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初步检查，希望得到帮助和严厉批评，以便再向同志们请教。
从六月份以来，参加了几次座谈会，对自己所犯的这些错误也想了一下。解放八年以来，错误犯了不少，并且越来越严重，一个月以前才严肃考虑这问题。七月二十日左右邵循正先生来谈，开始准备检讨，到前天作了修改，勉强写完。拖了一个月，原因是感到自己的错误自己却想象不到。前天看到我在科学院发言的记录，自己都看不下去，希望同志们尽量揭发。总之是过一个关，是社会主义的关。我有勇气也希望过这个关。这几天有萧杀情绪，但对人民有利的事仍愿做一些。
八年来接触面多，复杂，想分开来讲。前几处讲较单纯的，即（1）少数民族问题；（2）图书馆问题；（3）北京大学方面的问题。底下是（4）自1954年参加科学院以后为平生犯错误最严重的一段，最后讲自己的分析。
（1）少数民族问题：解放后自己填了少数民族。过去研究历史，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也摆了一些力量，但都是在书本上研究，未接触实际问题。1955年以来，中央民委会提出土家族问题，去年十月正式公布。去年五、六月出去视察，选定湘西苗族自治州。十个县当中，六个县都有很多土家族。
55年左右，碰到潘光旦，我说我的民族成份要等你鉴定。去年看到潘的论文。在湖南省与湘西苗族自治州都听到了省委、州委对土家族的看法，在省和州我未发言，潘则谈过。回来写视察报告，我写了一句说“土家族问题我不懂，但有兴趣，潘是专家，省、州未跟我们讨论这问题，很遗憾。”
视察回来后，接到许多人的信，未复。去年10、11月彭泊来找我，彭是宝庆人，自称湘西土家人。我说土家已无疑是一个民族。自治有两条路，单独自治或联合自治。
今年三月政协开会，潘光旦将发言稿交给我看，作为和我的联合发言。发表后，在湘西起了相当波动，如宝庆中学教员、知识分子把发言稿油印散发。省与州均主张联合自治，这稿中则主张单独自治，是在挑拨民族感情。
现在我的民族成分虽未改为土家，但对土家有很深感情，过去称为蛮子，现在自成一族，想自搞一套。今年三——五月湖南组织一大慰问团，五六百人，征求土族意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主张联合自治，在宝庆中学开七次座谈会，极少别有用心的人仍主张单独自治。现在发现给我们的许多信都是少数人捏造的。
三月政协之后，中央统战部开会，我未去。谈到此问题，李维汉说要深入调查、征求大家意见。六月十九日统战部又开一次会，我去了。彭武一原主张单独自治，到了长沙即改变主张，湖南师院一学生写信给我说彭武一变了，我在昆明写信给彭泊说对彭武一要警惕。六月十九日会上印发材料摘了此信，这由于我未调查研究，凭自己感情进行了煽动。下午谢华部长和刘春副主任等批评了我，问我同意潘的意见有何用意与打算？说以后再不小心要摔跤子，刘春说要警惕。
彭泊等是野心家，行为恶劣，跟他们再搞一块，问题会更大。
长沙民委会、自治州委会都曾将情况向我作了介绍，我都有意见，不大相信，特别是他们对一些年青人的批评，而相信潘的分析；对党的领导则不相信。凭自己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为湖南省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今天还接到来信，驳潘、向的发言。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在其他方面也有问题。三月李维汉召开会时，谈少数民族自治区、州应尽量自治，不要代治。我到大理视察大理白族自治州，主要看教育、师范及文物，未说什么话，但注意一个问题：大理白族自治州七个州长（九个民族）白族占三个，汉人二，回一、彝一。我把七个州长的职权调查了一下，州长及第一、二副州长均白族，汉族州长则管财经，其它族州长就只管文教、卫生、农田、水利。这事想到而未说，只跟几个人讲汉族权相当大，还有代治的味儿。这对民族团结极不利，可见对民族问题有偏见，对涉及大汉族主义的事特别感兴趣，如评尚钺书中引水经注的问题，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偏见。
（2）图书馆工作问题：1949年2月起做北大图书馆长（1930即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已八年，在图书馆亦算一老前辈。
校内方面，汤先生找我做时本不想做，当时相约在共产党进城后即办移交，汤说同进退，现在主要保全学校，围城时汪子嵩曾找我，说要保护学校。
1952年三反时，北大图书馆当时已五十多年，因账乱、丢书，与涂继武发生冲突，两套布置，曾吵了一次。我说究竟谁在领导？你可不能采取斗争方法对我，否则我也要以斗争对付。我向学校辞职，未允。院系调整后，涂调地质学院。
出城后，图书馆基本干部是燕京的，未做好团结工作，往往用单纯粗暴的方法解决，如燕京编目用四角号码，我说要停止，改用北大的五笔检字，旧燕京的同志有意见，最后我说四角号码是战犯王云五的，这次整风中有同志提出那是以压力来压。
在学校内为图书馆房屋不够，发了很多牢骚，和文重吵了一架。我说从教育部起到学校对图书馆都不重视，一次学校排基本建设的队，图书馆在幼儿园之后，我以之为例到处说，在1956年12月全国图书馆会议上也提（其实学校并非不重视图书馆，马老到处呼吁，现正设计）。为了房子朝东朝南问题，我也曾和江校长抬过杠，今年六月向学校提意见时也提到。
给高教部也带来困难，今年6月7日高教部召集首都各校图书馆长提意见，我在最后发言，说明天的会希望部长及有关的司也来，希望他能把凳子坐热，心不在也不要紧，希望财务司张宗麟司长也来，龙潜说张去学习去了，我说希转告他好好学习，全场大笑，造成高教部方面很大困难。
七月初高教部办一图书馆人员进修班，开学时我去主持发言，给我看了各校藏书的数目，解放前全国高校690万册，解放后3700万册，超过五倍。
这几年我在图书馆工作方面未起好的榜样，反带来了坏影响。
（3）北京大学方面的问题：我在1939年进北大（以前1934—35年在北大教过书），在解放前只教书，解放后才参加行政工作，担任图书馆长、校常委。对组织上给了什么样的任务，自己不清楚，抱着五日京兆的想法。1949年6月驻校军代表是周扬、张宗麟、张病在北大医院，我去看他，他说我在校应有团结大家的任务，我说起不了这作用，学校内教职员有左、中、右，中间方面人多，我声望不够，认得人少。这原是我应该担负的任务却拒绝了。
在校委会中，1949年讲到教学方面要改，有的人说大学只要读两年即够，我说旧式大学全部否定对吗？首先你们几位就是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快一时之意，顶了一下，弄得北大在高教改革方面以后即无人再提。放了一块石头，杀了一枪，在校委会中杀这种短枪不止一次，我的性格是：你越那样，我越不服，找机会就干你一下。
1952年院系调整，对哪些人的去留事先都不知道，等通知，决定留北大，我意见不大，但错误犯了好几方面：
在系里以及在校中，我年龄教龄均较大，我对北大同人应起一定作用，但未起很好作用，如评级，文重批评北大人有山头主义情况，我当时不服，说若有山头主义，山大王应是我。
给翦老也带来困难，1952年9月开学，为考古专业跟翦老吵了好几场，翦要我负考古专业责任，我不愿负，非常不应该。
我也以对中央研究院的看法对考古所，门户之见，不愿去做。
阎文儒、宿白都是我学生，几年中闹意见，我不解决，在6月反而点火。1951年5月教育部向我谈系里工作，说希望我搞考古系（1946年即在昆明谈过，被傅斯年反对掉），我怕困难，拒绝，汤先生劝我担当。
1959年江校长到校。江校长来时曾看过我，说我固执，后来我逢人便说：“江校长岂有此理，见面不到一月就如此批评！”对领导不尊重，满不在乎。
盖图书馆的事，设计院来，我强调方向，由于职业上的良心，要去四害，即风、湿、太阳、灰尘，坐西朝东不好，就坚持坐北朝南，江校长批评，我即反击，未顾全大局，我一反击，江即不响。在六月座谈会上我又提，江批评我不能把这些问题老提，我说听取意见应如百货公司，百说不厌。有人批评我，我自己即不能百听不厌，对待批评是以激烈而又很冷的话来反击。
（4）在科学院及鸣放时期的错误：
这方面是最大最严重的。
科学院是在过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二方面基础上建立的。我对傅斯年意见很大，1943年傅曾给我信，要我离联大去中研院，汤先生说看我自己，我未去，后来为了到敦煌考察，把家搬在李庄住了几年，对傅认识增多，意见非常之大。
解放后成立科学院，我觉得仍是中研院未改过。1950年为房子问题，对科学院意见很大，找竺、陶二副院长发牢骚。
1951年严济慈找我谈文化部要接管北大文研所，我与之绕圈子，无结果而散。
与陶孟和谈科学院要收房子须在一年前通知，我认为蛮不讲理，思想上打下烙印，以为科学院未变，仍是中研院旧作风。
关于一些人的问题：1949解放后与钱俊瑞的问题，总以为他整我，一直到去年二所熊所长来时，我仍谈这问题，为什么要拿我示众？看上了我！以为伤了我，思想上相当影响，几年来未好好谈。
又如今年四月对郭老很不敬。1949年北大历史系找在京史学家开会，谈意见。我提了七个问题，对侯外庐思想史，说是苏联波格罗夫斯基学派，中国是否可不经这段而向前走。侯说焦理堂是数理逻辑专家，我杀一短枪，说数理逻辑是哪年开始有的？郭老说，矫枉必须过正。我说，郭老成了保镖的。那天会上，我提的七个问题即来意不善，对郭老不服。
1952年科学院去民主广场开大检讨会，我问夏鼐是否可参加，夏说是自己的会。我说考古所把我当作外人。
1954年去科学院，迄1956年情况还不太坏。去科学院开了一年多的课，到1955年感到有些问题吃不消、麻烦，即研究实习员进来时要不要考，若不考，两年后应鉴别。实习员底子不好，我们做很多工作，效果不好，“如耕石田”没结果。这样搞下去一二所变成补习班了。自己就想撤退。
辞职的事情及批评人问题：1956年11月开始，同尹达、侯外庐均谈过，他们劝我。11月26日还是发出辞职信，不采取坦白直爽态度跟院方谈，找借口，信上只说血压高，实际上是为世界史杂志问题。我在学部会提出。11月23日学部办公室有公函给一、二、三所，我大骂。
今年三月一日，郭老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发言，说向达说科学院是衙门。我听了很不舒服，翌日即函郭老，说有点吃不消，重提辞职事有必要。郭复信说并无意见，不要误会。本可了事，但我不肯放手。四月开学部会，对郭老提意见，说你是前辈，是院长，尽可教训，在国务会议上提，吃不消。又向学校提出请代辞职。六月底函侯、熊两位副所长，托他们向院转达辞职。
开始是厌倦，对工作感到困难，又对科学院有成见。
史学会解散事，我这秘书长，一天也未去过，1951年去新疆前，范老找我谈做秘书长。52年开会说各学会归科学院领导，我很不满，说很不民主。
又如Fuchs的书。李约瑟函郭老是否可发还，曹日昌回信，约54年又来信，科学院干部持郭老批函来，我当时很不满，我说这是科学院内部公文，不能直接处理北大的事。
这些事积累起来，为1956年辞职的因素。
辞职辞的有点蛮，跟熊德基说要硬辞下去。
6月6日科学院座谈会，6月8日大公报的座谈，6月11日历史一二所的会，我态度都很坏，声色俱厉，首先提宗派主义，社联问题，说知识分子不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对领导干部如潘梓年同志的意见，很不客气，6月6日他因招待外宾，不能出席，我提得很不客气，等于骂。对谢秘书长，也攻击，骂了他，在会上煊染批评一阵。在二所的会说院领导象张昌宗带兵，兵多少都不知道，要领导下马看花。提宗派主义，指范文澜、胡绳、于光远、曹日昌；大公报标题即为首先要去掉宗派主义。
贺昌群忍不住，几次要找我谈。到青岛后函我说我的很多话不对，应检讨，我看了不能忍受。
在大公报座谈，杨钟健、严济慈有意见，说我自己应进行检查，当时放了些冷箭，昆明一副市长在澡堂为人擦背，我很不顺眼，引了魏源的话：“重才必致利口，重德必致乡愿”，我意思说今天重德不重才，隐蔽的冷箭，上行下效，蒋使乡愿成风。
其余问题，往往抓住片面的事实，一二个小地方，非全部如此，如豆腐问题，打猎问题，张冲谈彝族中山林是有规定的。
社会科学方面，说好多社会科学者痛哭流涕，指的52年社联取消及50年博物馆系的事。说搞社会科学要靠大家力量，若仅靠1200万党员做不好。
从6日、8日到11日都有发言，发言是凶的，愈来愈利害，如比之张昌宗带兵，指责使用干部（以尹达为例）。8日的会陶孟和在，提到缺四代，干部问题，高崇熙自杀等问题，他的话我很同意，被引用过来。
谈过以后，我有感觉，去年11月发信后也后悔，今年3月当面批评郭老后也后悔，但6月仍肆无忌惮地发展，特别对党员同志，几次批评。
发生的影响，知道很坏，3月吴有训曾当面谈，指出1月26日政协小组的批评不对，应在院内谈。
（5）着重讲自我分析和批判：这几年犯的错误，逐渐有点感觉到，但临场又犯。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对我影响不大，未重视。
贺昌群7月17日从青岛给我的信很严肃，说错误很大，应赶快检查思想，向党向人民认罪，接信即沉不住气，翌日即将信送给熊德基，说吃不消，是否要检讨，熊电话说不知道，另函贺，说快60岁了，不能事事尽如人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此信未发）气不平。
7月20日，邵先生来谈，婉转讲，气平下来，郑昕、汤老亦来谈，前天邵先生拿材料给我看，我就有点沉不住气，说“随便吧，要处分就处分吧！”谈到后来才有点平下来，我说受不了拍桌子，谁对我拍桌子，将当场拂袖而去。检讨做了一个月，不是拖，而是笔写不下去，没勇气对错误做自我斗争。自己笔下留情，到前天，才想早点做，放下包袍，稍为想通了点，说同志看不过，拍桌子也可以忍受，有了错误自己不想，自己以前对人提意见比拍桌子还凶，“进德不勇”，八年来多少朋友进步快，我则踏步不前。
我对党究竟怎样看法？
过去认识批评范、江……只是对个人无礼，今天认识是对党的无礼，过去总以为自己思想立场没什么大问题，对解放后党的措施拥护，如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长江大桥、成渝路、宝成路；湘西过去山多，土匪多，鸦片多，现在土匪鸦片绝迹；新疆民族的团结……。为什么这一个多月来犯这许多错误？为什么会反党？表面上是没有反对党。1949毛主席到西苑，我也去，好多人喊毛主席万岁，我当时喊不起来，到50、51年才喊出来，有个过程。
以前曾认为八年以来，我是走三步退两步，昨天承认是踏步走，1948年12月14日北京围城，在十条宿舍轮流守夜，无事就校书，校大唐西域记，以杜诗集成一联“已知出郭少尘事，且尽芳樽恋物华”，上联对清华、燕京已解放很羡慕，下联留恋旧的。这几天汤先生来，谈到我对旧的留恋，对新人新事则感情不深，如范老有什么事，不会很关心，如陈寅恪先生1954年汪篯去看后，我骂了汪不知多少次，在周一良先生入党时我还提。
初稿写自己蹲在蜗牛壳中，有时探出头来，实际连壳也未出。
1949年党、校委会每周碰头会，会上许德珩谈知识分子改造要快，最好二年之内，我说不行，恐得四年（毛主席已说八年），当时我只要求四年，现在加了一倍，思想还未动，八年中究竟自居于何等人物呢？矛盾之发生多在1955年底56年初，过去数十年未离开学校，解放后才搞行政，在昆明六小时课后，天不管地不管。大革命以来多少大事亲身体验，如1925年“五卅”大罢工，北伐时我去武汉，回家乡农民协会劝我参加工作，我不反对也不参加，大革命失败，有同乡朋友在马日事件后逃去，有参加八一起义后从潮州逃上海我处，我是采取旁观态度。五卅参加罢工，我跟着走，并不起劲，商务同事印小传单在租界到处贴，我不动手，仍做自己的事，认为搞学术研究，有了贡献一样是救国，这思想一直到抗战。七七事变时我在曼彻斯特想赶回国，曾电北京家中“勇敢些，勇敢些”，翌年始回，回到湖南家乡，曾动了一下，说组织游击队，但并未动。
到昆明后，住乡下埋头搞，在政治上碰了一下是46年的事，吴晗等搞民主运动，45年龙云下台，“一二一”才稍动了一下，在教授会中搞了一下，对民主运动站在旁边，觉得自己吃了亏才站起来，反苏宣言签了名后觉得不对头，才要取消名字，跑到冯文潜、吴泽霖家，要登报声明，写一声明交吴晗，贴在联大大门。
46年复员以后，那次是因特务触犯了我，他们要打人，我说要打到广场上打去吧。我对民主运动没有认识，在昆明见着新民主主义论，我说是政策不是主义。所有运动只是从自己爱国主义立场出发。
抗战前写书批评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用笔名发表，张说最好的路基法西斯，学墨索里尼，又批评共产主义共产共妻。我说我都是外行未大反驳。这些都是不知不觉做出来的，是和我在某一方面发生抵触，然后为之。“一二一”运动时，昆明联大教授会讨论罢教抑停课，与国民党教授争。
解放后，我的待遇超过我自己所应有的，自己有种自负，即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坏人，是正直的人，大节无亏，虽非民主运动的斗士，三反、土改、肃反都认为思想上没问题，把这一面慢慢扩大到不应有的份量，使包袍加重，以为历史上本质上无问题，自负到虽非狂妄也差不多了，如四月对郭老即表现如此，固步自封，不动，在天翻地复的变革中，自居于何等人呢？最早自居于客乡，49年是五日京兆之心，客乡阶段不甚长，后来发展成自居为外人，因主客之间还有一定礼貌，我则发展到几乎拍桌子，对党是站在外面，最后发展结果与党对立，是否变为敌人，自己还不敢下此结论，但看有些事情，简直也是敌人。
三反时说我是个刺猬，谁碰我就刺你，我有根尺，拿这尺衡量人。解放后未动，动也是一般人的动。原住北大东四十条宿舍的人，八年来有很大变化，有的进步快，我不动且倒退，有的话甚至比右派分子还厉害，自负大节无亏以后，对自我改造不注意，对学习理论，知道需要，但讲了未做，理论书很少看，自己关了门封锁。
过去在昆明也有宗派主义思想，成为自卫手段，跟雷海宗吵，但解放后自己关了进德之门，出身、社会关系，家庭是小官僚地主，留恋旧的与家庭有关，祖父为曾国藩幕僚、我买曾国藩、彭玉麟字画，对湘军没有恨，又如电台约我对台湾广播，答应了始终未去，是不热心。批判胡适未写一文，自己说对旧人如胡适并不喜欢，但作为面对面的阶级斗争则缩回去不作了。旧士大夫思想非常浓厚，49年讨伐傅斯年要我签名不大干，认为落井下石之事不为。旧道德观念纠缠得非常厉害，旧的士大夫处世的观念，James，Royers客观唯心论影响甚深，同样有胡适发现一个字等于发现一个行星的看法。
对党开始敬而远之，从客乡发展到外人，再下去是否敌人呢？自己有顾虑，未敢下结论，“士”对政治上一律不满，资产阶级自由观念一律保存，储安平党天下论发表后，崔月犁来访问我的意见，我说很不好，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发表了对国际政治上影响还是好的，认为是表明中国有言论自由，报上可以发；一直以为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不象工人农民一看了就跳起来，强调资产阶级言论自由，说明自己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相当深。
对党的领导，对党的看法：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看法，过去对反动政府反抗也是这种看法，根据毛主席论内部矛盾文内六项标准来看我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对党、领导没有重视，没把江校长当做党的领导，话不对就要批评驳斥，对郭老也是如此，极端自由主义思想。自居于党外的外人，立场未站过来，连朋友也不是，否则批评不会那样无情，小事随便渲染扩大（如在大公报），有的人也许受委曲，名位上有不满，我不是如此，我未说名位不够或为所动，过去即如此，不争这些。有一个东西不能碰，即如说我是坏人，靠不住，我就要打回去，自比为刺猬，有人从旁边过去也紧张，不碰我也怀疑对我不敬，如郭老、社联。八年来站在旧立场未动，看新事物，邵先生对我帮助大，自负大节无亏，对新事物赞叹不置，顶多是一个爱国主义，也很不够；热爱国家只就具体事物，而从历史上思想上就很不够。郭老不是朱家骅，作为爱国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不够，无大问题是幻觉，太狂妄也不是，这二年有些感觉，悔恨。辞职事后有一时期消极，要搬退，退休。
自居外人，觉到别人前进而自己浮在生活上面，打不进去，过去无此感觉，自己无此勇气把面揭出，不忍下手。
总之，八年以来自己在立场上完全未动，三步亦未进，两步亦未退。过去未感立场有问题，未感自己落后。最近一个月感觉非常敏锐，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切方面自己输了理，觉得不能见人，看到一些人感到难过。看陈伯华戏，江校长坐我前面，难过是两个阶级的人，面对面有理屈之感。有感觉而已，是否幡然大悟呢？如邵先生来谈，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材料没勇气重新全部看下去，知道犯了几年错误，老的资产阶级一套未动，是不应该的。今天这样的党我们不拥护还拥护什么呢？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作斗争还有很大困难。
究竟根源是什么？历史、社会关系没有什么，进德之门自堵，进德不勇，知道起危害作用，想挖根，始终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尊心，刺猬观念，过去对国民党还没有这样凶。检讨写不下去，自己开刀从哪下起？是这几天踌躇反复想的，希望明天大家尽量提意见，不客气地提。
思想上走上邪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说了，消极，蒙文通说你今天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倒退无路，鼓起勇气，不应有倒退之心，萧杀之气，情绪完全不对，愿意自己再做一点工作，再做十年。四月市委开会，我说愿对社会主义建设加一块砖。急躁，说话有越有轨，今天仍望摆一块砖瓦，愿开开进德之门。今天讲话，有些话自己还不肯讲，如对党进攻，放毒箭等等，下不下这样的结论，还有很多顾虑，重病恐需下猛药。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