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准备多听听各方面对我的意见。这两天身体不好。但是一定要我来，我就来。原想听取大家的帮助，不想讲话。越讲可能就越错。我从去年夏天……(讲到这里插入说，是否可以不登报。又对着章伯钧说：上次你在统战部邀约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会议上已公开提到，要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工作是由党推荐的，现在我谈当初的情况，大概可以。)去年6月，乔木同志到我家里去，征求我去光明日报工作的意见，我答应了。此后领导上安排我到青岛去住下，先把新疆的材料写完。去年11月，伯钧同志来信，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我复信接受这个工作，而且表示愿意做好。2月底回到北京，政协会议以后于4月1日到光明日报。我对于光明日报的内部情况完全不了解，人亦不熟。我抱着两点来办：①和大家团结商量，走群众路线；②发挥集体领导的精神。过去两月内在内部作了些安排。我作过一个报告，事前同常芝青、高天等同志反复研究过以后，又约各部主任讨论后才提出的。这个改进工作的报告，主要部分都是有关编辑业务方面的问题。其中涉及方针的，就是如何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民主党派的报纸。我说，据我个人的理解，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在摸索之中。一般认为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也就是双轨。一个方面是它为党的助手，组织和推动一部分社会成员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个方面是反映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并代表他们的合理要求。在回顾过去民主党派的工作时，有些认为前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些，后一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少。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过去恐怕也有同样的情形，以后是不是应该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并重。
我初去时，本来说明先了解情况，研究改进工作的方案，暂时不接触日常工作。但在四月下旬，我还是插了一手。那时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鼓励大家鸣放，而又感到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导上落在后面，所以后来建议派记者到若干大城市去开座谈会的办法。这同报社同志们也谈过。共派出三路八个城市。青岛是自己来要求开的。当然是想把报办好。可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在内，因当时各报在新闻上的竞争确是很激烈的。光明日报本拟在6月1日改版，后延到10日。我自己原定8日开始当夜班。在此以前没有当，也就是未直接处理具体的新闻版面，登了哪些新闻，题目怎样做的，都由原班人马担任。我刚去时，一方面安排家务，一方面在外面联系。对于各民主党派也想分别请教，曾看过农工的宣传部长严信民和民进的宣传部长冯宾符。给民革的宣传部长王昆仑先生打过七、八个电话，其中接通了三次，因王先生太忙，没有见到。对于伯钧同志，我认为应当主动争取帮助，去汇报了几次工作。我也看过萨空了、罗隆基各一次，北大去过两次联系作者。
关于在统战部的发言。解放以后，一般来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展开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关于党的成绩方面，稿子头上原有个帽子，因自知版面挤，怕登在报上嫌长，删掉了。
伯钧同志何以会误会我给罗隆基看过呢？恐怕是因为我和罗隆基谈过一次话的缘故。我和罗隆基先生两人之间一向没有来往，因我过去在“观察”上批评过他，有些熟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既然担任光明日报的工作，就不能不和民主党派的人来往。我去看他主要是交换光明日报如何改进的意见，认为光明日报应该主动争取民主党派的领导，希望各民主党派也更积极帮助光明日报。其中也接触到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时，曾谈到党与非党的团结问题(我当时提到过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党外人士这一点)，也还谈到有些人对肃反有意见，又牵涉到宪法里对于人身保障的问题。(那些日子我自己也在考虑要不要在人代大会上讲话以及讲什么的问题)可能罗隆基先生事后和伯钧同志提过此事，这样使伯钧同志误会我把我的发言稿事前请罗隆基看过，引起了这样一个误会。
刚才我谈派记者到各地去开座谈会，是我在过去两个月中所插手的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其他事情也过问了一些。刚才高天、张友两同志的发言，特别是听了高天同志的发言，我看到我自己思想中确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成份，而在当时是不自觉的。高天同志所提的许多事情，大部分是事实，对于这些事实中的一部分，将来有机会我可以作些解释。有些做法确实不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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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大体差不多，某些解释有些不同。但如我再为自己解释，就更加容易加重我的错误。例如外面误传我的发言的稿给罗隆基看这件事，引起九三很大的愤恨。我也没有急于向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主席说明。即使有误会，以后也可慢慢解释。现在我应让大家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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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人发言(编者注：指“党天下”言论)，但也没有申明是个人发言，发言稿上是注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字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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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大家希望我谈，但我不愿多为自己解释。至于责任问题，伯钧同志作为社长，负社长责任，我没意见。我在此工作两月，发生在版面上的问题，我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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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