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谭在8月2日同领导小组作了一次谈话，参加这次座谈的有校党委第六领导小组的张如心、阎秀峰二同志和第三支部支委会的两位同志。谈话记录整理以后，已经王谭本人修改签字，并说明：“我作了‘划掉了重复和添上了说得不足’的核对工作，对根本原则性的问题都没删动。”）
批判我的错误思想以来，我又犯了思想错误：
一、有若干问题不大信任党，有些是半信半疑，对这次批判，是非讲不可的问题才讲。我对一下子就采取多数人批判一个人的办法很有反感。
二、最突出的就是认为只能够说服，我误认为党用了压服至少是以说服为主的半压服办法，我想在任何地方我都不接受压服的办法。我也在想“问题是不能善终的解决了”。
三、充分表现出不是党性与个性的一致，而真正是“牛性”，与党性毫无共同之点。
这些，当然和我跟党有距离是根本联系着的。所以在上月29日支部会上我在想：党支部有权作出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但是我可以完全反对它并保留申诉的意见，这样想，想得太远了，太空了。支部和我谈话是诚心诚意的，我是体会到的，但是和我的不信任党的情况一结合，再加上我的一些误解，我就不那么服气了。这种思想和党是不相容的，也自知这些问题完全是由我引起来的。如开头时能和领导上谈话也就一次谈光了，我以前能写成文字材料交给组织，可以想见，我还怕暴露什么呢。在这个批判过程里，我疑惑“言者无罪”、“治病救人”的党的原则，认为也许有罪，也许不是救。不一定有平等批评的精神，与主席说的“养成批评的环境和习惯”的要求未必一致。所以抵触很大，把党性他丢开了。支部大会要开，我还是要去讲，却没有从思想上把我所有的思想活动都讲出来。这些，都是原则性的错误，也不是今天一时产生的，也是一种无根据的思想顾虑。
现在把我过去没讲过的讲出来，不作批判，只是暴露。
我写第一篇论文前后的思想活动。我对党产生不满情绪是从三反后开始。三反以前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对三反的成绩我一向没否认过，中央指出各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我没有任何另外的说法和看法。三反中组织上对我的处理还是不错的，事情也过去很久了。当时何伟同志为此和我作了几小时的谈话，最后我哈哈一笑，说就是这些事情。以后工作也还是顺利的，不满的思想并没有发展。只是在讲到“三反”的具体情况时如说故事一样，但也还是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
另外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具体问题，却也增加了不满情绪。
1954年春我在外事处曾经因为工作一次责骂过一个干部。当时组织上说我批评的并没有错误，骂就错了。这个被骂的人向有关领导到处告状。我当时明知是错了，第二天就找他承认错误。以后直属党委就作了检查，开了几天处的干部大会，我听取了他们的批评意见，也公开作了检讨。以后又指出有两个问题要进行检查，群众检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也写出了文字的结论，党委没有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没有再向群众交代，竟然不了了之了。我认为是有头无尾，虎头蛇尾，不是对事的办法。
另外，广西省成立外事处之后一年多，省委又成立了对外联络部。外事处根据省委和中央外交部的指示，政策方针和业务范围都有规定，业务也比较熟悉。联络部的干部都是从下面调来的，业务范围也搞不清楚，工作关系也没有最后解决，感到工作很难作。以至我调离时和其后都没有解决，这个部撤销了，才算解决了。在这一段，一直感到工作难作，也产生了对领导的不满。
外交部以后调动我的工作时，我考虑我的工作有错误有缺点，主要在内，但是几年内的对外工作问题不算大，在政策上业务活动上抓得还紧，何以突然调我的工作？按常理应该谈一谈。我知道，调是可以的，但是在调的时候，我从不通的方面考虑的多，从责己的方面考虑的少。总认为不说明何以调为不然！当我到外交部来请示工作，顺便找我谈要调的一番话后，我总认为推出门算完，太不诚恳。我深自感觉组织上不了解我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如说：你没有出过国，没有“入部”、外事处的干部不算外交干部；还说：你到马列学院学习名额要到省里解决，部也不能送了；还说：现在外事处的处级干部也调来不少了，都安排好了，现在部里面只有总务司还可以工作。当时我知道这是不要我了。我说：总务工作，不管作什么都行，组织上却又不考虑了。以后我又继续要求到外语学校去学习，又叫我到教育委员会去谈，该会负责同志说：你的各方面都可以，只看组织上怎么决定。以后组织又说：你到那里学习受不了，考虑考虑。我回省个多月以后，派的同志就去接工作了，部里再没给我只字片语，这个事情我便非常有气地闷在心里了。当时就想：我今后只是不劝阻我的后辈不作外交工作就是了！这真是我对组织不满的爆发点！
此后，省委又很关心地分配了我的工作，中央也批了。可是这一连串的问题在思想上已经种下了对组织非常不满的种子，并且指向中央部门，是在发展着。所以在“三反”之后对党有了不满，到调动工作，这种不满又跃进了一步。再加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主席“十大矛盾”报告的传达，自己的不满和这些问题结合起来，觉得复杂了，看问题也就有了不同了。这时，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党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这个我知道，但是党的领导、党的最高负责同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不一定是这样！不满又转了向。因而对党的关系，党的信任都开始起了变化，对党另眼看待了。当时就这样想：我也不是为了什么金钱地位，发生了不顾一切的念头，我不管谁有问题，只要我看到想到，都可以批评，常从异议方面想。我想，参加党之后没有听到说党的领导人或者毛泽东同志有那些缺点、错误。另外一方面又想，我们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缺点呢？如果有缺点为什么不可以向我们这些干部讲？中国党是不是有类似斯大林的情况，就是说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出了错误就与他毫无关系了？斯大林的大毛病就在这里。中国党这种情况的程度会有不同，但是不一定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之后，这样思想活动又多些。已列到那个论文提纲里，想写的。又考虑没有根据，就没有写进去。从此也看出我那时对党的不正常的关系了，在挑党的毛病了。
在写学习心得论文的时候，如果说是有意见向党提出，敢于表白自己的意见，就不如说是对党不满，借题发挥，而且感到过去党内的批评关系是不够平等。我想，我是党员，我有问题就要讲。我没有严格的检查自己，反而对组织更加不满。在“八大”之后我和小组长说：人都有缺点，错误又不可避免，但是到领导那里就不是这样了，只能拿这个东西教育别人，为什么一般人犯了错误又是根源又是分析，负责干部有了错误就什么都不见了呢？我听到有的负责同志说：“我的马列主义水平低”，低在那里？没有了；又说：“我也是有缺点错误”，错在那里，不明确了。我听到这样的话就起反感，因为听起来好象很虚心，其实并不然。所以那两个文字材料，也是不满的集中表现，而且在不断的增涨着。如果思想情绪不是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就不会在入学论文里指名对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意见，也不会把不满进而系统化。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很不服气，是“知识分子”在顽强的表现着自己，和党对立，旧的思想意识的反映。当时对“十大矛盾”报告的其他问题都没有意见，就对两个问题有意见。认为有迷信苏联的情况，中央的一些部，特别是经济战线方面要多些。破除迷信是对的，但是指出来的过火了会不会使干部对苏联又产生另外的看法。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又有些同志说些太看高了我们的话，是不好的。听了这类我认为不适当的话也很有反感。
到党校来之后，3月份交的思想总结，是我写东西从没象这次费这么大的劲，在放假以前大多数同志都交了，我没有交，就在想是不是写这个问题，开始时是从整个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题写的，后来考虑这个问题很难写好，很难把自己的思想反映出来。我的中心思想是感到领导上的自我批评不够，下级难以批评上级，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所以回到学校之后，差不多快一个多月才写好交了。原来的思想总结大概有4000字，一下减了一半，不到2000字，写的很简单，都是原则问题，这个时候思想上的不满还没有根本转变，相反的，更系统化了，从个别不满走上一般，不满的内容也变了题了，不提调动工作的事了。看党毛病，准备批判。思想严重也在此。
认为报纸、文件上和党内的报告对错误有不少问题讲得不够。主席说，不要向群众许愿，能够办的就办，不能够办的就说清楚，领导上要说老实话，不要造成被动。这话刚好符合我的已经形成了的一个概念，我说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我就看到一些党的领导，在一些问题上说一半留一半，使干部了解正面问题多，我说一直到乡、区程度不同都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认为在过去是愈靠上愈多。所以毛主席说对下边要讲实话，我感到很实际、很亲切。
另外我感到我们党搞工作或运动太急，一个接着一个，有突击的意味，特别是农村的高级合作化。认为干部质量不高，政策水平低，对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都没有很好解决，怎能够把它搞好，在这些问题上连省委都有问题。如不从速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还会很多。主席说，四中全会之后，中央集中的太多太死了，莫谈国事，要给下边一定的权力，不一定都集中在上边。使上下关系生动活泼起来。应该如何处理每一件事情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该管则管，不该管让下边管，不要松紧失常。当然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纠正了。我听到和看到这些问题，我就产生了中央常有“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感觉，我说，解放几年来就是在两条战线斗争中过生活，这是和中央的领导有关。
主席说，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领导工作中很重要的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是都能这样呢？在省里面开始土地改革前后，就是中心压倒一切，可以抽大批干部去搞。以后省委说这种方式现在不行了，可是没有从实际工作上完全转变过来，还是有强调了第一或中心工作，就忽视和忘记了第二或其他工作的情况。林业社不用力发展林业，茶叶干枯在茶树上，认为这些和党的领导方法和深入都有关系。这样，不作彻底改变，其结果对党好吗？真的，我有对什么都不满的趋势了。
党过去对干部发生思想毛病的时候，就常常说这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个说法是对的。一个从旧社会来的人，在党内改造不够，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暴露出来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常常还有另外一条，就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我过去认为光讲头一条不实际，当然也得看具体情况而定。我说一个同志错误了，固然自己应负主责，因为他犯有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常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没有帮助好是有关系的。当然，党教育干部有很多办法，遇到具体错误问题的时候，支部也好，省委也好，在文件里常是说领导上一再教育帮助，而他不悔悟。我就发生了一种片面的认识，认为教育是不是够了，实质上就有把问题都推到党那里去了的偏向。在这个问题上我感到党组织强调的不够，说得不全面。好像把问题之来都看成外面的，缺乏由内检查的精神。
对党员的“考验”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一个党员必须经过革命实践去考验，没有经过考验的同志，不管在政治上或工作上都不能切实提高，无产阶级立场也难锻炼出来。但是，有一些不必要的“考验”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比如“三反”后有的同志说，这一次你算是经过了党的考验了！我当时真是难以对答。我想既已如此，也应经得起考验。我想这样的“考验”搞的好可以避免的，而真正的考验应该是在工作上，在军队是在打仗上。而把不必要的痛苦说成“考验”，我的抵触大，不能从思想上接受这种看法。
这里就联想到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可不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八大”以前，我认为对错误是不可免的这个说法是强调的多了，一直到下面好像出了问题都是不可免的，说这种话的人也多了，好像出了缺点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工作中出了错误是有不可免的，或者多一点、少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对“不可免的”这句话不加以分析，就不对了，有些事情，如果领导上预见性强，措施得当，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整个全国的事情，很难都掌握得好，出了问题不能说是中央的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下面有了“不可避免的”的说法，这对党员有什么大的教育意义呢？应该分析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真正可以避免的。来学校后听到康生同志的报告，说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我认为分析实际，要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原则方法去解决，一般化没有好处。
以后我想不可避免的说法可分成几种：一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极少），一种是基本上可以避免的，一种是部分或某些不可以避免的，一种是完全不可以避免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时必须加以区分，遇到问题，要切实研究，得出结论，这样才能对缺点和错误作出真实的分析，才能够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这里又有一个同类的问题，就是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或难免的，或说错误是次要的。我对这一点的认识也是逐渐在深入认识的。开始在听报告和看文件里，看到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别的。在“八大”以前，看到一些省、市的党代表会的新闻里也有这种说法。这个问题到来校后我看得更清楚了，看了不少材料，更自觉地知道了。从中央的角度来看我党的全面的工作，那就有充分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至于中央、省市以下的某一个单位是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如果说都是这样，先作为概念肯定下来，再来总结工作，估价工作，就不能尽合实际，就不能在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讲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中央讲情况是如此，我相信这个经过分析而得出的说法。在广西全省来讲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就感到在这一方面分析不足。作一个报告，先把前面的原则一讲，再讲一下成绩和缺点，继而提出今后任务，干部仅得到估价的一个概念，抽象得很。国务院习仲勋同志曾经总结了一次人民来信的工作，说这个时期的这个工作的处理成绩不是基本的。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就是说我们做的工作很多，总的说基本的，主要的，其中个别不是，不奇怪，不能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过去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上面讲：“面面都到，未必全面，只讲一面，未必片面”。对某一个事件，必须分析，不加分析，不一定实际，也不能很好的服人，上边的那种说法有道理。
运动中的反右纠左的问题。在运动中间党内不少同志说：运动一来，为了发动群众，不反右发动不起来。从过去几个运动的实情看来，这个道理我是同意的。但是，每个运动都经过“反右之后又一定反‘左’、左了再来纠正、最后再来搞好”。是不是必经的“规律”呢？我认为要搞好运动，不要那么急，做到工作，这个运动也可以比较正常地展开。“三反”就是这样，在广西，有的就是“左”的很。如果领导上确能把中央的政策方针交代给参加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使之决心既大，办法也好，就不一定出现不必要的偏坡，运动的时间也许不一定再延长。拿“三反”运动和肃反运动来比，中央掌握得更好了，省里也接受了过去的或类似的这个经验了，在布置运动时很强调实事求是。重调查，重证据。下面参加的同志也都知道。我深感这个运动比“三反”好多了，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大了！偏坡也大为减少和避免了！
另外，我看到在运动中不该自死的人死后有人说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当然这是原则问题。我说，一个人一个党员犯错误到不可救药的时候，以至到对党对人民变成有害无益的时候，这由谁来负责呢？当然，党一点都不负责。因为党是要他活，不是要他死，要他好不是要他坏。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党对他教育的是不是够，是不是党对他的思想、工作各方面都给了有力的帮助，确实尽到责任了。所以，以后在谈到林希翎的问题时，我就说是不是教育的不够，是教育问题吧！这就是我这种观点的反映。我在“内部参考”上看到聂副校长写的一篇谈林希翎情况的文章。我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会与教育问题有关，抓的紧就不一定那么坏。当然，她的立场全变了以后，那是另一回事。
另外，我看到犯了错误的人，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就等于是一文不值，一无是处了。特别被开除党籍的人就更是这样了。这个人就完了。真是这样吗？
党的建设是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实际工作中，尤其下边，我说很多事情是一条战线，一条到一定的程度，又反过来又来一条。在“八大”以前，在具体工作上，我在省里看到的往往是一条，至少实质上是这样。这对工作的害处真大！
在提出“两个万岁”之后，我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看有无修正主义。在一个时期曾一度有这种思想活动。我说怎么会出来两个万岁呢？怎能长期共存呢？根据过去党的教育，我想通了，这不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说：现在的民主党派，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是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和平改造好，这样作对我没有损害，相反，只有好处。
另外对党内一些事情，我感到有以新东西代替旧东西，也是很对的。但是，对旧的就不再提了，也不作交代了。比如说，一个事情作得不好了，对这些事情没有很好地去正视它，就拿来一个新的东西把现状一代替，那就成为另一个东西了，对原来的那个就很少或没有作出应有的交代。过去豫皖苏边地区反顽斗争，在华中局少奇同志说话时才知道是基本上失败了。当时撤出那个地区以后，军队情绪不好，要转变这种情绪提出了新的任务，贴很多新的口号、新的标语，转变一下，这是很对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把基本上失败了的话跟干部讲清楚呢？如果讲得实际、讲得辩证，只是提高士气，而不是相反。大家都看见的或感觉到的事情，不正面讲清，根本不去提，那能提高下边的认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问题高级领导就没有总结。
也看到有些地方有否定一切、肯定一切的情况。这个地区或人有毛病，出了问题，大概这个地区或人都就错误了，甚至体无完肤了。如果是好的话，就一切都好。至少说好的就多了，往往看不到它的缺点了，甚至夸大了好的。在部队上一个出色的战斗英雄他本身也会有问题的，以至极为个别的在下次可能是很残酷的战斗前夜，他却开小差了。正像广西平乐出了事情，却不能否认这个地方还是有成绩的，如果不这样看就否定一切了。
关于党内民主，我认为“七大”以及“八大”的报告，都有明文规定要根据实际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我感到党内民主基本上要保持两条：一是各级党委要经过选举产生；二是党委要定期向全体党员或党员代表作切实的报告，报告前后要有充分的讨论，并经批准。如果没有这两点，就忽视了党内的基本民主。在一些新的地区指定党组织的书记是必要的，可是到一定时期就应该选举，我认为过去党组织作的不经常，甚至有些是做迟了。特别广西农村有支部书记说了算的情况，有的太过分了。不是中央的建党精神，因而也难领导好，其后果也值得研究。广西省委去年选举，省委提出的候选人，有不少没有选上，这是对情况估计不足，是不够重视党内民主。以后情况如何？并没有很好地在选举中提高了干部的积极性。在某些问题看，意见情绪更多了。扩大民主，也是一个过程，难免出些非根本性的波折，但问根据省的情况，民主作风好些，能根据中央的精神已在过去打下了基础，那些不正常的不就很可以避免了么？
在某些情况下，你提出的问题越多，受的批评也越多，特别是提出来的问题由片面甚至于对一些问题不一定正确，受整的就越多。对于按照一定的组织手续对党的或者对负责同志提出的问题，却受到不一定是应得的答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方有一种对立的情况，又提些领导不喜欢听的反面的意见，这样的情况，提出的问题多，批评也多，正确的意见不一定得到发扬和应有的重视。
党要党员干部埋头苦干是对的，有问题向党讲也是对的，但有些情况讲比不讲要差一点。所以，我看这种现象，并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精神作的。不管谁在党内提出问题，如果对就可以接受，不对可以解释以至批判，怎么有些人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这样应有的结果？我感觉到党内有少数或者极少数的同志，提出反面的意见、或经过研究是有错误或很错误的意见是得到应有的后果了么？前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有一篇题为“不宜提反面的意见”的社论，我全部作了摘要。我说这篇社论很解决实际问题。讲人事上的长处，讲了没事，大讲了也可以；如果对某个人说了闲话，问题就多得很。好的话多说几句、夸大一些不要紧，当然夸大了也不好，如说缺点，就不对了，有时候就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党今天扩大民主生活中正在解决这一个不大是正常的问题，得到解决好。
党内对于某些错误的处理，给我的印象好象是算总账的味道，讲理不足的。过去听到某同志讲对处理一个老同志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变变方法，可以再等待一下，不一定捆起来送走。谁也知道，有些事是欲速则不达的，中央也说过容许适当等待的。我觉得如果情况许可、再多用些办法、通过一定的适当形式、通过说理、慢一点是不是可以呢？肯定说是可以的！也是很有力有效的！
我在想，按照党的意图，意见多有没有害处呢？多又对，对党更有好处。其中如有不对呢？解释批判一番，也不定有什么不好。但有些情况下边讲多些，多了而不一定好了。特别是讲话的人说的不对头，那么就越讲越不好，过去看到某些领导与被领导，一搞翻了算搞不好了。越是上边越好一点，越是下边就甚至越受排斥。我看这是水平问题。有的同志就是不欢迎听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甚至给提意见人一个抽象的帽子就是说：“这个同志爱提意见，难缠！”这给人们以什么印象呢？领导尽到责任了么？一般说来，这种说法是不好的，因为除消极的意见外，不会对提意见者有好处，以至对提意见者失去帮助的兴趣，那还能做出对他有益的教育呢？
有些同志可能在习惯上喜欢讲好的，报喜不报忧的产生不能说与之没有关系，有些甚至于是一些假报告，因为喜欢听好的，也就失去鉴别真假的嗅觉了。这不是好现象。固然有好的不能讲不好。从宣传的观点上看，更要讲足讲够，但总的也不外一条，必须实事求是。如果说一种报告人，因为工作顺利，净说好的，但报告人的品质不好，好的讲多了，以至有假，那是很不对的。如果领导同志能够很好地熟悉其全面情况，不作痴信，反而想想，再加以查对，就会把实际反映出来，可惜有的领导同志不是这样想。广西饿死不少人，问题是很大的。时间不为不久，就是反映不出来，就是说好事情愿意讲一讲，不好的事情就不愿意向上面多作正式的报告。弄来弄去，很被动了，对党之益在那呢？是中央下决心处理了，还算挽救了党的影响。
我几次在想，在党内的批评，有些话说不到顶。在这一次学校汇集的材料中有“整下不整上”的说法，从“整”的表面现象看来，我也早有这种感觉。当然，这种感觉要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我看全党整，上边一定是也整了，可能整的更好，问题是在于为什么上边的情况与下边不同，没广泛征求批评，并把整的情况下传呢？比如说以“三反”运动为例，较高的一级干部必然也对三反作自我检查批判，也许反得更严格，更富有高级性，假定为省委同志吧，在这时候是反出了一种什么情况呢？下边不知道，特别是不多思考的下边真会感到领导上是没有问题吧？或者大有问题没有下传吧！也会这样想，也可能那样想。我认为即使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一些，在“三反”中有什么问题，下边可以提提意见，知道了也从中得些教训，对领导上下级有何不可，有什么不好呢？刚好到这一级，就没有下文了。我是从这种情况出发来认识整上不整下的。自己并不疑惑上边的检查，或说只检查下边。而是认为不向下征求意见和不下传整的情况是不好的。为什么运动只负一般指示和总结的责任是不能使上下都通气的，处处都搞在一块的。广西“三反”，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从这一情况来看，是有“整下不整上”的气味。对领导不熟悉，怎能对领导上提出有益的意见和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不熟悉情况就没有发言权了。这是不是极端民主？是不是平均主义？是不是不尊重了领导呢？有碍上下团结一致呢？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这几年来，有这样一种感觉，在同志之间的批评也好，对同志的错误处理也好，很容易戴上一顶富有政治性、原则性的帽子，譬如说，我理解或处理一件事是错了，首先以事论事，分析清楚，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一般说来戴不戴帽子还不是一个很急迫的原则问题。如果解决了，思想弄通了，应该戴帽子，不戴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成为很自然很实际的现象了。如果理没说清楚，就抓上一顶，或好几顶，其实有什么好处？真就说明是解决存在的问题了？我有我们“主义”太多之感。政治领导问题如马克思主义，突出的问题如这次整风的三大主义，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可是下边用的“主义”不为不多，问题不一定说清楚或者合乎分量，因为一个“主义”就有其一定的主要含义，多了，用得也不“节省”，或不是恰如其分，反而引起混乱的概念，也便成为不合适的戴帽子了。
另外，下级批评上级，特别过去，依实情看来，能说很容易么？很多同志是虚心、接近群众、也很尊重群众的意见的，这是合乎党的意图的，很好么！但也有不是如此的，很难批评的，这些给我的印象和影响很大。有的同志在很多在主要问题上都不错，党也很满意，但是，就是听不得反面意见，一来了就火，火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怎能建立同志间的正常关系？必然形成下边同志的这样想法：你作你的上级，我可以服你管，但采取敬而远之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样的关系还能协力做好工作吗？人家提了个不顺耳的反对意见，就认为不得了，甚至给人家个工作上的小鞋穿，这怎能搞好工作呢？成了个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我表示坚决反对！不习惯于听反对的意见这事我没有么？并不是的，但我已自觉到这一点，如冒出了这个毛病，当然同反对其他同志的态度一样，就坚决反对它，克服它！
这几年来，我处处觉得不对头，我自己检查了一下，主要是责己不严，就是说没有很好地反省自己。自己不满已极，看的问题也难正确了。不如意的都加在一起，看什么都有不满的情绪，不可以说的，我就要说了，有同志不讲的，我也就讲了。有，我就讲，这种不满情绪的反映已经支配住我了！
所以，在党内二三年来，由于我这种不满思想的发展，总的讲，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一个总认为领导对一些问题的自我批评不足；一个就是感到看得正面问题多，看得反面问题少；再一个就是感到领导对下级不是象主席讲的要向下级“说实话”；还有就是感到党内民主不足。这一种情况发展到写思想总结的前后已经是很不健康的而且出了偏激了。说明白些，就是对党或党内的若干问题很不满意！
在今年“五、一”党开展整风以前，在学校内听到和看到毛主席不少很重要的报告，很合我的胃口。对当前国家大的形势都了解不少，正面、反面都有，很清楚，觉得心里很舒展，很满意！特别觉到不可或忘的是：“只准说好话，不准说坏话，坏话就是敌意的。”“明显的错了，还不让批评，不好！”“要造成自由批评的环境和习惯。”“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许，不能批评。”“每天洗脸就是因为有灰尘吗！”“封口不行。嘴的用处有二；一为吃，二为说。老干部能不能批评？犯错误要有平等的批评”。“弱点都有的，可以批评，批评无事，对了，好；不对，没关系。”“小小民主，治病救人，反对一棒子打死的办法。”“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一有反面的意见就对立！”“失败也不准说是坏的。”等等，我认为这些原则，这些话，既然一再提出来，党内是有这些情况的，我过去有此感觉也类似这样想，不过没有这样完整就是了。我这几年来就是感觉到党内有这样的问题。这就说明我的思想情况，觉得在批评中是有些缺乏平等，难于畅所欲言。看到的就多了！
在思想总结里“将批评什么呢？”有的是对中央的，在7月26日我的思想批判中已说过，也感觉下边出现的一些情况多少与中央有关。近几天也想到，在对外工作的招待开支上，我很同意中央在二中全会以后的作法，下降标准，该减就减。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都在从事经济建设，诚恳热情，增强团结，不必在招待送礼上作得过分。周总理上次也讲要节约，但对外还要注意“礼尚往来”，这是对的。
另一个问题，对事物的看法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特别在党内，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作难于服人的分析未必就好。我过去也认为党内有“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现象。怎样讲都正确或怎样讲也不对。比如：个别案子判错了，不作正面处理，来个“无罪释放”，或“教育释放”了之。中央说：不对的要说清楚，甚至于要对人家作适当的赔礼道歉。如处理不善，不会使之满意的。知道了的人也不会满意的。如按中央的规定办，我说对我们党最有好处，一点害处也没有。有些单位就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去作，它要用“教育释放”或“无罪释放”的办法，对咱们有好处吗？邓老上次说过“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话，我认为这便是说的一种。杨尚昆同志、李维汉同志的报告指出：对在整风以前的情况大体上估计到了，但对这些人这样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情况是没有估计到的，或者不一定这样严重。我听了就说对。可是人民日报在报道清华大学学生反右派斗争的活动的时候，说好象我们事前都知道了，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恶毒的攻击活动情况我们完全估计到了。杨尚昆、李维汉同志讲的就好，我认为向党内报告，向党的干部作是啥说啥的精神很好，这样才能使干部对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有个实际的估计，有啥不好？我认为这就是向党员干部“说实话”的一种情况。相反，如说5月1日到6月8日党要求党外帮助我党整风过程中出的问题是我故意这样做的，都估计到了，就不定是反映事物实际的说法。主席说：“讲真理也要选择时机”，很精辟！我认为必须向有关干部说真的情况、真的话语。
我的思想情况发展到写思想总结的时候，我同党的关系可以说是以近为主的不近不远，以即为主的不即不离，总之，同党有了个距离。调动工作以后，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慢慢地远了，长此下去，真会是十万八千里。同党不是一块，站的不是一块，看问题不是一块，从这一点来看，不仅是距离了，而是方法、观点，有所不同了。
总的来说，我看到的一些问题，以至于我写的几条，把党内这方面的不好看多看大了，会不会把党看成什么都是不好的呢？这样看下去想下去，我看是必然的！像我指出那一些现象，我不仅反对它而实际上也采取了仇视的态度。以至这样想，党给我工作，我就负责搞我的工作，我看到党的或工作中的问题，我就要讲，谁也挡不住我愿意做的任何的由组织上的批评。假设我的面前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谁要问我先批判那个，我说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一次党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必不必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彻底地力求解决问题！我决心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把思想转变过来。这个思想非解决不可了，不解决将会怎样呢？在上月26日我已经说过了，只能有两个前途，决不会有其他的前途！还有个不好不坏的两可前途？我看是没有的！
过去在延安在部队同志们多热情，现在看到的不是那样了。在北京我去的地方很少，没有情绪找他们。在党校有几个同志很早就熟识，初来党校时，我看到了就问：“你在哪里住？我去你家玩，地方小我住你的床下！”后来我想时候不同了，这是十年前的要求，现在变了，不行了。并且还进而这样想，“同志，你有一天到广西去吧，我一定特别抽出时间陪你玩个够，同你说在一起，同你笑在一起！”千家驹写了“六亲不认”，引起了我的同感。有了不好的思想活动，对很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了。
解决思想问题，尽可以说服，决不可以压服，如是压服，就是把我的头砍下来，我也不能服，也决不会心服的！
以前已经说了的我就不再说了，现在讲的是总的思想暴露就是了。
你对党组织的帮助有什么意见？
大家的帮助是与人为善的，也是热诚的，这我知道，没有什么。象卢同志，对有些问题提得很高，我说那是他的提法。我认为他在解释我的那个材料的时候，是按照他的看法来解释的，有些不连贯，叫作“各取所需”吧，有的地方不免断章取义。象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千真万确”。只是不很可靠的记忆。在党校我也考虑不一定准确，可能是那样，因为年代是太久了。对少奇同志的说法，根据前后分析就认为不会是那样的。这些在7月15、26两次都一再说过了。当时写这个问题是处于：一个是“领导就是没有缺点！”另一个是“就是不敢讲！”总的来讲没有感觉到毛主席有右倾机会主义，找毛病就是了。就是以不满的办法对不满的办法，上面不说就调工作了，我很不服，借题发挥，发泄了不满。为什么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是中央领导么，调动我的工作，不满至极，就转了题了！我认为这不是对干部的办法，真是不满到顶了！我这个干部按规定是归中央管的，就这样不要我了？我很痛苦，反过来同党翻了。
我写这个“将批评什么呢”的问题，并不是当作一般的问题，不是说党内很多，也是作为个别问题来看的，我看到这样的问题就要反对，就要批判！从文字上可以看出来，决心很大，就要说话，就要以平权的精神作大胆的批判么！
解释和批判我的材料的时候，如对问题的提出，对问题的自我检查，中间说评上的政治品质，以后又说党员的本色，后来讲太岁头上动土，我认为就是很突出的正面的东西，这一类都不讲了。
另一个问题，“将批评什么呢”这段，原来不准备写上，后来附在后面，以后又认为不整齐就加进去了。这里同评上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丝一毫都完全联系着的，几次我不能自圆其说也是有些原因的。在这十条中对中央、省以至工作中反映在下边同志对领导的不满不敢讲，都包括在内。
不管那个单位的被领导，如有该讲的问题，即令这个领导不愿听，也决不闷在心里，也该讲究提法，但不敢说出来是不对的！
整个论点同八大完全相反，不是的。对八大文件的感觉，一个是八大开会的时间，小平同志说得很全，我的意见和小平同志的意见相同，就是开迟了，这意见是一致的。还有不一致，说“迟了点”，就作自我批评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在下边，这样一说就怕不行吧。我在想，越靠上自我批评越好作，在下边问题怕就多了。另一个是，有些缺点是从提今后任务说出来的，比如说在消费与积累方面过去没有经验，今后要怎样做，用从正面提出问题的办法就把它解决了，并不是明确的自我批评。我在想，中央说的问题都是战略性的问题，不能说那么具体吧，否则，就说得太多了，字数也太多了，不简练了。八大文件开头那么多字，是几经修改而成的，那样写也对了。八大开会及其他我没有意见。
学员支部选举问题的意见，是在学校领导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认为按党校的学员情况不提候选人也可以，特别是过了一个时期的支部选举。
对于“不记得就等于不存在”的说法。我认为一个是不记得了，没有把握；另一个是没有这回事。这可以对一对想一想，可以弄清楚。从道理上看，与自己有关的客观事物，不记得也会存在的，从这一点说，我是同意的。
两篇材料从主流讲是连贯的，但不能说两篇材料都是连贯的。第一篇有一段是批评了中央的同志，第二篇不都是对中央的，有些至多是与中央有关。
同主席照相，我当时感到主席来这里，给我们简短地讲讲话意义就大也是好的，几十辆车去花这么多钱，自己不了解北京这样照相的组织情况。我不是在什么人催促下去的。不过，也够严重就是了！
总的来说，我写的东西不是用词句来讽刺、丑化，我当时没这样感觉，我是想写尖锐一点，一看而知其意。感觉这些问题值得批判，在党的生活中的这些问题是很不好的，应该反掉它。
林希翎几万年以后成为香花的根据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根据，是自己的嗅觉不灵，当然讲的不对头，却是极不应该开的玩笑。当时从“内部参考”中看到聂校长说林希翎过去是好学生。在展开批判她的时候，在同支书也在场的闲谈中，我是说：“领导教育不够。”再就是根据毛主席讲的过去是毒草过多少年以后会变成香花，马克思主义过去被看成毒草，现在是香花。我记起，是这样说：她在多少年以后也许会变成香花。这说明我的思想不清，也太没有考虑，也反映了我的因不满而引起的情绪。 （完）
来源：《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8号，1957年8月9日中央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