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
我曾经为自己辩护过，我曾经自诩为是爱党的左派，我也曾经以为群众不了解我而消极抵抗过，甚至准备一直顽抗下去做一个维护“真理”的人，拿毛主席“又要改革，又怕，那就不好办了”的话自解。回忆起古代的忠臣，有些辛酸。当我平静时，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几年来中国会变成这样的团结统一，向着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跃进?为什么在仅仅八年的时间内，中国就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饥饿，抢杀、淫秽、贪污……等等现象而在老牌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的国家内，这些现象却仍旧猖狂?为什么我国的社会秩序会如此的安定，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围绕着我，我只简单的<地>用“社会主义制度好”几个字来答复而不去深思原因及至反右派斗争之后，更出我意料的<是>出现<了>工业农业的大跃进，而且在各方面，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这些“为什么”就更加纠缠着我，责问着我，直到处理右派时，才不能不将问题仔细的<地>想，深刻的<地>想，终于发现我基本错了，基本的立场站错了；这样就发现我变成了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我长期受着资本主义的教育而又由于一帆风顺的环境(25岁起就当副教授，且一直受人尊敬)，养成狂妄自大的习气以至一直没有改变立场没有得到进步，一直用旧的观点来看新问题而又顽固不化的<地>自以为是。
我用旧的眼光来看党，用类似“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一个好的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我自居于“客人”的地位，把“党”和“我”的关系分裂成“主客”和“朋友”的关系，又对党的组织纪律性认识不清，没把党看成一体，我又以为党内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我对党的各项运动不是无条件的拥护(不是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符合党的各项政策，而是看该项政策是否符合于我的主观观点)，所以时而怀疑，发生抵触情绪，我对基层组织的执行政策也发生怀疑，以为<他们>可以假公济私的<地>利用运动来整别人。
这样已够造成我反党反人民的根源而又顽固的自以为是“爱党”(我当时以为我既没有对外讲过肃反中对我是打击报复，也从来没有对外发过牢骚话，而只是对晁老和杨校长谈过和在党委会上谈过。当时以为内容很多很复杂，一时也谈不清，如果党重视就会找我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是“向组织提意见的”；同时<即使>在鸣放时，我还做了些“卫党”的工作，经常向人宣扬新社会的优点，反对“取消党委制”，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反对“有职无权”的说法，反对谩骂式的大字报，反对打电报拥护储安平，斥<责>闹青岛日报的学生，拒绝参加九三<学社>的“六二座谈会”，拒绝参加“民主讲坛”等等，又以为是“打击报复”的继续(肃反中以为已明明查清我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少将”而现在还替<给>我戴上这个帽子)，因之迟迟不认罪，以致堕落成为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现在才认识到我过去的言论确实起了丑化党污蔑党和宣传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作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我现在谨将我从肃反到现在的全部思想活动以及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全部写出来交给党审查，争取党的谅解和宽大，以便于今后的改造。
在肃反及平反过程<中>，我收集了<一>些材料认为可以肯定“崔戎是打击，李哲明是故意陷害”(材料的根据另写成附录)，但由于控诉李哲明就势必牵涉到崔戎，而崔戎对我已百般迁就，心里想，“他只是气量小，容不得人而已”，所以就一直没有提出正式控诉。1957年1月份，我托张鼎周先生交给李十个问题请他书面答复，但一直等了四五个月，李都未诚恳答复，又听说是党委会叫他不要答复的，以致使我怀疑是“华大路线”的作用(校内关于“华大派”的传说已很久)。在鸣放时，觉得崔戎严重的宗派主义以及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如买小汽车等等)必须清算一下，于是在57．<年>5．<月>18日，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影射的<地>(当时党委也强调“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党委”的方针)谈“党委指导思想是什么？”以此来影射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成员>，在会上看见周北屏难受的样子又说“改开诉苦会”。当讲稿在《新山大》印出寄到济南之后，我马上拿给崔戎看并讥讽地说：“有什么意见？”以此来打击他。在济南的山大青医小组联合座谈会上，我又和别人一起向崔戎进行了攻击，在冷嘲热讽了一顿之后，也说开诉苦会一类的话。当会上大家对崔的“宗派主义”进行攻击的时候并说什么华大派山大派的时候，我就举了“赵襄子”的例子来讽刺崔和所谓“华大路线”。自以为这个故事很生动，可以针对其余<它>的宗派主义者，于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时就将那次会议上的大致内容连同赵襄子的故事附在正文的后面，这样又造成我反对党的罪行，使人认为“党”是宗派主义，以为我赞成“取消党委制”(实际上即<使>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是坚决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并以没有一个人是各方面都“精通”的，来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见)。又听说于副省长是“华大派领袖”的谣言，以致对于副省长也不满，在高教小组会上又借词讥讽。
回忆我自身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老婆被斗得回家大哭，手臂青伤，几次计划全家自杀，气象研究遭到严重打击，一个在部队里工作学习都好好的大儿子也因我的原故被斗，又有好些朋友也被划在我的“反革命集团”之内，而崔戎还说“一直没有把我当反革命问题看待”，这就使我容易相信别人谈到肃反中偏差的传说。又由于我认为“自由争论”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因素，而现在有些人常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斗，因之使我认为“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最好的保证。认为再在新社会里养成严格遵守宪法的风气则是“最理想的社会”。运动中的偏差可以避免，科学文化就可以前无古人的<地>勃兴起来。为了这件事，我曾在1957年3月将问题提请毛主席注意。在1957年5月底又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养成“法治精神”的演说，并举了些当时认为可靠的例子来增强说服力(而这些例子和“说服力”的确犯了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罪行)，但我当时看到省委等很多人都拍手，还自以为是赞成我的意见就颇为得意。事后并将原稿交给陈继述印在民主报<上>，并写信给人大刘委员长请“监督宪法的实施”。
演讲后即回青岛(事前并不知道山大已在闹事，而只是怕开会所以先回来)，当看到山大该时乌烟瘴气的情况，心里虽然不赞成，但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迟早会弄清的”，所以也不很急，只请党委赶快掌握主动领导权而已。也因为这样，所以虽然对闹青岛日报，打电报拥护储安平严词指责，但对刘鸿<洪>宾邀我去九三开会，学生邀我去民主讲坛……等等行动只是借词拒绝而并不正面拒绝，所以当人民日报批评储安平党天下等等谬论时，我当时认为：“这又何必呢?”“只要拿解放后的成绩来说理就行了，人民日报这样一来，之后大家就不敢提意见了”，“整风恐怕也整不好了”。对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也有抵触情绪：“主人请客人讲话，讲得不对，反驳一顿就够了，又何必斗一顿呢！”并以为“小题大作”，“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右派言论会煽起事来：“秀才造反”，“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丝毫没认识到，这是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前途的敌我斗争，以为“只用嘴辩清就行了”，“不理睬他们就行了”，“何必斗”。及至青岛日报对我展开批评之后，以为是投稿者歪曲我的原意，心里想“运动一来就不管真<的>假的斗上一顿，只好等运动过后再说罢”!以后，报上登出“特务少将”的具体事实后，我心里有很大抵触，想，“我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少将，肃反中已明明查清，这准是有人在陷害我了”。于是先向市党委、校党委以及青岛日报馆、法律顾问处反映并在1957．<年>7．<月>6号群众大会上先把这件事刷清。当时以为即使我牺牲了，只要共产党能注意我的话而改变过去的缺点：“不以人废言”，则“死亦暝目”，并认为既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要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永远不得翻身甚至再陷我为反革命”，则辩也辩不清，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听人说我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甚至“右派言论”就觉得刺耳，起了反感。“谈不谈都是一个样，反正群众不会相信你的，也不会耐心听你的”。于是情绪恶劣，态度顽抗<固>，又始终顾虑着崔戎以及所谓“华大派”而不正面把问题谈清，以至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上对政治运动的不正确看法和怕开会的习气，于是就借口有病不开会。在会上，甚至耍无赖，开顽<玩>笑骂人等等都表现出来，而丝毫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更难理解自己的罪行，心里想：“反正不会饶我的”，又由于文章内确是存在着些错误，所以也不能向党中央报告，以为总有一天：“党会了解我的。”以为一认错，就会全盘否定文章的“价值”，“既要改革，就不能怕”。甚至认为“党会向我道歉”?！直到多半年的时间之后，才使我从迷梦中觉醒过来，而才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过去一直为自己辩护，以为我不是右派，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而不看我的文章所起的实际作用!一个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领导的人怎么会写成那种具有煽动性的恶毒的文章呢？归根结底的检查之后才发现我的立场观点错了。
检查我鸣放中错误言行对党所起的危害性，实<在>是痛心之至。党为我的事组织了多少人跑了多少城市，进行调查，才下了结论，这说明党对我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而我却认为我的问题早已查清，这只是崔戎的“将错就错”的策略，以此来掩盖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党对我的平反工作确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很感激党，但在平反会上却只说：“党是伟大的，对我仁至义尽”，意思是说“山大党委只是由于上面的指示而不能不做，并不伟大”，无形中分割山大党委与党的关系。
所说“华大派”与“山大派”在山大虽然传说很久，但我也只是听人说说，就凭主观在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加以攻击，又让新山大把讲稿印出，以至犯下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不可饶恕的罪状<行>。在文章内以“此山是我开……”描写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为恶毒的山头主义者并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材料(见附录)，主观的<地>认为山大党委崔戎对我的肃反是由于“三大罪状”，并诬蔑“党委造谣”，恶毒的<地>叙述“经过”，造成对党对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我过去没有对外谈过肃反“经过”(平时也只是向晁校长，杨副校长谈“打击报复”，群众也只晓得闹了一年多、闹大了的“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一件事实的真相)，但经过这一次党委座谈会以及《新山大》<将文章>印出之后就弄得人人皆知，这个罪状是难以弥补的。
文章中“不是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虽然只暗射崔戎的特权思想和“出门必坐小包车”、“买新小包车”等享受思想，但由于故意的闪烁其词，就给人以“党现在变了”的恶毒印象，其中“打击报复可以证明是普遍的”也只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推论，“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呢”也只是主观的<地>以为是李哲明陷害。而我在文章中就用这些词句把山大肃反说成一团糟，更用“开诉苦会”“三年之后”等语<言>加深“打击报复”的语气，以致形成当时向党委倒算的一种歪风，打乱了党的整风计划，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其次，在当许多对肃反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我的肃反问题以及座谈会上的言论向党进攻的时候，如果我确是一个头脑清醒和党一条心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挺身而出，不计个人的得失而加以驳斥。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只是请党赶快掌握领导权，在一张邓从豪等写的一张反批评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又抹去，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这充分说明我过去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看不出大是大非(除坚决驳斥闹青岛日报以及反对取消党委制之外)。在反右派斗争时，还顾虑着崔戎(同时因为崔戎了解我的肃反情况，又希望他出面为我辩护，所以后来在小组会上提议请崔戎为我<做>“辩护律师”)等人的报复而躲躲闪闪。不将问题交代清楚，只推到李哲明一个人身上，以致矛盾百出，更难使人理解。这就难怪有人认为我当时“安慰某些党员不要消极”是“猫哭老鼠”，驳斥王普打电报拥护储安平的错误是因为他是“政治上一年级而不是老手”，婉言拒绝参加当时的“民主讲坛”是鼓励学生做“轻机关枪”、“有我们老教授在后面支持撑腰”等等的指责了。这些指责毫不足怪，因为我当时既不是和党一条心，认不清大是大非，而又不在紧要关头驳斥我文章中的谬论，这些指责是罪有应得。且在省委发言中我又继续攻击肃反中的偏差而所举的那些“九中教员”、“安徽铜矿”的例子，只是由于我对肃反中政策的贯彻感到怀疑，就没有其他可靠根据的轻信谣传，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以为反正省委要调查的，却不认识经过这样的扩大宣传之后，对党的威信造成如何重大的损失！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是罪有应得。
再检查省委发言中所引用山大青医小组座谈会上谈的赵襄子的故事，确给人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恶毒印象(尽管意愿只是针对“宗派主义”者)，以致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的<令人>痛心的罪行。
尤其荒谬的，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强调“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时，竟举资本主义国家的罗<卢>森堡、鲍威尔等等例子来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精神”(而这些却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守法的“例子”！)。这样给人以我国人民守法的精神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守法精神的错误和恶毒的印象。(这明明是胡说，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盗杀、贪污不也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宪法么?何况由人民奋斗出来的一些微<弱的>“民主”和“自由”也经常遭到御用的假证人伪造的证据的摧残么？而我国社会秩序的安定不正是说明我国人民的守法精神“法制精神”么。)
事后我将稿件亲手交给陈继述全登在反动的民主报上，以致在校内更造成嚣张的空气。<稿件>还准备交给青岛科联。在校内外均引起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恶毒作用，而这些罪行，我还一直不承认，还自以为“要改革，就不要怕”，“要使我们落后的国家人民，变成先进的国家人民，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以致在小组会议上还继续宣传“法制精神”造成对人民更大的罪行！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引起了三个无可否认的歪风：第一，起了攻击肃反污蔑肃反的作用；第二，起了攻击党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的歪风；第三，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精神”。单是这三个罪状已够划我为右派分子；而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则更为恶劣，我的态度是消极的，是对抗的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反怪别人曲解我，怪别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当物理系召开反右派斗争会时，我明明接到通知却用各种借口如“记不清开会时间”，“今天不是开会时间”，“开会时会吵架”来逃避开会，逃避斗争，即<使>7<月>6日的大会的出席也经工会和同学的三请四邀，大会上要求自己先讲，企图讲完后可以先溜走，当工会追查我问题的专门小组找我开会时，我也是推三阻四，甚至对他们说：“只能每星期一次”，而在会上边只是随口答复，东扯西拉，从来未做过什么准备工作，有一次竟然对工会小组说：“犯人可以请律师辩护，我为什么不能请呢？”以此来逃避斗争、逃避开会，甚至当小组让我自己请辩护人时，我建议请崔戎和杨校长。<这>我还嫌麻烦，又说“法院可以指定律师，请你们自己指定”。这样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用不严肃的态度<来>对付。不独如此，我还在家内客房门上和楼梯口、书房门上贴上“避<闭>门思过，概不接见”，又贴上“请勿上楼，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宪法第70条”的纸条，以此来躲开别人对我的帮助。(但这些全是谎言，因为我不但没有“思过”，而只是在写一本书：相对论，准备传之“后世”。)心里只是想，“辩不辩论总是一样，认不认错也是一样，反正不会饶我的。”又说，我反正不是右派了，混得过就混过斗争时期，混不过也没办法，只好由他“处理”后再说罢！这一辈子只想混一碗饭吃就算了，种种消极抵抗的思想也表现出来，尤其表现得恶劣的是当人代会要我出席会议辩论时，竟借口有病而不出席，又用了很多“理由”，作出不出席的借口，这些赖会的花招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使我与党和人民形成对立的局势而自绝于人民！除去这些花招之外，我还耍了无赖的“手法”。现在我坦白交代与刘鸿<洪>宾订“攻守同盟”的事。当民主报第一期印出后，刘鸿<洪>宾拿到我家的时候，我先翻看自己的文章，觉得中间漏了一大段，让刘鸿<洪>宾补上，又翻看了第一篇陆侃如的文章问刘“为什么又谈些问题”。他说，“陆的文章怎能不登。”后来又翻到支持闹青岛日报社的文章，我当时很气愤的<地>对刘说：“岂有此理”。而刘却说“应当质问”(指青岛日报)。当我和他辩论时，他就含含糊糊地急忙走了。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我觉得刘的其余问题还是属于思想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有支持闹青岛日报一事是思想范畴以外的事，属于法律问题。<我>想到他一家老小，于是在小组交待时故意说“刘鸿<洪>宾当时说，‘他们要登，我也没法’”，以此来推卸他的责任(这是谎言，因为据我判断，刘鸿<洪>宾对闹青岛日报，至少对“质问”青岛日报，是同情的)。当天我就将交待的内容教<叫>小孩送给刘看，使他体会到这一件事的严重性(由于条子上只有这一件事是假话，其余都是老实话，我想他是理解我的用意，所以没加另外说明)。当小组会议对这件事追查时，我起先的确不晓得所说的“攻守同盟”的意义<思>，以后愈追愈紧，愈逼愈紧，使我十分难堪(当时认为是一生最难堪的时候)。我就只好耍无赖，说什么“没有”、“大概没有”、“假使有了，那我说的话全是撒谎”，以及“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家……”甚至自认为“强盗”，而始终不坦白真正的用意，甚至在处理右派时还不坦白交待，还代为掩护。这说明我对党的不老实，说明我与党的对抗的情绪。我这种撒谎、掩护也不只是这一次。关于九中教员事，我硬说该九中教员是我的学生，而事实上是葛源先告诉我后，又在海边介绍该人与我认识的……这些事一方面暴露了我的品质，另方面也说明我对党的看法错误，以致把私人情感放在党的利益之上。
在大小会议上，我也表现出很不老实的态度，一会儿说我是“左派”，认为“对我斗争是错误的”；一会儿又自认为是“强盗”，“你们还会相信我的话”。总之是耍无赖，不是诚恳的<地>摆事实说道理，更不是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教育。不虚心检查自己的错误而老怪别人，所以造成“态度极端恶劣”和“顽固不化”的应得结论，这全是咎由自取。
在检查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后，我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干出这些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来呢?”细细的<地>想起来．实在难以理解。第一，现在中国日新月异的每天都在富强的道路上前进，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连美国也在朝鲜碰了钉子回去，而我做梦也想中国富强起来。现在这种梦想已肯定的逐日实现。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我一生也最恨人压迫人，而现在中国的一向贫苦仰人<鼻息>生活的工农全都翻了身，当了主人，国土上再也没有帝国主义的铁蹄，我国对弱小民族的正义支持，例如对埃及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正义行动<的支持>都使我五体投地的<地>感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罢<吧>，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日益危机，而且正在走向崩溃的前夕，更何况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让中国在工业上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再看资本主义国家内失业的威胁，<还有>枪杀、淫秽、饥饿、贪污，而我新中国才成立八年就消灭了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一个发明就被紧密地收藏起来，不肯公开施<使>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先进发明创造就<会>马上被全国推广形成生产跃进的高潮。这些无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使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谈些个人生活罢。我解放后的生活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衣暖饭饱，而且可以天天读书吃酒，毫不顾虑“饭碗”问题，和解放前想办法向市侩买米，抢购“大头”的日子比较起来，有天涯<壤>之分。那时甚至我自己的弟弟还说“教授几个铜板一斤？”的挖苦话。我有什么<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呢？说我为的是想“向上爬”罢<吧>，<也不对>我一向就厌恶行政工作，请我做也不肯做，更何况“爬”呢?说我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罢<吧>，国民党把中国搞得一团糟，我自己被国民党的兵打得吐过血，又被军令部陶士珍关过好几天，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逼得流离分散<失所>，我父母也间接的<地>被逼死亡。那些市侩官僚趾高气昂一脸看不起“教授”的样子。这些怎能使我对国民党有好感呢？(再拿国民党时代的社会秩序和现在比较，更是天地悬殊，大概除去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怀念”国民党的！)那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莫非是怀恨党在肃反中对我的斗争罢<吧>?但是党在肃反中对我可算是“无微不至的爱护”。即使在斗争当中，除斗争会上之外，在其余的时间内也没有一个人不待我好的，检察院对我慈父般的安慰，使我感激得流下眼泪来，即使崔戎在斗争会之后，也对我加以安慰、解释，并亲自削苹果给我吃。市委矫部长也亲自倒茶给我吃，连陈毅副总理都关怀我的问题，据说中共中央每个月有信到青岛市委查问我的问题。(过去社会上有谁这样关怀过我的呢?)平反以后就更不必谈了。我常常自誓：“在党困难的时候，我必定用性命来报答党的恩情。”我还有什么可能对党怀恨和不满的呢？难以理解，再平静地想一想，我有我幻想的生活和环境：幻想在一个幽静的农村(最好在靠近拍岸的海涛的环境里)，和几个朋友或几个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既没有人打扰我，也不要“开会”更没有“斗争”，这样可以身心愉快又可以专心一致<致志>研究生活下去，既可以保证研究的质量，也可以按计划交成品，对人民作出贡献。所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斗争”本身就有着抵触的情绪，所以向往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自由。以为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加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互不打扰)。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使我对“斗争”心怀不满，发生抵触，不过这还不是基本的原因。
另外还有基本的原因，检查后发现我对“党”的看法基本错误。过去的错误看法不谈了，即到山大后，思想的变迁虽快，也没有真正的<地>认识“党”。最近几年来，只认识共产党好，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但并没有深入追究<党>为什么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原因。我还是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以为也只是一个“好党”或“好人党”而已。对党的各项政策并不是无条件的<地>拥护，也没能改造自己的主观“来合乎政策”，而是用自己的旧脑筋旧立场来看政策，因之，有时发生抵触情绪，同时对党的组织关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我以为在肃反时，山大党委会就是崔戎一个人“说了就算”，其余的党委成员只听他的指挥而不认识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听信什么山大派华大派的谣言。我对党中央与党基层组织的纪律等关系也搞不清，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基层组织可以利用职权在党中央或上级指示的公文内“兜圈子”，可以假公济私的<地>执行政策，甚至我还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一致，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只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几个人的意见(所以有“反右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等等错误看法)。不认识党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致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我又把“我”个人和“党”的关系看作是“朋友”或者“主”“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把自己看成是“被党聘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认为，“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把党看作是一个“好朋友”而不是和党一条心，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以自己的旧观点看问题，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玉>”，而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只以旧的“好人”，“坏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和别人，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以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而没有从“立场”来看问题，以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不细细追究所谓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以至无原则的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无立场的看法是错误的。认识到“好人”“坏人”的定义，应当从“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利有害的两方面看，也就是说要用“阶级立场”来看。对建设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大众有利的事才是好事，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人才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事就是坏人。新的标准定了之后，就觉得过去的错误。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但是为什么过去看不清呢?还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对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也就看不清了。现在既然肯定党是完全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站在六亿人民的立场，而党的智慧比个人的智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之后，问题的好坏，人的好坏，就看得清楚。所以今后第一步改造的计划就是完全听党的话：“凡自己的言论行动对党有利的就是好事，对党有害的就是坏事；做好事的才是好人，做坏事的就是坏人。”这样衡量起来，“我在鸣放时期做的是对党不利的事，因之是坏事，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坏人”。现在要立誓做对党有利的好事，才能成为好人，才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有贡献。也由于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所以对运动中斗争的方法有着自己一套的看法：以为在运动开始时就应当先掌握相当充分材料再用“斗争”来向纵深方向发展，以为这样既不会斗错，伤了被斗者的心，另方面又可以更好地教育群众，在听说山大12个反革命分子全不是用斗争的方法斗出来的，就更加反对运动中所采取的那种狂风暴雨的方法，以为斗争只损伤人的心使人消极而又查不出反革命来，说什么“一片风雨声，成绩有多少”，来讽刺暴风狂雨的斗争。这样说法暴露出两个错误看法：第一，是机械唯物论的看法，以为只有查出反革命来才是成绩，而忽视肃反运动对反革命活动沉重打击的伟大意义，使反革命分子内部分化瓦解以至投降，弄清许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从而获得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警惕，有更好识别反革命的本领。第二，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以为自己的智慧比党还高明，而不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偏差”只是伟大运动中的一点小波浪而已，党也及时地采取各项措施来防止偏差，来避免和纠正偏差)，而这些偏差与运动的成绩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狂风暴雨的方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因之，连<联>想起来为什么几千年来的贪污和投击<机>倒把现在绝迹了?资本家为什么可以和平的<地>接受改造，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可以稳定，不全是三反五反运动的成绩么?这些道理现在想起来都很简单。所以不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楚。就拿自己来说，在反右派斗争时，我认为“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断言：“以后人要消极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人民却更加积极”，这样就使我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看法，而到今天，才决心改造自己。(否则我准会把自己的立场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能使我从顽固不化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所以只有从党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有全面的认识；才能知道解放后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不是单靠“好心”两个字可以做到的，而是和各项运动分不开的。通过运动又可以使群众成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有机体，提高思想，提高觉悟；“斗争”则是人民对某些问题的怀疑的追查和责询；是锻练革命队伍中纪律性和纯洁性的一种措施，并且是克服自由散漫和各种有害于革命建设的一种措施。这样使我对“斗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并愿意参加斗争。
其次也由于立场站错<了>，所以对“民主”和“自由”也认识不清，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到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人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自由是“自由散漫”的自由，是无纪律无领导的自由，是造成过去中国“一盘散砂<沙>”的基本因素。在我们国家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当人民站在饥饿死亡的边缘上时，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呢？所以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问题：“立场问题”。当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当站在劳动人民、六亿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时，“自由”和“民主”的定义也就不同了。这样一看就认识到“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自由”的分别，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的自由”，而不是自由散漫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对人民有利的自由。否则无纪律无组织，则是对人民有害的自由。我第二步的改造计划是使个人自由服从集体自由，养成集体主义的思想习惯。另外我所宣传的“资本主义法制精神”，也是夸大歪曲。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杀盗淫秽的到处猖狂，正是违反他们法纪(的结果)，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秩序却远胜过他们，这是一个对比的讥讽，说明治好一个国家不是单靠几个条文可以解决的。由此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党领导”的作用，远胜过空洞的条文(当然条文是应该遵守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可以被人钻空子，如找假证人等等)。谈来谈去．还是立场问题。不站在党的立场，问题就一切看错了。
除去以上所述的主要的立场站错的问题之外，我又回忆到那两篇文章中的恶毒字句。为什么出言吐语那样的恶劣呢?态度也是那样的恶劣呢？很多立场站错的人的态度言吐<谈>并不那样，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解放前也是一样，是一贯的。不管什么人对我提意见时，我就先堵住他的嘴。有人说我的缺点时，我就先说他的缺点并且当面夸大，不耐心听别人的话而只要别人听我的话，夸大事实证明我的话对(和别人在一起谈话时，也只听我一个人的喉咙，使别人无法插嘴。当我自己的话讲完之后，我就借故走了)。这种恶劣的态度特别表现在对上级领导的谈话中，以为不如此就会被人认为“向上爬”，“胆小”，甚至会被人误会为“骗饭吃”。
是不是由于“吃酒”的原因呢？也不是，“吃酒”只增加问题的恶劣性，我在不吃酒的时候也不肯听别人的话。自己拿定一个主意之后，就坚持到底。合于我主观想法的意见就容易接受，不合我主观想法的就借词推却甚至疾言厉色的<地>驳斥。单是性子急脾气不好么？也不尽然。固然这些也是主要的因素，但还不是惟一因素。另外还有重要的因素：“骄傲狂妄，自以为是”，以致使自己不能得到改造。对政治不关心，这个因素是有来源的，我小时候读书比较聪明，二十五岁就在浙江大学当副教授，并且有许多名教授向我请教，也“佩服”我。以致使我也成为“名教授”，在国外的科学权威杂志上又发表好多篇研究论文，就渐渐的<地>使我骄傲起来。起初还只在科学问题上骄傲自满，及至平反后就以为在政治问题上也看得准，就使我在政治问题上也以为自己看得对，把一知半解的知识抓在手里，还以为这是为的“改革”，为的六亿人民并将这种错误的意见强加于党，这样使我堕落成为今天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要使我能根本改造，则必须把这个根子挖出来，予以摧毁(在肃反期间，我对这个问题也开始有点觉悟，但当时集中在“我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而没有在思想工作上深刻检查，平反后就更不曾检查了)。
在反右派之后，接着有系统的整风，接着全国大跃进。人民觉悟提高了，工业农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跃进，和我的估计“人民消极了”却完全相反。而反右派斗争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再想到解放后各项的建设成绩和人民生活品德的改变却是过去几千年来人民所不敢梦想的，而现在实现了，且在一日千里的前进。想我自己呢，连家庭几个成员，系里面几个同事的关系总<都>搞不好，连一个山大物理系总<都>搞不好，还有什么理由值得骄傲呢？肃反后的平反只是党谅解我，党爱惜我，并不是什么“看得准”，而我却又骄傲起来，以为我自己的“政治也行”，实在荒唐之至！想到这里不由我不低下头来。再检查我的文章，不由我不痛心，我实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是一个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害党害人民的右派分子，请求党再谅解再宽大再爱护，我以后决心听党的话，照着党的方针做事，改变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党的政策。
另外再检查我的科学成就，实在是沧海一粟，并没有什么大发明，而自己的东西又不肯拿出来，对人民有什么特殊贡献而值得如此的骄傲呢?再想到即使对人民有了特殊的贡献，对人民骄傲起来也将步“朱可夫”的后步<尘>。由于骄傲而失败的例子不是多不可数么?想到这里，使我不寒而栗。一生的骄傲自满使朋友不敢亲近我，使我在家庭里在系里形成“恶霸行为”，“说了就算”，以至没有人愿意当面指责我，而我又不听别人的话，同我要好的都是顺着我脾气的，使我在政治上得不到提高，在学术上不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骄傲自大并不能使人尊敬，相反的使人厌恶，使人觉得我是妄人。靠骄傲既吓不倒人也骗不了人，徒然使人更贬低自己，徒然使人嫌恶而自绝于人。回想起过去党对我的爱护实在令人伤感，回想起当我初来山大的时候(1952年)，党和行政对我的关怀和尊重，以及平反后党和行政对我再度的爱护，而我却以为向党和组织靠拢会使人疑心，我是“巴结领导”，使人怀疑我“有所企图”，因之“故意”与党疏远，故意的闹“不一致”，以为这样可以表示我不是“有所企图”，不是“骗饭吃”，可以表现出“无求于人”的“清高身份”。到今天才认识到，向党靠拢并不是向某一个人“献殷勤”，而是为的社会主义前途，为的六亿人民的幸福，为的是改造自己使<之>能担任起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事业。过去站在旧的立场看问题，使我和党疏远，使我和党不是一条心，以致堕落到右派分子的泥淖内而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实使我痛心之至!党向我伸了两次手而我顽固拒绝，这种悔恨对谁说呢?只有对党说！向我亲爱的党说：我过去完全错了，我现在觉悟过来了！只有党是我暴风雨中的磐石，我坚<决>抓住这个磐石不放。从今后完全听党的话，改造自己，使自己能为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尽一点力量，使自己的知识能为人民所用。党！我今天是败子回头，从今后决不违犯<反>你的政策，决心听话。希望<得到>你的教育和改造！恳求你再伸一次手，末了一次的手！
写完之后，感觉心情比较轻松。回忆一下思想的转变，从自以为爱党到认识到反党，中间走了许多曲折弯路。
当一开始反右派，报纸上登载我是“特务少将”时，我的抵触情绪达到最高峰，认为是“打击陷害”的继续。认为大家开会帮助我是故意整我，叫我检讨是想套我的话来抓我的“小辫子”。所以不论大会小会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根本没想到“检讨”，并且认为反右派后，整风要是整不好，人民也将消极，以后要“平右”，所以我将青岛日报和新山大的材料全部留下两份，准备以后上诉用。当反右派深入之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是有缺点，说得“不顶好”，造成“大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一直认为基本的看法和观点是对的，所以也不想检讨，以为一检讨就会把基本观点(所谓法制精神)冲淡，失去文章的“应有价值”。一直到双反后，工业农业大跃进之后，我的信念动摇了，才发现我的看法和观点“有问题”。“平右”大约不会有了，但那时仍然顾着面子，认为反正已经这样了，检讨等于“画供”，徒然受罪，同时又由于我没有做过检讨，对检讨的认识不足，以为检讨就是一齐包下来，拼命的<地>骂自己而已(由于我过去的态度不好，所以也没有人愿意找我个别谈话)。到处理右派时看见校内贴满“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标语，心里有点乱，想马上到中央上诉，但想到既然有错误还未检讨，到中央理由也不充分，但苦在不知怎样检讨，于是就想找晁校长认罪，谈了后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匆匆写了个检讨。
以后，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他劝我参观了工农业大跃进展览会和肃反展览会，和我谈了立场问题和对党的看法问题。他对我两篇文章的批判和大家的看法差不多。使我想，“如果别人有意整我，故意夸大，难道我亲生的儿子也想害我么?”这样我又重新的再复看我的文章和(我留下来的)大家过去对我的批判，这时我发现了大家对我的批判是有理由的，因此感觉到党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这样使我决心把全部的内心活动谈出来。
由于许多问题过去从来未对人谈过，也有些问题从来没有系统的<地>谈过，更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所以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也许过程显得太多而深刻不够。但我诚恳的<地>希望党今后多多帮助我，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认识。
通过写这个检讨，我初步地认识了两点：(1)相信党、听党的话；(2)相信群众，是最好的办法，我如果过去这样做的话，要少走多少弯路，今天也不会变成右派分子。
由此回忆对党的认识怎样的迟迟不前，一直等到<有了>大量的事实才推动自己逐步的前进，一直等碰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使自己真正认识到“立场”的重要性，才从迷梦中觉悟<醒>过来，才下决心以后永远相信党，听党的话，永远和党一条心。
来源：《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