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愈旺 王宓君 武思训 王靖寰
潘祖福 张继铭 曾 文 张铁生 罗志立马德蓉 王 歧 向 严 廖 超 陈世傑于公亮 康心浩 杜秀屏 张清惠 吕彤臣文明怀 凡 荣 张河清 刘昌华 沈洛三马继祥 孟广信 曾鼎千 杨建中 王国宁陈俊骞 张 闻 吴志峰 陈 实 郑宝德
时间:1967 年 9 月 5 日上午
参加人员:司徒愈旺、(原石油局，副总地质师，现石油科研究所副总地质师)王宓君、武思训、王靖寰 、潘祖福、张继铭(以上五人均系地质工程师)
召集人：8.26 四中分团三人，兵团一人(先到会、后离开会场)
开始由兵团的同志和 8.26 谈了谈成都的形势、以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了解焦益文，57 年被打为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希望大家无所顾虑，畅所欲言，充分利用四大民主，本着毛主席实事求是、弄清是非的教育，为着揭开石油系统、会战领导小组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王宓君：焦当初构成右派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定为右派，是极右。先到黄十一井劳动，不到一年就到了川东蓬莱油矿。那一段时间表现很好，说是他能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劳动肯干，能改造思想。搞得不错。后来就摘了帽子，后来到了川南泸州。
当时搞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上面就发了文件。把焦益文的一些话都打成文件。叫大家学习，讨论。文件中，焦益文好像说过什么，逼着鸭子上架，抱着金饭碗， 天天叫苦穷，还有勘探方针的问题。那时随着焦益文的文件发下来的，还有薄一波对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谈话。当时材料发下来，大家认为这些是学术问题，勘探方针争论是有的。材料发下来，大家也搞不清上面是什么意思，就叫对焦的文章进行讨论，也不说什么，有些也对焦益文的文章表示同意。比如：罗志立认为，焦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他们就搞薄一波的那一套，引蛇出笼，把他抓住。说他同情右派言论，那就抓住不放。每次运动都整。那时就是从焦的问题开刀，一直往下整群众。先是党委讨论， 后 9、10 月就是整群众，说有些人是焦益文的红人。9、10 月以前就是根据群众讨论，谁同意，就抓住谁，搞一个星期的鸣放再说，其它大家讨论了一个礼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
那时他跟技术干部比较接近。技术干部也愿意跟他一起搞。他对知识分子也不是不提改造，也批评，他做的工作也比较耐心。他对技术干部也比较了解。
司徒：他对技术干部是做工作的。比如，56 年曾鼎乾与包茨闹矛盾。他一直对曾是比较重视的，这次也批评了他，焦做了工作，张忠良也开了座谈会。至于工作做得怎么样，还可以考虑。
而何千里那一来，就是骂技术干部，动不动就骂臭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根本不敢找他。那时，城工部也经常找我们谈，我们也发牢骚。
王宓君：何千里是一个杀神，动不动就骂人。而焦接近技术干部，经常跑野外。
武思训：他还谦虚的，不懂就问。学看多遍啊！虚心学。
王靖寰：技术干部都比较愿意接近他。
王宓君：你说焦益文是右派，那么多群众都愿意接近他，那就都有问题啊！？
定右派还有个三字经，那是陈实起的草。后来就把他写的拿出来分析批判。文章主要是讽刺李滋润开会又臭又长。拿到群众中去批判。在群众中他没有斗好久。
司徒：李滋润当时开会就是又臭又长，做个报告，一上午。又不知讲了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听。那时斗他时， 是上面搞材料，还要群众划清界线，讨论。
康世恩原来对焦益文也很感兴趣，主要是焦益文在技术上比较行。每次部里开勘探会议都叫焦去。他又肯学， 而李滋润来什么也不学。他跟群众打成一起，肯钻。我看这还是他的长处。康世恩就是在焦的问题搞出来后，对他的态度才变了的。61 年下半年，康世恩说焦益文还是让他出来嘛！
王靖寰：对！好像 61 年下半年康世恩说过这话。
司徒：由于康世恩谈这话以后，焦益文摘了帽子，当了生产处副处长。当时他劳动时，工人跟他关系很好，他管仓库管的很好，搞得井井有条的。他也会写文章，搞点什么合理化，工人都愿意找他总结经验。他工作很谦虚， 比较爱听群众的意见。以后当了副矿长，他是一步步的提上去的，根本不是篡夺领导权。我曾经问过马文林，他在川南的工作情况，马文林说“他工作得很好”，当时党的一些扩大会议，他都参加。
武思训：焦益文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对四川石油勘探是有贡献的，是有一定成绩的。52 年，当时的办事处只有八个人，他是军代表，后来他到总局去再三要求，才有司徒带了 11 个队来搞勘探，他对四川石油勘探组织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他给地质局搞协作，训练地质干部，白手起家，把四川的石油事业搞起来的。他经常到野外跟地质干部一起学习，深入基层，跟工人干部经常在一起，学习、生活在一起。他对于技术干部有些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 他都帮助解决，群众也希望找他。
司徒：何千里、李滋润他们根本不深入基层，不学习， 技术干部向他反映工作上的困难。他既不解决，还要骂。
武思训：焦益文当时抓的是地质，也学了些东西。所以 57 年对四川石油勘探提了些意见。当时他提出的气是比较现实，要把手里有的物资资源利用起来。而油勘探还是一个没有头。要搞油，还要普查。要搞很多工作，才能定下来。但薄一波一来就把四川的油气勘探投资缩减了一半。当时焦益文认为薄一波不了解情况，就写了一个东西，谈了一下这个问题。认为油气应并举。这也是他构成右派的一罪状。他对四川的石油工作是比较熟悉的，他提的意见比较是合理的，而是通过组织向上反映，他的意见代表相当一部分技术干部的意见，不能说他们是反党，他提的意见好得很。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证明当时就是有气不用，他提的意见好，在他领导的期间，工作是很有成绩，他对四川油气勘探是有贡献的。我对他的看法还有一点：就是他给石油局写的报告，我没看过，不知里有没有反党言行。第二点，他对李滋润的问题，李说话就是又臭又长。焦益文对他有意见，焦引用主席的话来批判他，这又是一条罪状。他对技术干部的使用是有缺点，突出政治强调不够。这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直到毛主席提出强调“四个第一” 和学习解放军的时候，大家才对突出政治才有一定认识。他对知识分子的帮助是比较耐心的，经常批评他们，提出意见。他跟何千里，李滋润有矛盾，但他从不向外说，就是党员也不清楚。
整焦益文后，整群众，把我们说成是焦的红人，画漫画，后来都（？？）不让提意见了。那时就把焦的问题定下来，叫我们与焦划清界线。
司徒：主要问题是他与何千里的矛盾。武思训和其他同志：“还有李滋润”。
司徒：可以说焦的问题是何千里给他的政治迫害。何53 年从贵州来，业务又不熟，又不能领导。焦当时就是军事代表，他不能不依靠。后来分成了两个处，他们有矛盾。54 年整他的时候，陈刚、刘文珍也来了，他们是袒护何千里的。焦益文的群众关系好，很多技术干部都听他的。何千里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只有温亦然、廖超他们是一伙的。以后，李滋润、黄凯，都是袒护何千里的。所以把他搞下去，这当中有宗派主义。何千里在这儿搞这套到石油学院也搞这套。61 年摘掉帽子，说他改造得好。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康世恩曾说过焦可以用。
在这种情况下，给焦摘了右派帽子。
王宓君：焦提起来后，主要管气田建设。65 年搞了长纳集输管线，张文彬为了和化工部争名争利，要求提前投产，当时焦提出工程有很多地方没搞好，不应该投产。后来，张文彬大骂老右派跳出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66 年一月，张文彬在会战领导小组、在党委扩大会上说。焦益文没有时间搞他，以后四清再搞他。在冬季整训时，搞了他。当时在他主管气田时，学大庆在阳高寺搞规格化，栽了树， 栽了些草，也只有桌子那么大，当时外国人经常来参观。
司徒：实际上，搞规格化也不能会算在他头上，他没好大权利。他经常到下面蹲点，与群众的关系很好。阳高寺的一些工人买鞋子，根本不能算在他头上。川南矿区搞什么茶馆，这才算真正的修正主义。在没有整他以前，马文林还说他搞气田管得很好，工作有办法。但反动路线一来。就成了搞修正主义。
王宓君：说走资本主义道路，马文林为什么要表扬他工作作风好？当时，管理局还是大吹阳高寺?为什么前两月表扬，后两月就成了修正主义？
司徒：焦是有刺的，犯“上”不犯下。孟庆瑗当时当地调处长就像霸天。焦平时不爱吹捧，敢于斗争，没有奴隶主义，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他没有把党内的东西拿出来讲。武思训，你清楚他们的矛盾不？（武：他也没有向我们讲。）就是党内也不清楚。
王宓君：去年打算把他打成走资派，把一批技术人员算到黑线上的人物。
武思训（ 指着焦的『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 “ 地下资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的，新的天然气田还是偏偏又出来了。”说：这说得很好嘛！当时地质工作者就是越打到气越泄气。黄瓜山当时打到了气， 还要我们做检查！
司徒：部里对气一直是不重视的，直到 X 线建设才开始重视。焦益文当时主张上地台，也主张利用气。因薄一波的到来，削减了投资，钱不够。焦益文有意见，他反对片面的找油把气丢掉了，这不是他的意见而是群众的意见。现在也是开发气田，找寻油田嘛！
王宓君：当时焦领导时，每天晚上都干，也没有发牢骚的。干部并不在乎张文彬搞会战的压力。当时心情舒畅。而张文彬就搞得很紧张。那几年还是有成绩的。自贡的自流井试验，地质情况的了解，不像张文彬所说，没有成绩。张文彬却骂四川职工像猪，碰壁也不回头。
王靖寰：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
司 徒：就是政治迫害。这并不等于四川工作没有缺点。但应算到谁的头上？当时连井位都是部里康世恩定的，四川地层复杂，又不听取群众意见，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应算到部里，不应算到四川和焦益文头上，如果他不下去，让他和群众在一起，四川的工作肯定更好。
王宓君：焦益文整下后，群众根本不敢说话了，一说就是反党。会战期间，更不敢说，连技术民主都没有了。
座谈会结束时，8·26 的同志，感谢大家在座谈会上的谈话，感谢大家为弄清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所表现的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彻底弄清石油部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开石油系统的阶级斗争盖子。
我 1953 年九月到局党委办公室做了一般工作。54 年何千里与焦益文常意见不一致。56 年二月后，党委秘书是安裕德。是否他插手过，如康心浩。我都没有料到焦要成为“极右分子”。认为他爱提意见， 我总觉得在石油局一向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从没有提过毛泽东思想，如常提黄书记又如何如何好，部长又如何，又如何提薄一波等 我的感觉总认为，焦李（振）爱提益见。何千里、
张忠良一直对焦李有意见，李滋润是省委认为怎样便怎样， 偏于何的一边。
焦当时认为薄一波砍掉天然气投资不对，而当时部、局中的领导，总认为天然气无足轻重。
总之打成极右是影响很大。使后来我们一般干部说话都小心翼翼，特别技术干部，学术上也不敢谈，怕冒犯上级走焦益文的下场。
对焦的处理。何千里烂点子最多。
焦对技术人员照顾较多，何千里是冷淡，大刮胡子， 致技术人员不接近他，怕他。知识分子出生不好的，一出问题便要整。康心浩及廖超等人是何的亲信。丛范滋焦没有提。……
调查人：陈太彩等 1968.1.26
57 年的问题起初是大鸣大放。焦益文经常爱给何千里抬杠。李滋润反正是省委说啥是啥。焦益文造反精神好。
起初是鸣放，焦本来对何千里有意见。他就拿出了大字报三字经等。后来，就说他和社会上的右派比较相似。就在党内讨论，统一认识。但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是极右分子。我与小马（德荣）都议论过这个事情，说以后说话要小心。焦的问题影响大，不但技术干部不敢说话了，政治部的人员也不敢说话。怕说错。后来李滋润宣布是极右分子。也没有看到什么批示表。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调子在一天天增高。
他给唐克（部党组）的信。现在认为是善意的，正确的。
对他这个人的看法，觉得比较好，钻技术，认为是党内的专家，有些得行。但认为他有些骄傲，他对何千里是很不满的。他说何只管进尺，不管有不有油。
省委揭他的帽子，陈修可能了解。揭了帽子，又很快的当了处长。到 63 年，又叫他做天然气副处长。当时我就想，尤其是看到威远气也很好，我给人说，焦原说四川天然气好，现在的确是好。原来还是说对了。唐克有个信说， 假设说是由于那封信打成的右派分子的话，我说是不行的， 是不够的。
焦益文问题调查组 1968.3.4 中午
（张是研究所总工程师，1960 年曾主持川南天然气合成油厂的筹建，也组织过合成油的研究工作，该厂兴建又中途撤销。）
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方针问题，在石油管理总局时期， 就存在着“天然”与“人造”的争论。55 年成立石油部除加强天然油勘探外，也着手抓各种人造油的发展。57 年秋， 石油部派副部长李范一和部长助理刘放率工作组来四川检查有关天然气工作情况，提出了天然气开发利用意见。其中，仅石油部批准付诸实现的内容之一，便是成立天然气研究站，重点进行天然气转化制合成油原料气的中型试验。
（合成部分采用石油六厂的中压铁剂方法，在锦州进行实验。）并将投资 80 万元下达四川管理局。责成将中型试验装置建成后交研究站投入试验。但这一工作并未得到认真支持。（按：这时就是在李井泉借焦益文提出用天然气制合成油的建议和批评，被其加“反对党的方针”大罪的时候， 又怎么能“支持”呢？）上下推拖达两年之久，装置迄未建成。60 年春，因为天然油勘探尚未取得显著成效，对天然气合成油又一度重视起来。余秋里在一次党组扩大会上严厉批评说：“像乌龟爬一样，”并说“只要你们研究出来了，我倾家荡产搞一百万吨也要上”。为了进一步落实扩大试验和建厂规划，还组织了石油六厂、川南矿务局、抚顺设计院和天然气研究室等单位先后在东北和泸州讨论。并确定先建两套扩大试验装置。（即川南合成油厂的 249 和250 车间）接着天然气研究室的中型装置和川南合成油厂的249 车间先后于 60 年二、三季度基本建成投入试运转，由于运转时间短，转化催化剂和设备等都还未过关。接着大庆油田发现，人造石油的发展转入低潮，天然气合成油的试验便跟着停止了。从技天然气制合成油并不复杂，但在造气方面的转化催化剂或“部分氧化”的转化炉型和材料等问题还需要进行工作，在合成方面的反应有结构如液相产品的分离也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在大规模建厂之前，中型和扩大试验是必要的。在经济上讲，从取得同样数量的液体燃料来比较，用天然气合成油，在建厂投资、钢材用量、和成本方面，都比天然石油贵，还有人说： “天然气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燃料，把它变成油是倒退了”，这在一定条件下说来是对的。但经济上的核算不应单纯以液体燃料为基础，而应以油气水三相产品综合利用为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了建设内地的问题，从石油系统来说，如何确保主席这一英明号召落实贯彻？当然，认真加强天然油的勘探是必要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从四川地区天然气现实资源出发建立适当的天然气合成油工业基础。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平时多出化工产品，战时多出液体燃料的可能性。从四川地区十多年来实践证明，那种武断专横、片面强调天然油， 排斥其它因地制宜的途径，把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孤注一掷的做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而且已经造成了损失。在主席发出关于在内地找油找气的指示三年之后的今天，四川的液体燃料生产仍然停留在 X 万吨原油的水平上，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张铁生 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马克思主义包括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 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0、3、15 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一步地爬行。 （1967、10、1 解放军报社论）
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四川盆地从 1953 年开始勘探。先在江油和龙泉山进行了钻探。后在隆昌、石油沟、黄瓜山等地进行钻探。到 1957 年时，已发现隆昌、石油沟、黄瓜山等气田。并从地质上已有把握展望川南是个气区。在经过 1954——1955 年对自流井气田的研究，对川南裂缝性的气田规律，已有一些初步认识，并提出一些在川南找油线索。在一般地质干部中， 认为川南拿气和开气是没有问题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经过江油和龙泉山等构造的钻探，特别是对后坝含油砂岩的勘探，对找油来说还没有苗头，这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况。焦益文当时向部党组提出意见，对他的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我们在党外和基层是不清楚的。但就该文提出的主要论点：开气找油，以气为主，在川南找气的过程中找油等等，是反映了当时四川勘探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部分地质技术人员意见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焦益文没有反对在四川找油的企图， 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明：（1）、他没有反对上川中地台的言行，真正反对上地台的是当时管理局总地质师曾鼎乾， 而焦益文对他的这种行动是有批评的，这可以由焦益文写在《石油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油气找出来》得到证明。二、就焦益文当时提出的在川南开气过程中，找油的论点来看，本身也足可以说明他并不是反对在四川找油。再从当时一般地质人员对川南气田的认识来看，在气顶的外围找油，或在气区的其他构造上可以找到油田，这也是合符地质科学理论的。故焦益文提出开气过程中找油的论点，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对找油来说，还具有积极性的一面，更不能说明他是反对在四川找油的。
1、在 1953 年到 1957 年期间。焦益文主管地质工作， 和我们接触较多，常在一起讨论研究技术问题并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2、焦益文经常和技术人员到野外地质队了解情况和观察地质现象，平时也爱阅读地质文献、刊物。所以在领导干部中，他的技术知识较多，业务能力较强，能独立思考， 阐明自己的见解。
3、帮助解决一些地质与钻井之间的矛盾，如勘探布局、取心、试气、采气等等。一般来说，他能坚持正确的意见， 支持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
4、注意发扬技术民主。在他主管技术工作期间，还能及时召开勘探会议，总体设计讨论，采气会议……以总结工作和交流经验，尽管做的不够，但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在平时和同志交谈中，未曾泄露党内机密，也未散布流言蜚语。
6、有骄傲自满情绪，喜欢表现自己，特别是对技术问题，有时现学现卖，爱自我吹嘘，卖弄笔墨。
7、对某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分重用、迁就， 如曾鼎乾、孙自权等，不是从正面团结批评教育他们。
8、贪图生活享受，讲吃、住、穿。不艰苦朴素。给于人们的印象不好。
（签名 ） 1967、8、19
调查对象：外交学会马德荣 （原在四川石油局及省委工业部工作）
调查问题：焦益文问题 （附本人为焦写的材料）
我在西南石油地质处工作时，他是处长，我做机要秘书。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时他做副局长，我在党委办公室。
对于焦益文在 57 年反右中定为极右分子的情况，因为已十年了，详细情况记不太清楚。大概情况如下：
反右中焦的主要错误就是说他反对石油部和四川省委在四川找油的方针。记得他主张先采天然气，在采气的同时探索油层，发现油田。（因我不懂技术知识，大概是这个意思）而石油部和四川省委即主张要打油井，而且大量削减探气的投资，放弃天然气的开采。焦益文向石油部和四川省委详细汇报过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未被采纳。大概56 年左右，薄一波去四川检查工作，又做了在四川找油的指示。这样在四川找油的方针就定局。焦因此认为石油部与四川省委对四川的油气情况未作很好的调查研究，主观定出找油为主的方针是不对的，曾化名“焦植”，在石油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以后又向唐克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对在四川找油的看法。大概在这两篇文章中有些用词比较尖刻，（现在看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例如说石油部是“瞎子”，“抱着金饭碗天天叫苦穷”（指四川有大量天然气不开采），“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指薄一波去四川对找油的指示），大概还有其它类似的一些用词。57 年反右中就批判，如反对石油部和四川省委的找油方针，反对石油部和中央负责同志对四川找油的指示，上纲为“反党纲领”。其他方面好像还有：“走专家路线”、“反对企业中的政治工作以及骄傲自大，不尊重同级和上级党委领导”之类的错误。反右后就根据这些定为极右分子， 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基层劳动改造。
反右前，在我们一般干部的印象中，这个干部出身和家庭关系都较好。（干部子弟）很小就参加了革命，进步快， 工作肯钻研，在业务方面比较熟悉（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他为半个专家）。但是比较突出的是骄傲自大，对同级和上级不尊重，工作中不亲抓政治思想工作，只依靠工程技术干部等错误。所以，反右中定为右派。我们认为还是在勘探方针上的问题。当时的批判材料，就是从石油部转来的两个文件（前面已讲内容）为重点材料。
现在看来。焦益文同志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调查一下。很可能由于石油部和四川省委李井泉等走资派，对来自下面干部的批评意见听不进去，反过来说别人反领导， 反党。同时，应该很好的分析一下焦提出的勘探方针，是否符合当时四川地层的科学根据。
61 年（还是 62 年记不清）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时，我正好调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干部处工作，在研究焦益文摘帽子中，我记得石油局报的材料中，主要是焦在下放劳动改造和基层工作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比较好，劳动工作一贯表现不错。同时，中央关于摘右帽子通知有一条，即参加革命较久的老干部，因犯错误划为右派后，改造较好的， 应优先摘帽子。我记得在我们处里讨论时，主要是根据这些提出的初步意见。好像报省委批准摘帽子的。（至于当时李井泉等对摘焦益文的右派帽子是什么考虑，我们不了解。）焦摘帽子后，四川石油管理局又很快提焦为副处长、矿长。
我对焦益文的情况，经过回忆，只能谈这些。比较了解他情况的人，在四川石油部门的比较多，如：陈实、曾文、王合林、贾奉辛等。以上情况凭个人回忆，仅供参考。
马德荣1967.7.12马德荣同志反映的情况供参考。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监督小组（章）
（王原在石油局石油沟大队任党委书记，川南矿务局副局长等，一九六四年调四川省天然气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
我来时，焦在调计划后调地调处。我在石油沟对他接触不多，56 年改选局党委，我参加了扩大会，主要是总结前党委工作……其中说到局党委的团结问题，自此我才知道有党委有不团结的问题。（地址在小关庙）自我的印象来说，据说党委不团结是很久的事了。还是西南石油地质处时，据提到的是主要为李振与焦益文，当时对焦李有意见人不少（有刘忠等人）。一直到管理局党委会上参加过处理欧阳天一次。到 1957 年后发了些有关焦的问题处理……我认为焦有两个问题，一是焦给李滋润写大字报（反党），一是李薄副总理来川处理有关天然气的问题，说到捧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说了攻击中央的话。主要是此两问题。至于批判斗争他的会我没有参加。但当时我认为他反了副总理，觉得划右派是应该的。还在一次在大会中开了个小会， 我参加了，（小关庙礼堂）。其中提到局党委不团结的问题要解决（指李焦）张忠良、李滋润？他们。根本不承认局党委不团结，根本不承认这种说法。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不了解。当时还感到很茫然。直到焦打成右派，我才知道问题都落在焦的身上了。
现在以毛泽东思想衡量，确实不应该打成右派。问题出在单从两个问题上便说是“反中央”，看来是不恰当的。我现在看来，不应当存在……。焦在部里提的意见，据说部长看了以后，说你提的意见我们接受，你的观点我们不接受。四川局委托你去部里开会，而你的发言，没有经过四川局的统一，不予赞同……是非法的。
调查人：陈太彩、谢
（向原在石油局专家办公室工作，后调省经委） 焦益文说过：四川省委就只是处分几个人积极。
焦当时没有领导肃反。好像是领导搞业务生产。从印象上看似乎不太积极，但又举不出事实。
我认为该平反，54 年不应给处分，当时焦有缺点错误， 但不应处分。应由何千里做检查才对。
对知识分子有些右倾，如常说，对工程技术人员照顾不够。强调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应给予适当机会给予照顾，对知识分子，稍为右倾。
调查人： 陈太彩 1961.17 上午 11 时
李滋润是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一个忠实奴才和得力干将，1938 年前，就结识了杜心源。1940 年，经同乡戎存仁反复动员，才怀着投机心理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艰苦，又一度逃跑回家。后又经教育归队，于 1942 年混入党内。抗日战争胜利，被闫秀峰尝识，调任怀仁县长，1947 年，因通特嫌疑逮捕判处劳改约半年，1948 年闫秀峰向李井泉推荐将李升为副专员。1949 年李井泉闫秀峰，处心积虑布置心腹，决定李任绵阳专署副专员，后升任专员，1953 年李利用权势勾结刘文珍、彭华无视党纪国法，串通法院院长， 非法“离婚”、结婚。被其妻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立脚不住， 求救李井泉闫秀峰，由陈刚、刘文珍于 1954 年，调任为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后改任川中矿务局任党委书记。李认为“被下放”装病休养，哭诉于闫秀峰要求调离石油部门，闫请示李井泉调任为化工厅副厅长。1964 年李井泉迫害原党组副书记王元荣同志时，李上蹿下跳骂王：“你敢反对李政委！”李到处对人吹嘘李井泉。会上说：“古代四川有二李，现在也有二李，李政委说，当今二李要超过古代二李。”平时，李常是直线通过李井泉、廖志高、闫秀峰、杨超等人，飞扬跋扈。杜心源曾交代说：“像李滋润那样， 1948 年就提为专员，要不是闫秀峰赏识和李井泉别有用心， 是办不到的。后安排到石油局工作，因为那时石油部门是当时四川的中心工业”。1962 年。因有人提杨超粗暴骂人， 李听后说：“那有什么？李政委不也是爱骂人吗？我就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李不失其主子信任， 主仆相依为命。匿藏杜心源、黄流、肖里到金河避风。
李名为共产党员，但半点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也没有，一贯以贼作父，1954 年至 1959 年在石油局， 一手包庇重用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以至反革命分子。
对敌人爱，必然对自己人恨。李滋润在此期间。就伙同副书记王合林、副局长何千里，打击另一副局长焦益文， 利用焦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焦打成“右派”，撤销副局长职务，下放劳动改造。
--节摘《红色队》编《李滋润的三反罪行》
（这是何千里关于迫害杨自强的亲笔交代，杨与何曾同在山东、贵州工作，1953 年一起转业石油，任探区主任、地调处党委委员、副处长等、现任西南供应办事处主任。只是在 1954 年的所谓“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事件”中支持了焦益文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就成了李井泉、何千里长期排斥打击的祸根。）
我对杨自强同志，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观点，从个人主义的私字出发来对待。觉得杨自强同志坚持原则，斗争性强，有时搞得使我下不了台，心里不满意他。如 1954 年解决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时觉得他没有支持我，因之心里不满意他，所以在 1954 年至 1955 年间，讨论干部晋级时，通过了肖淑清、马文林、温亦然、康心浩，（按：这些多是何的私党心腹）两次没有通过杨自强。从我的灵魂深处出来说，就是肖淑清等几个同志在我和杨伯华，焦益文的斗争中，支持了我。所以通过了这几位同志的晋级。而肖淑清却又连续晋级。
1955 年肃反中，因杨自强丢失日记本问题，进行了批判斗争，并给了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是不真实的。用这个处分压制打击杨强自同志达数年之久。
1958 年在杨强自同志在地质调查处工作时期，发动群众批判斗争了杨强自同志。把杨自强同志打成了反党分子。这对杨志强同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迫害行为。孟庆瑗对这个罪行应彻底交代。我愿进一步交代，并作触及灵魂的检查，争取党及人民的从宽处理。
何千里 1967.2.13
何千里胆大包天，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上。早在 1954 年，何千里的生日请客祝寿时，他的心腹，温亦然竟举杯高呼：“何书记万岁！”何千里不担不制止，反而悠哉游哉，怡然自得，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早在五四年西南勘探处时期，党委就展开了一场重大原则性的政治思想斗争。但何千里凭着李井泉的后台硬， 上欺中央，下骗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由省委书记陈钢等人亲临勘探处坐阵指挥，硬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委员杨伯华、宋国鑫等同志打下去。老红军杨伯华，因此不予工作，被迫退休。从此便居心叵测， 心怀鬼胎，时刻不忘对焦益文的打击陷害。1957 年反右运动中，何千里伙同李井泉从晋绥一手扶持的老亲信，安插在石油部门的另一黑手，原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李滋润，抓住焦益文同志向石油部省委书面阐述对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设圈套，狠下毒手。何千里为了除掉心腹之患，还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组织发动了所谓的“反党” 批判。将一个主管业务部门关于油气勘探布置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横加颠倒，强行上纲为“反党纲领”，将焦益文同志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改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更恶毒的是在批判焦益文的“反党纲领”时， 组织领导干部和职工进行讨论，企图以此放出“右派”，追出“右派”，凡是同意焦益文对四川油气勘探观点的人，都要打成“右派”或遭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陈原是石油地调处地球物理队长、副科长，被以“焦李红干部”之名横遭迫害。后虽平反，但被踢出石油部门。现在煤管局做技术员）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积极得力干将孟庆瑗，十多年来窃踞四川石油部门党政大权， 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打击陷害革命干部， 从他们一手炮制的所谓“焦李反党集团”为借口，以抓“类似右派”，“肃清对焦益文个人崇拜”为由，在地调处公开号召打“红干部”，“反个人崇拜”实行瓜蔓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我是1953 年服从祖国建设需要从中共遂宁地委调石油部门的，历任队长、地球物理科长等职。54 年，因政治思想工作作出成绩，被评为西南的模范队，我个人已被评为工作模范。历次政治运动均是积极分子。
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孟庆瑗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硬要把我打成所谓“焦益文李振反党集团”，运动中曾指使支委张裕祖整天整天给我作“动员”，说什么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反掉了，你要认清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硬要我承认对焦的“个人崇拜”，揭发焦李反党事实，经我坚决驳斥，实在找不出理由，但仍然顽固的对我进行种种迫害。
孟庆瑗在 1957 年夏季以个人的名义给心腹辛天奎（兵痞，已清理回家）令其暗中收集焦李及有关人的“反党” 材料。在斗争所谓“焦李反党集团”大会上，孟亲自点名说陈世傑是反党集团骨干。56 年局党委决定调我任地球物理科长，此时却说是焦事先告诉陈提拔科长。彭德全是个党员年轻干部，先进工作者，也说成是焦的“红干部”被斗争撤销支部书记……。
我的爱人杨秀一，也被强迫退职，杨一直在地方党委工作是工作模范，56 年才调来地调处。
地调处六个处级干部中，被打击斗争了四个。
追溯起因和实质，这是石油部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石油勘探处党委为总结五三年工作，意见分歧。何千里坚持要把 53 年没有完成任务的责任，推给“国家计划盲目冒进”。而焦益文等多数党委委员则认为“没有发动群众”。后来以此作导火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原则争论。
我 53 年九月中旬，去 303 队当队长，深入发动群众， 在困难条件下，超额完成任务。竟被何千里等认为暴露了他没有完成钻井任务的要害，遇到暗中嫉忌。
我坚持反对反动技术权威丛范滋（美蒋特务分子）危害勘探工作的罪恶行为，受到孟庆瑗无理斥责后，写出书面意见申诉，竟被指为“焦益文授意的地球物理反党纲领” 被孟急电调回，参与斗争”焦李反党集团”的大会。孟在大会上点名说我是“反党集团骨干”，要我揭发，辛天奎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说我是 54 年模范，是“反党集团的红干部”，号召打“红干部”，“反个人崇拜”。任家田更竭力煽动说“打焦李是淮海”，“打陈世傑是渡江”。
最后毫无根据的，捏造假证辞，将我定位敌我矛盾的“坏分子”，只给生活费，弄去西昌劳动改造。但又不敢履行规定的报批手续，而非法黑办达六年之久。（该结论已于1963 年，经中央批示重新调查对证，否定了原结论。）
陈世傑 1967.11.14
颠倒是非。真到了极点？ 于公亮
（于是老工人、老劳模，1958 年曾任试油十队代队长， 因听了监督劳动的焦益文一次汇报，也被打成“右派”，和焦一起被集中起来，武装管押劳改。）
旧社会我是个受资本家剥削压迫最深的苦力工人，解放后回忆旧社会的苦，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甜。因此， 我积极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但刘忠（李廖死党在石油部门赏识重用的一个大队党委书记何千里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全矿大会上斗争我一次， 就给我扣上了“右派分子”帽子。1958 年十月二十四号， 就叫警卫队押解劳动去了。
他们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是那些所谓的钢鞭材料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的呢？我为什么说“我当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右派分子”，其道理也就在此……，他们说我“与下放在我队进行劳动改造的极右分子焦益文划不清界限，勾勾搭搭，敌我不分。”
焦益文是在五八年三月，下放在我们试油十队劳改。刘忠为了栽赃陷害，竟颠倒黑白，诬我对“极右分子不强迫劳动改造，进行照顾”。加上罪名“同焦益文划不清界限”。
当时我是试油十队代理队长。焦益文是向我汇报他的思想和劳动改造情况，又加上的罪名“与焦勾勾搭搭，”这种栽脏陷害，又何其毒也！
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历年都选成劳动模范呢？先进工作者呢？这岂不是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我是个老工人，没有当过领导，代理队长才几个月， 我只会做实际工作，我没有干什么反党反社会的事情。我是队长，焦找我汇报思想和劳动，这怎么是我“界限不清”、“阶级观念模糊呢” ？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极点！
蓬莱油矿机电车间工人 于公亮1967 年十月八号
调查时间：1967.8.14
调查问题：焦益文 53 年、54 年、57 年的问题
（按：康心浩原是何千里的心腹秘书，1953 年起草“国家计划盲目冒进的党委总结”的是他；1954 年向省委密报“党委不团结“的是他；1958 年起草焦益文反党罪状”的还是他。）
54 年党内处分。闹不团结，（我曾）参加批判。
这人参加革命数年，但改造得不好，给我的印象一直不好，部队宣传科任付科长。解放时为四川军代表。在该单位很有影响。两年后成立西南勘探处，他任副处长，后来何千里（现川油院书记）。他去得早，又懂些技术，有实权。他进城，我认为是受了腐蚀的，当时我们转业去，（还有李绍亮，汉中副指挥，当时人事处的），很不热情。当时对整个外来干部都是这样，反映很大，重用孙自权（留美的洋教授）、司徒愈旺（总工）、胡励善（历史反革命），把转业干部甩在一边，下边还搞一批刚毕业的学生，形成一批力量。党内以专家自居，党外以老干部自居。（有这样一个精神，57 年一般右派根本不与争论）后来与老干部间闹不团结很厉害，四川省委做了处分，撤销了副书记职务。
他传达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改造。不传达“改造”，问他为什么？他说：说改造对技术人员太刺激了。这个问题作为党委副书记，是很原则的问题。现在李井泉出了问题，是走资派。不能说十几年前，57 年四川省委处理的问题都不正确。57 年问题是石油部点了名的。（唐克、康世恩可能了解一些）提副局长时，康就不同意，定右派后，康还批判四川张忠良，我们本来就不同意提，结果，是右派。
54 年处分，后说要提副局，他就写了一个检查，56 年提了。重用李振（右）、包茨、陈世傑（坏分子）、沈国懋（右）、曾鼎乾（混党）、在他线上的有好几个人。他的问题在群众中是有争论的。他写了一个“抱着金饭碗 ”
要登石油报，说 57 年五月十一是四川不吉利的时刻。（公开发表的已经改了。原来很恶毒的。）
“三字经”就是“以党代政”，储安平的话。他自己说自己“有职无权”，右派攻击的话。漫画党委书记，画上一副对联。
联系过去一系列向党争夺领导权，下头又形成一派， 重用一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定的是极右分子。处分后，60 年又和某家属乱搞男女关系，是家属搞四清时揭发出来的。气田也搞了些歪门邪道，花花草草。
这个人没有改造好。倒是挺聪明的。全家革命，从小革命。有知识的老革命（自封）。
把他打成右派后，下头一帮人就哭，后来都（整）下去了，把他拔除是除一大害，否则石油部指示都贯彻不下去。
调查对象：杜秀屏（原石油局工会副主席、地调处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焦的爱人，现在川南家属科工作）
调查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 日
焦的爷爷是个小学教员，当时村里就很尊重他，由于这种关系，焦的父亲也能够上学，焦的母亲家，是佃农， 焦的父亲抽过大烟，由于这，焦爷爷与焦的父亲断绝的关系，以后，焦的父母到了青岛，那时他们跟共产党有些接触，由于散发传单等被通辑赶出了青岛。这时约在 35 年， 后回到老家，租种了三亩地，以后参加了革命。
参加革命第一次受处分，是由于贪污腐化，那是焦才20 岁或 19 岁。他担任秘书时，发放单衣费，由于一同志调走，而领了单衣费没有留条子，随后查账时对不上账，因此焦说此钱是自己贪污的。这个钱也只能买包牡丹烟，这是听他说的。具体的可找王墨林调查。（王在鲁北一直到重庆都是在一起的，焦曾担任过王的秘书）
第二次犯错是 47 年－48 年，当时各县各区检举坏人， 检举那些跟国民党还乡团有勾结的，当时焦所在的区检举有个乔相朴，当时农民要求打死，不让他过元旦，当时的公安局长也同意枪毙，焦也同意了这个意见，以后他们对此事做了检查。类似的事情据我所知，附近的几个县区都曾发生过此类事件。但上级对这几个区县的负责人只是叫检查，没有给什么处分。
焦自南下转业到石油系统后，钻业务较快，脑子较聪明，也经常在四川日报人民日报上写点石油方面的文章， 领导上对他反映也较好。局里的政治课，也由他上。曾在报上树为领导干部钻业务快的标兵。但转业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较多的，那时工业部经常开舞会，在苏联专家到四川时，局里也搞舞会，那时焦也经常去跳，男女关系问题就在这时发生的，随后焦也作检查，表示坚决改正。
地调处是以技术干部为多数，野外队普遍没有指导员， 政工干部。焦益文随后在局主管地质方面的技术问题，接触的差不多都是技术干部。
他从来不在家里过春节，经常跑野外队和北京开会。焦对技术干部信任是比较多的。何千里那时认为技术干部不可信，都是不说真心话的。
焦定为右派后，在局、地调处、以及野外队搞消毒， 搞拔白插红，搞到 58 年下半年。
当时管理局其他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在大会上宣传右派观点，群众对此进行过批判。
召集者：川大“8·26”张景文、石油“8·26”分团韩桂英、地纵“612”陈太彩、地野《四兵团》康泽波、兵团石油系统分团胡德荣
参加人：张清慧、吕彤臣、文明怀、凡荣、张河清，（原石油地质队长、组长、技术员、现地质研究所技术员）；刘昌华、沈洛三、马继祥（原技术员、地质师、现地研所地质师、主任地质师）；孟广性（原军代表联络员、科员、现石油技校教务主任）。
时间：1968 年 4 月 15 日，下午 2 时至 4 时。地点：成都小关庙石油招待所，008 号房间。
马继祥：曾鼎乾（以下简称曾）当时是极专横保守， 经常刮年轻的技术干部，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焦益文是团结他的，但在下面还是做了工作，我认为焦同曾的关系问题，既是有所迁就，也是一般认识问题，且不能全怪一人。当时的党委是要负责任。
刘昌华：焦益文不好方面是太迁就，偏爱曾。如在生活上，一次在江油，伙食已经够高了（20 元多），但曾还开小灶，焦没有进行工作。看来焦是很迷信曾的技术。
焦是曾专门派李炳延做曾的思想工作的，效果不详。孟广信：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背景，焦对曾有所迁就。
不能怪焦一人，不能全归罪于他。
沈洛三：对其他知识分子就不像对曾那样迁就，当时局党委对知识分子是处理得不好。
吕彤臣：我也有同样看法，当时曾把焦抓得很紧，因为曾想入党，曾对焦说：你帮助我政治，我帮助你业务。
刘昌华：当时打井，有气没油，因此，焦提出通过找气去找油是很自然的、合理的。
吕彤臣：焦提出天然气的问题是适合客观实际的。焦对四川勘探部署有一定见解，肯钻研，不像其他的局干部不下基层，不了解情况，不深入群众，形而上学的凭空瞎指挥。焦能到实际中去，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干部是好的。妄想以“油气方针”为罪状定焦为右派是错误的。由此引出对中央某某首长丑化、抵制党的勘探方针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文明怀：焦益文的“三字经”是对李滋润的，焦说李是二十世纪的陈世美是对头的。焦由于提出开气找油，因而被认为于党唱对台戏、反对党的勘探方针，现在看法， 焦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按焦的想法进行工作，现在的天然气早就完成了。
凡荣：焦主张利用天然气，我们在讨论中，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当时的意见是统一。
吕彤臣：地质和钻井之间的矛盾是受资、修影响得来的，是全国性、全石油部普遍存在，要找出谁制造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因此焦发表文章揭露了钻井只顾进尺，不顾地质科学问题上是完全符适合实际。
刘昌华：当时打井为了进尺，为了得奖金，不是找油， 造成了乱打井现象，是国家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我们看了很心痛。钻井的不顾地质情况和标准层，使地质人员抬不起头，这也是导致何千里与焦之间的矛盾外因所在。
文明怀：焦是比较重视地质轻其他，对于地质干部特别偏爱。如地质干部闹薪问题等。
马继祥：焦对地质能负责，深入现场，晓得地质一些业务知识，焦比较支持地质，我认为是正确的。
马继祥：我从北京回来时，压力很大，有人警告我要注意，说话小心，赶快揭发焦的问题。不揭发就过不了关等等。本来，焦被打成右派感到突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揭发，实际上，当时底下也没有揭发出有价值的问题。
张清慧：焦定为右派时感到很突然，当时群众想不过来，觉得不对头。压的也不敢说。
吕彤臣：批判焦益文时，群众思想乱，各说不一 ，想不通，因此讨论不起来。于是，管理局就抛出“焦全家革命，焦是不是一定革命”为题目进行讨论，硬逼群众进行批判。
58 年，焦被下放到西昌劳动，但当天又被通知回来， 是什么原因？含含糊糊，令人不解！
刘昌华：在处理焦的过程，陈刚、杨超、刘文珍经常来，当时局党委有密切联系。其中，刘文珍是亲自插手的。
文明怀：焦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反对薄一波，他写的“……飞来横祸”，主要是针对这儿而言，因“油气”问题焦被定为右派后，群众再也不敢提了，以至于发展到化验室化验员找到了缝缝也不敢说了，怕人家盖上“焦李同盟” 的帽子。
当时的斗争是从党内到党外，最后才交给群众。
凡荣：上面布置我们讨论焦益文的文章时，对焦提出的开气找油的提法认为是正确的。当时罗自立提出：不管焦的看法是否正确，它是按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刚一说完，掌握会议的就立刻改变内容，停下来反右倾三天。于是，群众再也不敢谈类似的问题了，都知道组织上已经把焦益文抛出来了。
沈洛三：焦定的右派是过分的，有问题的。他不是从群众中来提出意见，而是从局党委，从内部搞出来的。当时什么批示都没得，搞突然袭击。
群众都认为，焦益文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没有架子，能关心群众的疾苦，在群众中威信高，印象好。对群众反映和存在的问题，能正确地提到桌面上解决，他在生活方面并不很特殊，当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他本人谦虚，肯钻研，业务知识掌握得快。
检查会上，态度是诚恳的，自己的问题自己承担，不推到别人身上。
调查人：曾鼎乾 原四川石油局总地质师，现石油部地质二线
调查内容：焦益文 57 年的问题 ，曾本人写的材。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一）、一般的：
焦在四川同技术员的关系比较接近，对业务很钻研， 解放时他是军代表，接管四川的摊子，成立勘探处时他是副处长，何千里是处长（后来任副局长，现在是四川石油学院院长），我是 53 年去的，57 年夏离开。一般技术人员对他印象比较好。群众关系比较好，技术干部中，对他比较信仰，在群众中，对他比较有威信，他能摸到技术干部的脾气，做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对上一级和同级的领导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何千里、党委书记李滋润经常顶牛， 与李有矛盾，印象中有一次可能是党员群众曾经画过一幅漫画，讽刺开党委会是有人看书看报，有人做其它事情等情况，在这幅画中，可以看出党委会的内部当时是有矛盾的。记得有一次焦益文曾经对我说过：“李滋润不懂业务，在党委会上瞎比喻”，李对业务是不研究，不关心，有时候给他汇报工作，他打瞌睡。谈到具体问题是他就说“你去找焦 xx 去”。看来焦与李的矛盾大些，与何的矛盾小些。
本人生活上不完全是艰苦朴素，说怎么铺张浪费也说不上，小动作得好像多一些，例如爱买点什么好吃的，搞个什么收音机等等，不能称是很大的错误。给我的感觉这个人有点骄傲自满情绪，这是有根源的，从小参加革命、年轻、肯钻、懂点勘探方面的东西。
（二）、关于找油找气的问题：
由于他到四川一开始接触气，搞气比较现实，所以有点现实主义，对气较有感情。53 年 54 年忙队伍建设等问题， 还没有提到找油找气的问题。（当时部里在海棠铺找油，焦没有提意见，很卖力）到了 54 年底、55 年时，他提出找油找气的问题，大意先找气，在找气的过程中找油，当时的地质工作做得很差，我们主张进行石油普查，然后分区进行勘探，所以他提出后，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有问号，记得会上也有争论，我是不大同意的，何千里不同意。大概是 56 年在焦的主持下。成曾经给李井泉汇报过一次：气用途 李好像说过：“有气也不错”。57 年到北京汇报，
到当汇报完后。李大发脾气，把焦的报告甩给焦，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可能焦不仅摆了观点，还批评了石油部。
关于找气找油的问题，焦以后又写了一个报告，提的意见比较尖锐，还准备刊登在《石油勘探》报上（可能已送编辑）。
58 年前基本上侦查阶段，有啥要啥。在 58 年,有 x 口井在川中出油,就搞找油会战了。后来基本上采气了，也搞油。
在对四川情况了解的很肤浅的情况下，焦益文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属于勘探方针性质的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主要是由于有关勘探方针问题给上级提意见，而被打成“极右分子”，那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主要是技术性问题，也属于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存在不同意见是允许的。最近我们讨论，在四川还是非找油有不可，没有油不行，气不能代替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事实证明
（我的看法）焦益文提出的找油找气的问题是有片面性的， 当时也不可能说一点也没有道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构成把焦打成极右分子的理由。
十几年来，在四川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一些规律， 但是有两大任务没有很好完成，区域勘探和区域综合性研究，这几年钻了牛角尖，只搞了一些小专题。还塞进了刘、邓、彭等人的黑货，这笔账应该算在康世恩的身上。
（三）李聚奎到石油部不到一年，58 年余秋里就来部了，当时余刚来部，康世恩对下面的情况了解最清楚，对焦益为的问题应该清楚。康当时是部长助理（相当于副部长）他一直主管勘探开发的，四川石油管理局也是他一手成立起来的，对焦的处理，康肯定得参加的，没有他的意见肯定是不行。
看来，康与焦之间有矛盾，65 冬训在川南开会，康世恩在我们的汇报会上（勘探方面）曾经骂焦益文这个人翘尾巴（可能谈到干部作风问题时），康大概 65 年 12 月去川，
先在重庆开会，后到威远，很快转去泸州，至少在 66 年一月才走的。
曾鼎乾 67.7.18
曾鼎乾同志是我所党员地质师，所提供的情况仅供参考。
石油部地质司二线《地质红旗兵团》
1967．8．4
（司徒原系石油局副总地质师，现为石油科研所副总地质师） 焦益文的文章提出的问题，我们过去认为是学术问题，
他的文章反映了一部分技术干部的观点。他的文章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油气勘探、气的利用、以及后来他的文章中所提地质和钻井的矛盾，都是我们曾在下面议论过的。我们当时也不认为他是反党，当然他的文章有些片面，看的不够远，我觉得当时四川的具体情况，先把气闹清楚是对，当时是没有找到什么油，上江油、后坝碰了壁。57 年撤下了下来。焦益文他并不是反对找油，他是有现实主义的，他认为气是拿到手里的东西，应该利用，也可以利用。当然，也有些气可以赚钱的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油是很缺乏的，利用天然气是解决燃料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时，石油部对气是很不重视。有的气井打出来了，但不能利用，只好把井关了。那时已有了一批气井，但是都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利用气的只有隆昌有个炭黑厂，用天然气烧炭黑，那是最低的利用，一直等到 1958 年，毛主席参观隆昌气矿，看到烧炭黑，损失很多热能，就提出要把热能利用起来。这时才对天然气提出综合利用的方针，但是还是没有真正利用，一直到最近几年，由于 x 线建设燃料的缺乏，余秋里代表小计委来，才正式提出利用天然气的问题，部里对从前对天然气是很不重视的，以前，所定的勘探方针，是天然气谈都不谈。每年订计划都不包括天然气在内，当时部里压的很凶的是要油，找不出油就要批评，而气很不重视。焦益文对石油部有气不用的方针，一直是有意见的，对石油部由于对气的不重视而忽视对四川与西南勘探工作也一直有意见，这看来是正确的。
当时把他打成右派，有勘探方针的问题，当时他所提的：在找气的过程中找油的规律，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当时康世恩就搞什么“占山头”，到处打窟窿，学苏联又加了个区域勘探，以及后来石油在四川搞的几个“会战”，实际上都成绩不大。四川有很多地层中发现油环，大多是储藏天然气的构造。在打气井时就可以顺便找到油。如当时自贡就是这个样子。焦益文是不反对找油的，如果按焦益文所提的意见，气田建设速度可能快一些。虽然当时焦益文反对部里勘探方针及其它的一些问题，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他是没有在组织上、行动上对抗部里的指示，比如调人、调钻机、上川中等，当时部里决定上地台，xxx 反对， 他也曾批评，在他写的《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找油》（按：原题是《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找油气找出来》）中就对不上地台进行了批判。对部里的意见还表现于他对解放初期调走了四川仅有的一部钻机有意见，当时那部钻机，差一点儿就打到气层了，后却调走，结果井只打一半就丢弃了。
还有，地质与钻井的矛盾，如他写的《《谈油气勘探中地质与钻井矛盾和解决的途径》中，所提的情况实际是有的，主要是钻井的速度与地质取心（找气找油）的矛盾。当时，钻井规定是有奖，在一定时间内钻井规定尺度，就可以得到奖金及其他奖励，如果没有钻到那么多尺数，奖金和其他的奖励就得不到。取心影响钻井的进尺，所以钻井和地质的矛盾过去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地质工作者为了取心，抱着钻杆哭是有的，类似的事情还是很普遍的。大庆的取心搞得比较好，是由于吸取的西北和四川的教训。因此余秋里特别强调取心。钻井与地质的矛盾，也和部里当时的什么“一长制”有关系。
不过，焦益文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在生活上讲究吃穿， 到野外要坐小汽车，对技术干部重才不重德，只要有技术就行，平时对于年轻的技术干部也谈得起（拢），对突出政治是很忽视的。他跟何千里、李滋润是有矛盾的，何千里这个人骄横的很，动不动就压、就骂，对地质技术干部上的错误，动不动就上纲“反党”，经常整这些人，而对钻井技术人员中的某些人都捧、都吹，温亦然、廖超对于何千里更是吹吹拍拍，说他什么“原则性强”，成天跟着何的屁股后面转，打球、吃饭都在一起，别人都很看不惯。他和李滋润何千里是有矛盾的，但他从来不向我们这些非党人员讲。
司徒愈旺 1967、8、20。
（杨是泸矿党委秘书，运动初期御用文革的黑秀才， 二月黑风联络站的头头）
看了焦益文的这些大字报，联系到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几次对焦益文斗争，非政治迫害为何？革命组织对这个申请应该予以重视。
杨建中 1967.2.11
写了这段话，引起好些同志的反感，有的甚至认为我是支持焦益文翻案的。因而告诫我说：“检查一下你的立场吧！”就是善意的规劝，我完全接受。顺便阐述一下几个观点：1、我认为冬训时揪出焦益文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长纳管线（假投产）是否属实。就我知道的情况是缺乏客观查证的，尤其是后来的处理更是太随便的。因此，重新复查这个问题的实在性是需要的，所以我支持组织调查。2、文革运动中揪出焦益文我看不出当时有什么主要问题，而揭发的一些问题，未经最后落实，然而做了罢职处理。我以为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导的， 因而是错误的。3、只准右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是党的政策，焦益文的旧案，早经结论，并已经明文摘掉了右派帽子，因而是翻不了也不准翻的，但并不能因此不准他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问题，那是不公正的。然而焦益文必须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混水摸鱼，想捞稻草，那是危险的！没有出路的！你不是问题才揭发了十分之一吗？有多少就放出来吧！是鲜花、是毒草，群众有的是照妖镜。4、是奉劝人们想想；“（此处引列宁的一段话，意思是把枪交给强盗以便更易于识别和捕获、枪毙这些强盗。因红笔写的，字迹失真，故省略---注。）”用来鉴别运动中一些发生的问题，是无不好处的。
杨建忠 2 月 21 日/（1967）
（王国宁是前地质处地质队长，现石油科研所地质师）。
（一）、焦 1965 年川南冬季整训中被斗，主要罪状是在“阳高寺采气队搞资本主义复辟”，据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了解，这并不是焦挨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1965 年 10 月——11 月，长纳管线落成，什么“五个一次成功”、“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真实的。管线根本不具备投产条件，焦益文当时坚持了正确的意见，认为不能投产，因而遭到张文彬、陈礼（李）中、郑浩等的打击，在整训中拉出来批判。主要罪状就是把阳高寺采气带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了。这方面是无限上纲的，例如：石油部的一位领导与阳高寺采气队一位（女） 工人握了手感到软绵绵的，“不像一个工人了”于是就看出 “修”了，“这个队完了！”，还把几个同志的鞋集中到一个女同志床下，说她买了 20 多双鞋，成了这支队伍的典型。他们要打倒焦益文，是首先从政治上来陷害他。经过一个时期的批判斗争，将焦放到供应站去劳动改造了。
（二）、文化革命前期，虽有几张焦的大字报，但并未拉出来。相反有的革命同志写出要追焦的后台。这些同志都受到了镇压。一直到九月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了，川南矿区为了“扭转大方向”，放下对群众的斗争，把焦益文拉回矿机关斗争，他们系统“整理”了焦的历史，几乎把档案全用上了，还捏造了许多。例如说他出生一个富农家庭， 他父亲是大烟鬼。说焦是公子哥儿，十三、十四岁之前浪荡了六、七个学校。说他枪杀了区委干事，贪污盐滩等。关于家庭出生的问题，后来陈李中在一次群众报捷会上说： “张部长在成都住医院，碰到一位山东的老干部说焦的父亲是大烟鬼，”又说“我查了土改中的成分，根本没有破落富农，其实就是破落地主。”在今年一月份，写出很多揭发长纳假竣工、假投产，并对九月份整理他的材料写出了真相。我记得有以下两件事：
①、关于他的父亲，当时反动派在山东通缉他，是一个穷教员，后来参加革命，现已退休。
②、杀害区委干事的问题，他说当时有一种过“左” 的群众说了算的歪风，在群众要求下犯的错误，当时领导承担责任，未受处分。
焦的大字报写得很多，后来就受到封贴，焦写一点马上就有人给封了，很是困难。
（三）、在斗焦期间，在一次大会上，1966 年 9 月－10 月，陈李中在场，由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代表会战领导小组撤销焦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事后到今年（1967 年）一月份，张文彬、陈李中、杜志福（川南矿区党委书记）都不承认此事。
（四）、今年（1967 年）二月底或三月初，川南的石油联合联络站组织了一次斗争张文彬的会时，焦到了场，开会时又把他赶出去了，焦说是联络站王传炳叫我来的，大家喊老右派滚出去把他推出会场，他仍在门口，坚持要揭发张文彬……。据川南矿区调度室郑良波说，确实王传炳是通知焦益文来开会的。
（五）、二月黑风和三月恶浪期间，焦又被打回去劳动了。四月以后，焦又出来写大字报、写传单，但一直是很快被覆盖，最后，他化名为《孤军战》的传单保存了较长时间。
（六）、有一次约六月份。焦被川南矿区政治部的一个人打了一顿，据说打的很厉害，他在家休息几天后，据说去北京告状了，以后没有再见到。焦在这段时间中，给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寄得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大都公开贴出过。
（七）、关于焦的问题，川南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 还没有公开为他翻案的。一方面是川南保守势力大，斗争很激烈无法插手，但关于长纳管线与阳高寺采气队被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大家是清楚的。
（八）、关于焦订为极右分子的最大罪状，是反对当时的勘探方针和反对薄一波、李富春。现在看来，当时焦益文坚持搞天然气是对的，十年来勘探的实践可以得出结论， 实际上这几年就是以气为主的。至于反对薄、李削减天然气勘探投资也不能作为罪状。我个人认为焦在大节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小节上难免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些就不必过于叙述了。
焦益文的问题已经十年了，1961 年摘的帽子，委以 17 级的副处长，以后又任副指挥。川南党委、管理局党委还考虑再次吸收他入党，在工作上相当重用，几次带人到各处开会，如大庆、成都……还有把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打针材料给干部学习。他们为什么如此重用他？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长纳管线问题以后，他们又一下转了 180 度，把他打下去，张忠良在一次说：焦益文还是有反骨的，“反骨”当然是指反他们了。当我们了解查清焦益文问题的时候， 这些都值得注意的。从焦益文的问题中，可以进一步打开四川石油管理局阶级斗争的盖子。
王国宁1967 年 8 月 19 日。
(陈原在泸矿采气队工作，现是局生产技术室技术员) 焦益文这个人我不够了解，以前是右派，61 年摘了右派帽子，65 年冬训把这个人打了下去，导火索就是长纳集输工程。长纳集输工程肯定有假。
当时，长纳集输工程政治背景是：杨超和化工部张部长到了泸州。为了在他们面露一手，给他们化工部施加压力，便仓促要求马上把工程搞好，投产点火。我当时是参加“投产小组”的。工程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打一井的井场装置根本不能投产，低温分离的流程不合格，沈一井也是如此，一开始输气则设备震动摇摆，一号针形凡尔失灵，只要停产，工人吓得跑出井房，根本不敢开气。纳溪集气站工程质量也不合格，输气比较困难，纳溪配气站到集气站之间的管线，当时投产压力为 40kg/cm2(每平方厘米),但只试到 28kg/cm2(每平方厘米)。有个阴极保护站都没有建起来,往上说，是能保护 60 公里的管线，66 年元旦开科委土壤腐蚀会议，要求参观时，才突击建起来。纳溪配气站到集气站之间理应输气压力 40kg/cm2(每平方厘米), 后来为了怕管线破裂，不敢输高压气,就把低压力当高压 气，并拨压力表来弄虚作假。实际上当时开井只是长 9 井和付 2 井等，在 65 年就建立起来的老井，其他的井根本不敢开，后来整改了一个多月，才能开井。
当时焦益文认为工程质量不合格，反对立即输气。认为不应该马上投产，认为井口装置不合格，很多闸门漏气。于是向郑浩等人提出，气田科长张道霑等人也多次顶撞了夏云昌等，因而在点火那天晚上就被撤职。当时弄虚作假现象十分严重。当时郑浩在基建施工会议上要求对外口径一致，说什么：“质量全优，五个一次成功”、“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内部谈，不能在外部谈”。投产点火要交竣工图纸， 根本没有，郑浩就在会上说：“没有图纸。做个漂亮的盒子，里边装什么纸都可以，废纸、草纸、擦屁股的纸都可以装”、上面用红绸子扎起，搞得很漂亮。实际上竣工图纸现在都没有搞。郑浩这个人坏得很，是日本人的一等翻译官，现在当了第一线指挥。
实际上，焦益文很明白，杀鸡给猴看。在这个问题上焦益文是正确的。
在阳高寺搞的那一套其实没有什么，当时石油工人的生活确实很苦，睡在床上都看得见星星月亮，下雨就到处搬。65 年在阳高寺才修了一些房子，也不是什么好房子，就是一般的砖墙瓦顶的，你们以后去看看知道了。搞规格化是向大庆学的，这对井上装置的维护有很大提高，当中也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张文彬一来就实行反动路线，很严重，整训中就是整群众。整焦益文主要就是因为“焦益文敢顶部长”。康世恩在 65 年 12 月（或元旦）冬训来川南检查工作，马文林汇报冬训情况谈到焦问题插话说得很多：“焦益文的花花草草是搞资产阶级的低级作品，他不听部长的话才是搞资本主义的高级作品！”
张文彬给化工部长施加政治压力。当时纳溪化工厂并没有完全投产，用不了那么多气，他就把管子架在化工厂门口点上火烧，给化工部施加压力。
四川石油管理局生产技术室 陈俊骞16/8.1967
（张原是川南矿区党委宣传科长、阳高寺整训工作组长，这是他在 1966 年二月四日阳高寺采气队革命职工会上的检查）
陈李中、魏玉晶对焦益文进行揭发批判，叫我搞焦益文的问题，我在阳高寺是包办代替。“发动”群众摆述，揭发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和平演变”的实物展览会是叫群众拿出一些东西，是周志超布置的。
(刘志文等问：那你根据什么说我们阳高寺是修正主义巢穴？你是叫群众拿东西，还是叫张 xx 挨人收查？连董大俊 57 年结婚的东西都收……。)
我没有说“巢穴”，是“市场”。我是说焦益文时，工人是少爷小姐。是指 64 年到 65 年。
（曾德祥：我们在 64 年、65 年，大战五好气井，我的体重从 136 斤减到 96 斤，你却把我们说说成是少爷小姐……。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房子上掉一片瓦去找行管科来修？）
这是马文林给我说的，我是根据这些说（工人）的， 思想感情、作风、干劲、方向四个变了。通过这些来揭发焦益文、张道霑，我叫焦永兰搞一个宿舍，作为批判焦益文的展览。
我总结四忘、四变，没有根据主席教导去做，对阳高寺的同志生产很大的压力，采取压服武断的手段。我批评郭中荣“老油条”，说难道你就一点反映也没有吗？说刘其发：“不是叫你表功，是要你检查！”对范天星也是三番两次的逼他检查……。我是唯我独尊，硬性压服。我当时谈的焦益文的情况，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我是根据上面的布署，一手包办。
（群众提黑材料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过去认为是方法问题，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特务作风，是国民党训政，这是错误的。过去是一种奴隶主义，以为政治部说的就是对的。
（姚兰溪：叫我检查控诉也就是你张闻写好了，叫我照着说的，你还抓我的辫子！）
（杨川东：你还对刘吉发说：“你们的检查的越坏就越好“，别人没有的问题也得说些坏的，才能过关。）
（刘吉发：“你为什么在矿区一个八百人大会上说刘吉发强调劳逸结合？”）
这是石油部门的一贯作风，我说刘吉发讲劳逸结合， 是指工人干劲不足的表现，焦永兰也说过，刘着工作安排不下去。
（焦永兰：但我没有说是“干劲变了”，“不革命了”。 ） “不革命”三个字，是政治部加的，我审查了三次，
最后政治部定稿的。……是马文林指示从揭发焦益文入手， 是陈李中在机电车间开会，叫揭发焦益文的问题。
（曾德祥：我们也就是他们利用的，也是为这被你斗争的？）
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蒲天金：你一次叫我们揭发焦益文，二次叫我们揭发焦益文，给我们画框框，没有的事儿加上去！）
（群众：你编了稿子，选口才好的照着念，念错的字都不行……）
搞黑材料是一种老办法，过去都是这样子，我是按上级布置的。马文林叫摸底，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当时没有认识，实质是欺骗了群众，造成不良影响。是国民党训政，国民党作风。
我过去认为政治部搞的就是对的，我是奴才主义。向同志们请罪！
他们对革命人民所做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敬爱的红卫兵小将：
我是个转业军人，由于平时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因此，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站错队，参加了保守组织，犯了严重错误。在红十条和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帮助下，我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重新做毛主席的新战士，与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由于觉悟了，再不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卒，再不当党内最大走资派臭《修养》的奴才。因此，我要为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气矿副矿长焦益文喊不平！
我在 65 年底、66 年初，在川南冬季整训时期，四川会战领导小组张文彬为首的一伙杀人不用刀子的刽子手魏玉晶、陈李中，把焦益文打成“右派”，我要为这件事为焦向红卫兵小将申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文彬从 1965 年五月来四川，为了搞独立王国，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会战一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的把四川原来局党委和原来大批干部，排斥在外。“顺者兴逆者亡”，凡事不符合他们心意的人或者老爱提意见的人，就认为是“不听话”，对他们的指示有抵触就来借口，捏造事实，挑毛病找弱点加以排斥和迫害。就川南地区被张文彬、陈李中这伙大坏蛋排斥、打击、撤职、调职、整死、下放的科以上干部（就有）十来名。在六五年底，借机关整训之名，在川南一次党委扩大会上，对井队“反歪风邪气”（实际上整工人）、机关反“老爷”时，张文彬这个大坏蛋早就为了想把原来不是他部下的人弄掉，而找到一个不是事实的问题，对焦益文横加迫害，打成“右派”。经过：长垣坝通纳溪的一条管线，在这条管线上，张文彬为了显示他为四川做出了伟大的功绩， 在党委扩大会上说：“人家的炉子修好了（指化工厂），向中央报告了，说只等我们输气”，说人家是通告，“我们怎么不能提前通气将他一军呢？”而焦益文在长纳管线不能（叫）提前输气，专门与我们会战领导小组唱对台戏”。“一再阻拦说管线未检查好，硬是不按我们会战领导小组（意见）办，专门与我们搞对立。”并在会上说：“你马文林（川南党委书记）一怕焦益文，二怕老爷”。“为什么不敢把焦益文这样的人搞臭？”到了 66 年元月，康世恩到川南听取的陈李中、马文林汇报后，就正式宣布了撤销焦益文副矿长的职务，并安上了“右派”帽子。会上一听，我们感到很惊慌。事后，我了解了长纳管线这件事，焦益文是为了对革命负责，要求检查严格和细致，为了百年大计，对党和国家负责，要求质量好，提出在复查后再输气，这是完全对的。当时对张文彬的指示迟了一点，而丝毫不是与会战领导小组唱什么“对台戏”。为这件事被张文彬之流打成“右派”，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后来，为了到处收集焦益文的材料，找焦的弱点，于是把阳高寺井场搞的“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的情况，虚构夸大说成焦益文搞“修正主义”企业。实际上搞“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是张文彬之流提出要搞的，结果井场搞得很整齐。部里指示说“外国人要来参观，”花了一点钱(钱数记不清)，结果为了整焦益文就从花钱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大会小会进行批判， 以无限上纲的办法，说焦把工人带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 了。我就为这件事要为焦益文喊不平，并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申诉。并请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调查。我们要与张文彬这伙人杀人不用刀子的魔鬼们清算总账。
打倒张文彬！打倒陈李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志峰1967、9、17 于红村
最 高 指 示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关于焦益文几个问题的回忆
1958 年，焦益文“反党”性质确定后，于 9 月 28 日、10 月 3 日两次召开管理局局党委扩大会进行揭发批判，到会的均系科以上干部，李廖死党刘文珍也亲自参加，并多次插话，定了调子。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也一致肯定焦属于反党性质。会议中途，我发了言，因事前没有准备没有发言稿，临时凭回忆讲了几件，都不是焦的原话，会后也没有叫我核对。有些情况有出入。现已相隔十年，原话更回忆不起，只将我所记忆的问题写在下面：
（一）、我在大会上发言说：“我最近发现他在我笔记本上乱划，把领导机关形容为庙子，说一天只开会不办公”。
回忆情况：这件事是有过的。在焦的问题揭发前，我们在小关庙二楼会议室开会，我和他并坐在一排沙发上。他在一个本子上随手划，我问他干什么？他倒过身来，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个像庙的小房，小房上贴了一副对联， 对联意思是一天只开会不办公，原话记不住了。还问我像不像？意思是指局党委李书记李滋润整天开会。庙里连和尚都走光了，我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领导机关是指原管理局党委。
（二）、我在大会上讲：“他对技术干部一搞什么运动就不满意，借口搞生产把他们调出来”。
回忆情况：当时局政治部经常抽调技术干部长期脱产搞运动，一搞就是几个月。群众是有意见的。焦益文也有意见。有一次政治部安排中地质师室好几个干部抽出投入中心工作，（什么工作记不清了），连地质师室包茨也安排在内。我向焦汇报，焦有意见，说：政治运动需要那么多人，政治部有那么多人，还抽调技术干部干什么？还举例说：“柏令春抽出一搞几个月，回来后业务都忘了，插不上手，以后提级都不好办。”焦要我向政治部说一说，不要抽他们。这是一个工作上的意见问题，焦作为当时的副局长提出来是应该的。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把这个问题（？） 及严重了。
（三）、关于胡砺善入党问题，我在大会发言中说：“胡砺善要求入党，我们把材料交给焦看，要焦与胡砺善谈， 启发他交代清楚，焦说：尽量吧，实在找不到，按现实表现办，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回忆情况：这段话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是： 焦对知识分子入党是比较关心的，如对曾鼎乾家庭情况， 焦亲自到曾的家乡南京了解过。对胡入党问题也比较关心。胡砺善提出入党申请后，党支部（当时我们是第二支部书记是和灿堂、副书记是我）开会研究，感到胡有个历史问题未交代，决定由我和胡谈，我和胡谈后，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交代曾在学生时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和一个姓孙的联系，这是未交代的新问题。支书研究后，进行调查，但由于这个姓孙的一时找不到，要胡交代，要我和胡谈。我说已经谈过了。支书和灿堂说：焦局长负责管地质， 最好请焦给他谈。我把材料给焦。焦说：“我没有时间，你们谈嘛”，我说，这个姓孙的找不到，胡砺善也谈不清楚这个是个啥组织。焦谈：尽量找吧，那有什么办法，找不到可以根据现实表现来处理。以后，把胡的问题初步查清了， 是一反动组织。当时属于内部掌控，不便和胡说不能入党， 胡又催得紧，工作有些不好做。焦当时不是支部委员，他的话对支部只能是建议。也是个人的看法，怎么做工作是支部的问题，与焦没有直接关系，焦的谈话当时曾向支部书记和灿堂汇报过。
（四）、我是大会发言中还说：“他给党带黑帽子，说以行政手段对待技术工作，以党代政，技术负责制建立不起来。”
回忆情况：“以行政手段对待技术工作”，“以党代政”， “技术负责制也建立不起来”。这些事焦说过的，主要是针对李滋润的作风而言。这些话还可以找到原总地质师室一些同志了解对证一下，详细情况记不清了。
（五）我在大会上发言还说：“他对我说，哪里有专职党委书记，哪里工作就搞得一团糟”。
回忆情况是：有一次，焦和我谈到李滋润，说他来以后，把局里工作搞得很糟糕。又扯到野外队没有专职书记问题。（当时省委工业部开会讨论，叫我也参加，回来后， 向焦汇报），他说：“野外队设立专职支书不好，最好是不脱产，一脱产就和群众关系搞生疏了，队长、支书闹矛盾， 还是不脱产好”。我在发言中记得这两件事都讲，可能没有讲清楚，把两件事扯到一起，以至与焦当时所说的原话有出入。
（六）、我在大会上还说：“焦攻击省委对知识分子处理不当，把知识分子当反革命关在公安局”。
回忆情况：焦对原省委对待、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有过意见的，但当时具体情况下讲的什么，是否说过当反革命关在公安局，指的是谁实在回忆不起了。
1954 年――1957 年我与焦一起工作，有时当他的秘书， 有时当他的领导下处里当秘书。焦先是勘探处第二副处长， 后为勘探局副局长。他文本材料讲的基本是事实，54 年即部分也是事实。他与何是有斗争的。由当时对工作的估价问题引起。我当时没有当他的秘书，据说在一个报告中， 何强调了钻探成绩，而焦强调地质成绩，（大概是 53 年或
54 年的工作总结，就得不到统一。后何单独修改上报了， 以后就发展到一些无原则的纠纷，闹不团结。这中间有涉及到温亦然、杨伯华、宋国鑫。省委陈刚亲自处理，并派了陈宏、郑保发、张士发去调查。郑保发找我参加过一次会，会上陈刚讲：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下来了，石油党搞得不好。当时有陈刚主持，省委批准制了一个决定，把他们几个人都受了处分，陈刚亲自处理，何千里是检查得比较好的。曾文（钻探处秘书）当时很出了力。
经过一年多，撤销焦的处分，并提升副局长。
57 年前我对焦的看法是：认为焦脑子聪明，钻业务块， 抵上半个总地质师，但不突出政治，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在技术人员中有威信。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喜欢他，也有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好。有：黄汲清、曾鼎乾、胡砺善（历史反革命）、孙自权（四川石油学院留美生）是比较接近的。他比较深入基层，比较经常去地质队爬山， 采标本，地质系统的干部比较喜欢他。当时定为右派有九条：
（1）、与石油部确定的四川石油勘探方针有不同意见，石油部的方针是以油为主，他主张开气找油，从找气中找油。根据是油气不能分开，气比较现实，容易抓到，国家需要汽油，煤油，而不是需要石油，可以用气合成油。勘探处直到现在都是油没有抓到，油比较少。当时气只烧炭黑，现在化工部门实验。气现在搞出来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应用。油有一些，但开采上有困难。石油工业部在四川的布置定了后，薄一波、李富春到四川（1956 年和 1957 年）削减气的投资。因此焦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削减气资源只需“刀一挥”，表示不满意。削减合不合理很难说。这样说焦丑化国家领导人，反对国家领导人是罪状之一。他还说拿着气资源不用，死硬去找油，是逼着公鸡下蛋，赶着鸭子上架。当时确实没有那么高的技术，但焦提出是作为发展方向，他当时是给部党委内部整风的材料，交给唐克，后来石油部发表了他的文章，但把此棱角性的话，涉及到领导干部的话去了，在多数干部中，认为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只不过是有些话过火了。在石油部门中，气油争论是长期的，他走后直到现在都有分歧。李井泉与康世恩也有分歧，这是定位右派的主要原因。其次是: (2)、对技术人员政策有些右倾，只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不够，这是事实。
（3）、说焦益文攻击党委，李滋润水平低，讲话抓不住重点，婆婆妈妈的。开会又臭又长不解决问题。焦瞧不起李，李认为焦难对付。与李一派的有何、张忠良。与焦一派的有李振（地质处副处长），在鸣放时，焦写了一首三字经，主要就是说党委会议多、长、抓不住要点。我修改了几句。主要是写党委官僚主义。里面大概有“会连会，会压会”等等。总之形容会长、会多。这也作为他的罪状之一，是以攻击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攻击党。
（4）、他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三反言行没有，唯一的就是说薄一波、李富春。他好像没有讲过李滋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流露过觉得李不行的情绪。以后由刘文珍主持开除党籍、撤职。
了解他 57 年的情况有孙家章（当时整风办公室主任） 康心浩，他有起草并向省委报告的。还有张岸农（？）王合林，（当时党委委员）。焦与何有矛盾，王不满焦，如对削减投资只要刀一挥，认为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张江溶、包茨、王爱忠（现建省建局，原党委委员）、赵子正（原石油地质研究所所长）焦在地质会上强调要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对放的指示他是知道的，但以有领导干部不参加放的指示，这是我现在才听说的。
当时批评党委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很多，写类似焦大字报的，说为右倾，（有其他问题）有一个为右派（叛国分子），其他一般同意焦观点的，在处理焦的会上批判了，我也定为右倾。
当时定的反党集团有：焦、李振（现在泸州）、杜秀平（焦的爱人）。
主要根据他那篇文章，就是攻击党的领导人，李滋润和省委都认为焦这个人好钻技术，不好领导，57 年反右时就利用这个整他。
57 年前他对省委没有什么明确意见。李井泉还找他与曾鼎乾，带着标本去汇报一次，没有结果。他对组织部有意见。因在原分为两个处时，康世恩和省委组织部王吉祥表示过叫焦工作抓起来，再派个助手来。结果派了个李滋润当处长、党委书记，焦就不满意，并在几次党委会上检查思想都暴露过。李滋润就不安逸。因此焦李有矛盾。但焦没有在群众中说过。
焦对方针的建议，有的反映了技术干部的意见。我不懂技术，当时我看成反党问题。现在我认为是技术问题。有部分技术干部认为焦是技术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过去处理是对的，现在不对。对焦的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中央是否有关 57 年问题的指示。他的问题在许多人中，尤其是技术干部中有疙瘩。
从我给他接触中。他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有些右倾，但没有反主席、反党思想。
这个“三字经”已经修改了，里面没有我写的。从现在看来，是巍奇先画的，焦益文后写的。何千里说焦益文对知识分子强调团结，不讲改造；焦说何不能有效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的确，那时钻探与地质矛盾很大。当时有批判党委包办代替的思潮，不知是否受了苏联一长制的思潮。我们是提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时有的右派是提倡一长制。焦主要认为李滋润不放手，对党委不满。焦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过提对知识分子改造太刺耳了，只是听别人讲他说过。焦主要与何、李有矛盾，提对石油部勘探方针有意见。提对知识分子改造太刺耳，是何分析问题分析出来的。焦与知识分子打得比较火热，把对知识分子作用估计过高，对生活上比较照顾，何不太接触知识分子。
（当时主席提出党员头上要有两只角，就是说要有斗争性， 焦在检查说我片面的理解了主席的教导，把那两只角，对准了党……）？
焦认为领导企业的一定要懂得业务，没有说党不能领导业务，没有给外人讲过党内矛盾。57 年勘探局限在川西北，54 年特别突出，这个问题也可讲方针的恶果，也可以说工作初期工作方法问题。方针争论现在不能下结论，只能看成是意见的争论。在李、薄问题上，焦有解释，对削减气投资是个哪个定的，出于什么目的，我不知道。当时搞克拉玛依会战，61 年做结论，认为那样搞是不对的。
注：郑宝德同志原是省委工业部基建副处长，该处当时主管石油局的工作。现是省经委办公室主任。
我支持革命组织根据两条路线斗争，重新审查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参与焦益文同志的处理，但是两次都向来了解此事的同志表明了我的态度。认为焦益文案件有重新审查的必要，为什么呢？
一、1954 年前，我多次在石油勘探处党委会议上听过焦益文同志说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争论。事实证明，四川勘探方针的争论，以后还是持续了好多年。随着地质工作的突破，也证明了四川地质勘探工作也是逐步认识的，现在也不见得说完全认识的。焦益文当时对四川勘探方针的争论是自然的，但没有得到何千里、李滋润的支持，相反的却受到压制。更不能对四川勘探方针有不同意见，来作为区别反党的主要依据。（大约在 60 年，我在遂宁桂花探区了解生产情况时，王合林向我说：“焦益文反对党中央的勘探方针。”）
二、说焦益文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问题， 当时何千里、李滋润给我说过：“焦在认识上有片面性”，但以后如何上升到“篡改”的程度，我就搞不清楚。
省经委办公室 郑宝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盖章
1967．12．11
石油勘探会议代表座谈勘探工作中的矛盾 〈摘要〉
按：从中可看出三个问题。一是四川重油轻气的勘探方针由来已久。二是奖金挂帅造成的恶果。三是勘探方针的决策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里。另外还可以看出，当时李滋润、何千里推行“书记一长制”的一斑。石油工业部在 5月 28 日到 6 月 1 日邀请各地区参加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的代表，座谈勘探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重钻井轻地质，重量不重质，重油轻气
四川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曾鼎乾说：从勘探成果看， 找到气也是部里的收获。但事实上并不然。因部里逼得紧。四川的同志反而因找到气而泄气。去年部里召开先进生产者会，各地区同志都因找到油受到欢迎，独有四川的同志丧气，甚至有人联名写信要离开四川……。
部里重量不重质，主要表现在对下面只抓进尺，抓试油层，而对找油方面的经验教训却不加总结，以致岩心收获率很低，固井质量不高等问题，几年都未扭转。
玉门矿务局总地质师李德生也认为要改变拿进尺计算勘探成果的制度。他说，把报废井的进尺都算进去，从今年起，钻井人员动不动就要报废。克拉玛依主任地质师张凯说：去年工程上说是完成了任务，但从地质上来说，图纸不能用。这样完成的钻井任务也有奖，“真不妙”。
青海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王尚文，认为部里这样重量不重质……，油泉子一个大队长就对地质人员说；我们完不成任务要你们负责。李德生反映在玉门就曾发生过这样情况，钻井人员不肯取心，地质人员抱着钻杆哭，结果精神失常。曾鼎乾认为，在四川钻井人员受优待，超额还有奖金，而地质人员……还不得不将质量不高的井收下。周文彪副部长带领工作组来四川时，但工作组找的是局长， 地质人员想告状，怕部长走后没人撑腰，结果没敢说。
部里对勘探方针摇摆不定，一年一变
许多代表对部里的勘探方针摇摆不定提出了批评。部里对勘探方针的确定，没有充分征求各地区同志的意见。部里勘探方针摇摆不定的原因，吕志良认为是：只有大“家” 呜，小“家”不能呜所造成的。只要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按：这些都是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大学术权威）等对此一地区感兴趣，我们就把力量放上去。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就使我们的方针也随着改变。
总地质师不能看技术情报
在四川，……部里下发的技术情报，也由党委管理， 只有局长能看。总地质师却不能看。
最后一天康付部长代表石油工业部感谢代表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及时陆续解决。
《石油工业通讯》第十二期（1957.6.17）
按: 黄振岩在石油部工作。这是他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石油工业通讯》第五期上发表文章的摘节，供分析当时“奖金挂帅”情况参考。
为什么钻井和地质工作之间不能很好的协作配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翻一翻钻井的奖励制度了。这个制度规定钻机只要打了一公尺，就有一公尺的进尺奖。如果超额还有超额奖。看一看钻井的质量如何呢？反而由于单纯追求数量，多得奖，产生了不少严重的事故和浪费现象。这道理也很简单，制度规定试油超过计划层数就能得奖金。因此有些试油人员就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想法。试油最好试干层。问题很清楚，这样一个奖励制度的本身是欠合理和全面的。现在看来，只顾一头的奖励制度，对我们的找油事业，对增产节约都没有好处。现在是由部和局的有关业务部门马上解决的时候了。
按：康世恩，当时是石油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这个讲话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前后。原文载《石油工业通讯》十六期（1957.8.11）出版。可作为”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争论”、“勘探方针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 “是不是党的方针？”“薄一波、李井泉削减四川勘探投资引起的后果”、“奖金挂帅造成的恶果”等问题的分析参考。
预备会开了一个多月，最后举行了帮助部里整风的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按整风精神较深刻地揭发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缺点，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的意见，对改进今后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川西部，构造很多，已有四个构造得到了大量的天然气，证实为目前最现实的天然气聚集的地带。川中地区也被评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带。……可惜，我们对裂缝性气藏缺少经验，还未计算出储量。
四川盆地开始也只抓住了龙门山地槽，使我们费了很大力气。
在集中勘探方面出过很大的偏差。过去我们曾在许多没有条件的构造上集中钻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例如。海棠铺打了 11 口井……。如果从钻井工程着眼，当然集中钻探比分散省钱。可是必须具备了前面说的那些条件，否则损失更多……。例如，四川圣灯山构造打了 23 口探井， 只有两口井见到较好的效果。这个气田并不很大，布井也太多了。没有按照裂缝性气藏的性质布置工作，而只是多打井。
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找油为主还是找气为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已争论了两三年，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认为四川找不到油。至于气，已经是很可靠了，还应该找。找油和找气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定要区别哪个为主，哪个为次， 也无意思，不应该勉强分开。当然，再经过几年的勘探工作，也可能做出四川只有天然气，没有油的结论。那就另当别论了。四川勘探局的同志们，觉得天然气没有人重视。
因此，一见到气就灰心丧气。这很难理解，为什么丧气呢？ 不应埋怨别人不重视天然气利用，应积极摸清储量，供国家规划使用。
根据这个情况（按：指薄一波、李井泉以“天然气多了无用”横行削减四川勘探投资一半的情况），今年对四川工作做了较多的变动，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很多井已经平了井场，现在要停钻。浪费一定是很大的。但部里再三衡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希望四川的同志们要向群众解释清楚。
根据地质师们的座谈，目前情况是，有些行政领导， 工程干部对地质家的意见尊重不够。（按：实际上是推行奖金挂帅，鼓励打空井）这是不对的，应当纠正。但是反过来也不行，就是不管问题大小，都由地质家来决定，这也是不好的。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