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贯教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今年11号和55号文件的规定，我正式请求对1957年9月在北京工业学院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问题给予重新审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我原是北京工业学院1521班学生。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国际新闻局调干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时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被分配来现在的天津发电设备厂，1969年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现在为天津发电设备厂技术员。
在1957年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我本着共青团员和要求加入党的积极分子的责任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完全出于希望我们自己亲爱的党更加兴旺发达的好心，在整风座谈会上，对当时学校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不符合党的原则的消极面，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意见。由于当时我还年轻，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其中有些意见和词句，可能是片面的、偏激的和错误的。但是，扪心自问，仔细检查，无论是这些意见本身，更无论是我们本来的思想意识，都和社会上那些心怀恶意、别有用心、对党和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根本不同。因此，考查我的全部历史和一贯的表现，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是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兹仅就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我的主要言行申诉如下。由于事隔21年，当时的一些情况已经不能记全，许多细节和说的话，更难绝对准确。但是，主要的、作为定案的事实是记得的；原来的有关材料，肯定都已存档；而且，人事俱在，对于实事求是的重新审查，改正错误是不会有困难的：
在整风座谈会上，我曾提出，1955年党领导开展的肃反运动是完全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违反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反革命”的政策，形左实右的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错误的当反革命整，确实伤害了一些同志，给他们的身心留下了创伤。从全国来讲，肃反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自己更不会去反对肃反运动。但具体到被搞错了的个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当然应该吸取教训。不能用总的、巨大的成绩来否认肃反中的错误。因为，错误和成绩都是事实。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对所有冤、假、错案的认识，也是如此。绝不能说批评冤、假、错案的错误，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提出的意见，是根据我亲身了解的两件事实：
第一件是我们学院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的事实。我们班的一个名叫王世璋的同学，被当作反革命来整。于是上海来的同学，剥削家庭出生。把他当作反革命整的根据，是他在解放前随家人去过香港；平时表现比较落后，纪律差，怪话多，和我们这些班和团的干部作对，不靠近党团组织。当时，我作为班上的领导成员，认为不能混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些理由就怀疑或者确定他是反革命或特务，是不对的。我任班主席时，王世璋经常和我作对，可是我认为不能以他思想表现落后就定成反革命。可是，我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当时的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认为是思想右倾的表现，我不能接受。同时，当时几乎每一个班级，都要确定一、二个甚至更多同学为肃反对象。我认为这样为了搞肃反而随便找反革命对象的作法，根本违反了党的原则。我还认为，我们学院是国防工业的保密单位，入学学生质量要求较高，党团员的比例很高，而且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很难会有反革命打入；就是打入了，也不可能如此均匀的分插在每一个班级。经过肃反运动，当时的所谓肃反对象，连同一些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同学，有的留校停课一年，有的转入其他普通大学，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后来，除了本人不愿回校的以外，大部分又都回到本校继续学习。但是，身心都留下了伤痕，而且还白白耽误了一年学习时间。
第二件是我一个高中同学莫若健的事实。莫是我高中时的好同学，成都解放后立即参军入军政大学。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即奔赴朝鲜前线。因为他英语水平好，不久就在美军俘虏营中工作。大约在1956年初，他从朝鲜写信给我，说他在肃反时被诬为特务，受到非刑逼供信。我得信后，确实非常惊异。我和莫同学三年，朝夕相处，彼此很了解，他不可能是特务。同时更为惊异的是，作为最可爱的志愿军，怎么可能发生非刑拷打这种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呢?(当时我们实在太年轻而且单纯)。我立即通过人民日报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提出请求，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审查莫的问题。如果他信中说的属实，应给予正确处理；如果他信中说的不属实，则应给他加重处分。不久，人民日报社给我回信，说已将我的信转交志愿军调查。现将人民日报社给我的回信抄录如下(原件存我处)：
伍文煦同志：
6月2日来信所提问题，我们已转请中国人民志愿军调查处理并答复我们。待他们答复后，再和你联系。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公章) 1956，6，13
又过了不久，莫若健来信说，他的问题已予平反，重新授予中尉军衔，原来部队的领导人已被撤职。我也高兴自己的信起了作用，更加感到我们党的伟大正确，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我在整风座谈会上对肃反运动的意见，主要就是根据以上两个事实提出的，把我的意见扩大为反对肃反运动，并据以定为右派言论，是完全不实事求是的。
1955年报刊上刊登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有关报导，我因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复杂性，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从小喜欢文学，1949年解放前就看过胡风等人的书，解放后还在新华社的一次团日活动中，听胡风来讲过鲁迅，一直认为他是进步的左派文人，是鲁迅的朋友，是研究鲁迅的作家。此外，胡风集团的舒芜、路翎等人，我也常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也认为他们都是进步作家。所以，一旦揭露出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感到很吃惊。我在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要对他们按照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提出了1955年揭露了他们，为什么到了1957年还听不到有关审判的详细消息，思想上总想了解他们更多的事实情况；认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按照民主和法制的原则起诉和审判。对这些意见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从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出发的。我实事求是的说明过去对胡风集团中一些人认识，也是为了说明我的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硬是批判我同情胡风集团，还上纲说是我反对党的领导，据以定为右派，这是根本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我在座谈会上给当时的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魏思文提意见，说他有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他每天小汽车出入，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学生生活区到教学楼的道路很不好，一遇下雨，泥泞不堪，几千人要踩着烂泥来往于生活区和教学楼，同学们意见很多。另外，学院党委副书记宗××，传说他在北京饭店开高教会议时，和女服务员乱搞不正当关系，我在班上的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刺诗批评他。就仅仅因为这样给党的负责同志提了并不算特别尖锐的意见，就说我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就要划成右派，这是根本和党的原则背道而驰。
1952年入学时，我担任班主席一年。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工作，是“京工学生社”的副总编辑，负责刊物及广播的文字工作。到了五年级，按照惯例减轻毕业班学生的社会工作，都不担负全校性的社会工作职务，只担任了班的宣传组长。按照毛主席对学生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我尽力做到“三好”。我还一直是学院排球代表队队员，又一直担负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也良好。我在担任宣传工作中，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配合党对学生的基本教育方针进行工作的。例如，利用黑板报，宣传好人好事，批评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消极和错误现象，鼓励同学们向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努力改造思想。在宣传中，有一些反映当时毛主席倡导的“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内容，还有我努力按照党的精神原则撰写的稿件，却被说成像社会上的某些刊物一样，利用新闻舆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可是，事实上又找不出一篇这样内容的文章来。我现在已记不得档案中有无这种当时被作为例证的文章，如果有的话，那是完全可以拿出来分析讨论的。又指责我在宣传中无视党的领导，甚至排斥党的领导，因而是反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京工学生社”工作期间或是五年级时负责班上宣传工作期间，我不仅在行政职责上受到党组织和高于我的负责人的具体领导，而且主要的是我负责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努力按照党的原则和方针进行工作的。并且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一个集体，编辑内容和中心主题，以及具体到撰写稿件，都是集体讨论形成的，怎么可以说，单单是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而反党呢?当时在批判会上对我歪曲指责的一个同学，恰恰是他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始终参与领导班上的宣传工作，他不仅没有像我一样，把所有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推卸责任，歪曲事实。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评价功过的老实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政治觉悟高，思想敏锐，有真才实学，敢想敢说敢做，体魄健全，而决不能成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耍两面派、文过饰非的伪君子。虽然，在当时毛主席规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还未成文，但是，这些条件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已见诸毛主席的著作、党报党刊、团报团刊中，党对我们进行的培养教育中，也是一直这样要求的。我对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对青年的期望，感到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依据，也一直身体力行，并且怀着极大的期待，天真的认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新人，肯定会在我们这一代普遍形成。正是基于这种对党对毛主席的指示，认真遵循的认识，我才会在整风座谈会上提意见，并在平时谈话中，认为必须加强对我们青年学生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要改进思想教育工作，要照顾青年学生的特点，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有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强求一律，不要光开会和上大课，不要过多干预青年学生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个性发展。简单的说，就是真要有毛主席所倡导的那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我还不同意死读书，不同意为了考试分数而不顾其他条件开夜车。不料，我的这些认识和意见，也被批评为脱离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
董和沈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董是我的妻子，也都是共青团员。他们二人受我的株连，也被划为右派。我认为这也完全是划错了，应该实事求是给予改正。我和董原在国际新闻局是同事，1952年结婚，婚后不久同时选调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在1957年批判我时，她早已因肺结核病半休。当时的负责人找她，要她揭发我的问题。她能揭发我什么“问题”呢?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鼓励，要求进步，毫无任何反动思想和言行。硬要她揭发我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难道她能挖空心思去捏造吗?她当然只能事实求是的说明我的本来面目。她和我之被打成所谓右派，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给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靖君提了一些意见。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我和董学习了党中央的整风文件，听了党委的动员报告，心情都很振奋。深深感到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感到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毫无自私自利的党，才能这样公开进行整风。我们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并通过整风运动从中受到党的教育。但是，想到我们班和支部整风运动又是在王靖君领导下进行，心中不免有顾虑。因王平时就不易听取批评，喜欢奉承和吹捧。我们虽然很快就要毕业，但仍然出于好心，希望王能通过整风运动，改正缺点，取得进步。董没有和我商量，自己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学院一机系党总支，谈到自己对党的整风运动的态度，谈到对王的顾虑，也谈到了自己怕提了意见受到打击报复的顾虑。一系党总支很快回了信，明确的表了态，保证不许有打击报复的事发生。回信因不知收信人是谁，所以由班宣传组公开张贴了出来(这封回信的原件，仍然由董木兰保存着)。王靖君自然很容易知道了董木兰写信的事，可惜王不但不检查自己的缺点，反而实际上利用了反右派运动，在这封信上大做文章，并把我们提的一些意见都歪曲成是反党的。一系党总支也未能如回信中所保证那样，不让发生打击报复事件，而是实际上参与了打击报复。(此事的详情，可见董木兰的申诉报告)。可是，她却被批判为包庇我，并以此为基础，再找了一些难以成立的理由，硬把她也打成了右派。这次她理所当然也提出了重新审查的申诉。
沈力伦原来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对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学乱施挞伐的态度很是不满，抑制不住的多次拍案而起，说了一些许多同学想说的公道话，因此也遭株连，罗织罪名，被划为右派。我现在不知道他本人这次是否提了重新审查的要求，但我必须出以公心，出于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认为应当本着党的规定，实事求是的给予改正(沈毕业后被分配在齐齐哈尔市147厂)。
以上所呈，就是当时的主要事实，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实的立案依据，我已不能记忆，但可以查阅档案材料。
我们被划为右派以后，行政处分是可分配工作，在工作中察看二年；团内处分是开除团籍。由于当时我对处理不服，对结论意见大部不同意，因此学院不能进行毕业分配，暂时留在系办公室帮助工作(留系工作中，由于努力工作，我们也受到过表扬)。到了1958年1月，学生科科长找我和董木兰谈话，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保留意见，则很难分配工作。我们想到，在学院里被孤立的呆下去，实在已无意思；如果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肯定会很好工作，争取提前撤销处分(当时，我们对于“右派分子”帽子的分量，是完全估计不足的)。因此，只能写了一个撤销原来所有保留意见的声明，很快就得以分配来天津。可惜的是，党和人民花了许多心血和财力物力把我们培养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国防工业技术人才，结果被迫用非所学，使国家受到了损失，我们自己也长期承受了本不应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考查一个人，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要看表面现象，而要看本质；要重在表现。我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实际上解放前早已衰败)，解放前又受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影响，思想意识确有不少错误的东西，至今仍在努力改造自己，今后还要不断改造自己。但是，我在旧社会亲身经历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较早接受过进步思想；解放后很快参加革命队伍，参加了共青团，受到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抚育关怀，一直要求进步。在历次政治应当中，包括直接影响到我们家的土改运动中，都能站稳立场，按照党的要求进行工作，表现基本是是好的。我根本不可能去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对党和社会主义是无比热爱的。即或整风座谈会上有些话是错误的，也绝不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帮助教育的问题。前不久，我和董木兰有机会回到我们最早工作的新华社去，和原先的老同志们相见，还是那么亲切温暖。当他们听我们说起1957年被划为右派时，都十分惊异，也要我们好好向党申诉，并且说：“我们很了解你们，可以请组织上重新审查你们的问题时，派人到新华社这里来了解你们的情况。”
最近，听了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规定：“对不应划为右派而确实划错了的，尽管事隔21年，还是决定予以改正。”这又一次体现了党的伟大，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给我极大的鼓舞。因此，我特提出申请。我相信我们的党和组织上会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实事求是的重新审查我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
此呈
伍文煦原北京工业学院1521班毕业生现天津发电设备厂技术员1978-12-03
来源：伍文煦《伍文煦回忆录》，美国柯捷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