期六我没去，他们到底介绍了没有，我也不知道。陈有为常去汪明那里，汪明也去过陈有为那里，每次总是谈上好几个钟头，并说谈的非常愉快，汪明还借过陈有为代借的材料(剪报)，还有陈有为给他的人民日报的通讯员通讯(大致名字，确实名字记不起来了)，很多本，是一种小册子，似乎不是秘件，汪明随便搁在桌上，我还翻过一两本，是指导通讯员写作的。汪明和陈有为的关系，是离开“家族”，单线发展和联系的，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
十、一九五三年某天，杜高拿一本李健吾翻译的高尔基著《华沙·席列日罗娃》给我看，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评李健吾给该书写的译后记，论点他先不说，要我看看是不是那译后记真有错误，错在那里。我看了告诉他，说是有错误，错在李健吾对剧中主题思想的错误理解，支持他写文章。他写了给《文艺报》，没有登他的，后来他收在他的论文集里。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事件发生后，我还跟谈过这篇文章，我们说这是文艺报向名人低头的一例，并鼓励他有适当机会要提出来。
十一、胡风的反党的三十万言发表后，我曾经跟杜高汪明说过，胡风有些地方真是厉害咧，你看他在一九五四年三月给党写的报告中，就把俞平伯划到胡适那边去了，而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是胡适思想的问题，我们却直到六月里才提出来。杜高和汪明他们说：“是呀，恐怕党中央从这个报告中也的确发现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了，不然文艺报的事情，不会搞得这么严重的。”
十二、我已交代过的那次汪明杜高告诉我胡风有个给党的报告已经印出来了的那次谈活中，有遗漏，就是他们还告诉我，胡风的报告是四部分，有些是讲他(胡)跟周扬的关系的。具体内容没谈。
十三、今年我跟王黎拓一起写剧本时，他曾几次跟我讲创作所压制徐启恒，有一回还跟我说，创作所不接受批评，具体的事情，就是他说他碰到徐启恒在哭，原来徐启恒挨了一顿斗争，他对张起，张健这事大为不满。同时他还跟我讲过好几次鞠盛如何有前途，努力肯干，他说：“编剧班这些同志将来都比我们编辑部的人行。”(按：田庄在编辑部工作)
十四、一九五四年某日，吴祖光和新凤霞两个来我这里，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说有人请客，吃饭回来。我问谁请他们，他们说名字不能告诉我，只说是我们对外做情报工作的一个机关负责同志。吴祖光说：“你(指我)听说过敌伪时期上海的一个有名的汉奸叫作袁殊的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就是袁殊请他们吃饭，袁殊是给党做地下工作故意打入敌伪机关的。但是袁殊的现名他说不能讲，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有廖梦醒，因为我记得新凤霞说到廖大姐的。这事我没跟杜高、汪明说过，可能跟洪遒说过，记不清楚了。
十五、一九五三年——五四年间有一天，吴祖光从天桥某戏院看《天河配》回来，他说他在那么小一个戏院的角落里看到周扬同志和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在一起看戏，周扬同志看到他，好像不大好意思似的。他并说听到一些有关王金陵和周扬同志的风言风语，来源没提。我没跟人讲过。
十六、胡风的三十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一天荒煤同志给艺术会议作有关此事的报告，说到三十万字中曾提到文艺界养了一批人，培养一批不能做作家的人硬要他们做作家，荒煤同志说：“你们(指开会的人)听着，你们都是胡风的报告中硬要培养的人。”说罢就笑了，到会的人很多也笑了。会开完以后的某天，我碰到杜高汪明，跟他们聊到这事，我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事情要咬紧牙巴骨说，明明我们是有硬让不能当作家的人当作家的情况嘛，我们那儿就有，我不懂得有什么好笑。”我并举了杜谈同志做例子，说明我的看法，我说杜谈身体又坏，文字也差，体验生活要带采访员侍候，简直不能写东西，但电影局就宁可培养这样的干部，不培养年轻的。类似的话我可能也跟王黎拓说过。
十七、我和王黎拓一起，议论过林艺同志，他说他看过林艺同志为了什么事写的一张条子，简直文句不通，我说林艺同志的《金银滩》是最概念化的，可是居然让他去作过编剧班主任。
十八、我和杜高、汪明议论过《土地》，还是远在《土地》公开发行以前，大概是在谈艺术的特点的情况下开头的，我说《土地》的编剧，像郭小川，指导土改的社论都常常由他写，但写出个《土地》来，就是概念化。
这是田庄近日来所交代的材料的副本，请迅速转给剧协五人小组，他们亟须这样材料。并请剧协五人小组将“家族”小集团有关材料抄转给我们一份，是盼。
田庄在继续交待中，如有新材料，继续送上。
田庄问题专案小组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一、我认识蔡亮是一九五三年初，由杜高介绍的。杜高先已经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年轻的美术学院的朋友，是个天才，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长辛店机车厂体验生活时认识的，有机会要给我介绍。后来，杜高又谈到蔡亮要给他介绍一个爱人，也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并定于一个星期六到王里家里碰头。那天我也去了，蔡亮还和一个姓吴的男同志领来了邵晶坤，这是我第一次和蔡亮碰头。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个天真的青年，他大概那时也正是刚满二十的样子。这次会面以后，杜高去青岛了，我们当时不熟，没有一起玩。可以肯定，杜高和邵晶坤讲恋爱，蔡亮是出了力帮忙的。
二、一九五三年夏天，杜高从青岛回北京后，蔡亮开始常常跟我们玩，当时他主要是作为杜高的朋友出现的。他给杜高画了一张像，杜高拿镜框框上挂起，几乎逢人就夸蔡亮天才，有时也当着蔡亮面夸，据我记得，杜高也带他到潘开茨家里去过，他给潘开茨画了一张像，潘开茨也拿来挂在墙上。杜高告诉我，潘开茨很满意，说蔡亮了不起。蔡亮跟我们大家玩儿的初期，是不大说话的，几乎总是沉默的坐着，或者就是给这个那个画速写。但是“坐”得很有兴趣。常常来找杜高，并跟大家在一起。据我知道，当时他还是学生（现在是研究生）。很少钱用，杜高是给过钱给他的，并且几乎经常请他吃饭。
三、从一九五三年夏天起，蔡亮陆续认识了罗坚、杜鸣心、陶冶等人，跟他们偶而也有直接交往，大概就是这一时期，蔡亮自己也就有了“家族”观念了。杜高和汪明曾经在我面前讲过，“家族”中除陶冶外，蔡亮也是“忠”于“家族”的。但应该指明一点，蔡亮主要的是跟杜高直接交往，尤其是他作研究生以后，下午不用上学，他常找杜高的，我从杜高的话里知道，他们两个人经常聊天，内容不知道。
四、带蔡亮去吴祖光家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初，我和汪明带去的，他和吴祖光两个谈起来，还要算是吴祖光的外甥（什么来由我不清楚），于是他喊吴祖光做舅舅，新凤霞做舅妈。吴祖光很喜欢他，还专门请他画过一张梅兰芳演醉酒的画，登在自己的散文集《艺术的花朵》里。后来知道蔡亮有爱人，还专门请他们两个吃螃蟹。他也给新凤霞画过速写。但是据我所知，蔡亮并不常去吴家，恐怕他一个人从来没去过，几乎都是跟大家一起去的。
五、一九五三年年末，杜高曾经告诉我，说美术学院本来决定要派蔡亮去苏联留学，因为蔡亮骄傲自满所以作罢。这事我没有问过蔡亮，但后来杜高又讲，蔡亮不是由于骄傲自满不能去，而是由于身体不好，没检查合格。
六、蔡亮在“家族”内是以小弟弟的姿态活动，杜高和汪明完全以大哥自居，对蔡亮极尽拉拢之能事，一九五四年蔡亮去乌鞘岭工地体验生活，汪明给他呢上衣御寒，大概还借毯子给他。今年他去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汪明给了他皮大衣，并五十万元（旧币）。一九五四年有一次我、杜高、汪明去蔡亮宿舍，看到蔡亮的铺盖破旧，杜高讲要我们大家给他买套新的，并要蔡亮自己提出要什么，说：“我们要跟你来‘家族’温暖的。”当然，终于也没买。一九五三年蔡亮没鞋子穿，我也给过他带毛的皮鞋的。
七、蔡亮从乌鞘岭回来后，想画画，首先是跟杜高商量的。杜高告诉我，他给蔡亮出了主意，但蔡亮也终于没接受，还是按照他自己想的画《借宿》（已刊登）。有天我碰到蔡亮，他把《借宿》的构图和含意告诉了我，并说团中央要送一批画去参加青年联欢节美术竞赛，要他画张画，因而他可能再有时间去补充生活，他要求听我的意见。回来时我写了一页短信给他，说我看《借宿》的含意等都很好，但我觉得去参加联欢节竞赛的话，就应该更欢乐而有朝气一些，我赞成他去补充生活时注意这些方面，如果有灵感就改，没有就画《借宿》。后来他去了，回来还是画的《借宿》。
八、蔡亮和张自嶷恋爱的事情，我是一九五四年秋天才知道的，有一天我去美术学院找蔡亮，门房说：“他爱人刚才在找他没找着”。于是我才知道蔡亮是有爱人的，当时非常奇怪，因为蔡亮跟我相识一年多，从来没提起有爱人一事。后来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早跟杜高讲过的，我问他怎么讲的，他说他告诉杜高，学校里有个女孩子很爱他，年纪比他小，但是却入了党，还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们两个在一进学校时就很好，还亲过嘴，可是就是不好看，他自己有点不太愿意。杜高跟他说：“你这么年轻，谈什么恋爱，别理她，将来你准能找到一个漂亮的爱人。”于是蔡亮就不和我们谈此事了。我问蔡亮实际情形到底怎样，蔡亮说他听了杜高的话以后，回来曾经跟张自嶷讲过他们分开的话，张自嶷哭了一大顿，他们两三个月没有说话，可是后来依然对他很好。蔡亮说：“看起来我没办法，她跟我的关系全校都知道，我那阵不跟她好，连先生都说我没良心。”我问蔡亮到底爱不爱张自嶷，蔡亮说他是爱的，尤其是他有一次挨了江丰同志的批评以后，他很消沉，张自嶷还对他好，给他打通思想，使他很感动。他说：“那次批评是蛮严重的咧，江丰同志在全校干部会上批评的我，我好几个月都非常痛苦。”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就是不大好看，而且很胖，比我胖得多，我们都喊她小胖子。”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蔡亮是真爱张自嶷的，可是杜高的讲法起了坏作用，我跟蔡亮谈了很久，我觉得他应该爱张自嶷，并要他把张自嶷领来我们一起玩儿了一阵。 从此以后，张自嶷就跟蔡亮一起出来跟大家玩儿了。我没有听到过张自嶷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她没用蔡亮对我们的喊法“杜高哥哥”等等，所以可以说，她实际上也因为蔡亮的缘故，带进“家族”来了。
九、张自嶷跟着蔡亮跟我们一起玩儿过很多回，但一般说在我们谈天时她不大说话。今年初，蔡亮去绥远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她一个人也去找过杜高，因为杜高跟我讲：“张自嶷老来找我，我跟她谈不上来，又不能不理她，真乏味。”她跟蔡亮一样，也是对杜高特别亲的。
大约是去年末，蔡亮和张自嶷很正经地说要给汪明介绍一个爱人，是他的同学，跟张自嶷同宿舍，叫权正环，党员，张自嶷还把我和杜高领去她宿舍看了一下，但后来没有进行，汪明说那人不好看，不愿意。
十、去年末，或今年初，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蔡亮在他那里写了一夜的文章，杜高说：“蔡亮看到一篇钟惦斐论美术的文章，有些论点，他不同意，他跟我说，我就帮他把论点归纳了一下，鼓励他写，他用功的写了一通夜，写好我又改了一遍，他就拿走了。”后来杜高告诉我，说蔡亮的文章登在墙报上，很受赞扬。
十一、今年二月起，我决定留苏后，由于准备功课，我几乎没有再碰到蔡亮了。我在和汪明议论对杜高的不满时，曾经谈起，受杜高影响最大的是蔡亮和陶冶，汪明说要找他谈谈，免得他被杜高带坏。过了几天，汪明告诉我说：“蔡亮已经糟了，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学校里骄傲自满，对人说，当年列宁也有好些文学家作朋友的。”于是我们又慨叹，汪明又说要找蔡亮谈，但现在看来，汪明跟杜高不好，在我面前骂杜高是一种撤退的策略，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不会真正跟蔡亮谈的。在这次学习中，陈敏凡告诉我，黎铿在中山公园碰到杜高汪明和蔡亮张自嶷在一起喝茶，非常快乐，黎铿说：“简直没事一样”。就证实这看法是正确的了。所以，蔡亮和杜高汪明的交往是一直进行到这次运动中的。
十二、蔡亮当然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连张自嶷也应该说是。蔡亮自己已充分具有“家族”观念，并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蔡亮的位置不高，因为他小，他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拉拢，跑到“家族”中来的，他跟杜高的关系很深，这需要他自己交代。蔡亮在“家族”中虽然位置不高，但起的作用是大的，他是我们“家族”的领导者杜高最常夸的天才，并且是我们“家族”吹嘘自己是天才集团的第一个幌子。随便到哪儿，杜高要卖弄我们的“才智”和“聪明”，总是要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罗啸华也是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王蓓，也是蔡亮画速写。蔡亮可以说是我们“家族”要向人们进攻的前哨。我曾经目睹蔡亮在一九五三年初的情况，我觉得，他是由于在“家族”中，由于和杜高的关系，变坏了的，尤其是杜高，给了他很多极坏的影响。蔡亮后来显然是骄傲起来，就拿我们当面夸他天才，他受之无愧一点，也就够了。而最早，他是年轻和天真的。蔡亮的变坏，不能不是我们“家族”的罪过。
兹送上田庄交代情况报告 一件（共5页）请检收为盼。
中共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甲） 田庄最近的表现：
自从六月七日在编辑部小组会上，进行了一般的揭发与斗争， 继在八月九日第二次斗争会上抛出一些材料后，田庄的问题已基本被突破，当专案小组接连用两天两晚的时间让他口头交代后，田庄便逐日陆续以书面进行交代，目下仍在继续交代中。十一日，我们让他交出信件和日记，发现他前此对组织对斗争会上积极发言的同志深怀恶感，并对运动表现抗拒。在运动开展以来有意的隐瞒他们“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及其他的问题。经过我们反复的交代政策，劝压兼施，他才开始交代。由于其中还有较为严重的破坏性的流言蜚语及其他反动活动事实，他自知问题比较严重因而害怕起来，对着专案小组连呼：“我怎么办哪？”“我完啦！”并捂脸哭泣，不到饭厅吃饭；又说：“我对不起陈敏凡（他的爱人，未婚）”，“我恨杜高”等等，并吞吐地表示请组织对陈敏凡宽大些。近三天在参加全电影局大会回来后，专案小组对他施加压力，他说他的问题只有若干可能忘记的事实尚未交代，但肯定他自己“不是特务”、“如果杜高、汪明是特务，这个‘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就是个特务组织，那我就是特务，这我可以肯定。”但他紧接着又说：“我糊里糊涂的当了特务，不过我自己清楚，我并未加入特务组织。”反来复去这样为自己辩护。经过专案组说理斗争之后表示愿意继续坦白彻底交代。
（乙） 交代的主要问题与事实：
一、 “家族”小集团的成员、“家族之友”及经常来往的：
据田庄交代，“家族”的基本成员是“杜高（李传惠，在剧协）、汪明（静轩，在剧协）、田庄（景岳、田连，在“家族”中被称为“湖南才子”）、罗坚（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乐队）、蔡亮（美术学院）、陶冶（对外文化联络局，现在国外）、杜鸣心（现在苏联），此外，田庄交代说是“经常来往的”，但我们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也是“家族”的一员的，有：王里（美术出版社）、江荧（美术出版社）、谢蓉明（上海实验歌剧院）、王正（青年艺术剧院）、王亦放（王正，青艺）、季（纪）芒（青艺）、陈敏凡（电影局）、张自疑（蔡亮的爱人，美术学院）、胡秀玉（陶冶的爱人）、舒巧（杜高的爱人，上海歌舞团）、尤在（大公报）、孟力（在青岛，特务，有血债，和杜高单线关系）、王蓓（四姑娘，上影）、王肇烟（全国文联），此外，据田庄交代，和这个（家族）经常来往的或和杜高、汪明等很熟的，有：吕伦（上海歌舞团）、朱琳（人艺）、孟健（人艺，是天津[四大金刚]之一余晓的爱人）、陈怀皑（演员剧团）、常虹、刘燕驰、巴鸿（演员剧团）、黎铿（演员剧团）、王黎拓、鲁军（剧本创作所）；此外，青艺的萧崎，据交代说只是“家族之友”，还有半年“候补期”，要再“考验半年”才能入。据田庄交代，他们“家族”的人，曾和黄苗子“一见如故”，经常来往。吴祖光等曾有意让田庄与黄苗子的小姨子郁怡民结婚，（黄是对外贸易促进会已破案的特务。）和电影局胡风分子黄若海、陈卓猷也都关系密切。
汪明和公刘在香港就认识。汪明和蔡田是在伪国立剧专（江安）的同学。
据田庄交代，杜高还认识上海人艺的陈琦。并且田庄到杜高家去时，还遇到过本局导演张客，据说他们在上海就熟识。
二、“家族”小集团的形成：
田庄由胡风分子黄若海介绍认识了汪明（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由汪明介绍认识杜高，和陶冶是在没进解放区时就认识的，最初是这四个人常在一起，后来逐渐加入了蔡亮（和杜高在长辛店认识的）、罗坚、杜鸣心（和汪明、陶冶、罗坚，在育才学校同学）－－这七个人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还有个谢蓉明，是汪明在国立剧专的同学，是田庄在上海市立剧专的同学。这个名称，据田庄交代，是杜高喊起来的，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以“流浪儿童”自命，因此觉得“家族”这个称呼很亲切，就喊起来了。
这个“家族”里面的分子，都觉得自己很有“天才”和“能力”，自以为都是“大有天才”的青年，干哪样的都有（戏剧、音乐、美术、理论、文学、电影……）将来都是“前途无量”，觉得组成一个“家族”很有意义，他们曾狂言过：“十年之后，文联主席团，就要换上我们这些人了！”（这句话，田庄不承认他讲过：甚至说，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当我们给他揭发后，他说：“假如有这样的话，一定是杜高讲的。”）
据田庄交代，他们事实上是以“天才集团”的面貌活动的，有些人虽然跟“家族”很熟，但他们觉得没“天才”或“没出息”，就不能跟他们更加亲切起来，如：鲁军和谢蓉明。 另外据田庄交代说：他们觉得“家族”只应该有青年人，所以王肇烟、萧崎，都不能在他们心中构成“家族”成员。
三、 “家族”小集团的罪恶活动：
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据目前的材料看是以杜高为首，汪明、田庄为核心骨干，又是受路翎直接领导的。
他们过从甚密，一星期至少会见一两次，经常集会的地方是在公园、饭馆、而最多的是吴祖光家，潘开茨家也去过几次，而两次过年，他们都带着酒肉到洪遒家里“过年”，并为“家族”干杯，他们的罪恶活动如下：
（一） 打探和互相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以及种种诬蔑性质的谣言。
1、诽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
2、诽谤、诬蔑中朝、中苏、世界各国青年间的友谊关系。……
3、诽谤、诬蔑所在机关的领导。如田庄向他们“家族”说了许多关于电影局和创作所领导的坏话，他说电影局老干部排斥新干部，章泯很苦恼，白了双鬓；电影局使用干部不当，一个出纳，调到其他机关当了副处长；说创作所压制新生力量，而“老干部党龄长得吓死人，却写不出剧本来”；说王震之“不学无术”，不懂理论却放在理论岗位上，“把胡说当真理”等；说陈荒煤“不懂装懂、好为人师”等等。
4、散布流言蜚语。①田庄听吴祖光说，习仲勋说贝利亚是不是党员，还没有查清楚，田庄就向汪明、杜高讲了。②田庄听盛家伦说英国工人日报载，贝利亚先是勾结了他的几个副部长和南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书记，订立了暴动计划，准备以内政部的武装逮捕马林科夫，然后宣布马林科夫脱离了史大林路线，由于贝利亚的一个副部长的告发，才未得逞。……这话田庄又传给了杜高、汪明、洪遒等人。③杜高听完田汉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报告后，就向田庄讲了，内容与我们一般听到的有出入，如说贝利亚案件公布以后，铁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南斯拉夫问题与贝利亚有关，这里面有私人问题，后来果然查出了贝利亚的挑拨行为。田庄把这话讲给洪遒，洪遒补充说，南斯拉夫党内有两派，铁托一派主张恢复苏南关系，另一派公开投靠美国，索性走资本主义路线。后一派的代表就是前不久被南共开除出党的那几个人。……④公刘跟田庄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田庄又跟杜高、汪明说了。公刘说：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领导一个地区；当时的中央委员们，几乎都在一九四五－－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们犯了右倾的错误，结果资产阶级叛变了，把党掌握起来相当多的力量断送了，公刘还对田庄说过，越南有我们的武装部队奠边府是我们打的等。⑤法中友协摄制组里创作所的袁也同志回来跟田庄闲谈说，法国人听说中国的党员常因爱情总是被开除党籍大为吃惊，说如果那样的话，法共就没一个党员了。田庄又把这话讲给了杜高、汪明。⑥杜高对田庄说：“阿扎耶夫在监牢中写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田庄说杜高是从一个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
（二） 互相传播消息和情报
创作所的情况，田庄经常讲给他们的“家族”听，杜高、汪明也常把青年艺术剧院和创作室情况讲给田庄听。例如，抗美援朝的剧本很缺乏，田庄就告诉了汪明创作会上荒煤讲了什么，田庄也告诉他们；青艺演排什么戏，创作室要改组，杜高他们就告诉田庄：吴祖光对田庄说台湾广播让“大陆”作家猛醒中，提到吴祖光和荒煤的名字，田庄又告诉给杜高、汪明等；把所里的未通过的剧本十数本偷拿给汪明看，把创作会讲的内部文件斯米尔诺娃谈影片《攻克柏林》材料给汪明、路翎等看（原交代说由汪明给杜高，杜高又给路翎看的，现在更正说路翎当着田庄的面拿去的。）杜高在青岛宣传胡风反动思想，北京知道了，陶冶就让田庄写信去叫他注意一点；路翎交出密信了，他们就互相传告；杜高开完文联主席团扩大会，就把会议内容告诉田庄和汪明；汪明入朝前集中学习，把讨论内容和学习情形告诉了田庄；胡风写了三十万言“意见书“，杜高就告诉了田庄等等。
（三）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情报，传播他们的言论，替他们拉拢人、扩大影响：如杜高、汪明把田庄、罗坚等介绍给路翎，还要把路翎领到吴祖光家去。田庄答应给公钊介绍路翎，田庄在编辑部吹嘘路翎，朗诵路翎的小说，还说胡风的文艺理论是有道理的，杜高说总理叫胡风编文艺报，胡风不干，田庄也把这话讲给别人听。又从吴祖光那里听到说，总理说过：胡风培养了干部嘛，他们也加以传播。田庄曾对路翎讲我们剧本创作概念化公式化情况，并且态度很激烈。汪明说路翎年青有为、朴实热情，田庄也在编辑部里照样宣传。等等。
（四）诬蔑、破坏党和国家的政策。如杜高、汪明跟田庄说过，路翎下乡去了一趟，回来就说乡干部宣传总路线就是“卖余粮就是总路线”。
（五）互相帮忙，互相吹嘘，卖弄才学，诱惑女人。这些家伙几乎每星期日都要聚会，携带着女朋友说说笑笑。所认识的女孩子，都被他们进攻得晕头转向，这个说谁是稀有的画家，那个说谁是我们青年柏林斯基，谁出了多少书，谁又正写什么、画什么等等。杜高在一九五三年追求邵晶琨，田庄、陶冶、王里就都去和邵认识，一起请邵吃饭，同时大家就为杜高吹嘘卖弄。杜高追求王蓓（他们的四姑娘），田庄也用力帮忙；以后陶冶又给杜高介绍舒巧，替杜高吹嘘，领舒巧找杜高，终于成功。田庄领陈敏凡去看他们，陈敏凡也被他们整的入了迷，总之，他们恬不知耻的在女孩子面前“造成一种气氛”，使对方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了不得的天才，青年作家、画家……前途无可限量”，这样来进行诱惑。田庄一、二年之间就跟李子云、唐敏南、文椿、陈敏凡等几个女孩子沾过边，有时同时“恋爱”两个，终日神魂颠倒。
（六）使用隐语，搞下流勾当。他们把男女关系的事说成“老鹰抓小鸡”、“冒黄油”、“敦伦”、“铁的棍”等等。“小鸡”是指牺牲在他们“鹰”爪下的猎获物－－女孩子；“冒黄油”是从新凤霞评戏班后台那里学来的一句暗话；“敦伦”是路翎在朝鲜说男女发生关系的代称。在电话中汪明就同田庄谈这类的下流话。“铁的棍”是杜高、汪明两人讲印度散文《廿夜间》启发得来的，书里说大匠造女人是取“月的圆、水的曲”，他们就说造男人就应该是“地底平、铁的棍”了。陶冶、杜高、汪明他们经常谈性关系事；谈论女人，品头论脚，描写的猥琐详尽之至。
（七）互相介绍社会关系，认亲访友。田庄把“家族”的人们介绍给吴祖光认识，杜高又把大家介绍给农业部的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潘开茨认识，田庄、汪明又把大家介绍给洪遒认识，田庄还曾打算把公刘介绍给路翎认识，只因运动一开展未介绍成功。一经认识，男的必以哥哥弟弟相称，女的必以姐姐妹妹相称。全“家族”人，往往在节日假期，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吴祖光住所名为“二流堂”，就是这样的地方。
（八）“家族”成员中除了党员，他们几乎个个申请入党，但又个个对组织生活不满，认为“乏味”，觉得“很苦”，说团生活像小孩子玩艺儿。他们写自传也互相传阅提意见，如杜高、吴祖光的自传都“请教”过田庄，汪明写自传“请教”过罗坚，谈了一夜，事后罗坚告诉田庄：“给了汪明以指示。”他们（如杜鸣心、蔡亮、田庄等人）都想法争取出国留学，杜鸣心已在莫索尔斯基音乐学院学习，蔡亮因思想作风太坏，未去成……
（十）他们曾张罗买（或租）一幢房子合住，做为他们活动的据点，房间分配都已有了计划，吴祖光、王肇烟曾分头奔走找过，只是因未找到房子才未成为事实。
（十一）运动开始后，他们互订“攻守同盟”。如：
汪明给田庄信（六月三日）：“……一方面要斗争胡风分子，一方面要和自己的各种缺点斗争……我和杜高皆如此。”“……不久我大约又可重整旗鼓了……”杜高、汪明、田庄等到吴祖光家，说：“……学习很紧张，我们在交代和路翎关系！”吴祖光说：“你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会被原谅的。”为他们规定了问题的性质，以便统一交代。
运动开始之后，田庄在创作所、陈敏凡在电影局同时散布：“和杜高早就不来往了。”杜高常托闻樱（王黎拓的爱人）带话给田庄说：“你告诉田庄：你每天还看见我哪！”汪明曾问袁也：“你们那里胡风分子是谁？有没有我认识的？”
七月末，黎铿曾约田庄、陈敏凡到恩成居吃夜宵，告诉田庄，在中山公园遇到杜高和汪明，他们非常轻松，什么事也没有，后来又说：“别人问起，就说我们是谈的陈敏凡考大学的事！”陈敏凡隔离后，赖明两次去找她，并给田庄带信他交代的谈话内容，也是“问陈敏凡考大学的事。”羽山自外边回来后，田庄向他说：“你还是出去吧，家里学习很紧张，一沾上就不得了。”后来他又告诉羽山：“别告诉李英敏。”羽山说“不告诉。”
（丙） 目前对田庄交代问题的初步估计：
（一）田庄自被我们斗争突破以来是交代出来一些问题，如上边所列举的，而且至今看来仍然比杜高、汪明、陈敏凡等交代得多，但，杜、汪、陈等所交代的材料中田庄仍有未交代的，而且有较重要的问题仍有多件未作交代，如杜高交代出来“家族”小集团是有组织、有纲领，并且有赏罚制度等（重则开除出“家族”，轻则呼为“同志”而不以哥弟或姐妹相称，以示警告等）。
（二）就我们所获得的检举材料及田庄的表现来看，田庄仍有较重大的情节隐瞒，就在写这报告的时间，我们又找他谈了一次话，并要他交最近已写出来的材料，内中便说到曾把在朝鲜所得知的有关军事的秘密泄露给陈敏凡，他自己供称，为了这件事曾五六晚睡不好，写这材料时，心都提到胸口，怕得很，务希组织上宽大。又如我们指出他历史上有问题也应快些交代，便冒了头说从前在他父亲处认识过一个特务等，当我们指出应打消顾虑彻底交代时，他并未敢抗拒，只是仍然有些惧怕，答应继续坦白。
（三）就我们手头掌握的他们“家族“中来往的信件中所提到的材料来看，田庄还有一大部分未做交代，特别是有关“家族”的形成问题及他与汪明、杜高、路翎的关系等。另外田庄交代他所知道的杜高的历史与杜高自己交代的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仍计划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让他快些彻底坦白。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田庄专案组整理）
（一）田庄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打印稿“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应改正如上。
“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应改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官吏，田庄曾隐瞒其政治面目，现已死掉。”
（二）尤在似不是党员，可调查一下。
（三）鲁军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室工作。
（四）文椿现在电影局艺术研究室工作。
（五）“八一制片厂”之赖明（张冠球）据现有材料来看，他只与田庄、陈敏凡关系较密切，因为新来北京不久，可能与小“家族”关系较少，列不列上请考虑。
（六）田庄致汪明信中原句为：“……每天开会写总结，提意见，这是一个行政干部小科员必需履行的义务，我逃不脱这种悲惨的命运。不要对我有什么希望，我是一个平常的人，让我在平常的生活中打滚吧。”
我们基本上同意《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这一材料，另，提出以上几条具体意见供参考。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田庄专案小组九月十二日
据陈敏凡交代问题摘录如下：“……参加反革命集团的‘家族’成员，有北京剧协剧本创作所杜高、汪明、舒巧（杜高的爱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参加这个“家族”是经过审查的手续，并有候补期，吸收之后要履行一定的仪式（请客、送礼等）性质极其反动。“家族”的活动：（1）传播国家重要机密；（2）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如：杜高常常夸路翎有学问，“家族”的人经常与路在一起吃饭；（3）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如说胡风是思想问题等；（4）在文艺见解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相一致相呼应，如汪明不学马列主义，杜高的文艺论文《单纯与美及其它》完全是反动的；对待新的正确的文艺作品采取嘲笑，如对《时代列车上》，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则大肆宣扬，彼此倾慕。受批评后“家族”都大为不满，写文章进行反批评；（5）两面派手法；（6）腐烂的生活作风及赌博搞男女关系；（7）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8）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9）胡风问题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等活动。汪明、杜高曾授意陈敏凡，要陈很好的到蔡老处（蔡付局长），目的是为了窃取机密，实际上陈已照办了。
陈敏凡系青年团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此致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八月十九日
据陈敏凡交代的问题摘录如下：
与反革命集团“家族”有往来者，有剧协李维时，这个集团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活动，参加这个集团的人，须经“家族兄长”看过，根据对象分别有不同的候补期，被吸收之后要进行宴会送礼等。这个“家族”的反革命活动是：传播国家重要机密，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面目，进行赌博，胡搞男女关系，集团内的人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扩充组织，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活动。
此案情较严重，牵扯较广，如该人尚未交代，希严加追查。
陈敏凡系青年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此致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秉经八月十九日
（一）我和他们几个接触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汪明认识得最早，来往最多，谈得也最多。（怎样认识的在以前材料中已谈）和杜高田庄还有陶冶（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但不认识）的认识是很晚的（54年年初）都是通过汪明的介绍，因为他们和汪明很熟悉的缘故，所以我和他们是一见如故的熟悉起来了。但是我和这几个人的接触却少得多，杜高是在我认识他以后的不久便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去了，一去就去了十个月。在他外出的时期常常写信给汪明，有时也问到过我（这些信都保存在汪明那里），和田庄陶冶仅是一般的接触，到田庄所属的机关里参加过几次跳舞晚会。陶冶请我去看过戏，（有时文化部审查什么节目）在这几个人里我接近得多的是汪明。去年我常到院部开会，会开完我常常就绕到青艺去看他，在那里吃一顿饭。有时礼拜六晚上我就住在他那里，我们就是在这些时间里谈一些问题，而在这些谈话中，除了谈一些我以前材料里所写的那些问题之外，更多的是谈到我们在爱情上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知心话”。在1954年里，我曾经很喜欢电影演员剧团的一位女同志，我和她仅只有先后同学的关系，我很想有机会和她建立更深的友谊，而汪明和田庄都认识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给我打气，帮助进行分析和策划，因此我和他们接触中，这件事是我们主要的话题，在院里和我接近较多的是程若、梁克祥也了解我这情形。
另外，我认识杜高、田庄以前，他们三个就已经非常接近非常熟悉了。就在我认识杜高田庄之后，也是他们三个人接近得多一些。汪明杜高的生活非常自由，田庄也是每天晚间没有事情，他们就常在一起做彻夜的谈话，他们自称是谈文学与创作问题，而实际上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研究了些什么，我是不了解的，我没有参加这种深入的谈话。并见他们三个人常常来往于路翎的家里，我从没有跟他们去过，我并不认识路翎，只是在去年十月间，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偶然的碰到路翎也在那里，汪明给我作了介绍，握了一个手，没有讲一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对方很严肃很傲慢。随后路翎就很快离开。这是我和路翎唯一一次见面的情形，上次材料里说得不很清楚，现补充说明。
据我知道和路翎熟悉的还有陶冶，陶冶从外地回来时还给路翎送过礼，表示和他有深交。他并常在一些人面前夸耀他认识路翎。据以往汪明告诉我的，当第一批胡风集团的密信公布之后，陶冶还在饭厅里（文化部）吹嘘过自己和路翎很熟，当时汪明还非常不满意陶冶，骂他荒唐，说他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还说不知道他在文化部里还乱说了我一些什么呢等等。陶冶现在跟文化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在他们检查交代的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想掩盖他们那些肮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而拼命的缠住我，用缠住我的办法来回避他们另一面最本质的东西，我自己应该承认，在过去和他们的交往中是表现得很亲密，我自己的确是由于某种虚荣心理所驱使，而和这些隐藏着反革命的所谓“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交了“朋友”，而这些在今天却成了他们隐藏自己的烟幕，因此在这里我提出以上这些实际情况，这些经过我实事求是的考虑过的情况，请组织上对这些情况进行具体调查。
（二）在上次材料里我提到过，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他们接触许多社会上的知名之士，并从这些地方获得一些消息，在这个问题上再作些补充。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和吴祖光非常熟悉，其中特别是田庄，常到吴祖光家里串门、聊天。我也曾跟他们去过，而吴祖光又接触了许多上层领导同志，如阳翰笙、夏衍等。他们在那里得到一些消息，然后又来广播，我所写到有些关于去年文联扩大会议的一些事情， 据他们讲就是从那里听来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另一件事。去年十月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杜高当时也在那里，（他刚从乡下回来）一见面他们就对我说：“你知道关于你父亲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可知道了。”于是他们告诉我，父亲将任驻苏大使的事情。我问他们从哪里知道的，他们先是不肯告诉我，后来才说是吴祖光说的，吴祖光是从夏衍那里知道的。
田庄和蔡楚生很熟，也常从那里听来一些小广播。如我所知道的，在去年全国人民代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选举结果尚未公布，田庄就告诉我，谁是主席，谁是委员长，谁是总理，并说副总理是五个文官五个武将等，据他说这就是从蔡楚生处知道的。
另外，他们和文联的一个干部叫王肇湮的很熟，我听见有一次王肇湮把文联讨论关于剧本上演税的事情告诉给汪明。（当时大概是刚讨论完）详细的细节我记不得了，大概是关于独幕剧和多幕剧出版上演的一些具体办法。
和他们熟悉的还有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洪遒、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鲁军，青艺的肖崎等。
汪明在人民日报还有一个朋友，不大来找他，但是交情很深，互相之间有时也通信，那个人大概叫（刘）或者（何）大为，在人民日报搞国际资料，据他们自己讲，他和这个人的认识是他在朝鲜时向人民日报投稿，于是那个人就要求和他通信交朋友。我在汪明那里看到过这个人两次，汪明并没有向我讲过很多关于这个人的情形。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关系好像是十分不正常的，在接触中他很少提到这个人。
以上这些是我和他接触过程中我所了解的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些线索。
（三）我曾经帮助汪明做了两件事：第一，我妈妈认识一位曾经参加过大革命、有着许多革命斗争经验的朱老太太，她的女儿和我妈妈是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五四年春天我妈妈来北京时告诉我，朱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应该有人把她一生的斗争历史记载写下来，我当时就想到了汪明，我很希望汪明能把这些材料写成文学作品，于是我曾经请这位朱老太太到汪明那里去谈过一些材料，但是以后汪明对这些材料并不感到兴趣，因此作罢。第二 ，今年年初，汪明想写关于在上海就义的烈士王孝和的剧本，他要我能在什么时候问一问我父亲，在了解这个英雄人物上应该掌握些什么东西，我只把这事问了我父亲一起工作的一位同志梅达均，梅达均同志只简单的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王孝和就义时的一些情形，我把这个转告了汪明。
－－抄自中央实验歌剧院罗坚材料
一、罗坚在“家族”小集团的作用：
罗坚是以自己是党员和是我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被人看中的，并以在解放前“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关系，和用给他介绍爱人的办法被拉入小集团的。罗坚曾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分子。
根据罗坚所交代的材料来看，罗实际上在小集团中起了政治上的参谋作用。如汪明、田庄的入党问题都是和罗坚谈；杜高申请入文联的申请书及履历表写好后也念给罗坚听，问他这样写是否“通得过”；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有意见有时由罗坚进行谈话。运动开始后杜高、汪明感到了运动要搞到自己头上来，罗坚也主要地帮助他们分析、提供意见。在订立攻守同盟时也征求罗坚对家族的看法 ，罗坚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温情的小圈子，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汪明就把这些意见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此外罗坚曾不止一次的在小集团内泄露党的机密。
二、补充“家族”小集团和吴祖光的的关系：
据罗坚交待：
(1)他们曾在吴祖光家中看过台湾（或香港）的画报，共有五六本，内容有选举世界小姐等。据吴祖光讲是由华侨联谊会借来的。还看过香港的《周末报》，及内容淫荡的《十日谈》。
(2)吴祖光与潘汉年的关系很密切。罗坚说在吴家中时曾好几次听他们谈到潘汉年，罗听说潘汉年到北京来时曾到吴家中去过，并曾在王府井原国际书店附近的饭馆谭家菜（？）请吴祖光吃过饭。吴祖光在上海时潘也请吴吃饭，新凤霞在上海演出时潘也请她吃过饭。
(3)吴祖光和东单“和平书画店”关系很密切，吴在那里可以随意将好画拿回家去先着，吴曾带领家族中的人去和平书画店看过书画。
(4)吴和他住处附近的四川馆（益康）、云南馆（康乐）关系也很密切。而且罗坚曾听吴祖光说过，说“益康”的老板过去是党员，1949年才脱党的，说老板娘是川岛芳子的妹妹，还说有一个厨子过去当过公安局长。
请将有关吴祖光的材料专摘抄致文化部办公室转有关方面。
李超 9.17
我自从和杜高结交了“朋友”之后，在政治上一天天的走着下坡路，一直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这次运动就像悬崖勒马一样的把我拉了回来，我在由衷地感激运动拯救的同时，我不能不愤怒地控诉这位引我走向深渊的反革命胡风分子杜高。
杜高，这个反革命分子，他是怎样想把我拉下水的呢？
一九五三年他在青岛写给我一封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和所有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中的密信一样，他对我做了“几点指示”，并且要“坚决执行”。杜高和一切胡风分子所采用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他首先“歌颂”了一番我对于新的工作环境的热爱，继而又用了许多“美丽的”形容词如“看得出来你对于自身缺点的猛力震撼”、“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等话来对我加以“鼓励”，接着就是他要灌输给我的“两面派”思想了，他要我“靠近组织”，要我“不要给别人感觉是个旧习气很重的人”，要我“多买些新书来读”等等一连串的“指示”，并且嘱咐要“坚决执行”。
狐狸尾巴就在这里露出来了。一切坏的东西都是经不起分析的，杜高显然是要我和他一样的搞“两面派”。这就是胡风分子杜高对我的阴谋策略之一。那封信就是他的罪证。
平素在日常生活中，杜高也没有放松过对我灌输这种两面派的思想。他要我“穿灰布制服，不要老是穿得那么笔笔挺挺的”。要我“对人不要过份热情，你那样热情有什么好处呢？人家不一定领会，不会用同样热情来回答你的。”要我“不要把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到处送人（指送给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志），那反而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只送给家族兄弟就行了”。他的这些思想，只能予人得到这样的认识：嫉妒、冷漠和虚伪。
杜高不仅在做人上给我灌输些虚伪、冷漠、嫉妒的观念，同时还培养对于人生的虚无主义思想。他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穿了，不过那么回事”。并说，路翎就是个虚无主义者。在文艺观点上，我也受了杜高很大的影响，我很少看到他读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新文艺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妄想自己要做中国的契诃夫，他宣扬着要写“人的爱”，他要创立“独特风格的剧本”。据我知道，他在创作室是没有一个剧本获得通过的，即使是被否定了的剧本，他还念念不忘地要将它出版，以达到他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杜高经常给我们读别林斯基、契诃夫、罗曼罗兰这些伟大的作家，鼓励我们读他们的东西，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谈论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揭发的材料看，翻译这些大师作品的人很多都是胡风分子，如满涛、贾植芳；杜高也给我介绍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恰巧翻译这本书的吕荧也是个胡风分子，杜高和吕荧也是有联系的。这些胡风分子都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歪曲这些伟大作家的先进思想的。
杜高和路翎的关系，有如路翎和胡风的关系，不，他们根本就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黑帮，一个系统，一个反革命集团，即：胡风反革命集团。
我曾亲眼目睹杜高翻阅路翎抽屉中的胡风给他们的密信，杜高并告我说，“胡风要路翎多写，多出版……”果不然，路翎写得又多又快，而且都一篇篇的发表，一本本的出版了。路翎的写作计划，路翎口袋里有多少字，杜高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事业上是互相支持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相同的反革命事业。
杜高倒在路翎的脚下，并且把路翎看成他将要效仿的人物。他盛赞路翎的“才华”，吹嘘他的“创作能力”，说路翎曾经写了几百万字，说时并用手比，让你看到如果摆在书架上，有这么厚一摞。说完这个还嫌不足，又说他现在身上又有几十万字。
当路翎做了假检讨后，杜高于是又说，“路翎也在批判胡风，但是批判激情不够。”杜高在替路翎和他自己掩饰他的反革命面目时的说话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是别具一番苦心的。他不只说“在批判”，而且也说“激情不够”，这种说法就使听众信以为真，并乐于传播，以达到他们“退却”的目的。
杜高也是按照胡风给他的喽罗们布置的策略“退却”的，杜高不断的做假检讨；他和汪明一起商量合写路翎的材料，在《光明日报》刊出他写的“胡风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骗人的花招，这种虚伪的文字把戏；他给年轻同志们做批判胡风的报告，在我们这些和他亲近的人中树立他是“反胡风”的印象，以便帮助他“退却”，以便掩饰他的做为胡风分子的反革命面目。我就是一个完全失去政治嗅觉，受到他的蒙蔽，受到他利用的人之一。我做了胡风分子杜高的帮手，我犯下了严重的过失，给革命利益带来了许多的危害。我在反省，悔过并决心赎罪的同时，我要在这里控诉杜高，控诉这个反革命胡风分子，他是企图把我拉下水的，他已经把我拉到了极危险的境地，要是没有运动，我就毁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上了，而今我已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杜高这几年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除了上述以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我们对他的“忠诚”，培养对于整个“家族小集团”的“温暖”、“友爱”，藉以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分庭抗礼。在日常生活上，他则施以一些小恩小惠，用与胡风分子们惯用的办法，如给你一些“同情”、“鼓励”、“体贴”、“关怀”，所以他常说：“还是惠哥好”，“还是家族兄弟温暖”。
杜高是具有他的反革命的个人野心的，他一本本的出书，他利用我们做他的义务宣传员，都是为了达到他的“十年以后坐上文联主席台”的卑鄙目的。
杜高在家族小集团的地位，是为首的，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他是直接受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翎领导的，因此，他在家族小集团的活动，他的野心和追求，都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反革命的目的！
必须把胡风分子杜高从文艺界中清洗出去，以纯洁我们的文艺队伍。
批注：陶冶为“家族”小集团骨干分子，所写材料供参考。
中共文化部办公厅支部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胡风运动开始时，杜高说：“胡风都病了，他算完了。”“路翎这下也跟着倒霉。"
有关小家族的问题
1，第一批材料尚未公布时，杜高说他正在写关于胡风的文章，蔡亮和杜一起去潘开茨家，潘说：“不能因为胡风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就说他全盘不对，有些用语还是有创造性的。”杜说：“胡风在个别问题上还是对的，但整个的理论是错的。”
2，大约六月底，张自疑和杜高在中山公园见面，杜高说：“这次的教训是党叫你向左你就向左，千万不要向右一点，以后有牢骚在我们朋友之间发发还可以，千万不要向外面发。”又说“人家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玩意，不过家族以后不要再提了。”后来蔡亮果真没有向组织谈到家族两字，因为杜高说：“家族可带来不少麻烦，这次可把我整惨了”。
在运动开始时，我写的揭发材料中就提到杜高。汪明、田庄和他们有一个什么“小家族”。现在我补充一件具体事情。
在4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志到中山公园喝茶，见到汪明、杜高、蔡亮（中央美术学院的）以及一个女的（我不认识她）也在喝茶。在简短的交谈中，杜高和汪明问我：“小田呢？很久没见他了。”我说：“他还在学习吧，我也没见他几个礼拜了。”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咦，怪了，他怎么搞的？”当时我感到他们非常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还问：“你们学习完了？"他们说：“没有，正在学习呢。”他们那种轻松的表现使我奇怪，我当时想 ，他们两人跟路翎的关系比田庄要密切，怎么他们俩倒那么轻松没事呢？
关于他们那个“家族”的成员，在杜高给田庄的信上，我看到提到的是除田庄、、汪明外，还有罗坚（据田庄说，他是我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儿子，是党员，现在大概在歌剧院工作，去年他常到吴祖光家去）。
常跟他们四个有来往的，有：蔡亮、陶冶（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还有一个姓谢的，大概是在上海工作的，去年来北京实验歌剧院跟《草原之歌》那个戏学习导演。
（单位批示）黎铿为群众，思想落后，他本人问题尚未弄清，此材料可供参考
演员剧团五人小组谢铁骊杜粹远 15/8
我有一个朋友杜高，一九五○年我和他在铁路文工团工作，后我调铁路画报社。……五二年他从朝鲜回国，调青艺工作，和路翎同住一个宿舍，因此我找杜高时有时碰到路翎，就这样认识了，见面打打招呼，从未单独谈过。
在我认为，起码杜高对路翎甚至胡风的人或“作品”是有些崇拜的。
五二年，可能是批判胡风思想的时候，我曾陪同杜高跑遍东安市场的书摊搜罗胡风的书，记得只有《在混乱里面》一书没有买到，我想杜高本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需要这些书来研究以便更好的批判胡风的唯心论，可是后来他赞扬了胡风的某些文章，说他写的好。他向我推荐了胡风的《和新人物在一起》，说胡风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东西，是因为他是以艺术家的宇宙观来描写生活。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胡风的论调吗？
文艺界批判路翎《祖国在前进》剧本和一些小说时，杜高说路翎的作品是有它的错误，但他更认为这些批评文章过于幼稚，说服不了人。同时讥讽写文章者都是教条主义。杜高和我聊起它(路翎作品)，说《初雪》是近几年来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没有什么攻击、冲锋，从两个司机帮助朝鲜妇女搬往安全地带这一平凡的生活中体现了中朝人民真挚的爱和血肉关系，杜高还说过路翎年轻有才华，写过那么多的东西，真了不起。
1949年6月苏州解放时相识他和纪芒、李牧之、李痕同在苏州租一民房同住一起，无职业，那时他和纪芒在改编《俄罗斯问题》话剧并和苏州一些中学生接触，以青年导师自居，在他们的住处给学生们谈马列主义(还谈解放区的一些出版物)，杜高能写文章，写剧本，开始对他崇拜，他才20岁，是“天才”，于是盲目崇拜，他那时无经济来源，全靠李痕负担，杜高喜欢跳舞，天黑就请他去跳舞，在苏州不到一个月，上海解放，我们就一同到了上海。
1950年杜高调总工会工作晚上住儿童剧团，改编苏联《红领巾》剧本(他与剧团的孟远是朋友)，杜高要周泽请他上舞场(又名萌子，在儿童剧团工作)。记得上海第一次开文代会时，和杜高曾在少儿报工作的一位党员同志被选为代表，杜高认为没有选上自己大为不满，因为他是根本瞧不起这位同志的，他在我面前发牢骚说，这位同志什么都不懂，文章都写不通，完全是靠党员的招牌被选上代表的，显然他是从个人出发嫉妒别人甚至仇恨党的组织，他要周泽请客去跳舞，他说不能当文代会的代表太痛苦，太不甘心，要去找刺激来麻醉自己，他毫无坚持的丧失了青年团员和革命干部的立场。这一时期我所知道和他接触最近的是儿童剧团的孟远和虬江路小学校长李牧子。
杜高的父亲是老干部，在山东大学教书，杜高出版的《在思想战线上》论文集，就是他的父亲介绍给私营文光书店出版的。后来杜高的另一本论文集《战斗和战斗者》是王西彦给他介绍到上海文化社出版的。王西彦是杜高的姑父。
杜高给王里信抄件转去剧协
人美社五人小组办公室 八月六日
前次给你寄过一页短信，那是写于一种烦恼和急燥的感情中的，没有接到回信。
我现在匆匆给你写信是希望你安心，不必为此事忧虑。
亲爱的朋友，我感激你和你的关怀。
田庄寄了封信来，我很感动，已作复，也是封长信。
友情啊!朋友之爱啊，永远的支持着我和我们。
我正在写戏，这一晌心情不太好，现在又安心了，创造吧!把善良给人们。把爱给人们。
回北京的时候，再畅叙离愫吧!
(这封信是杜高1953年在青岛四方铁路工厂体验生活时写来的)
由于吴院长的几次报告和参加一两次斗争会，使我彻底的认识了敌人的真面目。文件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不是历史上有问题，就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石羽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些话。石羽历史的复杂、恐怖，使我吃惊，他的伪善的面目被揭穿了。于是，我便联想到杜高，这几次为了清理自己的问题，将解放以来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我突然发觉到，我的所有对组织不满的牢骚、怪话、“小广播”以及对许多问题的错误看法，对这次运动的不能全身心投入，主要是受了杜高的影响，(当然，我自己也有许多思想问题)。我说这句话是通过思考的，而且是受到党的不断教育和启发而逐渐明白的。我过去写杜高的材料之不能彻底，原因是我被他过去的假象所欺骗，我一直以为他是思想问题，以为他只是为人有缺点。我提起笔就考虑，运动过去后大家还要见面，深怕写得过火了，当运动展开不久，他故作轻松地到剧院来打乒乓球，吃饭时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他还告诉我，说创作室主要对象是鲁煤，他不过是思想问题，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又一次地被他欺骗了!我为什么这样容易受他的欺骗呢?原因是我从感情上希望他不是政治问题，免得连累我。由于这种思想的阻碍，我不能全面考虑和研究他的问题，仅仅是孤立地去记忆他给我说过什么，所以怎么想也想不完全，近几天，我从他的为人、一贯的言行、生活态度、思想品质以至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忆，我发现杜高的问题十分严重，有必要写这一补充材料，以供组织参考。
(一)我首先对杜高的历史表示怀疑，他经常对我说什么“革命家庭”，什么他是“流浪儿翻身”，如何被国民党特务迫害，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证人，他不像别人，谈到自己的光荣历史总不免会谈到某人知道或与某人一起，可是杜高的“光荣历史”没有任何人知道，好像他“干革命”完全是单枪匹马的，现在愈想愈不可信。他从桂林时期一直到解放，他没有谈过一个老朋友或知心的同志，尤其是在贵阳和香港两地，好像普通朋友也没有，不知道他这个“流浪儿”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实在可疑。他在吹嘘他的聪明才智时曾透露过，他逃难到贵阳后，在《贵州日报》当过编辑，而贵州日报是国民党官办的反动报纸，能在这样的报纸当编辑还能做出什么好事?他到北京后，认识的人非常多，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而且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就搞成了他们的所谓“家族”的小集团，而且他是以家长自居的。就以他这样一个会交朋友的人，在国统区的漫长的岁月里会没有大量的“朋友”？不是的，不过是那些“朋友”是不可告人的吧!总之，我对他的历史表示怀疑，他是一个来历不清的人。
(二)杜高是个没有爱国主义感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我随便举几件小事情来说明我的看法。今年的“五一”节，许多同志去观礼，他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是第一次观礼，别人观礼回来，总有许多感受，不但看见了毛主席，还看见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伟大的领袖们。，别的人都兴奋异常，可是他无动于衷，好像不曾看见似的。还有，当我们谈到担心今年天旱歉收，以及我们国家在外交上的每一次胜利的时候，他一贯是不感兴趣的。
(三)杜高不论到那里爱乱翻人家的东西，在小组会上，兰樱同志曾指出反革命分子路翎也爱到处乱翻，而他们到处乱翻，绝不是过去我们说的仅仅是一种坏习惯，和他们整个人回味起来，我认为他们这种举动是别有用意的。
(四)杜高的《星星照亮的天边》拿到创作室讨论，同志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光未然同志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叫他修改。由于光未然同志关心年轻人，提出意见之后，不免要鼓励几句，可是杜高回来就造谣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了，他硬要我在吴院长和孙副院长面前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他还说，剧院选择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一句话。他企图用这种手法欺骗剧院领导，我没有受他的骗，因为我不相信他的那个剧本会得到光未然同志的肯定。(这话他和许多人讲过，但谁也不相信)
杜高一面说光未然同志如何肯定他的剧本，如何重视他，一面又污蔑光未然同志，他说，现在领导上开始重视新生力量了(他指的领导是光未然同志，好像光未然同志过去不曾重视新生力量似的)。还说：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五)杜高对丁帆同志的仇恨之深是难以理解的，他说他终有一天要报复丁帆同志，他的剧本中的反面角色丁一凡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报复丁帆同志而取名的，而且他说以后的剧本的反面角色都要取名丁凡。
我们在后政文工团和丁帆同志对立，以至发展成与组织对立，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挑拨，(我自己也有严重的缺点)就拿我个人来说，过去不认识丁帆同志，和丁帆同志在文工团也只相处一两个月，而且我和他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为什么一碰就不和了呢?我也常想，到底是为什么呢?找不出答案，我们也常互相问，到底是为什么，杜高说：“起因是丁帆同志和他同时用一个题材写了文章。”可是，他的文章发表了，他是胜利者，如果说恨，应该是对方，所以这也不成其理由。到底为什么，要杜高本人来解释了。(杜高可能回答是由于丁帆同志在《文艺报》写文章“破坏”他，这已经是到了北京以后的事，我所说的是在文工团的时候。)
杜高不但挑拨我和丁帆同志的关系，他也用各种方式阻止我接近进步的同志。洪纬同志从东北回剧院后，主动的来接近我，帮助我，所以那个时期接近比较多，杜高和汪明就恶毒地讽剌说：“你和洪纬发生感情了? ”
(六)在运动初期，杜高曾给我说过，他说：“胡风的问题可轻可重”，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坏的后果，当时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认识不清楚，是思想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我也拿不定，他这一讲，我以为胡风问题只是思想上反动。这样一来，我对杜高的问题觉得更不足轻重了。因此，在运动中，我一直相信他是思想问题，和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也只是受到一些文艺思想上的影响，所以我迟迟不能彻底的揭发他，他所作所为也不能够很快的记忆起来，当然，我自己也存在着许多旧思想阻碍着我，不能很快的投入运动，站稳立场，对杜高，汪明进行揭发，这我也要作深刻的检查，可是杜高的这种话对我是有影响的。
更值得提出的是，杜高一面说他是思想问题，创作室的主要对象不是他，而且说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他另一面又表现得那样害怕，运动展开后到处乱打听，两次约我到外面去，告诉他剧院对他提出了什么材料，尤其是东北回来的那些年轻的同志说了他什么。(一次在公园一次在和平餐厅)很显然他是要我传达剧院同志们对他提出的材料，以便伪装坦白交待，如果剧院没有提到的就企图隐瞒。
(七)杜高、汪明和我说过的话，现在又想起了这些，我不作分析，将原话写在下面，字句上可能有错，主要内容我是仔细地回忆过的。
①杜高对我说过，汪明也在场(汪明我记得也同时说的)他说：“吴祖光说，艾青同志在吴祖光家里说，胡风如果是长期潜伏的特务，当时在上海为什么不害周扬同志夏衍同志?”
②杜高在运动初期说：“胡风不是‘特务’”。
③杜高说：萧军常到胡风家去，萧军说，现在我比你轻松了，搞什么文艺批评!搞创作就不会惹这许多麻烦了，你看我现在，他们(指党)要团结，我就来，要冷我，可冷不死我(字句可能有出入，意思没有记错) 。
④杜高说：“刘（芝明）部长发生问题后，萧军非常高兴，大请其客”。
⑤汪明从朝鲜回来后，在谈他的创作计划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志愿军里也有开小差的”。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的，我都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供组织参考，我还要继续的回忆，只要我想起那怕是一句话，或是一种感觉，我都将不断的作补充汇报。
萧崎 八月十七日晚
萧崎本人反省态度很不好，正促其交待中，材料仅供参考。
抄送局，在东后文工团反领导的活动，及在运动中的两次会面(中山公园，和平餐厅)还要他详细的写。
田蓝 八月十九日
1、杜高每一作品写完后，总是先给路翎看，路翎也非常欣赏他的作品。
杜高拿着自己的剧本常说：路翎肯定一个作品是不容易的，谁的作品他都瞧不起。
2、杜高说《钢铁运输兵》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话剧，没有人物性格，黄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
3、杜高约萧崎在公园见面时，萧崎说运动开始就轮到我首先检讨，犯一次错误(指在东北后政文工团时)要检讨几年，杜高接着说：“东北的事不要回来谈，现在麻烦已经够了。”萧崎说：我已承认是小圈子，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没有必要怕人讲，田蓝要我写你们的材料，田蓝说我和你同流合污，现在形势逼着我非写不可了，不过我不会为了自己就乱编材料，你们说过什么，我就写什么，临分手时，杜高说：有些话是无意中说的，不能代表我的思想，不要把什么话都端出来呀!
4、杜高说：潘开茨说：潘汉年被捕了，我姐姐还不让他胡扯。
5、杜高问萧崎，你们吴院长和孙院长之间可能有矛盾，萧当时说“可能，可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有一天，孙院长有张戏票，请金山打电话转告萧崎(萧曾向孙院长要过戏票)这时萧崎到孙院长处去拿，正巧吴一铿同志打电话问孙维世同志要票，这时孙院长感到为难，萧崎说，给我吧，吴一铿同志看过彩排了，这张票就给萧崎了。事后萧崎对杜高说：“这张票为什么不给吴一铿，孙维世一定对吴有意见。”杜高接着说：“怎么样，两个人都是搞业务的会没有矛盾?”
6、运动一开始，杜高对萧崎说：“创作室对象是鲁煤，我不过是思想问题” 。
7、今年“五一”节观礼回来时，别人都很兴奋的谈到毛主席，他是无动于衷，他想的是如何拿剧本上演，广告上把他的名字和名导演的名字登在一起，如何出版拿稿费……
8、从东北回来后，杜高把《到汉城去》的剧本，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出版之前，杜高跑到田局长那里请田局长题字，不知他怎样糊弄田局长，总之田局长给他题字了，于是就用田局长的题字大为宣扬，萧崎说，楼部长知道会出问题的。杜高说田局长都同意了，他有什么办法，而且他的那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见得就是对的，在东北没有办法给他争论，到了北京他还管得着?
9、《星星照亮天边》写好后，杜高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我的剧本!让萧崎在吴院长和孙院长面前也这样说。
杜高说，剧院选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的一句话，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据我了解在杜高周围的人有：陶冶，他称杜为“惠哥”(杜高原名李传惠)，杜高亦称陶为“冶弟”。杜自己说在生活上给陶一些关心、照顾，陶有困难或苦恼就来找杜商量。陶在国外期间经常在我们面前吹嘘他的朋友，特别是杜高，“青年作家”、“小才子”……之类。在我面前就谈得更多些，从缅甸回来，就介绍我和杜认识(约三月里)，汪明,自称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差不多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我认识杜高期间经常在杜高家遇见他。罗坚， 歌剧院的乐队队长，他们把他当作大哥哥看。蔡亮，杜高说是他最喜欢的弟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据蔡亮的爱人张自疑说：蔡亮比较崇拜杜高，在文学上，有时杜和他谈谈，对他的画提提意见，使他很信服。大概在两三年以前认识杜高。王蓓，上影演员，据杜说她是来青艺演《屈原》时认识的，他们很熟，有时谈话到深夜，青艺有人以为他们在谈恋爱，杜否认。杜给她写信称她四姑娘，他们互相经常的通信。萧琦和他们也很接近，他们称他萧老琦，或萧琦大哥。陶冶的爱人胡秀玉也认识杜，胡也托陶带礼物送杜高、汪明等。上海实验歌剧团(即我在的团)谢容明、伍黎亦认识杜高，杜高并未告诉我，但罗坚到上海找过他们，而且从他们那儿知道我和杜高的事，所以，他们应该是互相认识，而且有连系的。谢给杜高一封信，称他“惠兄”。
陶冶常说：“我们的家族……怎样怎样!!”他称他们这一伙人为家族，而且说杨秉荪(现在匈牙利学小提琴)想参加，但他们不要他；说过：要参加是不容易的，要有一定的条件的，轻易不吸收人。
运动开始之后：文联扩大会那天中午我在他那里，从会场回来他情绪很紧张和激动，而且说到过吕荧太傻。钱部长曾和我谈过他和路翎有一般的关系，要我作思想准备，同时可以对他作一些了解和启发他交待。我和他谈了，他说他只是看路翎被批评得可怜，太孤独，所以在生活上和他接近，照顾他一些。可是别人由此怀疑我的，这很糟糕，没有这件事就好了。他说他是曾经很崇拜路翎的才华，说路翎俭朴、刻苦，简直看不出是个坏人。说他写了《祝福人们》，路翎鼓励他出版，这点他要控诉，也检讨自己在路翎面前说过坏话，牢骚，被利用。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胡风分子。鲁煤被看起来，他想不通，他说他怕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在路翎的密信中提到他。又说可能不会这样，因这几年他们都在北京，不用写信，口谈就不要紧了，还说幸亏没见过胡风，他给我写信曾说运动在月底(六月)要结束。他又说过，人是有二元性的，他能写英雄人物，党的优秀党员，那他本人的思想水平也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对我说：你从我作品里可以了解我整个的人。
他说《淮上人家》是现象的罗列，对它完全是蔑视的态度。他自己写勘察队的剧本，也说这样的东西以后不写了。他说他就要写像《雷雨》这样的剧本，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曲折甚至离奇的，他说这才叫戏剧，他和我谈过他的一些创作计划。故事、主题都是虚构、伪造的，我对他提出意见，他说我是文工团员的观点。
那次谈话，他知道我从钱部长那儿回来，又问我钱部长还问了他一些什么。情绪亦很紧张。
他有个姐姐，似乎称“纯姐”，不是亲姐姐(她丈夫在农业部工作)，和杜高等关系比较密切。
杜和他父亲关系不十分好，据他说是他不满父亲在解放区又结了婚。和他哥哥关系密切，常写信，寄过一次稿纸和钢笔，杜的作品他哥哥很重视。
肃反运动以前曾和我父亲谈过一次话，大概是谈文学。
我对他的了解，绝大部分是听他自己讲的，所以确实与否，我不知道。
舒巧十月十五日
剧协为审查杜高“小家族”专案，向我院要与这个“小家族”有关人的简略材料（现在写的三份材料就是照剧协的要求和规格写的），请局办公室审查后速转剧协李超处为盼。
此致
八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八月十九日
王正 原名：王正 曾用名：黎焚 王亦放
性别：男 年龄：二十六岁 籍贯：湖北省云梦县
文化程度：大学肄业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教员）
个人成分：学生 政治面貌：团员
此人历史上尚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但其父系一革命叛徒，现在汉口受管制。王正在很长期间内未能从政治上和他父亲划清界线。
王正由于在剧院担任剧目工作，和杜高、汪明有密切接触，后来因本身思想反动，立场模糊，逐渐被杜高、汪明拉拢，接受他们影响反对剧院领导。并为他们传播反革命谣言。加以此人素来崇拜反革命分子路翎，和政治上可疑分子纪芒一道宣扬胡风、路翎及其作品，攻击党的领导，更为杜汪“小家族”赞扬和支持。
在此次运动中由于党的严格教育，王正立场有明显的转变，不但在斗争中大胆揭露了纪芒的反动活动，同时还检举了路翎、杜高、汪明之流的反革命言行，现在已被提拔为战斗中的骨干分子。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 （盖章）
纪芒 原名：姚瑞焕 化名： 姚蒙柯
性别： 男 年龄：三十二岁 籍贯： 江苏省武进县
文化程度：同大学一年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小商人）
个人成分：小资产阶级（蒋匪军佐 新闻工作者）
政治面貌：群众
此人在1942 年参加国民党，曾在蒋匪交通警察总队任中尉书记。 在蒋匪第六十二师任上尉书记，抄发作战命令，掌握机要工作。
纪芒在解放前（1948年－－1949年间）与杜高关系极密切，杜高离开伪青年军政工队后即到常熟与纪芒一起演剧、编报。常熟解放后，他二人一起从中统特务头子石民庸处索得路费往苏州，与李牧子、王里等人会合后转赴上海。
纪芒与杜高先后转来北京工作后，表面接触虽形疏远，但纪芒与以杜高、汪明为首的“小家族”的关系还是较密切的，特别是纪芒一贯反组织、反领导的情绪，以及他公开攻击党、顽固的支持反革命分子路翎及其作品的行动，是与胡风集团及杜汪“小家族”如出一辙的。“小家族”所散布的许多恶毒的反革命谣言，有一些就是通过纪芒来传播的。
纪芒在运动中揭发了一些“小家族”散布反革命谣言的活动，同时也初步揭露了关于杜高历史情况的材料。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肖崎 原名：杨斌毅 化名：杨绍乔
性别： 男 年龄：三十三岁 籍贯：贵州贵阳市
文化程度：初中二年肄业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
个人成分：自由职业 政治面貌：群众
此人在1937年曾参加过共产党，1939年脱党，以后始终未接上，这段历史，目前尚无证明材料。
据他自己交代是他们“家族”的朋友，不在“家族”内，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时他们即是一伙小集团，狂妄自大，谩骂领导，除佩服路翎和他们之间互相吹嘘外，看不起一切人。在群众中吹嘘他们集团的作品，打击别人的创作情绪。回京后，他们来往密切，常在一起污蔑党，污蔑同志，并互相小广播及制造政治性的谣言。
运动中订攻守同盟，肖崎给杜高汪明通风报信，并多次约会密谈。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杜高五二年四月来青年剧院，与路翎结识，很快便成为路翎的崇拜者，认为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的作家”，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赞路翎，两个人经常谈创作问题。
杜高曾有一时期大量搜集胡风的著作，声言准备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但之后并未写出一篇批评文章，反而对人赞扬起胡风的文章来，而且推荐别人去读。
在这之后，杜高在五四年七月份的《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单纯和美及其他》，实质是在宣传胡风的“真诚”“爱”“日常生活”之类的谬论，又曾写过一个话剧《祝福人们》对今天的工业管理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做了极大歪曲。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体现。
杜高的生活特点是欢喜搞小圈子，在东北后勤文工团和汪明、王肇烟、萧崎结成小集团反抗领导，挑拨同志关系，互相吹捧，发展自由主义，直至回北京后这一小圈子仍继续存在，之间经常传播一些流言蜚语，如“契尔卡索夫在上海电影院里摸女同志的大腿”、“刘芝明同志垮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各国青年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等等。据说有些是从吴祖光那儿听来的。
在《文艺报》检查工作时，杜高刚从福建铁路工地回来，听到路翎发言了，很兴奋，立即要求参加会，要在会上发言批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因为五二年《文艺报》内部通讯上曾发表丁帆反映杜高等小集团在东后文工团的情况的一封信），当时被领导劝止，会上未发言。
杜高在北京与另外一些青年，如田庄、汪明、陶冶、蔡亮、罗坚等人自称为“我们的家族”称兄道弟，相互吹捧以“青年天才”标榜。其间也经常传播“小广播”，田庄甚至把电影局的内部秘密文件，关于批评《攻克柏林》《宣誓》的译文拿给杜高、汪明阅读。在一齐乱扯男女关系的秽事，叫做“介绍经验”。
以上仅据青年剧院的一些同志的揭发材料及杜自己在学习会上的初步检查所谈出的情况，虽未达到彻底揭发的程度，但已看到其性质是严重的。
杜高说，毛主席讲胡风的意见书中很多论点是正确的，当然基本上是错了。
杜高是个伪君子，恶劣，善于拉拢人，打击人……
杜高的继母是胡风的妹妹。
节录王正1955.6.9的材料
一、 杜高等人的小集团的成员及其状况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汪明、杜高、萧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他们自称为一个“小家族”，这些人与吴祖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间经常互相吹捧、包庇、和组织对立，散布不正确的文艺思想，详情见下边。
二、 杜高与反党分子胡风、路翎、鲁藜等人的关系
王正同志说杜高说过“胡风的妹妹是他的后母”，直到胡风的“意见书”出来时，杜高还说胡风的一些理论如何正确。还公开说过“在对于古典遗产这个问题上，我是个胡风派”。
赵青同志说：“鲁藜赴朝体验生活时曾住在我们那里（和杜高住在一起）当时他们和鲁藜很接近，说他是个天才诗人，要求领导上尽量照顾他……后以集体朗诵的形式演出了鲁藜的《英雄万岁》”。
李珊同志说：“他们中间经常提起路翎如何天才，一星期写出《英雄母亲》，向我们宣传路翎的作品如何伟大”。
三、 对待组织和同志的态度
赵青同志说：“当青年团要过组织生活时，他（杜高）就感到厌烦不得了------他认为没意思，是和小孩子在一起胡缠，他告诉团支委，他只能给团一个钟头来过组织生活，他要写作不能多浪费时间，团里进行团章测验，他的抵触情绪也是极其强烈的，认为没意思，结果他不及格”。
赵青同志又说：“五一年当我们在各医院巡回演出时，有一次演出完了，杜高曾对我说“《绞索套着脖子的报告》一书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要对我说的，即——‘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可是要警惕呀！’当时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曾问过洪纬，当时的了解是他是爱我们的，可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太恶劣了，应该警惕……”
王正同志反映：“他说创作室和他作对，他认为剧协是光未然把持，《剧本》月刊是赵寻一伙人的天下，贺敬之这个人世故、狡猾、在幕后操纵，乔羽陈腐、黄悌等浅薄”。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回东北文工团后，前方把部分的材料寄到我们团，提出他的怕死保命思想，支部开会批判他，他痛哭流涕的做检讨，内容又极不深刻，但，汪、萧、王等人都争先发言，表示为他的检讨所感动，企图替杜高掩护，杜高本人也装着倾听意见，不断点头，在本子上记着，其实却在画王八、小乌龟，根本没有诚意。
李珊同志又说：“另外，他们四人轮番到团长那儿（储虹同志，现在中铁总工会文化部）谩骂组织，说他们当时鉴定做的不对等的话。
四、 杜高在朝鲜的表现
杜高五一年和汪明写了一个剧本叫《到汉城去》，因剧本有些地方不够真实，当时后勤文化部拒绝出版，李珊同志说：“杜高等把剧本换名《向三八线挺进》投到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并发牢骚，说组织上有错误。”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到前方去体验生活，在前线只在山洞中等着，不敢出去，并且告诉别人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作家，我对于祖国，比什么都宝贵，死了太可惜……’”李珊同志说：“杜高在《文艺报》投过一篇题为《完整的人》的稿子，写一位朝鲜人民军伤员在中国养伤的英雄事迹，当时这位英雄已截去了四肢，杜高去搜集材料时，用手巾堵着鼻子和他谈话，但稿子上生动地描写他如何感动了，拥抱这个没有四肢的人。”
五、 杜高的小广播（造谣）
王正同志又说：“杜高接着说：‘刘芝明垮了！总理有一天请老舍、吴祖光吃饭说，我不要刘芝明当部长了，问题不简单。’他说原因是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创作，产生了大量的概念化的作品，另外与高饶事件也有关，他还听说：有一次毛主席召见刘部长问到高饶的事，刘芝明同志听晕倒了－－所以刘部长休养，并不是真病。这一番话是吴祖光告诉他的。”
王正同志又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宣传李之华是写不出东西了，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鲁藜从朝鲜返东北，住东后文工团，和杜高等人非常亲密，他们为鲁吹嘘，说鲁是了不起的诗人，天才洋溢的诗人。
王肇烟等人为杜高吹嘘，七岁能文，才华非凡，引起王××、赵×（女同志）的崇拜，对杜很表好感，杜对她们抓的很紧，使他们脱离组织，脱离了团支部。
汪明给赵青的信中说：“我厌恶这些乌鸦与麻雀的噪杂，这些蛆虫、蜘蛛……”
杜高是青年团员，很少过组织生活，支部找他开会，他说：“我只能给你们一个钟头……我的任务是写作。”
杜高、汪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自称这小圈子为“家族”，常在一起聚会，标榜青年天才，互相吹捧、传递小广播，杜高曾对王正说：“二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文联开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坐主席台上了。”杜高等的“家族”和吴祖光等人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去吴祖光处，许多小广播的来源则是吴家。
杜高从福建归来，向王正说：刘芝明垮了，他说也是从吴祖光那里传给他的。杜汪等人经常说些“有趣”的故事，如公刘讲到嘎佤族的落后野蛮，向解放军“借头”的故事。罗坚从福建回来和杜汪讲了许多有关解放台湾的故事，其中有牵涉到军事配备的。
杜高曾说吕荧如何好，文艺整风时错整了吕荧，写文章的青年又向吕道歉，华岗请吕去山东大学执教……等。
杜高不满丁玲同志提出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他说我们的搞法不同。
杜高不止一次的宣传李之华写不出东西来了，他说：“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1） 杜高说：“贺龙同志率领赴朝慰问团在东北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周扬不行、毛里毛糙’，好像是说有一次在谈起《四十年的愿望》这个戏时，吴祖光说的。”当时说起这问题有这样的意思：“文艺领导很差，周扬也不一定正确”。
（2） 杜高说：“蔡楚生说现在文艺界只有两个人最可爱，一个人是田汉，一个人是洪深，因为他们仍和解放前一样，别人解放后当了官，都变得不可爱了。”这是王正转告的。
（3） 杜高说：“契尔卡索夫来中国时，有一次在上海看电影《南征北战》时，调戏坐在旁边的秦怡……”（王正转告我，我曾和方召谈过。）
据青艺反映：杜原来在铁道部文工团去抗美援朝回来后，自己要到剧院，后到剧协工作：
江苏常熟县小学教员苏呢喃检举：杜高在常熟县〈新生日报〉当编辑，参加过中统特务：(可是青艺孟毫同志去该地调查没有结果)。他与青艺研究组员纪芒，原名姚瑞焕，姚梦柯同在〈新生日报〉一起工作。可是杜与纪关系密切。互相包庇不谈问题。
杜与汪明、李维时，路翎，肖崎(青艺)王肇烟(文联)是一个小集团，常在一起小广播。
许仪曜交代与杜高的关系（艺457）
杜高我与他接触过几次，问他的剧本通过没有，他告诉我需修改。不久他又下去体验生活，回来时团的关系转到剧协，我就很少接触他。直到陶冶要到东北时，我又到他的宿舍，他并且也来过几次。第二批材料发表后（五月三十一日）我送了一个闹钟给汪明，杜高也在那里。因为汪明有事出去，杜高邀我到他那里玩。这次会见，他和我谈他与舒巧的恋爱，后来谈到反胡风学习，他说他写了批评路翎剧本的文章，并问我部里有没有人谈到他。我问他说，听说你与路翎来往很密切，他说就是这样才洗不干净。他说他担心第三批材料要给他来上一个名字，说此人可以争取，那就完了。他告诉我说，他问过陈白尘他是否有问题，陈告诉他没什么，检查一下思想就是了。他有一双皮鞋穿不着，他要给我穿，我说我也有一双，如果他能穿就与他对换。后来那双皮鞋被我哥哥转让给别人了，我就给了十五元给杜高。六月五日他到部里来开会没开成，后来他同我一道去吃冰淇凌。他对我说方玉很不错，让我还是与她谈恋爱。我告诉他我已和另一个人在进行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又问我部里是否有人谈他，我说就是上次和你说的那些。后来他到部里听报告，到我屋里喝水，他又问我同样的话，并问陶冶是否说了很多与路翎的关系，我说他告诉我一些，他说其实他与路翎没有什么关系，就和田庄一样普通交往，我说同志们要我检查与陶冶的关系，我说揭发材料是另一回事，思想检查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不能把这混起来。不久他又到剧协来开会，会前到我屋里听唱片，并对我说，他的检查已经在小组会上通过，他现在很轻松，要我与他及汪明在星期天一起找个地方跳舞。在这之前他还告诉我路翎已被隔离，并说鲁煤在反省。
许仪曜交代材料部分（艺467）
杜高到部里第一次听陈部长报告时，我告诉过他刘雪苇给搜查，那时陈部长还没宣布学习纪律，我也和平时一样好广播，就告诉了他。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现在在争取满涛，他很有才能，翻译别林斯基选集。讲这话时在座的有他的姊夫（听说是农业部的一个局长），他并拿别林斯基选集给他姊夫看。
（艺414）
我和杜高的关系，过去我到他宿舍去总是和陶冶一块去的，到他那里之后，虽对我还很客气，走时还说有空到他那儿玩，但不是很热情和我谈话的。他偶尔说说我长得潇洒，现在就是恋爱苦闷等等话。这次我从西南回来之后，对我是特别热情的，曾给我长谈舒巧如何爱他，他得到舒巧的爱是如何的幸福，并且我对他谈了我有恋爱对象之后，他开始给我分析，说还不是很乐观的等等，但最后给我出了主意，并让我进行之后告诉他。这样使我在这个阶段不得不接近他。一次谈学习问题时，他对我说：他曾批评过胡风集团分子的作品（没说明是谁），胡风集团很恨他，并告诉我他正向路翎的剧作开火，（到局里来时并拿着剧本给我看）直到后来告诉我他的思想检查在小组会上通过了，要我星期六与他同汪明一快好好玩玩。他说这话之后，星期六到人事部跳舞，那时我很放心地告诉他，叶林要我检查与陶冶闹生活小圈子，我说：这我可作为思想来检查，但与揭发问题不能并论。他接着说，对，把他扯在一起是搞不干净的。
摘录许仪曜交代材料 27/7
（艺412）（张健揭发）
关于许仪曜的小集团，很早就形成了，他们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刚、杜高、陶冶、高骏千，他们集团的简称是“废协”，意思是废话协会，专门说废话，据说陈刚是秘书长。他们鬼混，密切的穿一条裤子。有一次陈刚说我在资料科：“行啦，你够参加废协的资格了！一天没别的都是废话。”这个小集团不是一般的好的革命同志，而是一帮别有用心的政治小集团，也绝不只说废话而是在说废话的外衣掩盖下，宣传反动思想，进行破坏革命事业。他们集团的秘书长陈刚曾散布过这种论调：“路翎是个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同许仪曜那种疯狂的推荐反动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是有着血肉关系的，这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问题，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作反革命的勾当。以上是我知道的情况，供组织参考。
艺术局 张健 27/7
我从前在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文工团工作，作家杜高、汪明曾到我部体验生活，他们表现得很不好。战士们反映，他们不是“作家”，他们是“作洞”。因为他们怕飞机，整天坐在山洞里不出来。到医院去搜集材料是掩着鼻子出进，后来在文艺报看到杜高写的《为战斗者才能为诗人》。当时我非常气愤，曾把他们的行动表现写给文艺报，主要揭露他们的言行不一致。文艺报回信说：“已把信转给杜的工作单位。”
我队与朝鲜平安南道艺术队联欢，杜代表中国文艺工作者讲了话。现在记不得他所说的内容了，后来收在他出的一本书里。
在我们政委的谈话中知道杜曾有这样一个计划：“冰桥”来反映我们后勤部队对敌斗争，政委说：我们后勤部队不是吊子、二百五，《冰桥》迎着初升的朝霞，那不化了吗？
在东北后勤部队时，杜、汪曾写了大型的话剧《到汉城去》来反映后勤的斗争，内容有错误，后来停止上演。楼部长听说他们要出单行本，曾去信制止，结果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在上海一家书店出版的。
以下根据青艺候补党员段承滨检举材料摘录
……他们（杜高、汪明）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散布着一些极为诡秘的“新闻”，看来很轻松的谈来谈去，实质上却是一些有损我党利益的“流言”。
杜高对王正还说过这样一件“秘闻”：刘芝明部长为了高饶事件被撤职了，”“周总理请吴祖光、曹禺吃饭，总理对吴祖光等说：我对你们的刘部长很不满意……（王正检举材料里也有此条）
今天吴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揭露出反革命分子纪芒和杜高的关系，才使我知道杜高原来是一个胡风分子。过去，我认识他，就现在想起的，他的确宣传过一些反动言论。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揭露出来，供领导上参考。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去找他玩，碰见他和路翎正在讲说什么，我一进去，他俩就停住了。他向我介绍了反革命分子路翎。我当时觉得人家在说话，我来了多不好，但即刻走吧，又怕不礼貌，就勉强坐下了。我记得杜高说：’他(指我)是吕荧的学生”。路翎点点头，即走出去了，说是下楼看看别人。我觉得扰了他俩谈话很不好，即坐不一会走了，我记得当时杜高送我走时说：“今天我们谈些问题(指路翎谈什么)不大方便，希望你改天来玩吧，对不起”。
我当时不在意，即走了。现在想来他与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谈话时，他是说到路翎的小说很有才能的，而且说有些批评是不大得当的。我当时因为认识不足的确觉得这些话还有一定的道理哩。现在看来，他的确是路翎的应声虫，替他宣传。
而且我记得他两三次对我说到，希望我转告吕荧，他想看看他，我记得在本年春节看吕荧时提了一句，但吕荧似乎不愿意见，我也觉得说说就算，愿不愿在你。后来因为觉得不如杜高所愿，就没告诉他。直到吕荧被揭发后，杜高见我就说：“亏得没看吕荧”。我才把吕荧不愿见他这句话告诉了他。可见他过去是非常倾慕胡风分子的。
我记得在批判胡风阶段，他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胡风去找过袁水拍一次，谈了一晚上，回去了又打去一个电话说：“我今天说了许多话，但有一句话忘了说，就是：我今天去是为了道歉的”。并且杜高添油添醋地说：胡风这样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些日来对他的批评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看来，很可能这是他假造的，在替胡风打掩护。
在文联扩大会上，揭露吕荧以后，吃饭时碰到他，我记得他表示非常痛恨吕荧的样子，说吕荧纯粹是一个反派形象，就和《伟大的公民》上那个小山羊胡子一样。可是，过了两三天又碰到他，他又说：他们在剧协(?)交谈，有些人又说吕荧是个严重的书呆子。的确，我当时因为对吕荧的反革命行为认识不清，觉得可能，曾相信了这句话，以致好长时间认识不清，现在看来，的确是上了他的当的。
我自从来剧院认识他以后，一直觉得他“年轻”、“热情”、“有前途”，把他当成了“文学朋友”。有时觉得他以“年轻”自命，夸耀他的作品，有一点骄傲，是年轻的原因，而从来没想到这正是他胡风分子的外形。我也曾觉得他的理论是受胡风一定影响，但总觉得这仅仅是“影响”；而且在批判胡风时，看他案头堆了许多关于胡风的材料，他自己声言是受过影响要进行批判，而且说批路翎，就信以为真，觉得他是一个被骗者，是思想问题。
运动开始，记得他还对我说过：因为我们(因为我也曾受吕荧的欺骗)过去只从表面看人，年轻轻信，而对敌人不认识，以至被敌人利用，替敌人宣传了好些东西。
我真觉得“的确”是这样，因而我就从未想到这正是他掩饰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的花招，以至今天我才想起这些，来揭发他!由此可见，我平日根本谈不上什么警惕性的，又因这许多时候，考虑个人问题，而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个敌人，检举他，足足表现了我政治思想上的极端麻痹，想来是极为痛心的!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孔庆珊是群众，我院思想批判重点，材料仅供参考
中共青艺总支委员会 九月二十七日
补材料：
我忽然想起，杜高在和我谈到我的同学和朋友李希凡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记得由此事引出了他的牢骚，他宣扬了一番他是如何“善良”，他的例子是：
文艺报内部通讯曾揭发他在朝鲜怕死不敢上前线，躲在防空洞里。他说这是歪曲，是一个志愿军的文工团员(?)为了表现自己，把他被命令在防空洞里整理英雄材料说成躲避，而文艺报不了解情况发了稿。并且说，那个文工团员后来回了国，还亲自来找他道歉。他还请他吃了饭。据我看事实不见得是这样，很可能这都是他的捏造，企图朦混他的行为，不惜以可耻的手段来掩饰的。过去，我是半信半疑的，但今天我觉得这简直是扯谎，他的目的不过是想叫我这个青年不满现状，不满文艺界的领导。
当我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时，曾与这两个胡风分子同在东北军区后勤文工团工作，当时由于对敌人警惕心不高，认识不足，对汪明、杜高这两个阶级敌人没有认识。
现在回想当时，他们的论调完全与胡风一致，谩骂组织，破坏领导威信是一贯的作风，经常在下面同志们面前（王英之、胡萱、许俭、罗忠恕、高焰、郭常敦、刘宣宜、赵大愚、赵清、洪纬等）骂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储虹）无能，政治指导员是半瓶子醋，讽刺那些靠近组织的要求进步的（如洪纬）是走上层路线，孤立她，那些忠心耿耿终日忙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如梁燕生，当时的分队长与团内干部等）是庸俗者，不懂得生活，不会生活。
在他们的集团里还有王肇烟和肖崎，他们四人都搞创作工作，生活上也非常接近，整天混在一起，王和肖还不敢肯定是胡风分子，但自由主义作风也相当浓厚，不习惯严格的部队纪律生活，在生活上要求特殊待遇，自命不凡。他们这几个人的言行影响了全团，因为团内极大部分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同志，政治思想模糊，认识不清，容易轻信他们的话，结果造成全团的思想混乱，同志之间互不团结，不安心于长期的抗美援朝工作，直接削弱了抗美援朝的一部分力量。
杜高到青年艺术剧院以后，曾企图拉拢陈刚，挑拨同志间的关系，如那时陈刚与杜同一宿舍，52年5月，我偶尔路过北京，去剧院时发觉陈刚对那些由后勤文工团回剧院的同志的看法，就是原来杜高的看法。看不起那些要求进步的洪纬同志（当时是团员）。具体情况可由陈刚处了解。
说明上列同志的现在所在地：
王英之，胡慧萱，洪纬，赵清等在青年艺术剧院。
储虹，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在铁道部总工会。
陈刚，文化部戏剧报编辑部。
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实习翻译俞慧钧 8.13
刘复之同志：
兹转去我区粮食厅索要材料一封信，希予了解后急转我区是荷是。（原件如此）
附：索要材料一封信乙份
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章）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发检字第16769号
中共内蒙党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请将本材料转北京中国戏剧作家协会。
财粮贸、计委系统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八月十一日
财粮贸系统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
我片干部陈国键，共青团员，男，现年二十四岁，于一九五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学分配我厅工作。其平日爱好文艺，不仅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著各种文章和诗等阅读很多，并且还向别人散布。根据陈坦白：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在北京时常到中国戏剧作家协会杜高（系陈国键之侄）处，并通过杜高认识了反革命分子路翎（其详细情况没有交代）。
根据陈国键目前情况，似有被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之象征。故此，请向杜高工作单位了解是否掌握和发现杜高与陈国键有现时联系。因急待处理，请速见复。
内蒙粮食厅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八月十日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章）
1，陈国键是我厅的重点，胡风嫌疑份子。
2，他的这份材料不老实，特别是和杜高的关系，根据陈曾搞恋爱的李聪交代，陈曾向他谈和杜高非常密切，经常接触，在人大时差不多每周都要一同去看电影戏剧，（当时有很大成分是属于吹嘘）因此，材料内所提到的平淡关系是很不老实的。
3，我厅发现他在厕所内偷着撕毁过东西，是否杜高的其他证件尚待追查，陈这份材料内没有提到。
内蒙粮食厅肃反五人小组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保卫科（章）
陈国建（又名陈万师）内蒙粮食部工作。二十多岁，青年团员。（五三年入团。一九五一、五二年与杜高经常来往，当杜高去朝鲜时，寄放在陈处一个箱子，内有书籍及杜高在报社工作时的证件（共五件，已交剧协支部。）
陈国建第一次交代，与杜高是叔侄关系。
第二次交待与杜高是舅甥关系。
陈是杜高母亲陈璧登的弟弟。
陈原来的丈夫叫艾烽，艾死后改嫁李仲融。
陈国建去年（五四年）八月由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去内蒙工作。
陈国建曾向人讲，在北京时，杜介绍他和路翎认识。现在发现陈国建在内蒙搞小集团活动，其中有其他机关的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陈曾写信问陈西（杜高表姐）和潘开茨（杜表姐夫），杜高是否胡风分子。未得到回信。
杜高和汪明从朝鲜回来，陈曾请汪明去人民大学报告，因团支未批准，没有成为事实。
陈五个姐姐。但陈国建只交代了两个，一个是杜高母亲陈璧登，又一个叫陈国戡，做文教工作，（团员）又一个叫葛田的不知是哪一个。另外陈西给陈国建的信上又一叫果舅的不知是什么人。
内蒙是五五年六月开始学习的。
陈平时谈话中提到过，他曾读过胡风的著作。杜高曾介绍他和路翎认识，说杜高是个进步作家，胡风和路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后来又发现陈国建和马永宾（中统特务）蓝现文（胡风分子）三人，在一块阅读天津文艺报寄给他们的一份油印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小册子。（他们说订阅文艺报的都有）问他们为什么阅读，说是研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当时第一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揭发。
开始问他时，什么也不谈，什么也不承认。（在人大学习时经常找杜高认识路翎。）
陈与一个女托匪影响分子李聪关系很密切，搞恋爱，学习开始，和陈国建等三人订立攻守同盟，光谈文艺，不谈实际问题和小集团。
陈去内蒙后不安心做财经工作，曾要求做文艺工作（人大财经系学生）。
陈国建和中央食品公司陈华林认识，今年七月此人去内蒙开会见陈国建，不知谈了些什么。
陈国建和人大教员赵宗真的关系也很好。
一、解放前我所知道的情况。
杜高十一岁左右在攸县湖南第四保育院读过书。该院院长李融中是他姑子。当时李融中姐夫王西彦在该院教书，因而就培养了他对文艺的爱好。他很胆大会演戏唱歌。约在1943年他独自去湘西洞口国立二十中读初中，后来听说他因为盗窃事就离开了学校（不知是否逃跑还是开除的）。之后他随母亲哥哥逃难去桂林，他参加了剧团，后来又去了贵州等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回到了长沙。他妈在教小学，他哥在养病，他就混上记者了。他和长沙当时戏剧界的人物很熟，如高宇等人。他最接近的朋友叫汤永安，也是个搞报社工作的。我只听说过这个人家里很有钱，爱吃爱喝，是个花花公子。此后杜高去过香港、衡阳等地，当过湖南日报、力报、新城日报、中国时报等伪报社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他去上海不知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去的。听说他去是为了一个他写的剧本《春来的序曲》，找熊佛西修改帮忙出版的。解放前我们因不在一起，很少见过面，从家人的谈话中以及凭片断的印象，对他的认识，是一个性格虚伪善于吹牛夸张活动能力很强生活作风极端散漫的人。
二、在北京时我们的联系
一九五○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和他相会过两次。这时他在东总布胡同铁道部文工团工作。第一次是找他同去看亲戚。相别多年这初次见面，他没有谈别的，就把自己大吹了一通，什么他在上海为大学生作过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学生都惊奇他年轻，羡慕他的天才，什么他已经是个青年作家了，上海文汇报对他很重视等等。第二次见面是他上朝鲜我去送行。他临行时送了我些东西，如衣裳、皮鞋、围巾等，同时还有一口小皮箱，里面装着稿件、书等。
杜高从朝鲜回来后，他已调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宿舍在北极阁。我去找他，他和汪明及另外一个青年住在一间大房里。当时他和汪明都在写作。杜高向我介绍了汪明。说他是青年戏剧家，之后就我和杜高在谈话。我谈了些家乡的情况，同时也谈了同学们爱读他的朝鲜通讯。他非常自豪地把自己又夸了一通，说他在剧院中是最年轻的作家，与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著名的作家。这院子里住的也是一些有名的人物。他指着前边一间小房说，路翎就住在那儿。我问路翎是什么人，他说路翎是天才的作家，年轻文章写得很好。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过魏巍李庄的通讯报导在我们同学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学们都喜爱他们写的东西，杜高却摇头回答，意思是并不怎么样。
我参加土改后将近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了，回学校后我又去太原生产实习了。回北京时学校已迁郊区四道口，离他们那儿很远，我也很少进城，只在亲戚家中碰到过杜高，而且会面时间都很短，只谈过些家常。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们学校和人民大学合并。我住在铁狮子胡同。从这时起我去杜高那里的次数才比较多，但碰面的时间是不多的。因为星期天他常不在家，在家时客人也挺多。我找他主要是同他上亲戚家去玩，或者问他要戏票看戏。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谈话内容大约如下：
1，关于文艺方面：我问他现今我国有哪些很好的写工人的作品，希望他给我介绍。他回答的意思是，我国现今关于写工人的作品一般都很公式化概念化，没有什么介绍的。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评金星英雄》，于是很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很多同学都看了这篇文章，我说我们最喜欢看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不多向它们投稿。他却冷笑着说，写这些都是为了赶任务，拿点稿费，说教式的文章写起来没啥劲头。他常夸耀他从某工厂体验生活回来所写的一个剧本，说是充满着天才，连吴祖光也给以好评。在亲戚家中还戏剧性地夸耀了其中某些情节，我亲戚曾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这种思想感情未必健康。在归途中杜高却讽刺他，对我说，他只懂得农业，麦子、稻子，哪懂得艺术。这个剧本没有通过，让他重作修改。当时我去他那里，说我因为恋爱在闹情绪，并且把我的恋爱过程说给他听了，这是一个极不健康的恋爱过程，然而他却很爱听，说给我增加了灵感，给我写剧本有所启示。
2，关于恋爱方面：这是我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不是罗啸华爱他就是王蓓对他也钟情，他还要我给他介绍一个会俄文的女同学，他认为女人都是盲目崇拜的，在女孩子面前要把自己表现得很高贵，她才会爱你。当我失恋了，他说我太钟情，愚蠢，不懂得方法。于是向我传授了一套资产阶级式的方法，说必须要使别人把你看成了不起等等。他还向我作过一些表演。
另外就是谈他的生活了。说当个作家太舒服了。既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而且待遇也高，投篇稿子收入也不会少，吃花由你，生活不但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过得很高级。
三、关于保存反动证件的问题
1，当时的情况：一九五○ 年杜高去朝鲜时我去送行，当时他房中闹纷纷的。有的在帮捆行李，有的在帮补衣裳，我也在帮他捆被子。他将多余的衣裳，一条西服裤子、一件夹克、一双皮鞋，还有围巾、手套等送给了我，后来他就在桌屉中清书，有的书送给别人了，将他爸及他熟人送给他的书有关哲学的书及理论书还有稿件放在一口小皮箱内，这是一口没有锁的皮箱。他说了一声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恐怕我还要。我带着皮箱衣物等回到学校后，我即将他的书放在我的大皮箱的下层，和我的书夹在一起的，我的皮箱也是一口烂了的没有锁的皮箱。当放书时，我并没有发觉反动证件，我只看到这些书都是哲学理论书籍，与我当时的学习无关，所以也就没有理会它。他的反动证件是夹在两本很大很厚的俄文初级读本内，当时我只看到一本薄书里夹着一个很大的上海总工会的信封，这信封里装着杜高的几张照片，一颗民治新闻学校的证章，一个他在上海工作时的鉴定，还有一封短信，信纸已破，我给撕掉了。信是从常熟寄出的，大意是向他探问他们过去几个熟人的情况。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不了（大约是两个人），只模糊地记得下面的签名很大，大概写的是“柏森”，其他就只空白的明信片了。这些东西我都给扔在我的箱中了。他的那口小皮箱则剩下来装了我的换洗衣裳及他的稿件。杜高的东西和我的书我是用布皮包着放在我箱子的下层，上面放着我的衣裳，所以我很少去理会过这些。 我参加土改，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因而自己就忘记了这些东西，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问起过。
2，我为什么要保存反动证件
约在1952年12月我去太原参加生产实习，我在该小队负责总务工作，所以很忙。临行时我清理了箱子，同时也发觉了这些证件，但由于自己觉悟低，立场观点是反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引起我对这证件及杜高在政治上的任何怀疑，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保存了这证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相反地自己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认为这是杜高的历史证明，过去各阶段如果找不到证明人时这是最好的证明。因而应该给他交给他机关的组织。以为解放初期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所以没有交给组织，当时我就想把这些以及他的书、相片等都交给他，曾打电话找他，他不在。我因为要带小皮箱走，就把其中他的稿件交给了我姐姐。我是去平安里取款时顺便带给她的（她在平安里中央民族印刷厂工作）当时我要她交给杜高，如果杜高不在，她回去时就给杜高妈妈（我姐当时准备回家）。同时我还对姐姐说过，杜高还有东西在我那儿，我都拿来你帮我给他。我姐姐说不行，我没有地方放。1953年春我从太原回来后仍没有见到杜高，这一段时间他大概去工厂体验生活了。此后我就从没有想起过这些东西了，也没有问过姐姐稿件是否给杜高了。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要过这些东西。只他准备去重庆我在人大学习时，有一次他叫我把小皮箱及毛主席论文艺问题拿去，我就把这两件东西拿给亲戚家了。直到来内蒙时，我清理箱子，才又记起了这些东西。当时他已经去重庆了，同时还有他爸爸及熟人送给他的书，相片，我想将来一并寄给他。来内蒙以后我又忘记这回事了。因为自己心情还有些不安定，也从没有和杜高他们联系过，更由于自己的思想基础是反动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从没有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在自己的思想上一直没有重视它，所以杜高的反动证件及其他东西就这样长时期的在我这里保存下来了。
3，在运动中我为什么想交不交
在运动中学习了关于胡风第二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自己曾联想起过杜高，因为他和路翎接近，恐怕他被胡风份子利用过，这时自己想起了杜高的反动证件和其他的东西，因而思想上就背上了包袱。想到了杜高如果也是胡风份子而自己又保存了他的东西，这是一种隐瞒包庇的行为，是自己的罪过。因而就把证件从宿舍拿到了办公室想交给组织，当时自己思想还在斗争，主要是害怕，因为这些联系到自己出问题。同时还不相信杜高会是胡风份子。这时突然看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广告栏内剧本月刊上标出了杜高的文章“路翎的英雄母亲反映些什么”，而第四版上登的又是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这时自己就认为杜高不是胡风份子，不想交证件了，才采取了不但不向组织忠诚老实反而不相信组织的态度，恐怕一旦交出了反而会引起组织对自己的怀疑惹出事来。当时自己认识到了这毕竟是保存反动证件，不管怎样这总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同时又站在同情杜高的立场上，心想他既不是胡风份子我交出这东西来反而会给他生出事来，增加他的一份罪证。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认为不交比交好，想运动后烧掉它完事。所以就仍然将它收存了起来，这说明了自己是有意识地隐瞒和包庇杜高，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罪恶。
一、解放前我在岳阳读书，离家很远，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家过。同时家在长沙乡下，而杜高在城内。过去我和杜高是不接近的，很少见过面。他去香港和衡阳等地当时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妈来我家时，在闲谈时听他妈说的。杜高去重庆是在1954年去的。只听他说过是去体验生活，他走时我不知道，后来才听到亲戚说他已去重庆了。他去重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和他通过信。所以他在重庆的情况我也是不知道的。
二、交给我姐姐的全是杜高的稿件，没有其他文件，共有二卷，一卷是原稿，一卷是登了的剪报。这些都是1949年及1950年间解放后杜高在上海工作时写的，都刊登在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副刊上。稿件内容大都是讨论文艺创作问题及学习笔记等理论性文章以及影评。这些文章他后来已经综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在思想战线上》。稿件我交给姐姐后就没有问过姐姐了。后来不知她是否已经给杜高或者交给杜高妈妈了。
三、杜高去朝鲜的消息我是在亲戚那里知道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要去送行。这正是他出发那天的上午。我去时他们房中闹纷纷的。都在帮助他们捆行李、补衣裳，同时还在勉励他们。我也在帮捆被子，也谈了些勉励他的话。只在一个女同志给他毛袜以后他才对我说“她是胡风的×妹子”。我问胡风是谁。他说“是文艺批评家，中国的伯林斯基”。后来他在清书籍，他把书扔在小皮箱后才对我说了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以后恐怕我还要。这时房中仍闹纷纷的，外边锣鼓在响，有人喊车子来了。我就帮他搬行李。他在辞行，他是乘车，我是步行去车站的。在路上我们没有谈话，只在车站里他和我说过，朝鲜战场可厉害呀，这回去了不一定还有命回来。当时铁道部赴朝同志挺多，电影摄影机在摄影，他就在抢镜头了。同时他还在和其他同志谈话，我是站在月台上送行的群众当中的。所以没有和他谈其他的话。
四、撕毁信的原因是看到这封信信纸已经很破烂，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大水印。因而当时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留下的就给撕掉了。这封信很短。是刚解放不久从常熟寄上海的。署名模糊地记得大概是“柏森”。信的内容是他听说杜高在上海工作，来信探问是否属实，同时向杜高探问他们过去的两个熟人的情况。这两人的名字记不起了。另外就是说他自己的工作，记不清他是在戏剧队还是在报社工作。
五、解放前在长沙时只听说过杜高有个朋友叫汤永安，这人我没见过，现不知在何处。在北京时我所知道他的社会关系如下：
陈西：是杜高的堂姐，我的外甥女，现在农业部工作。住址：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农业部宿舍。
蔡亮：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当助教。
汪明：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田庄：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电影局。
陶冶：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交际处。
以上除陈西外我只认识汪明。在北京时我只和汪明相见过三次，没有和他谈什么。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杜高其他的社会关系我都不了解。
来源：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