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谷城县三中教员，1934年生，1950年元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调入衡阳市团委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享受调干生待遇。1957年上期因病休学回家疗养，同年10月被限令回校，旋即被打成“有纲领、有策略、有组织、有计划的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团籍、留校查看、取消调干生待遇之处分。我无法接受，然而我想历次运动都有复查，便等待着反右复查的到来，打算到那时再行申诉。我于1958年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绝不是右派，我没反党、也没反社会主义，……我坚信日后定会水落石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搜出这封信，被认定是“保存变天账、企图翻案、恶毒攻击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招至了长期的残酷的批斗。但我始终坚信党的英明伟大，今特向您们上书申诉、请中央甄别。
一、关于所谓我的“反党纲领”问题。据对我划右的“结论书”称，我不仅有反党政治纲领，还有反党经济纲领。其实真相是这样的。1956年学校开设有“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国民经济”一章时；老师在课堂上举行了课堂讨论会，号召大家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积极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十点设想”，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工农业发展比例，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业。第二，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增加轻工业的比重，以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第三，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可将部分国防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第四，减少常备军、推广生产兵团制，争取军粮自给。第五，生产部门要尽量减非生产人员，降低成本，相应降低工业品价格，并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第六，切实大力地裁减行政机构，精简人员，说服工薪人员降低工资。第七，适当减少农产品出口量。第八，减少统购量、开设粮食自由市场，通过自由市场收集农民余粮，以弥补统购之不足。第九，大兴水利，增加化肥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第十，工厂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产生，厂长由工人选举或工管会推选产生，厂长受工管会的直接监督。当时，任课老师对我的发言进行了肯定和表扬。可一年后开展反右时，对我这个发言逐条逐句批驳，无限上纲，认定第一、二条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第三、四条为“企图削弱国防，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第五条为“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第六条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第七、八、九条是“攻击党的农业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第十条是“贩卖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货色”，加之当时我穿了件军绿色罩衣，说是南斯拉夫式样，由是我就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走狗”。对这种颠倒黑白的罗织罪名，我是绝不能接受的。至今我仍认为我的上述发言的基调是符合党的八大精神和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思想的。在六亿农民的中国，建议加强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何罪之有?且精兵简政为历代兴邦良策，也为党在延安所成功推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为何出自我口就大逆不道了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我的这次发言全错了，当时我只是个入大学不久的低年级学生，根据教学内容，在正常的课堂讨论时，抱着学习求知的态度发言，纯属学术探讨，没有在其他场合宣讲，也没有向出版单位投稿，更没有上书党政部门，怎么一年之后变成了我的反党经济纲领呢?!至于我的所谓政治纲领就更离奇了。1957年上期当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大学管理体制的讨论，有提出“教授治校”的，也有倡“民主治校”的。一天我与同班同学闲聊，我说，“看来有些教授对党委负责制有意见，说是影响了积极性，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如果没有党领导，是行不通的。我以为最好能建立党领导下的民主治校制，举行教师职员工人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务委员会来管理大学，校长由推选和任命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这样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反右时这位同学在压力下交待了这次闲聊内容，由是说我要否定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的民主治校，并武断认定我说的“党领导下”只是个幌子，并不断上纲上线，竟变成了我的反党政治纲领，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关于我的所谓反党“有组织”一说的真相概述于下：1956年李达校长传达最高国务会议精神后，武汉大学开始出现大字报和大字报社。1957年中央整风决定传达后，全校相继出现了几百个大字报社。我班大字报社的社长是邓凯鑫同学，我是七名编委之一。在讨论给大字报社取名时，我说铁铲是工人和农民都使用的工具，就以“铁铲”命名，象征工农大众一起帮助党铲除“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股歪风)。大家都同意了，反右结论书竟把这个大字报社说成是我的反党组织，我便成了“有组织”的“极右”了。我想不通，武大当时几百个大字报社是响应毛主席“三大”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成立的，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反党组织呢?“铁铲”社有七个编委，社长不是我，怎么一下子成了我个人的反党组织呢?真可谓指鹿为马，太霸道了。
三、所谓“有策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57年夏武大党委宣布停课鸣放整风，各系成立了鸣放领导委员会，各班成立了鸣放领导小组，我被推选为班小组长、系委员。一天上午人们纷纷涌向行政大楼，传闻人事处王勇副处长扬言要对鸣放者搞“秋后算账”。我去时只见人山人海，王勇站在人事处门口走廊的椅子上，脸色苍白，大声解释，有人大呼口号，有人竟声言要捣毁人事处，查找档案。我意识到可能出乱子，怕有害正常的鸣放整风，于是挤上去劝阻那些领头呼口号的人，竟遭到那些人的谩骂和推撞。我愤而离开了现场，回宿舍起草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对左、右倾》，呼吁大家保持理性。维护正常的大好鸣放局面，警惕左、右言行的干扰。后来“铁铲”大字报社多数编委不同意张贴我写的这张大字报，认为会给群众泼冷水。我一气之下把这张大字报撕了，而且几天后我便因病休学回家去了。就这么一件事，反右的勇士们竟给了我几顶桂冠，一曰我热衷大民主，是制造“行政大楼事件”的骨干分子，二曰我有别于赤膊上阵的右派，是个讲究策略的阴险人物，这张大字报便成了我“有策略”的唯一证据。真可为谓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四、至于所谓“有计划”之说，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完全是“结论书”的执笔者居心诬陷。此人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因为1956年在对待河南灾民问题上我与他态度相左，进而结怨，故他借反右之机，公报私仇，请领导查证。
上述内容如查出有不实之处，愿受加倍惩处。候示
此致
湖南北省谷城三中教员 侯河清19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