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讲一讲关於我所了解的右派的疯狂活动的情况，昨天我参加了一天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这里我了解了很多我本来不了解的东西，加深了我对右派的危害性的认识，使我感觉到我们这样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是必要的，尤其是在我们知识份子中。我今天想讲下面几个问题：(1)章、罗、储的历史情况，不从他们的历史来了解的话，就不可能认识到他们这次所领导的右派进攻的严重性。(2)什么是右派的思想纲领。(3)关於光明日报的活动和我所听到的光明日报的问题。(4)民盟的动向和我们的行动。
钱说：“我们可以说，章罗的历史是典型的旧中国的政治野心家和政治骗子，或是政治掮客”，接着他就讲了一些别人老早揭发过的事实，例如：说章伯钧是“中国有名的所谓七分反蒋，三分反共中间路线的第三党的头子”，罗隆基是“清华毕业生与周培源同班……出名的自高自大，………一二九以后我就不太了解”，而储安平“只知道他是旧观察杂志的主编”。在这一段“慷慨激昂”的揭露以后，他绝口不提自己和这些政治野心家有何关系。然后为了怕讲多了溜了口，他就赶快转入第二个话题。
这时他就大讲起章伯钧，在上海说要发展200万盟员，要煽动知识份子，如何耍弄两面派手法的事情来了。(这些事讲的很流利，因为他自己也深通此道。)又说罗隆基提出“平反机构”要助长反革命的气焰，再谈到储安平“把宗派主义‘归纳’作‘党天下’企图取消党的领导”，话头到了这里，再讲下去怕露马脚，於是忽然说“他们放火的地方是光明日报，必须谈谈光明日报两个月来的活动。”
他估计这一段问题不大，所以讲的最长，他说储安平要光明日报尽登挑拨性文章，举了一些人家已揭发过的例子，如：统战部检查清华工作的消息中标题突出标出了“讨论党委领导制的问题”，组织了九个城市座谈会，参加座谈的都找的是肃反、三反中有问题的人等等。
接着，他进一步为自己抹粉，把自己干脆打扮成“左派”，说：“民盟在以往一直是在对右派斗争中成长”，“我这个盟员资格很浅，我虽然在解放前一直的在党所领导的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参加了许多工作，但主要是通过吴晗同志的关系，我不是盟员。我的入盟是三年前的事情。我不大晓得他们的背景。不过我晓得民盟中一直有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的，一直晓得民盟中绝大多数盟员是跟着共产党走的。由於这个性质我参加了民盟，关於在这个斗争中要坚决把民盟动向从右扭转到左的话，还要很深刻的在民盟内进行教育，在思想上和右派划清界线，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因为右派的种种纲领和活动一贯地是迎合一部份落后的知识份子群众的情绪的。如用“我们是代表知识份子的利益的”、“我们是支持知识份子的，在知识份子的问题上有发言权”。如他们鼓动教授治校就迎合了很多知识份子的情绪的；而我们知识份子对他们的活动和表面的纲领是认识不清楚的。这一次反右派的呼声先从那儿来的呢?先从工人中来的。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几天了，为什么我们知识份子并没有这么多的警惕性。顶多说一下“噢!我觉得这个言论有毛病呀!不对头呀!”我也说过，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当头一棒，才感觉到这是很严重，可是为什么社论出来前就不感觉非得给他一棒呢?为了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我们一定要对揭露右派活动的资料进行具体的分析，一定要对右派隐藏起来的意图，得到很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对右派份子产生痛恨的情绪，真正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还要了解到在这些已经揭露的右派以外有没有还隐藏着的，他们时时刻刻地处心积虑的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人数虽然少，但当向我们进攻时还是能产生祸害的。我们知识份子从旧社会带来的许多习惯，只有时时刻刻来检查我们的立场，才能够把这种右派的进攻坚决的击退，一方面是这样，可是另一方面还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来提高和加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识，象我这样在解放前就活过几十年的一个半殖民地的知识份子讲来，只要是真诚的爱国的知识份子，对今天社会的优越性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很容易看到今天在党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很多同学在解放时才十岁上下，对解放前的情况了解得不一定很清楚。我们解放前没有一个普通的人是没有吃过很惨的非人的苦痛，我们学校的先生我想都尝过这种滋味，我们很多人是坐过牢的，挨过打的，也看到过师长同学在反动派压迫下死亡的，我们也看见什么叫“民不聊生”，什么叫“活不下去了”。只要我们知识份子时时刻刻想想这些情况，和今天对比对比，那末右派份子不可能达到他们煽动的目的的，但是我们还有不少知识份子常把发展中的困难，成就中的缺点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右派份子的利用。有人说反对右派份子是小题大做，这些右派份子是拉不回历史的车轮的。我看小题大做的思想是很危险的，看看如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是不是小题大做?历史车轮我倒是相信的确是拉不回来的，一定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就怕在思想上松懈了的知识份子，在半途上在这个车轮上掉下来，走不到社会主义，车轮还是前进去了。现在民盟中央已经决定在民盟内部进行和右派划清界线的整风运动，我们要人人热烈参加这个反右派活动，只有和右派界线划清以后，才有可能来谈我们内部的问题，才能更健康，更愉快的更团结的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
有同学问：“储安平的发言稿(指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的发言稿)钱先生是否事先看过?”
钱伟长答：“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情!”
问：民盟中委会的工作是怎样进行?你能否从盟中央工作中举出右派活动的言论和行动，有没有贯澈到盟的下层组织中来?”
答：我必须坦白说，我还是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务委员会，而且是列席身份，我做了不到八个月中央委员，从来没有开过会，我在民盟才三年，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把我摆为中央委员。
“有些问题和今天这个场合不大合适的，“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看法”我的意见过去发表过了(编者按：见钱在市委发言等)；我是拥护党委负责制的，同时党委应更多多的依靠教授。”
问：“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钱先生和陶大镛、费孝通等人找章伯钧所为何事?”
答：“这是在月初人民日报社论尚未发表前，民盟曾昭抡召集了对科学规划提意见的小组会，我们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让章伯钧看一下，因为他是主席。是曾昭抡带我们去的，同去的有千家驹、华罗庚等，一共五人。我们问章伯钧：我们觉得整风运动搞得有点不对头，是否向党中央请示一下，民盟应如何帮助党整风。章伯钧问了没有，如何问的，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
问：“你认为我们清华园有那些右派议论？有无右派份子?”
答：“大家都在清华大学，有的看的东西比我多，今天我还没很好研究，大家可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