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盟开工作会议时，三月下旬，我到吴景超家，遇见一位吴景超的爱人的朋友，姓张，我原不相识，她的爱人在协和医院工作。这位张女士那天谈到她有个姐姐在南京，为蚕种场合并的事很伤心，说到过北京农业部、工商联要求暂缓合并，但是江苏农林厅不同意。她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干了几十年蚕业，不敢告诉他，怕他伤心，我听了很同情，说我要去江苏视察，可以把这事原委告诉我。
我当时说，我当人民代表就得管管闲事，我还没有替江苏人民办过事。我认为当人民代表的就应当受理人民和政府发生矛盾的事。
这位张女士过一天到和平宾馆和她的爱人一起来见我，我刚在开会。接了她的信，并没有长谈，了解具体情况。
回家我写了一信给管文蔚付省长。对这件事提出了意见，并且说政府要合并这个蚕种场理由不充分，不能说服我，希望到南京时谈一谈。口气是很强硬的。
到了南京管省长和顾厅长都约我谈，而且已经处理了。我去访问了张致平女士，这位张女士的姐姐，蚕种场的负责人。她很感谢我为她出了力量。
我这种态度反映了我对人民代表的错误看法，是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场，向党提出抗议，并且借以取得那些具有落后思想的人的同情，自以为得到群众的好感，这是右派分子的作风和活动，和所谓‘包公’思想一致的。
二月从西南回来，接到英国老脱来奇出版公司来信，说我旧作‘中国农民生活’一书不拟再版，希望我另写一本新中国农民生活。打动了我的心。
在去年，新西兰访问代表中有个名叫CEDDES的是我在伦敦时的老同学，他一来就和我谈，他们的学生都要知道我调查过的那个农村现在怎样了。他自己要去看。后来他去了。我那时就有意思再去调查一下那个农村，再写一本书，英国出版公司来信，正合我的意思。
我请民族学院研究部柳升棋替我写一封复信。三点：(1)同意他们停版，(2)同意他们再写，(3)把旧书版税结算，托宦乡代办转给我，我原想把这信先寄宦乡代办，但没有时间写这信，一直没有寄出。来信与信稿都已交民族学院组织上。
在写这信之前，我在人代会代表座谈毛主席讲话(在常委会会议室)遇见胡绳。我写了个条子给他，告诉他这件事。他说回去商量。在开宣传工作会议时，他告诉我可以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狄超白所长派人帮助我。
我就利用去江苏视察机会进行了这项调查。又为了容易和农民接触，邀我姐姐费达生同去，她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南京了。
检查这件事，我主观上想向资本主义国家宣传新中国农村，但是心理是存在着两个思想：(1)是想通过这本书提高自己学术界的地位，在国际上出名。(2)如我在：重访江村中所说的，想从实地调查发现问题，使百家争鸣从一般揭发矛盾发展到提出具体建议。现在明白，象我这样的右派分子，从资产阶级立场来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是要更有力的反对党的政策。比如我提出恢复小型丝厂的问题，可以获得乡民的欢心，而事实上是一时做不通的，等于是在农民面前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其他各点将来再批判。
这次调查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
我在出发前告诉新观察编辑戈扬，我要去重访江村，她就要我写稿，并派了一个记者张凤珠跟我去。她在我到达江村后几天，赶到乡间，因语言困难，住了一星期后回苏州。我又要新观察派摄影记者到乡间拍照，新观察同意，派张祖道到乡间来，也住了几天，拍了象片。我在苏州住了有一个星期，写了两篇：“重访江村”。
检查起来，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黄沙、张祖道，都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毕业的，还有萧获，是联大时的学生，黄、张常来我家，萧本来打算跟我在云南采访，但是没有碰上，他自己进行工作，只在昆明一起住在宾馆里有十来天。
我这次回京之后，到过新观察好几次。在新观察听到许多关于学生闹事的情况。北京大学那两个学生诉苦的事就是从那里听来的。
戈扬还请储安平和我在前门吃过一顿晚饭。(6月4日)在那天吃饭时，我曾向储安平推荐一个苏州遇到的老朋友陈廉贞，到光明日报工作，储没有接口。陈是我在中学时认识的，现在是民盟盟员，工作不安心，在中学教书。我和他谈了一次，说如果有机会介绍他当编辑。
在新观察知道黄沙写了一篇关于北大学生闹事的报导，我10日到戈扬家吃饭时，他们正要抽出这篇文章，还要我补一篇，我说了“言者无罪，有错必改”，戈扬的爱人摇斗说不大对，没有写，那天晚上，我就以此发言。
4月20日左右初到苏州，盟市委召集市委和中学若干盟员座谈一次，讨论“早春天气”，我提出过“早春前后”中的三个问题。并主张解除顾虑，参加鸣放。
5月20日左右从乡间回到苏州，盟市委要我做报告，我说要讲，只讲科学研究。他们要我讲百家争鸣，我没有同意，改开座谈会。一共三次，他们的目的是要我和盟员都见一次面。第一次在师范学院，我首先发言，讲到要解除顾虑，参加鸣放。不少人谈到过去运动里所受的委曲，而且针对盟的积极分子，我出来对市委秘书长(建设局长，姓名一时记不起)说，盟现在不整风，搞出矛盾来不好。有人对学校提意见，我加以鼓励，比如有人说，把历史学和中文系拆开，一个搬到了南京，不好。我说可以写文章批评。有人说航空学校搬了几次家，浪费了很多钱和时间。我也说可以批评。第二、三次在市委举行，每次分两组。大多是中学盟员，对评薪评级不满，对党员校长不满的意见很多。不少人表示怕报复，不敢提。我说，报复不能保证没有，但是要有点勇气，而且盟作为一个组织应当保护盟员不受报复。我鼓励他们向文汇报、光明日报争鸣投稿，我表示盟员中很多是中小学教师，过去盟只在大学里作工作是片面的，今后应当重视中小学的工作，希望他们自己争取发言权。我回到北京还向争鸣的编辑千家驹说，今后争鸣必须开辟让中小学教师说话的园地。我这两年一直是主张要开展中小学工作的，因为大多数盟员是中学教师。
我又主张，在开人代会和政协会之前，盟应当先开座谈会，吸收大家的意见，由盟代表发言。这个意见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过。我是这样提出的，互相监督不只是个人起作用，应当组织起作用。这一套想法和盟提出对政府措施的意见是一贯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作法。
苏州有个盟员上次选举时，误认为他是地主身分，没有给他选举权，我听了，很同情他，认为这是件大事，是人权问题，曾向统战部反映，要他们重视。
我这样做根本没有去问苏州党对整风运动的布置，在盟内开这样的座谈会是点了火。
在苏州，新观察记者访问一个黄姓地质学家，因为苏州报上发表消息说他是发现鞍钢的第一人。访问时遇到一个肃反中被斗的知识分子，为了要开煤矿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姓名已忘记)他诉了苦，张凤珠向我讲了，我要张祖道(摄影记者)接见了他，把他的材料记下我回北京转交了专家局。这个人的经过，我听了，印象很深，后来又听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思想上很同情这些人，6月6日会上提到了肃反问题。
5月底从苏州到无锡，是为了我有个哥哥，费青在无锡养病，我要去看他，一到无锡盟市委来接我，叫我做报告。我答应开几个座谈会：一次是干部，二次是基层小组长，一次是中学和艺专的盟员负责同志，基层小组长会上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关于学校党委制问题)。我最后说了一些话，鼓励大家解除顾虑。在中学和艺专那次会上，艺专盟员反映迁校事，很多人反对迁西安，而且已经上了文汇报，他们已向文化部提出意见，并且抄送盟中央，要求支持，我表示回到北京向文化部反映。这样说法是鼓励了他们不正当的要求，起了点火作用，干部会上我表示发展要量力而行。我要地方组织支持争鸣，表示今后要重视中小学工作。
—原载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关于费孝通的“重访江村”的一些材料》，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