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北京时就和石天河勾结上了。我最先给他去信，谩骂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说他们昨天还是教条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要“投机”了，明天也许他们又会去“吻概公先生的脚”。石天河的回信中，发泄了他对文联领导上的怨恨，说他“真想擦皮鞋去”。并说“很长时间内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喜欢你”了，还说了一些吹捧我的话。也就是这时候，储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以后，储一天来北京时，主动向我“认错”，全盘推翻了团组织一两年来对我的批评。他和我也取得了“谅解”，勾结上了。一个反党的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从右派的立场去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为今后大有可为，可以明目张胆地反党了。于是，我写了用算旧账的方法推翻以往对我的小说的批评的文章。回成都途中，又写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储一天也写了一些文章。为了进一步拉拢我，石天河还写了一篇吹捧我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反党活动主要还限于写文章方面。
去年秋天，我回来后，和石天河的关系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热讽“教条主义”，抹杀成绩。储一天则喊着要长出角来碰“教条主义”。我和储一天往来较少，他有事总向石天河“请教”。我也如是。这就形成石天河作为三角同盟的首脑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听途说的情况，如“肃反扩大化了”“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离心力”之类。我们对时局的估计是“党在蜕化”“早晚要闹出一场事来”。
波匈事件发生后，我们想着：“看我国的党怎么办吧。”期待党退却，开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们对国外国内的修正主义思潮有着狂热的兴趣。偶有所闻所见，则奔走相告。我们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只有修正主义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众的不满之类，告诉了石天河。石天河则告诉我“某某诗人被逼跳水”“某某诗人不是胡风分子”之类，还说他自己在肃反时就被便衣公安人员盯梢。我们认为党报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这一些阴暗面才是今天整个社会的“真实”。为了明了阴暗面，石天河和储一天偷听“美国之音”。遥潘〖按：潘克廉，笔名遥攀。流沙河材料中均误写成遥潘，下同，不另注。——石〗也偷听过，因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诉我：“布达佩斯还在杀人（指暴乱分子），又杀了一个二十一岁的少女！”几天以后，报上果然出现了一条可以印证此事的消息。我们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党言论，还多次在时事座谈会上公开散播反党言论。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对向我征询意见的同志说：“我知道你们要拿去汇报。现在我不说。我要在会上全盘吐出来，便于你们汇报！”还自鸣得意地向别人说：“在文联团内，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在会上，我诋毁斯大林，咒骂拉科西和格罗，把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为“大国沙文主义”，并捧铁托为“当代英雄”，还宣称：“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用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中的阴暗面的描写作为“事实”，用来攻击苏联的制度。我公开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当时，沙汀为了帮助我，找我谈了两次波匈事件问题，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储一天在会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时事座谈会上，只听见我们三人在吼叫，闹得乌烟瘴气。石天河说“我要是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来干！”还说：“匈牙利的作家（暴乱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统治时，他们受迫害，为了反对拉科西，他们也落了个反革命的名。这是悲剧！”我们三人中，石天河长于制造修正主义论点，供应给我和储一天，作为打冲锋之用。我还在团小组会上脱衣大骂：“你们用行政压力配合思想改造。结果是一些老实人被压服了，而像我这样的人，却给你们压反了！”“回想几年来的思想改造，好像做了一场恶梦。现在我才醒了！”“你们改造我，越改越坏！”“哪个敢用行政压力，老子就反他！”我们三人抓住个人崇拜问题，发了许多谬论。石天河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不好，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我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因为总统四年选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来。” 储一天则热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间找空子钻，常向石天河请教。他用抬高列宁的手法来毁谤斯大林。为了掌握修正主义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学习理论”。我们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之实；借反教条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我们在多次座谈会上向党进攻，得到了文联内部其他右派分子的响应，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团的方向发展。首先，我的发言使陈谦和丘原信任我了。一个夜晚，陈谦来找我。我向他“认错”，说肃反时我看守他呵责他原是不得不如此，要他谅解。他果然谅解了。他爱人原先恨我，见面不理睬，现在却笑嘻嘻地了。通过陈谦我和从肃反后就断绝了交谈的丘原也往来了。这一条线：石天河——我——陈谦——丘原，就形成了。又由于我和晓枫早就熟识，而晓枫那时又和丘陈二人缠得很紧，于是这一条线又串上了晓枫。这中间，我起了最恶劣的作用，因为石天河和丘陈晓三人一贯是极少往来的。另一条线：石天河——储一天——陈谦——遥潘，主要是在《草地》活动。最初的小集团就是这样：以石天河为首脑，以我和储一天为核心，共有七个成员的。
小集团形成后，从三方面向党作了攻击：⑴夺取《星星》；⑵扰乱《草地》；⑶在创作会议上兴风作浪。
早在创作会议召开前，我就准备闹一场。我最先提出在大会上以个人身份分问题发言，用意是限定领导上只能作一个大报告，而分问题的发言则不受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此，我准备诗歌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攻击了工农兵方向，摆出了胡风文艺思想中的“题材无差别论”和唯心主义的“灵感论”。石天河夸耀这个发言是“一次暴动”。我并煽动黄丹作一个“算旧账”的文艺批评问题的发言。在会议中，我，储一天，晓枫，丘原，闹得最凶。由于邪气上升，我的发言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散播了毒草。储一天和晓枫等人抓住李仑的小说问题攻击了宣传部。我们利用了“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等口号来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当时，石天河说他不屑于和这些辩论，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利用这次机会和自贡市的一些勾结，并和我商量怎样攻击李累的大报告。他是准备写文章的。同时，他向我和别人放出空气。说李累故意不叫他参加会议，因为怕他到会上来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小集团是以李累作为攻击对象的。这个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去年冬天，石天河又借着捧我的文章没有发表一事，反咬李累，并挑起我对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举了李累的许多“罪状”：“包庇文辛”“喜欢别人奉承”“排斥李友欣”“不学无术”“搞宗派主义”之类。这些毁谤和我自己对李累的不满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河毁谤李累对我是“一打一拉”“一顿棍子一块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诚：“他们无论如何也把我拉不过去的！”石天河为了攻击李累，还采取了讨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并将此点传授给我。储一天攻击李累，则和白航的唆使有关（储一天向我说过他从白航那里知道李累很“阴险”）。至于丘原和陈谦，早就是不满李累的，因为过去受的批评。
小集团以石天河为首脑，首先是因为他有“学问”，有反党经验，为众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历史问题，二是脾气凶猛，使得某些右派分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则弥补了他的“缺陷”，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乐于和我深交的。我所处的地位是上通石天河，旁通储一天，下通丘原和陈谦。
小集团以开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圈子为目的。我们策画过办同人刊物《笑》，夺取了《星星》，扰乱了《草地》。我们要使文联变质。还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过“改组”文联的纲领：⑴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由文艺界“自由选举”（他说这样李累就要下台）；⑵取消人事科；⑶向外“大开门”。这个反党纲领并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闲谈之间简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于丘原和陈谦，他们早就厌倦了机关生活，（丘原计划过到新南门外修房子脱离文联）。丘原说：“什么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陈谦都劝我搬出文联。晓枫也有过“回乡下搞创作”的打算，并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想法和他们是一致的。
首先是“解冻”的提出。“解冻”二字来自爱伦堡的小说《解冻》。我和石天河对其中阴暗面的描写很有兴趣，认为爱伦堡有良心。石天河说：“你看吧，解冻二字将成为标志一个历史时代的名词！”这是去年冬天说的。今年一月初，便由我把“解冻”作为反党口号提出来了。我为此事碰了常主任。石天河对我说，对常主任应该软来，不能硬碰，并以他自己和常主任的谈话作例子“启示”我。以后，李累批评《吻》，我又碰了李累。下来，我和石天河密商，认为这是李累对《星星》的阴谋。我们开始策画：如果公开批评，应该怎样反击。石天河，我们和“教条主义”之间，早晚免不了一场大战。他们要开火，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面目。春生的文章刊出的早晨，石天河欢喜地告诉我：“开火了！”我们商量决定：我暂时只写一篇文章，他则连续写一批文章，副标题为“斥教条主义”“再斥教条主义”“三斥教条主义”，乃至“四斥”“五斥”。他是把春生作为想象中的李亚群攻击的（我也如是），正如去年他把林希翎误认作林默涵、李希凡、蓝翎三人加以攻击一样。我推测春生是李累。他认为那不像李累的笔调。总之，我们都可以肯定春生是“上面的人”，所以必须抓住不放，痛加攻击，至于春生文章本身的论点倒是次要的。石天河下了决心“颇倒命来耍，要把皇帝老官拉下马！”他的第一篇文章和我的文章，成稿后，都彼此看过，主意也彼此出了一些。他的第二篇文章取材于一对未婚夫妇被逼自杀事件，用此批判春生的论点，题目是《教条主义杀人》。以后几篇如何写，我不知道。春生的文章刊出的那天夜里，我、石天河、遥潘出去喝酒。遥潘表示愿意主动写文章支持我们。石天河说今后他的这一批文章要出个集子，附录春生的文章，像鲁迅对待他的论敌那样，使他“遗臭长远”。当时我们估计一定会胜利，所以很高兴。第二天夜晚，我把我们的策画和我们的文章内容告诉了丘原和陈谦。他们表示钦佩。但我没有开口叫他们也写。他们的文章是他们主动写好，悄悄送来，叫我保密，由我转给报社的。丘原说：“我在文章里面特别注明曦波就是李友欣，叫他难堪一下！”我很赞同。沈镇来找石天河谈过，又来找我谈，说他要写为《吻》辩护的文章，叫我为他当参谋。是否写了，我不知道。晓枫的文章未和我商量过。我始终没有看见过。遥潘的文章也未和我商量过，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储一天的文章也没有和我商量，是十多天后我和他去报社问下落时，才看了他的文章的校样的。白堤的文章也未和我商量过。他寄出后，告诉我“老弟，我支持你！”当时他要我保密。对傅仇的文章，石天河说：“文章吞吞吐吐的，一看就知道是奉命写的。雇佣兵是怕死的。”我用挑衅的口气向傅仇说：“我是一棍子还一棍子的，你可以转告领导下，我非还他们一棍子不可！”攻击傅仇，是我们小集团的一致行动。石天河表示要专写一篇文章攻击傅仇对《吻》的批评，并再写一篇文章攻击傅仇的诗。他要遥潘去找找傅仇的诗集。对李友欣，石天河是一向主张拉拢的。以后，和李友欣吵了架，他对我说：“李友欣太糊涂了。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只知道依靠旧警察杨树青！”我和石天河大闹会场后，知道曦波是李友欣，都很失望。石天河说：“李友欣上李累的当了！现在我和他是最后决裂了！”我们更加认为李友欣“太傻”而李累狡猾。陈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李友欣不是“傻”而是“恶”，并劝我不要对他们存在任何希望，所以也不必去闹。至于所谓“川东派得势”“川西派最倒霉”之类的话，也是当时由陈谦告诉了我，我再转告石天河的。听说要开大会，宣传部派人来，于是，石天河提出了两个办法：⑴罢会，我们都不去；⑵如果硬要去，就不发言，拿冷板凳给他们（文联领导）坐。石天河叫我去通知丘原和陈谦，他自己则去通知储一天。石天河认为这些问题只有到7月整风才能解决。7月整风的消息是我在1月份从文学讲习所尹一之的来信上知道的。我告诉过石天河。以后没有开。储一天向我打听原因何在。我说不知道。他说：“一定是他们不敢开！”
文章没有刊出，石天河提出三个对策：⑴在《星星》上刊出；⑵随《星星》附送；⑶油印出来，向中央宣传部告状，向全国各文学团体“呼吁”。我和储一天都同意，此项活动由石天河一人负责作。前两个对策失败后，石天河便动手编排文章——我们三人的，外加曰白的，附录春生的，再加上他写的一个事件前前后后的报道作为第一篇，共六篇。我表示愿出钱油印。当我听说储一天退出，我也怕了，便告诉石天河，请他原谅，我也退出。他生气地说：“好吧，我一个人也要干！”（到四月初，我才知道，他真的把文章编排好了）其他如向外写信，也是他提出的，与白航无关。到报社去和伍陵谈（我们叫作“和伍陵开谈判会议”），应该谈什么，用什么态度谈，也是他先向我和储一天布置好了的。
大闹会场前，我从罗泅给白峡的信上知道周扬到了重庆，立即将此消息告诉石天河。我们商量，如果周扬到成都来，也许会开一个座谈会的，我们就向他“申冤”，控告报社“压制争鸣”。如果不开座谈会，我们就去当面告状。巴金来成都，我们也有过此种幻想。巴金来成都没有找我们谈，我们就私下嘲笑他是官僚主义。
大闹会场的当天下午，我向敏泽诉苦，盼他支持，又要他去见石天河。过了两天，石天河和白航闹了架。在茶馆里我找到了石天河。他提出他要集中力量应战。我立刻同意，并代他去向白航解释误会。当天晚上，在人民公园，我向丘原、陈谦、遥潘三人谈了此事。他们赞成石天河放下工作应战，并要我劝劝石天河不要得罪了太多的人。这天晚上，除以上三人，还有张幅夫妇和方赫。我大肆宣扬了反党的硬骨头精神，用以鼓励他们，说：“如果我要悔过，要向上爬，要升官发财，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去认错。但我坚决不干，宁愿为此潦倒一生！”并说几年来做了一场大梦，现在才醒了。还说了许多毁谤几年来思想改造的话。
当时，每隔三四天，我总有一个夜晚去陈谦家里，彼此交流在机关内所见所闻，发泄不满。遥潘和晓枫早在我常去之前就常去了。也是大闹会场的夜晚，我去那里。人已经很多了，除丘原、遥潘、晓枫、张幅、陈谦夫妇而外，似还有一二人。满楼谈兴甚烈。遥潘、晓枫、张幅三人成一圈谈。陈谦在写东西。他爱人作招待。我和丘原对谈波匈事件。我说：“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逼得上裴多菲俱乐部，也顾不得那儿是否有反革命了。全国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陈谦的爱人问裴多菲俱乐部是什么东西。陈谦笑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另一次是白天，只有丘陈二人和我。我谈到了《人民日报》上毛主席的词，说很好。丘原说有个人主义的英雄味。我当时的确不敢赞同，便走了。当时，我们是猖狂的，谈话毫无顾忌，高声大叫，不像以后，一涉及文联情况就低声了，陈谦即关了窗子，扭开收音机，怕给外面听见。
大闹会场前后，石天河几次告诉我，他要去找李井泉或李大章，谈文联领导上压制“争鸣”。又说，省委一个姓宋的，原来还和他熟，大概奉了上面的命令，约他去人民公园谈谈，他拒绝了。又说，宣传部也有头脑清醒的，如明部长，就和李亚群不同。又说，李累如何诬告，白航反驳了，否则我就遭殃了。又说，明部长起初说《草木篇》不好，第二天又对李累说：“昨天的话是我随便说的啊！”又说，李累猖狂，是因为巴结了李亚群。在李累眼中，只有李亚群，没有常主任。当常主任说我们的文章可以发表后，石天河告诉我：“现在常主任把李累看透了，不会再上当了。常主任不在时，文联就是李累的家天下，连李彬也不得不来依靠李累。常主任回来后，可能李彬给常主任谈了一些李累的情况。所以常主任才明白了。”我说：“李累不知怀的什么鬼胎，去年开创作会议时，他忽然说想改行当兵了，叫我和傅仇来当一当副部长。”石天河说：“李累是见人许愿的。老赁上北京前，李累许他入党。给李友欣知道了，不同意。李累惯于拉拢人。现在文联一大批人都听他使唤了！”而每次听了这些话后，我总是完全附和的，还加些“新材料”进去作例证。而以上这些情况，我都向丘陈二人谈过。
我一直和储一天往来少，（第二次进攻时比第一次进攻时往来更少）。有时他来找我，我是爱理不理的。石天河对我说过：“我们反教条主义和储一天反教条主义是不同的。他是因为在肃反中弄出了历史问题，参加过反动军队，现在得不到上面的信任了，心怀不满，所以才喊着反教条主义。”我也嘲弄他是“一夜之间大转变”。在第一次进攻前，陈谦也多次向我说：“储一天这人没血皮。我把他看透了！”我对储一天是鄙夷的。我对丘原则怀着极大的同情。起初是陈谦告诉我：“丘原已经给他们逼反了。现在陈欣把他拿着没办法。丘仲彭（按：丘原之弟，当时在四川音协工作，是四川文联共青团支部委员。——石）劝他写一张认错的申请书，可以回到团里来，他不干。他说很感谢团赐予他自由！”又说：“丘原是仙人掌，他兄弟是藤。”我几次向石天河说过，丘原的例子是文联宗派主义统治的鲜明的恶果之一。
到了1月24日，报上刊出大批批评文章，石天河埋怨我上当了，不该把曰白的文章转去。当天下午，老帅找我谈，要批评我了。夜晚我就去找丘陈二人，告诉此事。他们提醒我，这回可能会大搞我一番，我才慌了。陈谦很怕，要保证到了会上我不说以下两事：⑴我常去他家，就说只去了一两回；⑵有些话，如裴多菲俱乐部，说不得。我都同意了（但以后还是说了）。第一次进攻至此结束。
我是抱着登坛的野心到《星星》来的。同时，想从这里打开一个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缺口。创刊前，我和石天河主张刊名就是一个“星”字（我明明知道列宁格勒曾有一个因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刊物名字就叫《星》）。我们发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诗歌宣言——稿约。上面故意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工农兵方向，而代之以“现实主义”和“人民”字样。这不是偶然的。在这以前，我就向丘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斯大林授意，高尔基上当，个人崇拜的年代里，教条主义的产物。石天河没有公开这样说。但他对我说过可惜马克思死早了，否则今天的文艺理论不会是这样。他还嘲笑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特别是“存在”“发展”二词。石天河的意思是说既不“存在”，也未“发展”。
“团结白航”——当时石天河再三强调此点。白航也多次表示：我们应该团结。去年10月24日，我们三人去南郊公园选画，在茶馆里为未来的《星星》的方针路线作了策划。白航首先提出：⑴带有宗派性质的“非名人路线”，对老诗人和稍有名气的诗人不争取，但也不得罪；⑵强调刊物的“个性”和“特色”，但一字不提基调和立场；⑶不强调配合政治任务；⑷免除一些制度，如批评检讨会议制度（我称之为形式主义），如严格上下班制度（我斥之为奴隶劳动）。石天河则提出“团结一批人”“发现新生力量”作为对第一条的补充。我则提出多发情诗作为对第三条的补充。对以上这些，我和石天河是早有此打算的。白航提出正是不谋而合。这四条，除第一条只执行了两期外，其余都是贯彻到底的。
创刊号和第二期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石天河在做。我主要是负责对外宣传等事务工作。那些耸人听闻的广告都是我起的草，稿约也经我改过，经白航同意发出去的。
创刊号出版前，我向朱友柏（按：《四川日报》副刊编辑，是文联创作辅导部秘书赵秋苇的丈夫）暗示，希望看到捧的文章。我自己也写了为《星星》吹嘘的消息。以后听见批评，我们四人都不满。石天河创造了教条主义围剿《星星》的口号，我则四处传播。石天河写了《七弦交响》。我完全同意，并出了一点主意。石天河说：“此文内有些话不能明说，只能暗示。如《步步高升》和《台湾杂忆》，一首是骂官僚主义的，一首是骂国民党的。我有意把这两首诗并列在一起，但又不明说官僚们和蒋介石一样，这样，既骂了官僚主义，又不让他们抓住漏洞，而明眼人一看却明白。”（初稿的确如此，以后他又勾去了。）弄补白，是他作为“地下斗争”方式提出，我加以积极支持的。爱伦堡的一段话是我作为为《吻》辩护，由我抄好给他的。艾青的一段话是他一个人搞的，搞了以后才告诉我的。此外，我还找了好些补白，如泰戈尔的“小狗对天上的星星说：你总有一天会熄灭。星星不理它”之类，在茶馆里对丘原谈过。他大为赞赏。只是由于以后批评的厉害了，才没有弄上去。《抒情杂谈》一文，是石天河明知其毒而射出去的箭。
我和石天河对事件的发展作了如下的估计：⑴被迫停刊，但可能性小；⑵撤换他一人，可能性大；⑶叫编辑部写文检讨，可能性最大。如果发生第一类情况，我们不怕。相反，倒好借此向中央告状。至于第二类估计，是这样来的：先是我告诉石天河：“陈之光已在会上表示了，我们要放下不干，他就自愿来顶住。”石天河说：“李累打算用傅仇和陈之光来代替我们。”消息从何而来，我不知道。石天河估计也许会被撤职，便去找山莓多次，并向我说：“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他们手中！”如果真的要这样，我们就扣住稿子，拒绝移交。如果发生第三类情况，更要坚决拒绝。我们认为，不在《星星》上发文章也有好处，免得领导上借此搞《星星》，也免得白航为难。我们怕白航一旦辞职了，没人给我们从党内顶住。所以，我们向白航保证：绝不连累《星星》。
我个人的编辑方针是：⑴多发不满现实的讽刺诗；⑵多发感伤颓废的情诗；⑶多发小巧玲珑的玩意儿。创刊号和第二期发的诗，几乎都是石天河决定，白航审定，再交我和白峡传阅的，我起的作用不大。石天河走后，白航取得了应有的职权。他对我的方针是大体上同意的。但他胆小，我影响他，就是要他胆大些。第三期的编后记，他是违反自己的意愿写出来的，给我看过。我叫他把“批评”改成“争论”。于是，“……两篇诗已在四川日报上受到批评”和“这样的批评对我们的文艺事业有利”两句就变成“引起争论”和“争论有利”了。曰白的《我爱青岛》和我的《京华小诗》都是作为“洗冤”之用发出去的。许伽的《雾（外二首）》有个人感伤情绪，是我选出的。第四期上，我化名陶任先（即“讨人嫌”的谐音）发了《风向针》。在我心目中这是讽刺赵秋苇和杨维的（据说他们有一回埋怨说：“一会儿又左了，一会儿又右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可国的《秧歌》是白航选出的民歌体通俗诗，我曾次阻扰发出〖按：原文如此，疑是“曾多次”漏“多”字——石〗白航主张应发一些民歌体，以便联系工农兵。我是反对的。我说《星星》就是给学生看的。邹雨林的《婚礼》，白航叫删去最后带有哀愁的一段。我却认为全诗的精华正好在那里，拒绝了。
纸张问题。白峡开会回来说：“杜部长在会上说，你们发了些什么诗？你们还要纸呢！”我很气愤，便骂起来。登广告，白航的意思是向读者说明一下，我则主张干脆“将”一下。白航同意了。我还半开玩笑地提出过另一个“将”邮局的办法：我们自己写一封读者来信，质问编辑部为什么订不到《星星》，发在刊物上。再加一个编者按：此事只怪邮局！当时大家听了，也是当作笑话的。
臧克家发表谈话后，我们完全推翻了过去的批评。原来打算召开读者座谈会，给《星星提意见。原来打算整理一部分读者的批评意见，公开发表。现在都免了。白航的胆子也大了。我们在编辑部发牢骚，嘲笑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赞扬《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退团，白航是用沉默同情的。为了进一步摆脱党的领导，我提出搬家。白航并不反对，只是说上面不会答应。开始讨论内部矛盾时，白航用“工作忙”来抵制。我们故意不去。白航说：“文联人与人的关系，过去都好，以后越来越坏，变得虚伪，彼此存戒心。这不是开开会就能解决的。”我说：“有些人吃了饭没事干，专门去促退别人的积极性！”我曾叫他去放。他说：“算了吧，少说话！”这和《星星》只放不鸣的方针是一致的。因此也不要编后记。用沉默抗拒争鸣的方针，我们是一致的。中国青年报来信约稿，。白航主张写，用以挽回《星星》 的声誉。我反对，原因是我认为只在作品上翻小案不过瘾。要么全盘摊开（即公布歪曲真相的“政治迫害”），要么沉默下去。我还介绍范琰找白航谈，为了扩大事态。抵制傅仇来《星星》是我的主意，怕他来扭转资产阶级方向。这是我和石天河早就商量好了的办法。三月底，我又向石天河说此点不能动摇：“要留一片干净土地！”白航提出要傅仇来，目的是为了改善和重庆方面的关系。白航本人对傅仇是没有好感的。所以，我一反对并以“不干”相要挟，加以白峡也不愿意（他希望葛珍来），所以白航也就同意了。他说：“好吧，我们三人好好干！”《星星》是一个小王国，绝对自由，想放假就放假，不开会，不请示汇报，不批评检讨。我常向人说：“白航不摆官架子。我们最民主！”别的右派成员对此很羡慕。我向陈谦说：“为什么他们把《星星》看成眼中钉？因为怕我们的民主空气波及到《草地》去！”陈谦说：“我们这里不行，因为有个李友欣。”我把《星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说成是“集体负责”，到处宣扬，使《草地》的右派分子有了借口和先例。我还说：“他们五五年判决我是个人主义，不安心当编辑。现在又怎么说呢！分明是他们的批评有问题！”
《星星》第六期发稿前，只剩我一个人了。画版时，白航交来的稿子尚差三四百行。我从他抽屉里找了许多诗来补上。有问题待考虑的我也发了。李累曾批不用的有毒的讽刺诗我也发了。白航回来，我告诉他，他也同意。
文联内外许多右派分子都有稿子给《星星》。通过我的手，发了陈谦、遥潘、白堤、华剑、沈镇（我亲自为他修改抄写）等人的诗。其他尚有晓枫的诗，写抗旱的，太差，我未拿出来。石天河受批判后交来一首《致美国》。白航给我看。由于其中影射党为法西斯太露骨了，我说不用，给白航退了。胡风分子冯异的诗是我选出交白航用的。我说：“也该让人家说话了！”
那一首反动的长诗，石天河选出的，我主张发在第三期，白航说给常主任看看再说。石天河说现在发了要挨打，等到七月份整风再发。作者是石天河的旧友。为此诗，他们通过信。
我去西安前，还向白航叮咛不能让傅仇来，白航说可以给常主任谈。
我和储一天受批评后，小集团暂时瓦解。这是1月26日的事。
这段时间，我又恨又怕又绝望。二月初，晓枫请我吃饭，叫不要检讨。2月11日和友欣谈话时，我交代了晓枫叫不要检讨的话。第二天，晓枫又来，说他怕受到一次批评，此话我也向李累谈了。这时间，我还给晓枫的小说出过主意，叫他千万不能发。也和丘陈二人有过一两次无关紧要的谈话。和石天河、储一天、遥潘、白堤等人则无往来。
直到从梁上泉那里知道毛主席讲话后，情况才变了。3月28日，我密约石天河去人民公园，告诉他这个消息。他说：“看他们怎么交代！”他责怪我软弱胆小，给他们一吓唬就吓住了。我要他原谅，说那是出于不得已。还把当时批评我的情况，谁怎么说，李累怎么警告，全都告诉了他。他原谅了我，并要我相信党中央。当天夜晚，我又去陈谦家，告诉他们毛主席讲话了。他们兴趣不大，特别是陈谦。他叫我不要存在着什么希望。他们也谅解了我。我向陈谦撒过一点谎。他追问我上次是否交代了“俱乐部”之类的事。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领导上又知道了呢？”他是怀疑的。毛主席讲话，我也告诉过晓枫。但未告诉储一天。他特别到我屋里来问过。我说不知道。
这以后，我的活动采取了单线方式：我——石天河，这是主线； 我——丘陈二人，我——晓枫，，我——白堤，都是副线。至于储一天和遥潘，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而和白航的关系则限在办公室内。
我们的进攻总是和某些重大事件有关系。第一次进攻前，我们常常谈到波匈事件和国内的闹事。第二次进攻前，我们常常谈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和国内的“民主”“自由”问题。我向石天河说：“我怀疑苏联的布哈林集团是否反革命。也许他们只是反对斯大林独裁而已。”“以往资产阶级记者说斯大林独裁，并非造谣。”“铁托真伟大，不向斯大林屈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民主自由的口号并未过时！”等等。石天河向我说：“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是这样：他们一旦开始摧残知识分子，就说明他们已经腐朽了。这一帮官僚们还不觉悟！中央号召鸣放，他们还要抵触！”“听说阿拉贡也退党了！”“河南有个作家李蕤，解放前就跟着党走，可是一直不愿入党。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说明党内缺乏民主！”等等。我和丘原谈到胡风问题。我说“毛主席老了昏了，坐在北京，听周扬汇报。周扬恨胡风，所以搞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毛主席也信了，还加按语，说按着某种阶级曲调走路的人都是反革命。这样岂有不扩大肃反打击面之理？”“为什么对胡风分子那样狠？连汉奸周作人都在出书，胡风分子至多不过反党而已！”丘原说“除非再过四十年才能翻案。胡风事件将来文学史上一定要大书一笔！”陈谦说：“哪有那么笨的反革命，肯自己拿三十万字给中央当罪证抓住？”我说：“现在闹得反领导和反党没有界限了，反党和反革命也没有界限了！”丘原还说最大的官僚主义在中央，要反先从上面反。我们谈到《斯大林时代》，特别欣赏第八章“巨大的疯狂”。我说“肃反是一次小小的疯狂，是在自己摧毁自己！”“一阵狂热之下，大家失去了理智，都疯了！”“肃反的恶果，中央一直没有正视。中央应该公开向全国说明，才能恢复信誉！”丘原说：“李累就有点像叶绍夫！”陈谦说“方刚死得冤枉。为什么要把老子关几个月？”丘原说：“一切政治家都是卑污的。你看斯大林，先拉这个，后杀那个，再拉另一个，最后把对手一个个杀光，爬上去了！”“我最近读隋唐史，尽是争权夺势借刀杀人。我赌咒一辈子不搞政治了！”
4月7日晚上，我经丘原介绍认识吴德新（四川医学院学生）。他说：“那时候，我们担心你被捕。好些同学都支持你。你的《春天万岁》，我听丘原说了。很好。应该再写！你的《草木篇》我是背诵的！”我说：“放心吧。他们不敢乱逮捕人。”由于他说话满街大叫，我告诉陈谦：“你们要注意，不要再和他往来免得惹祸！”陈谦同意了。丘原还告诉我：“听吴德新说，医学院的党员像特务一样，偷偷跑进一个同学寝室里，打开箱子，偷看日记，以便了解思想，好汇报。”我说：“他们把法西斯的那一套也继承过来了！”这天晚上，丘原和陈谦的爱人，吴德新和他的爱人，都跳舞去了。我和陈谦在茶馆里诋毁文联。我们商量什么时候去“专业”。我说我还舍不得离开《星星》。陈谦说我总有一天要上当。我还向陈谦泄露了李友欣向我谈的一段话：“过去对陈谦处理，方式不好，不该完全撕破了脸，脸一撕破，他就干脆以滥为滥了！”我要陈谦转告丘原：“不要和领导上完全翻脸，以免吃亏。比如我，我也和李累傅仇他们往来，谈谈吃喝。这样有好处！”以后，我从陈谦口中知道，他、储一天、遥潘都是恨李友欣的。陈谦说：“李友欣是死硬派，最近突然对我微笑了，你说怪不怪？还向我征求意见。我什么也没说！”
我当时一心盼望的是为《草木篇》翻案。孟凡的文章出来后，我立刻密约石天河出去，叫他快看。我说：“上面点了洪钟等教条棍子的名。倒是李累聪明些，没有点着他。”此文我也向丘陈二人推荐过过。他们也很满意这一点——点了几个人的名。但对孟凡的整个论点，我仍是不满意的，嫌他袒护我不够。以后，李亚群在省政协发了言，我更不满意，说：“你们原来打我打得那么狠，现在却叫我不要积恨在心。这是什么哲学！”对段可情的发言特别不满意。我公开碰了段可情，并诋毁政协发言“有一半是谈避孕”“不谈政治”。这样，失望更增加了怨恨。4月24日晚上，加以丘陈二人的鼓动，我写了退团申请书，决心和党公开对立。那天晚上，丘原谈到他解放前如何被三青团学生打，陈谦谈到他解放前如何被伪县长追索。我们认为那时候黑暗，现在仍然“黑暗”。丘原说：“你还留在团内干什么？我们这些人又不是靠政治吃饭的！”我说：“我自己也苦恼。我在思想上已经不把自己当成团员了。”丘原说：“七月整风，我是不参加的。你留在团内，就非参加不可。参加了，又好挨一顿整！”第二天，晓枫来，我告诉他我已经退团了。我们一起咒骂现实，认为“真正”的人都迫得活不下去了。石天河是不同意我退团的，说留在团内“更好斗争”。我说：“不行。你看看团内都是些什么人嘛！”
这以后，5月5日，我和白堤在人民公园谈到鸣放。我告诉他我已经退团了，今后无牵挂了，要大闹一场。他骂傅仇等人为“市侩”，骂肃反，他说：“现在我无事就看看众生相，怪有趣的。”他骂李友欣“肝火旺”是因为“性欲没有得到满足”。他比手划脚地模仿李累在会上的“凶恶”状态。我和他早在第一次进攻中就有往来。那时他主动写了攻击李友欣的文章给报社，要我“保密”。当时我和他单独地坐过两三次茶馆。他谈的都是肃反中所受的“摧残”，要求“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赔偿”。以后很快地和他的关系断了。这次（5月5日）又联起来。以后，他两次去重庆前，都到我这里来，说路由要他放，他才不干呢。我劝他放，他也说不上当。从重庆回来后，他向我谈：⑴《重庆日报》故意用政协发言塞满篇幅，不让作协鸣放发言刊出，这是阴谋；⑵邵子南之死和宗派主义对他的排斥有关，曾克是祸首，她最近躲了；⑶洪钟承认自己是以被告心情参加鸣放的；⑷杨禾如何声泪俱下，王余如何拍桌大骂。我向白堤问起重庆方面对我的问题看法如何。他说：“章晶修向我问起你。”（按：此处“章晶修”三字，可能是“张惊秋”即“殷白”之听误。重庆作协当时叫中国作协西南分会，张惊秋是分会领导人之一；流沙河当时没有参加作协，不认识张惊秋，而在听白堤谈话时，是凭声音记名字，故有此误。——石。）我去西安前，他又来，给我留下通信处，叮咛我给他去信不能寄到文联。我说：“你真聪明，这回没有上当！”他说：“所以学学阿Q也有好处！”以后通信一事，兹从略。
内部鸣放开始时，陈谦在《草地》碰了杨树青。当天晚上，在他家里，他问：“杨树青骂我是反革命，该怎么办？”我说应该坚决碰回去，现在不能让他“猖狂”了。陈谦照办了。石天河告诉我一个情况，说他听见李累对常主任说：“这事我不能负责啊！”以此证明他们在“推责任”了。丘原也告诉我李累和殷白（他把余薇野认作殷白了）蹲在阶沿上，彼此如何诉苦。这些不可靠的情况也增加了我反党的勇气。
5月6日下午，石天河约我出去，告诉我：⑴不能消沉，时候到了还是要鸣；⑵发言不必扯宽了，李亚群既然公开认了错，不必给他难堪；⑶搞《草木篇》是李井泉点了头才搞的；⑷要注意，有人在说什么“杀父之仇”了，《火中孤雁》也有人在说反动；⑸他已写了一文给《文汇报》，要透露一点消息出去，不让他们封锁。这些吩咐决定了我以后发言的内容，其中第二第三两条我转告了丘原。
石天河走的前几日，我仍处在沉默状态等待时机。因此，晓枫约我写文章和访问我，我都拒绝了。石天河走后第二天，范琰来访。这以后，我才转入疯狂进攻状态。这次进攻的前后，我和晓枫和丘原是密切关系。但和储一天则没有关系。他的担子应由他担，我管不着。
晓枫曾问我对《草木篇》到底作何看法，我说：“只有一点个人主义，毛主席提到杀父之仇，可能是这里的领导向他汇报的，我是不同意的！”这些话助长了他为我翻案的勇气，他还向我泄露了有三个问题不能谈。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我又告诉他范琰为我写了访问记，内容也告诉他了，大大地鼓舞了他的勇气。我说：“现在我沉默，等访问记出来了我再大闹！”他也用李劼人对我的看法来鼓舞我。我有意让他先开炮，造好“舆论”后，我再登台。丘原发言前，也和我研究过部分内容。不碰宣传部，我们是不谋而合的。捧李亚群，贬李累，是他提出而我立刻支持的。我劝他不要碰萧崇素，免得分散了火力。我还告诉了他那三个不能谈的问题。我、他、陈谦，对石天河不在这点是满意的。我们怕他把事情弄糟了，反而于我们不利。我给石天河去信，叫他多写诗少管鸣放，也是这个意思。
我是决定作两次发言的，第二个发言拟好了提纲。题目是《关于文学活动方式的建议》。我对丘原说过：“作了破坏性的发言，也要作建议性的发言。”主张：⑴文联“大开门”，摆脱机关状态；⑵允许在社会上（特别是学校中）成立各种文学团体，而且不能被指摘为“小集团”；⑶鼓励办“同人刊物”予以充分的“自由”和经济支持。因气候于我不利，我才放弃了这个发言。而第一个发言里，本来还想谈“党天下”问题和肃反问题，因听了晓枫泄密，也放弃了。
我在鸣放会上，公开包庇晓枫，和他夹攻李友欣。我还为晓枫改过沙汀发言后他给沙汀的攻击的文章。李伍丁发言说“不能只怪李累”“老根子在宣传部和省委”时，，我和晓枫都立刻大力支持，认为李伍丁的发言使鸣放进入了新阶级（按：当系“阶段”字误——石）。沈镇在会上向我泄露了机密（他说他亲眼看见《火中孤雁》的铅印本）。他要发言攻击省委，和我商量，我据石天河吩咐的策略，坚决制止了。只是李伍丁打了前站，我们才出来支持。我们的确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策略的进攻。。
第一次发言后，我告诉丘原：“既然放了，我们就应争取别人的良好印象。”所以我去找李友欣谈，表示愿搞好关系。丘原也上办公室了，并愿和萧崇素谈了。但只做了几天，看见没有收到效果，我就不做了，依然进攻。我接受范琰写一篇大报道的建议，并为此事介绍他去找白航。他还想找石天河，但我告诉他太远。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5月19日，我和丘陈二人去南郊公园。看《文汇报》上的访问记，丘陈二人怪我为什么不提李累的名：“像李累这样的人，一贯整别人，没有尝过遭整的苦。应该公布他的名字，把他搞臭！”并劝我立刻去信补充，把名字点出来。遇见晓枫，我和他单独谈。我以自己的“遭遇”说明思想改造政策的彻底失败。
这以后我又写了《请把同志当作同志》一文给《萌芽》，又写了《一首诗的遭遇》一文给范琰转《文汇报》，又期待着范琰的大报道，企图把火烧得更猛。石天河的万言书，我不发，也不给领导上，这是为他考虑，包庇他。他要了，我不退，这是为我自己考虑，怕以后领导上要我负责。这期间，我给他去了一封长信，对党尽极谩骂之能事，并向他献策。
流沙河在批判大会上的口头交代，虽然是有稿子的，但主要内容并没有这篇书面的《我的交代》这样“系统化”。批判大会是在7月份，而这篇书面交代是在8月份写的。我一直没有看到过这篇交代材料。但这并不是说，它是“黑材料”。因为，到文联11月间召开“反右派”的那次文代会时，这篇《我的交代》，已经正式编入《会议参考文件》，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人手一册，既不是机密文件，也不是别人揭发的隐私，而是流沙河自己对四川文艺界代表们的公开交代。那次会议，是规定所有右派分子都必须到会上去“认罪”的。但因为我思想顽固，拒绝认罪，没有去参加大会，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流沙河的这篇杰作。后来，法院给我判刑的判决书上，虽然提到我有“为首组织反革命右派集团”、“同情胡风反革命集团”、“散布反党反苏言论”等罪名，我仍然以为我的“反党集团”只是指《星星》诗刊编辑部的4个人，以为陈谦、丘原、储一天、遥攀等人，是文联在“反右”运动中划的一般“右派”，不在我的“小集团”里面。晓枫和我素无往来，他划右派是《成都日报》的事，与我无关。直到我坐牢二十二年多，获得平反以后，我才看到了《会议参考文件》和流沙河的这篇交代材料，同时，也才知道四川文联党委曾经作过一个《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小集团的决议》，列名于“反革命小集团”的人，竟有24个之多。按照《决议》所排列的顺序，这些人是：石天河、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丘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其中，除流沙河在这篇材料里“交代”出来的人和自贡市文联和张望、万家骏等受我牵累的人外，还有杨千廷、华剑、罗有年、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只是与流沙河有私交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大概是划入流沙河检举的“裴多菲俱乐部”的人。而这些人之所以被卷入这个“集团”，大半都是由于为《草木篇》鸣不平。所以，四十多年后我不能不为之感叹：“君自惜身无可议，人来护尔反操戈。”）对于四川文联的这个《决议》，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点滴不漏的“罗织”，只能使我高呼：“猗于盛哉！千秋后世亦可谓盛德也矣！”因为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