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的成员是：汪明、我、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陈敏凡（田庄的爱人。在今年过年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舞回来在西单等电车时，我们开肖崎的玩笑，说我们现在考虑你进“家族”，要给你半年“候补期”，陈敏凡笑得最厉害，我们说，“你别笑，你自己呢？”她说：“我当然是‘家族’！”田庄说：“她是自己进来的。”）
二、“家族”之友：吴祖光、路翎、洪遒、肖崎。
三、还有几个自己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我们承认的：谢容明、吕伦（在上海歌舞团工作的，是田庄、罗坚的好朋友）。为了谢容明的事，我们争执过一次，罗坚说：“应该要谢容明，陶冶不应该有。”我和汪明说：“我们喜欢陶冶弟弟，你们不懂陶冶弟弟的可爱处。”我还说：“陶冶是家族最早的一个，没有他不行。”
还有一个自己也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承认的：尤在（天津《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好 ，五三年过年的时候他和他爱人在邓初民先生家里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大家一块儿玩得很好，但是他不满意罗坚和田庄。我从外面体验生活回来，尤在要请我和汪明吃一次烤鸭，汪明就邀了田庄、罗坚一道去，尤在说：“我凭什么请他们？”汪明说：“那凭什么请我们？”就不吃他的了。汪明回来告诉我，我也说那就不要吃他的了。从这以后他就不和我们来往了。汪明说：“这是什么家族？以后不许他那么家族家族的讲了。”我说：“他连家族的这点性格都不了解。就凭他这一点，不配入家族。”
四、现在还不是，但我们认为可以进入家族的是王蓓。王蓓先是和田庄认识，后来介绍和我认识了便有了很好的友谊，今年初我又介绍她和全体家族认识了，她立刻喜欢了我们全体，和我们全体玩过两次。最热情的是汪明，以后和她通信，并写信给在苏联的杜鸣心说我们多了一个朋友。如果时间再长一些，王蓓一定是会被我们拉进家族的。
五、田庄说，我们中还应该有一个年轻的歌唱家，那就全了。这人一直没有碰到。可见家族的成员是不断发展的。
六、由田庄、陈敏凡带来和我们认识的还有一个文椿，在电影局工作，和陈敏凡年纪一样大，一同读书，一同参加工作的。我不在北京时，她常和汪明、田庄一起玩，和罗坚、杜鸣心、陶冶都认识。她的家在北京，她请全家族到她家里吃过饭。今年过年时，我回来后，她又在家里请我们全体去吃了一顿。她的大姐和我们都熟了。我不在北京时，汪明有一个时候喜欢文椿，田庄坚决反对，因为文椿年纪太小，而且和电影局的一个男同志很好，后来他们正式恋爱了，汪明也没有再进行。
七、还有一个王正，去年一年中经常和汪明接近，立志要做批评家，和汪明、我感情都很好，他认识家族全体，但始终不能和我们像家族一般打成一片，我们嫌他的性格不明朗，有些世故。有一次我们提到他是不是算家族的，田庄坚决反对，说他根本不能进家族，他和我们的感情不深。我们一直不把他当作家族里的。但是，据汪明告诉我，王正是很想加入家族的，很想和我们做朋友的。我和汪明说，我不喜欢王正的是，他做人太谨慎，不像我们有话就乱说（指的是牢骚、小广播这些），他和我们玩实际上是因为想吃我们的东西（因我和汪明常请他的客），是贪我们的便宜的。他有了钱的那几天就不来找我们玩了。和王正的关系是一时好，一时又不好，不是经常的，长久的。
我们全体去过的：吴祖光家，洪遒家，陈西（我的表姐）家。
我、汪明、田庄、罗坚、陶冶去的：孟超家，朱琳家。
我、汪明、田庄三人去过的：路翎家。
我们家族内部是这么相约定的：一、对各人的大事（写作上的、工作上的）家族应该关心，要互相帮助。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我们有句口头话：“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我们互相常讲：“你千万不要找个乏味的 ，那以后我们都不敢上你家去了。”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我们有很深的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和我们是一样的。五、有时甚至讲，家族不许增加人了，就是我们几个。不许逢人就谈家族（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说，守不住秘密，所以这点特别叮嘱）。
六、家族是排好了哥哥弟弟的，按年龄排，不称现名，而是叫本来的名字或小名。
家族的最厉害的一条处罚是开除家族，轻者记一大过。五四年初我出去以前，陶冶随一个外国文工团工作回来，我们听人反映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我们就“熊”他一顿，曾以“开除出家族”来吓他。后来就说“记你一过”。再轻者就是平常用的一个办法，改叫“同志”相称。譬如，有个星期天田庄约好九时来的，结果十一时才来，害我们等了很久，我们一见面就喊：“田庄同志，你近来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呀，再见。”装出已经疏远了的样子来罚他。对陶冶用这个处罚最多，他从外国回来总给每人送一样东西，分配得不均匀时，拿到坏的东西的人就喊陶冶“同志”。
为了表示家族互相间的关系，凡是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的人回来都自动地带一些小礼物每人分赠一样。平日则可以互相乱拿对方的东西。
家族的全体团聚是每年过年，“五一”、“十一”这些节日。总要找一个地方去吃饭，大家说些祝福的话，每人说新的一年的理想和计划，然后大家在一起再找个地方去跳舞或玩玩。一九五三年的除夕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回青年剧院跳舞。一九五四年除夕仍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到电影学校跳舞。第二天上午在尤在处吃饭，晚饭在路翎家吃。第三天在吴祖光家吃饭，第四天在朱琳家吃饭。一九五五年除夕仍在洪遒家吃饭。第二天吴祖光请我们和夏衍的女儿一起到和平餐厅吃西餐。路翎请我们三人吃饭。－－除了过年过节一定得聚在一起外，其他星期日、星期六晚上也是在一起玩，但人不一定那么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的内容是聊天，就是谈文艺界的、我们听来的各种各样的事，其次就是到公园去，去的时候多半是喝茶，仍旧是聊天，再就是到吴祖光等人家里去玩，仍旧是聊天。再一个内容是跳舞。在这些聊天里面就是传播许多各方面听来的流言蜚语，消息，或自己工作中的对领导和同志不满的牢骚，和谈读一些作品的意见。
家族在今年大家觉得要用集体的力量鼓励帮助做的事，头一件是蔡亮的《借宿》这张画。从开始画直到完成，这中间我们和他谈，启发他想，提意见，去看。其次是帮助田庄写完他的长诗《杨根思》，这诗的开头几节写得十分好，但田庄一向不努力实践，多空谈，我们就商定非激励他写完不可。再其次是要帮助汪明找到一个爱人。对于汪明的《第一次功勋》上演，我们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功，我甚至决定写一篇批评文章。我们说“汪明会红起来的”。
平常我们在一起时谈文学，谈这个文人，那个文人的事，有时都谈腻了，于是说：“以后禁止星期六星期日谈文学。”那么，谈恋爱问题谈女人成了我们在一起的谈的很多很多的内容。
今年中，本来还有一个打算的，是田庄、汪明和我合写一个电影剧本，由汪明写初稿。田庄说，反映抗美援朝的剧本一个也没有，写出的要不得，他把几个打字的剧本给汪明看了，他们说：“看了这些剧本更增强了信心。”我回来时，他们早已把剧本故事拟好了，只差写。田庄对这事最急，他并且说如果通过了，稿费有五千万，我们拿了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用，流浪儿要疯了。我们谈着这些的时候，兴高采烈，在汪明的床上乱滚，把头钻进被子里。田庄还要我把勘探队也写一个电影剧本，他说，电影局的那些人反正写不出。我们商定，凡是电影剧本不管是谁写的都用三个人的名字。还说要是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也要买它一座小四合院，大家住在一起，那时就真成了一个“家”了。
家族还有一种性质的活动，是为了家族中某一人追逐某一女同志时，全体陪他一齐去，从旁为他出主意，帮忙，并且，用我们的话说，是要在这个女同志面前“显示家族的威力”。事实有：一、一九五四年除夕，我们全体到电影学校去跳了一个通宵的舞，是为了罗坚追求一个叫贺小书的女同志。我们大家都对贺小书热情，使她感觉这一群人都好。后来又由新凤霞去向贺小书提出，此事没有成功。二、陈敏凡在电影局她接触的女同志中宣传”家族“，有一年纪较大的女同志（俄文老师郁虹）对汪明很有好感，我是最极力主张汪明去和她恋爱的，汪明不干，我和田庄甚至对汪明说“我们用家族名义劝你”，他仍不干。在这之前，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过舞，陈敏凡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女同志，我们也显示了一番所谓“家族威力”。三、王蓓年初来北京时，因为她和我的友谊确实很好，这友谊中互相都有一些朦胧的爱意。田庄等是极力主张我追王蓓的，我自己不能决定，但她来北京时，我们家族聚在一起和她玩，也是这种一显“威力”的举动，使她羡慕我们这一群。四、美术学院和蔡亮的爱人张自疑一起的一个女同志，人很好，是个党员，蔡亮说“汪明大哥可以试试”。我们也一齐到张自疑那里玩，认识了她，故意地捧汪明。后汪明感到了“痛苦”，他也不干。
这个“显示家族威力”也成了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们的这种得意忘形的“显示”，不仅用在追逐女同志上。就是接触年长的人，我们也是显示我们这种“友谊”，想使人来羡慕我们的。如在洪遒家、肖崎等面前以及凡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我们都“显示”。对于同辈的青年，则更是“显示”。我们有句话：“要使他们感到怪，为什么这几个人总是在一起？”在青年剧院，电影局等地方的晚会上，我们总是一起去，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羡慕”，要使人们都知道我们。
家族还有一种顽童式的流氓恶作剧活动，如在公园里偷看接吻的情人，故意站在他们附近，使他们接吻不成。如在电车上高呼对方的名字，喊汪明叫“汪静轩”，“小汪”，喊我则“李传惠”，“惠惠”，过年时请路翎到西单去吃饭时挤在电车上，我们故意高声喊“徐嗣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恶作剧。还有就是在电车上的对话故意引人注意（汪明最爱这样），如“你刚从苏联回来”，“我们在平壤的时候……”等，使人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如在大街走着走着忽然大家蹲下。还有一次我和汪明在街上走着 ，前面有一个女同志拿了一本《人民文学》，我先喊汪明一声：“树理同志，慢走。”以为那人会回头看汪明，结果没有，汪明再大声一点叫我：“俞平伯先生呀，”那人仍然没有回头，我更大声喊：“胡风兄呀，”那人回头看了一下汪明。这种恶作剧不计其数。我们彼此间也互相进行恶作剧，我们都有一些遇事就紧张，夸张，神经过敏的毛病，尤其是我，所以汪明常编造消息来使我神经紧张，慌乱。譬如，他有一次从外面跑来，说电影局贾霁正在写批评我的文章，《文艺报》 即将发表，害我一夜都恐怖。我也报复过他，如我学许克城的声音打电话给他说：“蓝光同志要你重新检讨……”把他吓得很厉害，等等。我们还有一种拉拢人的活动。譬如汪明在剧院，为了和剧院的关系搞得好些，就和剧院的某些同志把关系搞好。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汪明和王正 是特别好的，因为汪明的戏在剧院里排，王正在剧目组工作。有一件事，我在成都时，曾托吴一铿同志带一双质料很好的布鞋送给汪明，汪明穿大了些，田庄穿正合适，可是汪明却把它送给了王正，田庄对我说，因为王正在剧院搞剧目，汪明这样做是为了把关系弄得更好。（当然，和王正的关系不完全是利用）我回北京后，因为写剧本，王正也常来关心，我也是像汪明一样对他很好，常请他吃东西，把关系搞得很好，这里面也有因为他是搞剧目工作的，关系好了，剧本会得到介绍、支持和更多的帮助的便利的成分。汪明在剧院还请过一些人的客，这也是为了“把关系搞好”。
我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能说会道”的小文人，我们以“许多文人的朋友”自居，而且晓得许多的事情和消息。在我们的朋友中，路翎是重要的一个。我们先是以认识路翎为荣，后来在另外的人面前我们就是路翎的好朋友。关心文艺界的人常问起路翎的情况，我们就说路翎最近在搞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很亲密。有些人想知道路翎的一些情况就来问我们。
在我们和路翎的接触中，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去尊敬的，很相信他说的话。尤其在写作上，求他的帮助。和路翎的友谊的形成，在我们是主动的，我们先以生活上和他关系搞好，请他的客，拉他和我们一起玩，后来就发展到我们完全支持他，并听他的话，受他的利用和支配了。
我们除了向别人去宣传路翎的为人和写作努力这一些以外，我们自己也常背地里谈路翎，而且想学他的样，我们说路翎那样的生活才像一个作家的生活，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专写东西。田庄说：“我们在恋爱上谈得太多了，浪费时间，空想也太多了，你看路翎就是和那么一个普通的女子结了婚。他在这上头不浪费时间。”我补充说：“一个 真正想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的人，他就不能不在生活上牺牲另一些快乐。”汪明更是羡慕路翎那间屋子，那种生活方式，甚至他已经开始学路翎写字了。－－这是在生活上。
在文艺上，就是我们更强调作家的写作实践，更强调作家的想象力，而轻视艰巨的生活实践，以及对革命的忠诚这一些根本的问题了，这在我表现最明显。路翎的书出得多，是我顶羡慕的一件事。这种影响最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因为它最容易实现，只要努力写就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正投合了我们的口味。
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在政治上所持的态度。这是路翎看准了我们的思想弱点的要害而进行毒害、争取最厉害的一点。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虽然在革命队伍里，还摆脱不了对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旧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处在逐渐改变和动摇状态上的，路翎就在这个时候来一击，我们就很快站到他一面去了。譬如我们在青年剧院的时候，在闲谈中，他就说朱漪、吴一铿、吴雪、赵越、金山这许多人的坏话，我们当时以为他到底是作家，看人看得深刻，看到复杂面，看到里层里去。在谈到每一件事时，他总是渗进人与人的利害关系进去看。如剧院演《方珍珠》、《保尔》，不演他的戏，这些。把这些一联系到创作上，我们就以为一个作家看事物不能太简单，要看复杂面，就更是相信他了。路翎对我和汪明讲的“同辈青年妒忌心理可怕”这一句，使我们受害最深。因为这话好像又含有捧我的意味，以为自己真有什么可以让人妒忌的。所以我们就把在东北受到的批评完全归于“同辈青年的妒忌”里去了，而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另一含义就是又好像我们和他之间的“命运”是有共通的，只不过他今天的“成就”更大，遭到的“妒忌”更重罢了。这以后，就使得我们更相信路翎，什么话都去和他谈。我们在写作上和体验生活上的计划总先和他去商量，听他的意见。好像他的主意总是多一些，看得远一些。
路翎联络我们的方式是以汪明为中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只要和一个人密切就是一串。路翎因为和汪明一直在一起，很熟，从汪明那里知道我们全体的情况。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找我们两人，而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时，是他说：“再找一个田庄一块来玩嘛。”
我们为路翎服务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为他作义务宣传，扩大他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把听到的事告诉他，和从他那儿听来一些事又传播到别处去。其次，…………
（以下缺，档案原件如此）
李超同志：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岳野
即
（此件边上李超批示）杜高问题材料李超 8.12
来源：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