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营企业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职工群众生产热情的高涨，无论在经营管理、生产总值、营业总额和服务态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右派分子别有用心，抹煞成绩，夸大缺点，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和政府的工作。这是我们全市工商业者所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我感激党，感谢毛主席及时地给我们指出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政治意义。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学习了判断是非的六项政治标准，特别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标准，使我们头脑清醒了，眼睛擦亮了，开始认识到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现在北京市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地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同时也要提高觉悟，很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来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现在我就自己检查出来的在“鸣”“放”期间的错误言论，向大会检讨。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市电器工业公司私改部门歧视公私合营启新电池厂经理(私方)吴啸东，说吴在脱产学习时不发给工资等情况。这些情况是我听吴啸东反映的片面材料，并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后来经市委派人深入调查核对，事实与吴啸东所反映的完全不符合。吴啸东的反映，就是右派分子的一种计策，他企图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单干，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他本来是一个业不抵债户，清产核资的时候，政府照顾他，核资二百多元，每月还给他和他弟弟等三人工资二百九十元。他不但不感激政府，反而组织私方人员同公方代表作对，私自承揽外活，收取有关单位的修理费用，并且进行偷工减料、私开发票、贪污修理费等非法活动。我没有把他的材料与电器工业公司私改科核对，也没有把他的丑恶面貌加以揭穿。反而错误地认为：私方人员有反映，我身为市工商联的主委，就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由于这样的错误，我把吴啸东的反社会主义言行颠倒黑白地说成他受了“委屈”，这说明我没有认识到如何才是正确地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也暴露出我在工商联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更说明我学习不够，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感情和温情主义，辜负了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
我还在五月二十七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片面地反映今年工商界公债任务重了。实际上今年工商界的公债任务比去年减少很多，工商业者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认购，是完全能够胜任的，而且已经超额认购完毕。问题在于右派分子在工商界中到处点火，企图破坏公债的推销工作。我没有很好地分析这个问题，没有和右派分子的言行斗争，反而变成了他们的传声筒。今天检查起来深为痛心，这就说明我的思想上还有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根子。
我一定要通过这次教训，把思想上腐朽的根子挖掉。同时我请求政府依法惩办不法资本家吴啸东。
现在我要求继续揭露老牌右派分子刘一峰。刘一峰在解放后一贯地把持工商联，把持同业公会，与党搞对立。他公开地纠合一批落后的同业公会主委组成小集团，破坏整顿改造工商联的工作。他用各种办法篡改协商好的同业公会委员名单，安插私人，培植势力，作为他反党的资本。
刘一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政府政策法令，诬蔑国家税收政策，破坏公债推销工作，歪曲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诋毁中苏友好，仇视工人阶级，大肆抽逃资金，并且歪曲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行是不胜枚举的。就以抽逃资金来说，他在“五反”以后，托人向我出售贵重犀角一支，就是从西鹤年堂盗窃出来的。我当时只劝告他将东西交回企业，但是没有及时检举他。这说明我当时思想上有温情主义。刘一峰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在“五反”中对他的帮助和教育，反而怀恨在心。他别有用心地说：“五反”后，工商业者成了臭资本家。我要问：“五反”后，我们都欢欣鼓舞地接受改造，你为什么要说是“臭”资本家呢?
我要警告刘一峰，不管你如何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你还是不能蒙混过关的。摆在你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幡然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另一条路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你自己去选择吧!
我再警告吴金萃、阎少青、张焕尧、王秋琳等右派分子，你们应该彻底交代，重新作人，不要自绝于人民。
最后，我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大会保证，我们一定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不胜利，决不收兵；我们全市的工商业者要紧密地靠拢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