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月一日到光明日报工作，到六月八日止。起初是了解情况，四月下旬我亲自布置九大城市座谈会的报道。从五月初直接掌管编辑部业务到六月八日，一个多月里，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我的错误非常严重。这是因为我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毒害很深，我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我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把人民和党与政府对立起来。我错误地认为报纸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在政府与人民对立的时候，要多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贯穿到我的全部工作和想法中，我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但我现在检查起来，我那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错误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从政治观点来看，比刊登有趣味的东西、抢新闻等危害性更大。我是有抢新闻思想的，但主要是想在政治上批评党，来夺取群众。我过去写政论文章，旧观察也是政论性刊物，我是拿过去办观察那一套来办报纸。这是更反动的，危害性更大。在对党的态度上，我不是尊重、靠拢党，而是向党闹独立、对立。这就使我在全部工作中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过去对这些错误认识是不深刻的，以后有了认识，又是站在个人角度来认识，为自己解释，孤立地看，把它看成是偶然因素，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后来在全国和同志对我的批判、帮助下，才使我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人民投降。
下面我就在光明日报的几个主要问题按时间先后交代，请同志们批判，帮助。
(一)九大城市座谈会。我到报社后，我印象中重要的工作是搞鸣放。同时感到报社搞鸣放比较落后，这当然是错误的。在四月二十五号左右，我看到人民日报在天津开座谈会。开座谈会我本来也有这个想法，在旧社会里经常开，看了人民日报以后，就想光明日报是不是也可以开，又与同志们商量，后就派人到全国各地召开座谈会，去的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以后还有青岛。九大城市，开了十一次，占了十二个版面，另外还发了许多专电、通讯。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还很得意，认为过去像这样在全国开座谈会还没有人做过，这是我到光明日报后第一次亲自组织的工作。我想以后再遇到重要问题，值得在全国讨论，这个办法还可以采用。当时还顾虑人民日报在天津开了，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开，考虑到如果人民日报到别的地方开，我们就不开，这说明了自己是不愿意跟人民日报走的思想。我拼命地想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报纸，到各地开座谈会要依靠各民主党派，如何找人、如何开等。没想到要依靠地方党委，这说明我是一贯地不重视党的领导。我认为光明日报以文教为重点，又考虑是张民主党派报纸，邀请人就要考虑到平衡。我又说，要找意见多而又勇于发言的人来参加。这又暴露了我是想找那些向党进攻的人，用这种形式损害党的威信，这样做的效果很坏，一方面，打乱了当地的整风步骤，如西安、武汉、沈阳等处，在许多地方起了点火作用，我还主张全文照登，使报上充满了对党恶意的攻击，版面上一团漆黑，使报纸不能确切的反映现实。
(二)学生大字报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听到“九三”有一编刊物的同志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我打电话给潘文彬同志，他说这事早已汇报了，我说不知道，我就要他去采访，以后写成稿子，高天不赞成登，我坚持要登，最后在二十六日见了报。在这事以后，学校教育部又到北京各大学采访了一次各大学学生鸣放情况，这次采访不是我布置的，但我是同意的，采访回来后，高天不主张报道，说这会鼓动起全国学生来鸣放，这对整风、对国家不利，我却坚持要发表，以后考虑到他可能是代表党组织说话，也就放弃了。这件事在我检查起来最能代表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有一基本错误思想，就是认为人民和政府对立，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在人民和政府对立时，报纸有时也可以站在人民立场。大字报事情，我认为已是公开了的新闻，很多人都知道，不登好不好？不登反而会有损报纸在人民中的威信。人民日报不登，光明日报登了，可以争取群众，这样，一方面抢到了新闻，一方面又争取到了右派分子的欢迎。这实际上是把党和政府对立了。这事还暴露了我的反党态度，片面地强调独立自主，要看能做到什么程度，要碰碰看，要看放到什么界限。这说明我不是争取党的领导，而是采取对立的态度。高天同志对我是采取团结、说理态度，态度很平静，而我却对他有不礼貌的地方。
(3)党委制问题。在报馆里听到章罗同盟造谣说毛主席说要撤退党委制，而我则一直以为党管事太多，而高级知识分子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五月六日，听说统战部要讨论清华大学党委制问题，我一听到就主张发表，这一方面是抢独家新闻，一方面是为章罗同盟造成高等学校党委制可以取消的社会舆论，以后就登了这条新闻，而题目又是讨论取消党委制。还有一件事情，六月二日，我们又登了复旦大学取消党委制的假消息，第三天，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批评我们完全不符事实的消息，我还不认识错误，反而又派人去访问陈望道校长想找些材料，为自己掩护。
(4)发了许多约稿的信。领导上说过我们要联系一批知识分子。我到光明日报去了以后，同志们也觉得联系作者工作要加强，过去联系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党派成员，一种是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方面，我找过民革、民进、农工，请他开几张约稿名单，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我则尽我所知道的在六月初发了一百一十多封信，印好的，我在信中说我们的努力目标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论坛，我还写道我们不择题目，由大家自由说话，自由写要写的题目，我还写如果能够结合互相监督来写则更好。这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一批人来向党进攻，想把报纸办成批评党、政府，监督党的论坛，也就是向党进攻的论坛，这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方向。我企图要这些人对党不满。我说过我反对把报纸办成反对派的报纸，但我实际上却是朝着这条路上面走去。我是从同党对立角度组织人来批评党，用资产阶级民主看法来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这就是要大家什么都讲，而没有共同基础。比如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我就不知道。我企图通过这件事来监督党，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党的领导。联系到这件事，我还有一个想法，这想法没与人讲过，那就是希望每一个民主党派里总有一两位来担任报馆编辑部顾问，这一方面可以作为社务委员会助手，一方面也可加强编辑部力量。我想过找那些人，这名单从来没有提出过，现在是讲思想活动，我就谈一下，这名单只是在犯了错误后会与某一党员同志说过，还没与别人谈过。那就是：民革找两个人，王昆仑，另一人想请王昆仑推荐；民盟找两人，费孝通和钱伟长；民建找孙晓邨和吴大琨，民进找冯宾符和严景耀，农工找严信民，另请严推荐一人；九三找袁翰青和周培源，致公因人不熟，没想好，台盟想找李纯青。这件事我与费孝通谈过两次，想请他来帮忙，他愿意写稿，但不愿意同报馆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五月二十六日，我与钱伟长也谈过，表示想请人来做顾问，我没有提出要请他，他也没表示什么。六月二日我与章伯钧谈过找顾问，他赞成找人，但不赞成每个党派都有人。
(五)我对国际新闻的看法也是很反动的。我同国际部同志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际时事，但我又把费孝通的“早春天气”看成代表性文件，那文章里说知识分子不关心国际时事，我说，一方面大家关心国际时事，另一方面又不关心，这是因为现在国际新闻面太窄了，我就建议适当采用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赞成多登些外论，这实际上是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宣传在我们国家里泛滥。在对待国际时事问题上，我也完全失去了阶级立场。我一次同国际部同志讲，现在在反映英国人民意见时，常常以工人日报为代表，但许多学生都知道，工人日报在英国生活中力量很薄弱，不一定能代表英国人民的意见。这说明我还不能从工人阶级立场来看问题。
(六)我在报馆曾找到两三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谈话。我对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起了些有害作用。有一同志对工作非常不满意，牢骚发的很多，与领导闹对立，而我却说这是合理的，可贵的，我实际上不是批评他，而是怂恿他。因为他们是新闻系毕业的，我还同他们讲到美国、英国的新闻学。我说解放前大学一般是采用美国的新闻学。他们培养编辑就是编辑，记者就是记者，做广告的就是广告。我说，我过去也是不赞成这样。又谈到英国的新闻学，那主要是训练政治评论员，学习的课目不多，只是历史、近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我说美国是培养记者，英国是培养政治评论员。我又问解放后他们学的怎样，他们说学的很少。这次谈话实际上是挑拨他们对新大学的不满。他们有人不满意现在工作，我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赞成他们在外边跑跑，要他结合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来考虑工作。
除了上述具体工作暴露我的反党思想外，还有6月1日在国际俱乐部招待民主党派的宣传干部会上的谈话。我说过去光明日报社论容易写，今后要难写了。过去的社论有些是对党歌功颂德的，有些是四平八稳，是教条，当然都不会出毛病，这些都是很反动的，对党有成绩为什么不能歌颂呢？我不愿写歌颂党的社论，这是不重视社论对读者的教育作用。我对民主党派也有很多错误看法，我认为它有两个任务，一是组织推动对成员进行改造，宣扬党的政策，动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是反映他们意见，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合理要求，我认为光明日报过去第一方面做的多，而代表方面做的少。实际上，教育成员就是代表他们最大的利益。但我却割裂起来看，认为教育不是代表，想利用报纸多发表代表他们的言论、报道，要贯彻双轨制，多报道政府缺点，群众困难。
我在辞职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六月七日，报馆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出批评，我以为这是个人对我有意见，六月八日早上，还想找同志谈谈，后来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又看到报馆许多同志的大字报批评，我知道犯了政治性错误，在报馆很难工作下去，就想到要提出辞职，八日见到章伯钧，提出辞职书，章伯钧同意留下辞职书。我去章伯钧那里以前，接到楼邦彦电话，说要看看我，我以为是说要在九三开会时碰头，我告诉他我不去，他说不是，我就去看了他，他说浦熙修要组织他写文章批评我，实际上是支持我，问我发言情况。我告诉他报馆辞职事情，他说浦熙修以后还要与他联系，我就要他告诉浦熙修我辞职事，我是想要浦熙修在文汇报上发消息，争取社会上的同情。这件事又暴露了自己的反党思想。
这几件事是我一个多月中的主要错误。下面还要谈谈我与章伯钧、罗隆基、钱伟长等人的联系，其中章、罗、钱在报上已登过了。现在谈谈与徐铸成的联系。二月份我在青岛，以后要到北京，上海很多时候没去，就在来北京时中途去上海一次。因为我要到光明日报来，就去看了徐铸成，我们谈话主要是百家争鸣问题，他说上海顾虑还很多，还不敢说，具体地谈到电影讨论方面他表示也已遇到了困难。他说组织了正面文章，但都没有拿到，他又说，批评只能从反面开始的，只能是片面的。百花齐放本来是文艺上推陈出新的意思，百家争鸣则是学术上的，由于我的错误思想，以为这是想要大家多讲话，我把这八个字理解到政治上去，认为是鼓励大家多讲话。我说，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局部的，如电影都不能谈，还能谈什么百家争鸣。另外，他还谈到非党报在某些待遇上，具体来说如报纸配给上，还有些受到歧视。他说将来大公、光明、文汇三报可以多交换些意见，那时因我还没有到报馆去，没有接下去说什么。还有一次我们还吃了一次饭，其中有陆诒、王恒守、赵超构和光明日报驻上海的几个记者。
(根据储安平发言的原记录整理)
---- 原载《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