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龙纯璋同志是我校师资训练部第六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三支部第二组学员。他自入学以后，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和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期间，暴露了很多严重的错误思想，师资训练部第六班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三支部的同志们对他已经进行了并正在进行着帮助和批判。党委会和领导小组认为龙纯璋同志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批判，除同意在师资训练部全体学员中开展讨论批判外，并决定将他的错误言论印发给全校学员利干部，供大家讨论。）
（1）诬蔑党已“形成等级”，“革命果实为少数人所得”。
他经常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分配不均。每谈到分配问题时，他就情绪激愤地说：“苏联最高和最低工资相差几百倍，我国虽然毛主席比较注意，但还是相差几十倍，而美国艾森豪威尔的工资一年是四万美元，美国公民五口之家一年是四千美金，人家只差几倍，社会主义国家相差那么多，太不近人情了。过去革命是工、农群众大家流血牺牲，而胜利果实却为少数人所得”。还说：“高低相差那样多，这不是剥削是什么？”直到他检查自己的右倾思想时，还质问大家说：“你们说这近人情吗？”他还说：“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因为分配问题造成的。”
他常说：“高级干部待遇太特殊化了，孩子、老婆都一齐坐小汽车，还有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武汉的首长都是一人一个小公馆。这不是形成等级是什么？”他常把我们的领导干部称为“官老爷”把领导干部子弟称为“少爷”。
（2）对党横肆污蔑，把党说成漆黑一团，说党已腐化。
他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提并论，说：“老干部进城后，把自己同甘共苦的爱人遗弃了，重新找年青的老婆，这不是和国民党的‘抗战夫人’，‘接收夫人’一个样吗？我们这会儿来了个‘解放夫人’”。当这些言论遭到同志们的反对时，他更无中生有地硬说：“这是事实，武汉有90％的老干部进城后找了年青的新老婆。”看电影时看到有些女孩子给外宾献花，说：“这是高级女招待，我们国家专门养了这么一批人，这不是浪费吗？！”看到一个女同志给杨校长写的一封反映我们党内有些干部利用职权，污辱女干部的信时说：“解放后的首长，都用的女秘书，这和国民党时不是一样吗？”又说：“武汉市专门挑了一批长得漂亮的女知识青年陪外宾。这些人选择非常严格，都是先送去照片和档案，经过审查才行。领导还对这些女青年交代：专家来中国，辛辛苦苦帮助我们建设，人家又没带家属，你们要好好招待，这些人除了招待跳舞以外，还有一个‘特殊任务’。招待外宾也还可，可是哪有那么名外宾，外宾不在就陪首长呗！”又说：“武汉简直搞的不像话，专门找年青的女秘书，白天关着门搞鬼。”谈到高、饶事件时，更加肆无忌惮地说：“高岗强奸了许多女青年，是因为女青年对党太崇拜太迷信了，所以才吃了亏。”他揑造说：“三反前人民群众都说：‘共产党执政后开始腐化了’。虽然经过三反，但很多干部思想上还是退化了。”并歪曲少奇同志的话说：“由于党的干部政策只有上升，没有下降，造成很多干部只能作官，不能为民，还不如英国首相艾登，艾登下台后，不做官就连件医院的医药费都无法还。”
（3）轻视、污蔑老干部，认为“老干部没用”。
他说：“很多老干部是凭资格吃饭，靠秘书办事。”他还说：“武汉有的老干部连做学习动员报告的稿子，都要秘书给他写好了，他去念。”他说“像这样，是秘书领导呢？还是他在领导？可是这样的人却破提拔了。”他认为党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压的太低。说：“大学生一出学校是二十四级，一年提一级吧，得多少年才能提上去？”
（4）歪曲党的统战政策是：“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满足资产阶级要求”。
他经常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自居，歪曲、攻击党的统战政策。他说：“党的统战政策，就是统上不统下。愈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大头子，党照顾的愈好。我看咱们的镇反就是镇小不镇大。像康泽等人不杀留着干什么？革命还不如反革命。”还说：“民主党派有什么功劳？尽是些乌龟王八和国民党的旧军官，而党却把他们当成老爷看，安排的那么好。我国有那么多的失业工人，党不去安排，为还不是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又说：“民主党派提些什么意见，还不是争个官作，党如果接受他们的意见，我真是怀疑党的性质是不是变了。”
（1）赞赏“资产阶级民主”。认为“我国的政治制度不民主”。
他说：“资产阶级民主有它的好处，人家的总理是坐公共汽车土下班。实行的是直接选举。”又说：“资产阶级民主不好，但有可取的地方，起码可以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无产阶级民主内容。”谈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时他说：“我们也可以来个两院制，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你可以攻击我，我也可以攻击你，你有你的纲领，我有我的纲领，互相竞选，看谁可以选过谁。”又说：“我非常不同意间接选举。现在的选举办法不是六亿人民所要求的。有许多民主党派、资本家，就是党保上去的，像黄绍竑、龙云这些人过去是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现在还是压在人民头上，这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党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实际上起了包庇资产阶级的作用。咱们的一些选举就是做政治买卖。”
（2）赞扬资产阶级报纸，说我们的新闻不自由。
去年他看到一篇关于治淮工程报道上的问题的文章时说：“咱们的报纸就是这样，光讲好的，不讲坏的，弄得人民都不相信报纸了。”大鸣大放以后，他经常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他在检讨时说：“青年报总编辑对新闻工作提出的那五点，我完全拥护，咱们报纸的党性、阶级性等等什么性太多了，因而新闻少，消息慢，不生动，不活泼，趣味性少。咱们的报纸很少反映出人民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人民的思想意志。”正当光明日报到处点火，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说：“人民日报光是讲一面的东西，四平八稳。没有光明日报活跃、办得好。我就喜欢看光明日报。”
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时，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可以攻击政府。过去国民党的报纸还不是一样说官方的坏话。解放前上海的新民晚报办得好，我很爱看那个报纸。不知解放后还有没有？”他认为我国的新闻不自由。他说：“我们对新闻这方面控制得太死、太严了。既然人民可以说闲话，有言论自由，那么闲话就不要限制的太紧了。让他们登出来，这样新闻就有自由，就不会小广播了。”又说：“我国应当有资产阶级报纸或民间报纸，有些报纸党不能直接出面，叫他们出面，这样对外国的影响也大一些。”又说：“我认为新华社统一发新闻稿不好。也应当有资产阶级的通讯社。报纸要互相抢消息。”同志们反驳他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那不都是民主党派办的报纸吗？”他则说：“实际上那些报纸还不是党领导的，不是有许多党员在那里吗？”（他的意思是说还应当有完全不受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报纸。）
对报纸上揭发党的缺点有兴趣。他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一军官老婆因私事坐汽车造成浪费的消息后，回来马上动员小组的两个同志去看。并痛快地说：“看了以后，实在使人心寒！”接着就说军官的待遇高，实在不合理等等。他对“参考消息”上的东西非常注意，并时常用那里的东西，否定党的政策，说我们的宣传不真实。他看了一篇关于欧洲经济状现的文章后对小组的同志讲：“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的生产不是也有提高吗？你们看土耳其、意大利增加的还不算少呢。”他因对社会主义工资政策不满，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分配中高低相差太悬殊，就从“参考消息”上找材料证明他的观点“正确”。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尼赫鲁为印度五年计划积资而降低官员的薪金时说：“这点人家办得好，我就佩服尼赫鲁。”
他要求新闻自由，也是因为他对党内看文件有限制不满意。他说：“如果报纸上登的多，我就不用看党内文件了。我看小广播（指党内文件）就是不如大广播（指报纸上的材料）。”
（1）诬蔑苏联是“大国欺侮小国”。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发表了许多反苏言论。他说：“社会主义还不是大国欺侮小国？波、匈事件所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证明苏联实际上也是干涉小国的内政。”又说：“苏联还不是借民主国家穷，刮这些国家的钱，占这些国家的便宜。我国和苏联的外汇差额一下子就是几十亿元。”还挑拨地说：“这笔钱比咱们今年增加的工资总额还多，国家发行公演一年才是六亿元。”“我在银行工作时，早就对这不满。”当总理访问苏联时，他说：“现在苏联和波兰贸易关系上许多方面都调整了，我们也应该借此机会和波兰一起把差价搞掉。”
他还认为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处处不平等。他揑造说：“苏联来我国的军事顾问，对我国的军官很不尊重。都是平级的，咱们军官得给他们敬礼。”
（2）认为“中苏贸易不平等”
看了叶季壮部长在人代大会上的报告后，他说：“叶部长说对苏贸易不吃亏，我看实际是吃亏，叶部长在会上解释这个问题，可见不满意的人还多。”他看到英国开放对华禁运的消息后说：“英国开放了对华禁运我非常拥护。以后咱们在贸易上就不要再用高价向苏联要货了。那就是谁的便宜，谁的东西好，我们就买谁的。”
（3）同意龙云的意见
他说：“龙云听讲的都是事实，我同意他的意见。但，目的意图不一样，龙云是从反苏出发，我是从民族主义出发。”
（4）诬蔑苏联，谩骂苏联领袖
匈牙利事件时，他骂道：“斯大林是什么东西！”“毛主席去访问苏联时头一天都不接见。”又说：“斯大林就是专制独裁。”当苏共中央关于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决议发表以后，曾用极恶毒的话骂赫鲁晓夫，他骂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是什么东西，这家伙！人家莫洛托夫搞革命时你还在桌子底下爬吃狗屎呢！”一直到第二天还是那样骂。他还说：“苏共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争夺权利，好像过去改朝换代一样，这一派上台把那一派搞掉，那一派上台把这一派搞掉。”又说：“这样不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吗！”当大家谈到毛主席要访问苏联时，他说：“毛主席不能去苏联，去了人家就会搞你一下子。”同志们反对他这种意见时他就说：“过去斯大林尽搞这一套，去了有生命危险。”同志们仍然驳斥他，他又说：“对苏联，你们不要太相信了。”
（5）诬蔑“苏联已经形成了工人贵族”
他说：“苏联工资高低那么悬殊，已经形成工人贵族了。苏联高干子弟，有很多是很坏的，形成特殊等级，胡作非为，强奸妇女。”又说：“苏联作家收入那么多，钱都没处用，因此就乱来，像有的人就搞投机买卖。”
自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以来，他经常表示对学校的学习安排不满，认为应当从理论上搞清楚，不愿意从具体问题出发，联系思想实际。当学校发下讨论题后，他说：“就这么几个问题要学一个星期我看不值得。”对学校不组织大报告不满意，要求做学习解答报告，解答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对抗性，什么是非对抗性。决定延长学习时间后，他表示不满，认为在学校没有什么好学的。布置检查右倾思想后，他不认真准备，经常读“中国通史”。小组其他同志互相交换意见时，他也不参加。小组长三次找他个别交谈，他都拒绝，并说：“一个人不好谈，大家有意见在会上谈好了。”直到小组有三个同志检查后，组长再次布置交换意见时，他才找了一个同志谈了。在进行过程中他常说：“咱们小组快，问题不大，一天进行三个，星期五就可以完了。”
本月十七日他在自我检查中揭露一些材料，绝大部分没有分析批判。想蒙混过关。接着大家用了五个小时揭发了许多事实，并叫他再进一步检查，当日晚他和一支委谈：“我这些话都在戚情激动时说出来的，没有三思而后行。我以为在党内什么话都可以说，结果大家把我的话一推论都推论错了，是我把党想的太天真了。”他又说：“长江日报也出了右派，就是因为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右派，我想不通。党有缺点提了意见还不改，就可以不满。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也不满。”十八日上午大家继续给他提意见，揭发材料。下午休会。但这时，他并没有抓紧检查，用一个下午和党组长交换意见；他说：“你们前边三个人都很快地过去了。我因为不注意说了这么多问题，加上平常好说，没考虑好就说，因此大家给我提了那么多意见。大家的意见有许多是从我的一句话推论出来的，我并不是那样的意思。”他在休息时间照样玩，晚上仍然看“中国通史”。十九日他第二次发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因大家揭发的材料多是几次他和别人争论过的，赖不掉，因而只能偷换论点，多方诡辩。他说：“大家的意见我原则上接受，但有些东西是从我的一句话推论出来的，原来不是那个意思。”接着大家批评了他的态度，并又揭发一些事实。十九日下午，他又要求发言。他说：“两天来思想很沉重，觉得自己不那么坏，大家把自己想的太坏了。”20日写了一天，星期日（21日）仍留在学校，曾和小组的两个支委谈话。从谈话中看出他已觉到问题严重，但又不愿认真检讨，仍想侥幸过关。他说：“我想和你们谈谈，咱们的意见一致了，明天开小组会过去就算了，免得躭误大家时间。”又说：“我有些顾虑，从大家对我的问题的态度上看，是不是不当做党内问题来处理。”还说：“要说我反对党、反对苏联，从我的历史、家庭情观看怎么可能呢？过去我的生活还不如现在，难道我欢迎蒋介石回来？”
附注：龙纯璋同志，男，26岁，武汉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专科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来校前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昌区办事处人事科副科长。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5期，195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