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1911年10月31日－1992年11月16日），中國教育家。中國電影教育先驅，中國電視事業的拓荒者。1936年在金大校長陳裕光支持下，孫明經創辦金陵大學「電影與播音專修科」，開始了中國電影高等教育和中國播音高等教育，為中國培養最早期的電影和播音專業人才。1952年後又和同仁及學生一起作為業務主幹創辦發展北京電影學院，1957年被打為右派（至1979年被平反），1960年被中央電影學校重新僱用，文革時曾被關進牛棚，曾翻譯英、法、德、日、俄各國外文原著中有關電影電視最新進展的資料200餘萬字，收藏之電影膠片大部分在1976年被焚毁；1992年在北京逝世。]
在整风期间我首先在文化部座谈会上开始了对领导的公开污蔑，5月10日在文化部学校司座谈会上我污蔑学院是三不像，不像学校、不像制片厂、不像机关。三像，是指像休养所、招待所、俱乐部。三不管是文化部、高教部、电影局不管，这些污蔑的话都是捏造的歪曲的。我这些污蔑的话是攻击学院领导无能，办不好学校，攻击文化部、高教部、电影局，认为我们这些政府部门不负责任，攻击社会主义事业中具体的组成部分。我这些话煽动了学院同志的教师们，使在局技术座谈会和院内党所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发出许多不满言论，支持我的进攻。
以后我陆续点了三把火：
（一）5月30日我在院内党总支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发言，首先说“我豁出去了”，这是污蔑我们的社会不民主，是法西斯统治，使连话都不敢说。然后接着就给领导下一个荒谬的定义，从而否定我院领导，并说“谁有勇气说，你们说对的我全照办，不会的就学，办不了我辞职”。要领导先表示态度，这已是对领导极度猖狂的污蔑，逼领导下台的态度。我又把党的伟大事业完全否定，说，才不过8年你们竟至如此腐败。并污蔑社会主义和思想改造，我说，“社会主义和思想改造救了你们，同时你们却对不起社会主义，你们使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连系起来了。”
（二）6月1日局技术座谈会上缪光谦疯狂向党的各方面进攻，颠倒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党团员像特务，污蔑肃反运动，从局、部的党委直骂到党中央，要平反，不要共产党领导。而接着我却发言支持他，把他这种态度赖到少数党员身上，说是他们所促成的，教师不负任何责任，这样的话使技术座谈会从为了整风变成了控诉肃反运动猖狂向党进攻的会。由于我在电影技术界的影响，使许多同志受煽动，受迷惑。张允和给我写信污蔑肃反运动而我也作出为他伸冤的姿态。于6月10日在局技术座谈会上读了他的信，以此来攻击肃反运动和厂的人事部门。
（三）6月11日我又在学院摄影系读张允和的信，以致李丽麟12日到新影去告诉刘士国，并由王兴华等5人盗取16人名义写信，13日交我带交院整风小组，我把信不交整风小组而交“边整”。于15日发表了大字报，在摄影系中点起了大火，他们因此写了公开信“我们的请求”，16日发表，胁迫学院要由名摄影师开课，要求给一切物质条件，撤换两个课的教师等等，派代表向文化部请愿，以后在大会中听说他们17日晚还召开了大会，要求吴院长停课，18日罢课一天，还听说有同学去新影“慰问”影校毕业生，如果两方面联合起来闹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要不是领导处理得好，可能闹得很大。直到现在我相信这件事的严重性比我已知道的还要严重，这些严重后果都是由于我煽动起来的。
正当全国右派分子到处放火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之时，我在电影学院和电影技术界也放火，向党进攻，反对社会主义，成为很大罪行。如果不是及时开始反右斗争，我可能与其他右派有更多的联系，而闹得更大、更深地堕入右派泥坑，感谢党救了我。
解放以前我已有若干年反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解放后这些思想压在心头，并不甘心，就先从建立信任，组织反党力量着手，平日比较收敛，到整风时期，见到全国右派分子都在向党猖狂进攻，我就以为时机已到，露出原形，一面自己直接向党进行恶毒攻击，如在几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一面又驱使自己周围的人从各方面分头进攻，加速在学院夺取领导权，并图建立我在电影技术界的权威。
我向党进攻所凭借的力量主要是我在旧金大的学生，但为了避免宗派主义的嫌疑，我是以摄影技术教研组作为据点来进行活动，另一方面是以民盟组织来进行活动，对于学院以外的若干旧金大学生我想使局的盟组织吸收他们，将来也可成为我的一种力量。
我在5月30日座谈会上说学校没有垮台，意思是要垮台，我说教师没有走光，意思是说要走光，我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我院愈落后，今不如昔，我院在开倒车，1956年11月我对芦院长谈话中还有更充分的类似的污蔑学院的话。一句话，我把学院成绩一笔抹煞了，说得一团糟，但在国民党时期我对美帝金大并没有说过一团糟的话，而是为他奔波，为它歌颂；1943年在成都，它55周年时期、1948年在南京它60周年时期我为他搞展览，搞广播（要美国之音专门向金大播一节目，在金大转播），在校内到处拍摄纪念活动的照片。1948年那次正值淮海战役，我深深地为美帝金大没落的前途担忧，因为我是依附美帝在旧金大爬上旧社会的上层，旧金大的没落就意味着自己继续向上爬的机会将要成为泡影。我把自己的前途和美帝金大的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当院系调整时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表面上也愿意接受组织分配，而且觉得调到北京也很好，向往的是未来的规模宏大的电影大学。但对于旧金大按国家需要和发展可能分散到几处，内心仍有说不出的难过。由于留恋美帝旧金大，所以到电影学校后有一种被俘虏的感觉。虽然组织上派人迎接，到北京后开会欢迎，王局长请吃饭等，思想感情仍不对头，不是自家人的感觉。
我特别对党员数目的比例敏感，觉得比金大多得多，这样我特别感到不是自己家，以为生活在党员的周围，一言一行会被汇报，加以研究，以为这样生活不自由。
在旧金大我把影专影音部看作是自己私产，解放后调整到电影学校，这种私有的思想仍顽固地存在着，好像思想顽固的富农，加入了合作社看见他的牲口干的是大家的活，不是他自己的，心里就反感，想把牲口牵回去，并对合作社多方挑剔，我也是这样，看见金大来的同志们和器材分散在几个班，而没有要我当领导，心里就觉得好像自己财产被分散了，而自己管不到了似的。因此产生反感，而爱挑剔领导上的缺点。这种私有制的思想使我带了有色眼镜，对社会主义的学校抱有成见，以为总是搞不好的。
我在旧金大时并非处处满足，但我并非因对它不满足而到处向他进攻，相反地我是为它想办法，为他乞讨，为它宣传。
经过院系调整，旧金大的形式已不存在，但我的顽固思想意识仍要求一个变相的金大存在，想保持一个旧金大的小集团，但到电影学校后由于害怕被人指出是搞小集团，而避免与旧金大来的人来往，但因此心中压抑，在技术座谈会中若干金大过去的学生发言捧我，我感到吐了一口气，以为平时彼此不敢多来往，在整风中大家这样来捧我，我思想中污蔑党平时用了搞运动掌握人事档案的办法，使过去有联系的人有群众的人不敢来往，我平时这样的想法使我积有仇恨，以为我过去的群众被党夺去了。这次整风中自己以为发现了这些群众依然是我的，想借此重新形成一个以旧金大影专毕业生为基础的我的小集团。
1956年9月学院成立摄影技术教研组，其中除秘书外都是来自旧金大，且多为我的学生。教研组成立后我对他们进行煽动，反对学院领导，否定学院成绩，和打击苏联专家威信，在整风中煽动他们去参加局技术座谈会。
教研组中我、吕锦瑷、杨大伟、吴恩佑四人是盟员，李丽麟，到6月亦加入，金驾东、裴治、黄兆锟三人我已提请盟考虑吸收。我想通过过去金大学生，教研组，及民盟三重关系他们就会紧紧地跟着我，我利用每人搞一个专题报告的办法（有的已做两次）使他们产生利用学术点缀自己，忽视当前教学任务。并通过每人自己作了专题报告，满足自己及教研组成绩而卑视其他教研组。产生一种在学院中技术高于艺术，不请专家帮助我们也可提高的错误想法，有时同志们提出要向专家学习，我反问要学什么，我常邀请艺术教研组同志来参加我组专题报告会，有时请放映教研组同志参加，想使他们受迷惑，以为技术教研组在学术上领先，建立自己威信，并想在会前会后从谈话中听到一些他的组内的情况和问题。但他们并未常来。
我鼓励过裴治同志做了关于轮回制实验的报告，使同志们不满足于学院器材的数量（虽然远多于旧金大的。）煽动裴治同志批评整备室钱兴华同志，目的在于要使整备室多为摄影技术课服务，我有时问裴治同志实验器材还有什么困难，当他说困难时，我常表示对系主任或系组员愤慨的态度，煽动他对领导不满。
在教研组中我污蔑学院无规划，对培养青年教师不注意，污蔑学院领导把教师当作数字上的零，对基本建设是无计划，打补丁，使产生对领导很大的不满，在教师中散布这些是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对领导多提出不满的意见，以便领导要找我谈规划，谈青年教师培养等问题，交给我更多的权。
我污蔑厂里来的同志不能教课，强调教学是一种专门职业，使同志们自满。
1956年冬天学院整风学习，讨论3天，以技术教研组为主的小组会中技术组若干同志展开了对领导的批评，说教研组像社会团体，意指教研组长有职无权，认为领导不放手，批评实验室不该由班里管，吴院长不经常到系办公，等于没有系主任，形成集体向领导要权，这是我平日煽动的结果。
吕锦瑷和我都在教研组攻击过学院思想辅导工作，向同志宣传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我特别划了线给金驾东、黄兆锟、李丽麟、裴治、几位同志看过，我特别指出“一间房两本书”，鼓励大家埋头学术，不问政治，不要思想改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示不满。
我利用整风中的“压力”要求司徒局长和马守清处长到教研组做报告（以前请过几次，他们没有时间来），我想这时他们再不答应，我就在鸣放中说他们高高在上，另一方面我对教研组同志显示，院长请不来的人我能请来，使他们更觉得我有办法，愿意跟我走。司徒局长和马处长来报告后，我提出谬论，说从来电影技术是领先的，艺术随着发展的，要造成在我国电影界也强调技术领先的趋向，在电影史发展初期，曾有过电影技术领先的情况，但电影有了高度发展的今天，艺术已是主要的，它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技术是为了表现艺术的。
我想在学院中把教研组引向专搞“技术”，卑视艺术，卑视苏联专家，反对领导，反对党的一个小集团。当有适当时机时，我可推荐教研组成员安放到学院若干重要岗位上，例如我曾在盟内说学院应组织总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我想使杨大伟抓总务，金驾东抓教务，如果院内设置洗印部门我想由吴恩佑抓洗印部门。
由于我一年来在教研组中造成的影响，在鸣放期间同志们对我很相信，跟着我走，我就驱使他们投入到反党的进攻中。我在文化部建议邀讲师以上的教师参加，这样就使杨大伟去了，在电影局技术座谈会上建议使助教以上同志在校内座谈，再推代表到局座谈会发言，这样就把所有学院技术方面教师都激动起来了，使好些教师都跟着我去局座谈会，我又利用黄兆锟同志要汽车，拉拢大家去座谈会，汽车未要到，就利用黄的情绪在教研组同志中散布对学院的攻击，说专修班学生用车方便，教师去开整风的会反而不派车，制造教师学生以及技术艺术之间的隔阂。
有一次局座谈会与教研组的会时间冲突，我就把教研组开会时间改了，让同志们去局座谈会，以便由他们回院散布反党言论。
6月17日教研组专题报告会中报告后我提出了奇怪的议程要大家讨论对摄影系公开信的态度，主张教研组与摄影系学生座谈，对他们支持，并说问题不在于同学，在于领导未处理得好，前后我主张由吴院长召开全系师生座谈，我想利用系里学生和教研组同志对领导的不满，迫使吴院长多听我的主张。
校外还有一些金大毕业生我想拉拢，但没有充分机会，虽然如此，在鸣放中也曾起了一些联合向党进攻的作用。
董江，在金大国文专修科读书时我利用洛氏基金的钱找他做过临时工作，我来北京后想多和他来往，但他避免来往。
董江在技术处工作，我想他一定掌握许多内部情况，我很想通过他知道一些，但1953年和1957年春节他来我家拜年，都没有说出什么，我很失望。局技术座谈会中他攻击汪洋同志对技术工作提出的方针，攻击局没有搞好规划等，听了大有幸灾乐祸之感，散会后并对杨大伟、吕锦瑷说，“精采，这是内部情况，只有他讲得出来”。我心里说，党不让我们私人接触，但他这样公开讲了，和对我讲了一样，关于他为什么在会上那样狂妄发言，除了他自己的原因以外，我在以前曾用话刺激过他，我说过，“你怎么不到学校去玩，现在高高在上了？”这样就给他一种压力，使他觉得不与我接近或说点什么有些不安。
区永祥：他是金大影专第一届毕业生，当过助教，1942年我介绍他当美国总统府远东研究部档案软片室技术员，他在金大时曾做过联系影专毕业生的工作，到北京后他仍愿与北京金大影专同学联系，我很鼓励他，希望金大影专毕业生能拉拢在一起，我到北京后请他开一个电影局系统重要人员名单，他未开。
约在1954年我曾向白校长建议学校将来开一门“科学技电影”的课程，请区来准备开课，成立学院以后区曾问过我他将来搞电影史好不好，我赞成他搞，并说将来可到学院开电影史的课。
鸣放中他找我说明市委座谈会（下面交代）。
盛余永：对肃反不满，对工作未早调到电影局系统不满，约在5月26日他到我家说到他准备在局技术座谈会发言。他说电影界的宗派主义是解放前就有的，而解放后加深了。他说解放前他想进国民党的制片厂而进不去，只好进私营厂，学摄影。自认为花了力，学到不少，现在不让他到厂里当摄影师表示不满。他的第二志愿是到电影学院教课，他说对技术杂志起初有劲，现在不想搞了，我劝他仍旧使劲搞，因为我希望有一个学生在里面站住脚。他说这次整风看来不像钓大鱼，我也说不像，他说这次他可要说话了，他认为我过去不了解电影局情况，不敢说话，明哲保身，他的话对我是一个刺激，加强了我原来想了解电影事业中缺点并加攻击的动机，所以更积极参加座谈会。
1956年11月我和芦院长谈话，污蔑学院一片黑，领导无能，应总结过去办学经验，但芦院长未表示兴趣。
我入盟后觉得有了依靠，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对党讲话，春节前在局党委召集的座谈会发言，要在各单位先由党召集民主党派座谈，使不要闹成对立，实际上是要让党听我的。也就是要在那种会上把我对芦院长说的再提出。3月23日在盟内先拿出了两个委员会，和要教师负责思想教导，以后如有机会我还要拿出规划委员会，科学研究组织，和师资训练班来，这三种组织如搞起来我是做不了的，我的兴趣在于拉拢一班人，事情由他们做，我更多地向上层活动，例如规划，我可借规划之名，多向局及部了解电影事业情况。关于这些在院内未得反应，就借机在盟市委组织的座谈会来收集。我向区永祥提出的名单中大都是我在金大的学生：王少明、范厚勤、杨恩荣、吴光、吴定洪、盛余泳、董江（董长春），此外有卫生部的贾纬廉、杜业可，贾是旧金大毕业的，也曾受洛氏基金津贴到美国去过，杜也去过美国，另提了农业电影社，未提人名（亦未到），又提了师大电教馆的廖泰初（他原在燕京大学的，我还不认识）。我想从这些人中了解一些电影局工作中的缺点，或对电影事业的意见，将来借局的盟组织提出电影局必须搞规划，邀这些人同时还考虑发展他们为盟员，通过盟的关系可以联系局外党外与电影有关人士。把局外的人找来还希望他们提出局不能包办电影的意见，其他的人我估计都会提一些对党不满的意见。我曾建议要一位部长，至少局长亦参加。让他们看看大家对电影事业不满的气氛，通过这样的会和局内盟组织，将来可在局内与党组织争夺对电影技术界的领导权。
在学院内我还想使党盟以外教师也说出他们对学院领导的不满，以便将来在适当的时机利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材料，这是与我所提5项中心工作中第3点相呼应的，在盟内杨大伟对这事较有兴趣，所以他在6月6日晚到我家找我，提出要开座谈会，且说有人很有可说的材料，并要邀九三共同召集。对开座谈会我在盟内主张过的，当晚未找到陈汀声同志，不能决定，我对杨说可明天再找。并说今晚可先向九三商谅。次日杨大伟把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找齐了，要开会讨论，陈汀声同志到会尚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件事虽然在具体安排上是杨大伟做的，但在这以前我已把他煽动起来，而且当晚又要他去找九三的人，所以实际上是我策动起来的。在会中杨表示要我当主席，而我又推给他，这实际上是篡夺两民主党派领导权。我本想使盟与九三联合起来做些反党活动，由于盟市委不同意盟与九三联合开座谈会，所以联合的事就未再提。
1. 在几次座谈会中我发言都以对党不满的教师和学生的代言人自居，用这种方法来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势力。
2. 用捏造歪曲的事例丑化领导，丑化党，想以此证明学院领导无能，党不能领导学院，5月30日的发言最明显，1956年11月对芦院长谈话更系统。
3. 想以技术教研组及盟为基础夺取学院领导权。5月10日在文化部，5月30日在学院都主张要开教师会议，我想通过教师会议建议学院领导成立若干组织，如规划委员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教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强调教师为学院主体，大政方针经常工作要由教师商量，思想教育要由教师负责，把学院实际领导权从党手里逐步夺下来。
4. 想平反，如6月1日支持缪光谦的发言，6月10日读张允和的话，我几次向王局长建议（最后一次是6月10日）要找毕业生回院座谈（我意思要包括秦永红，缪光谦，张允和等，特别提出的是秦永红），攻击过去思想辅导工作，引起院内其他对肃反不满的人也起来攻击党，要求平反。以为由此可打开缺口，让更多教师对学院各方面找出缺点，加以攻击。
解放前我在旧金大是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来办影务部影专的，解放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不能再从个人利益出发，不能再剥削别人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目的，我很反感。影音部影专是解放前我的小天地，人和器材都调来电影学校后分散在几个班，而又专要我来当班主任。这是领导让我集中钻研学术，搞好教学，在新社会重新做人，但我旧思想未除，心里埋怨，又不便说出，所以常从器材处理，课程安排，领导对我态度等方面去挑剔，我院是社会主义的产物，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服从社会主义需要，而我因为不能像在旧社会按资本主义方式剥削掠夺，只图扩大，不能缩小，也不能为所欲为，就产生反感，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
5月30日座谈会上我说“社会主义救了你们因为社会主义不让人到处去”。指教师不能走掉，即使领导没有把学校办好，教师想走也走不了，因此，社会主义包庇了犯三大主义的领导同志们，我说这话时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里采用聘书制，合则来，不合则去，领导为聘得教师必须“礼贤下士”，并积极办好学校，否则教师便会走光。我在思想深处对于服从组织分配还有抵触（今年4月学院要我担任摄影系副主任，我没有接受）。我猜测别人也不愿服从组织分配。实际上社会主义并不限制人走，我院已有一些教师因离开更合适已经离开，聘书制之下虽然教师可以自定去留，但是更多的人是想得聘书而得不到，或者得到而不敢保下年度，所以在聘书制之下就产生钻营拍马彼此倾轧的事，而社会主义却给人以职业的安定感。在旧金大我就没有保证工作人员都有聘书，而是临时雇佣的很多。
5月30日我还这样污蔑了社会主义，我说：“否则就会叫人连想到社会主义就是官僚主义了”。在我思想深处我把人民民主专政看成是一党专政，因为是一党，所以就以为，有了毛病就没有人指出，以为这样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完全抹杀了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所起的作用，也忽视了毛主席所指出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相互监督的意义，思想中还有资产阶级多党制，互相反对，轮流执政的想法。以为那样会使在朝党警惕而把工作做好。
我说：“这次整风要真正救了你们才好，否则就会叫人连想到社会主义就是官僚主义了”这简直是威胁，意思是：“你们再不改好，我们就来了”。这是野心极大而又极不量力的狂语，当然我也明知民盟的力量与党相比小得太多，“我们来了”也不行，我说那话真正的目的还在于在学院里要党多听盟的话，如学院召开教师会议，我想建议盟提出办学主张，使学院领导权通过盟渐落入我手。
旧知识分子不经过思想改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我在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有抗拒态度，改造不彻底，但却以为自己已经改造，所以放松自己，在政治学习中很松懈，甚至本年春季学期连政治课都不上了。整风中我还准备提意见（未提）说，党相信不相信自己的思想改造运动。意思是，如果相信，知识分子已经经过思想改造，为何还不信任重用。这是我自己没有认识到一方面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另一方面党对知识分子是信任和尊重的。从反右运动中我认识到许多事实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但由于自己野心大，对党有不满情绪，所以不去注意党对我的重视。而专爱挑剔毛病，对党进攻。即或看出一些对我的重视，却把它当作自己的了不起，而没有从对我个人的信任与重视看到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整个政策是英明伟大的。
5月30日座谈会上我说：“我们经过思想改造后说以为自己是错了”这样就意味着经过思想改造就不能明辨是非了。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没有彻底改造思想，抗拒改造思想。
在对待学校思想辅导问题上，我由于自己对党的怀疑，以为国民党在学校有训导处，是监视学生的，到电影学校后看到有思想辅导处对其性质未加了解，便怀疑这也是监视学生的。并由于自己怕接近学生，怕汇报我的言行，而怀疑学校执行师生隔离政策，在反右斗争中同志们摆了许多事实我已认识到师生隔离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我仍想把学生当自己私产，像在旧金大那样，拉拢在一起，组成新的小宗派，以自己的恶劣思想去影响同学，以后为我服务，但明知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污蔑思想辅导处在搞师生隔离，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学院领导督促学生更多地尊重教师，造成学生跟着我走的局面。
学生也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思想辅导工作是要了解同学思想，从而帮助同学改造思想。我对思想辅导的污蔑实际上是反对思想改造，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
我的反党根源由来已久，主要是由于家庭影响；美帝奴化教育和为美帝服务；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个人野心；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这几样影响是互相交织起来的。
我的父亲终生是牧师，常结交资本家军阀反动政客，和许多教会中美帝分子有来往。因此自幼习惯于和这类人接近。把人民的敌人美帝看作朋友恩人。我的父亲是孤儿，在教会学校长大，终生传道。我的学生生活完全在美帝教会学校渡过，在金大读书时就参加了金大基督徒团契，在里面听到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使我长期对共产党疑惧。我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把蒋介石窃据革命果实背叛革命认为是继孙中山革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但我却错误地相信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直到解放后听报告才了解是共产党所领导。
我在旧金大工作时是依附理学院院长魏子仁向上爬的，他受过美帝洛氏基金津贴在美国留过学，并和国民党反动头子陈立夫张群有勾结，魏子仁把我向美帝洛氏基金推荐接受津贴到过美国，我去了没有学到真才实学，却学了一些推销美国电影器材和影片等商品的知识，使我以后更多地成为一个文化买办，并加深了我的亲美崇美观念，以为美国物质生活好，政治民主在选举时连总统候选人都可以随便骂而没有关系。没有注意看美国的反动本质。我返国后极力宣传美国商品，放映美帝影片，向青年灌输亲美崇美思想，蒋匪帮要组织青年军时我放映美军影片“中国为何而战”，鼓动青年参加青年军。
为美国新闻处组织的联合国影闻宣传处成都区流通处办理放映站，流通该处所制为美帝宣传的幻灯片。抗战胜利后正当美帝援助蒋介石抗拒人民解放军时我在南京为美帝拍摄更多影片，为美帝在我国文化侵略作宣传。
我组织了南京电影播音工作者座谈会，为国民党反动派拉拢群众，从中扩大自己影响。
我不满足所当影音专修科主任，想把科扩展为系，甚至扩展为学院，野心很大，但师资设备都极贫乏，只是现拉现凑。对于影音部工作人员我奴役他们，使为我服务，并常以老板态度厉声斥责。另一方面我却以阿谀奉承的态度到反动头子孔祥熙，张群，陈立夫，杭立武家里去放电影和幻灯片。
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运动时同学们向影音部借扩音器我不借，并阻止学生出去游行，破坏运动。
解放前我建议美帝分子贝德士在宗教读书会讲苏联问题，在会里他散布反共反苏言论，使金大教职员在解放后与党疏远，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积极，不能很好地投入政治运动。
解放前我与党完全处于敌对方面，与国民党上层有许多勾结，与美帝有千丝万缕关系，全国人民对解放欢欣鼓舞，而我对于解放抱有很大恐惧，曾多方企图南逃，到广州或香港，或台湾，为此曾盗窃公家大批财物，准备带走未成又退回。
解放后我感到自己已不能再把影音部影专据为自己的小天地，压迫剥削利用同志们，而继续往上爬的迷梦也粉碎了。同志们和同学们都转向党跟着党走，在运动中又成为对我斗争的力量，而自己立场未转变，所以内心对党是仇恨的。
直到1950年11月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深入，我还向北美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宣教会讨钱，招待它从上海派来的代表。
对历次运动我都采取了被动挨整的态度，且思想上不服，以为自己并非很坏，运动中党对我一再挽救，最后处理又极为宽大，像三反运动对我未予处分，以后原职原薪，院系调整时专人到南京接我和同志们到北京工作，我没有为此而感谢党，却在心头记下仇恨，对运动中被斗的人易于同情，以为他们不会看不起自己。到电影学校后对党团员则有疑惧，以为他们直接或间接了解我的档案材料，对我鄙视，并怀疑党团员对我监视，特别是电影学校党团员按比例比旧金大的多，学生是过去完全不认识的，自己感到来往不自然，不敢大胆接近，自己主观地怀疑，有时使我在思想中把党团员当作特务，认为他们限制了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在思想中制造的师生隔离推诿是由思想辅导处所搞的，实际上谁也没有限制我的活动，班领导还曾提出希望我深入同学，解决他们学习上的问题，而且其他的教师与同学之间来往是很密切的，班领导也特别向同学进行过尊师的教育，所以我的这些疑惧全是没有现实的事实根据的，而是由于自己的反动思想所造成的。
6月21日整风小组公布了5月29日——5月30日座谈会记录直亏同志贴了大字报，驳斥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我很反感，并对摄影系同学说这是给人戴帽子。6月底起我去摄影系内做检查，在头三次会中完全是抗拒，不承认自己罪行。有一天摄影学有几位同学到我家表示“慰问”，我说我愿意知道直亏是怎样爱社会主义的，我可向他学习，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挑起同学们对直亏的反感，使他们帮我反击。工会黑板报上让我写稿时，我写了“我的认识的转变”，对于我的领导欲望方面当时虽已检查到却保留未写，怕学生看了散布全国。
7月6日吴院长通知我去上海参观的事作罢，在家深入检查，那时起思想上很反感，还不能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8月7日起在文化部几次批判大会上给了我较大震动，使我重新认识到自己过去反动本质，特别是与解放后对新社会态度的对照；到电影学校后受到党和同志们的重视关怀；在整风中反党言行危害性的严重；自己的学术只是个幌子。我开始在摄影系小会中作了一些交代，但在8月22日8月28日大会上同志们说我不彻底，我很反感，回家后说我交代不下去了，且对运动表示反感，对吕锦瑷说以后索性放弃暑假，把暑假留着让他们搞运动好了。8月30日到9月14日的16次小会中我反而一再说我是帮助党整风的，但说到最后自己又说不通，同志们极度耐心帮助我的态度，使我很惭愧，以后9月17日到9月29日的14次辩论会中我交代的仍极少，而狡辩仍很多，与同志们看法距离很远。
在这四十几次大中小会中同志们摆事实讲道理，严厉的批判，细致的分析，耐心的启发，确已做到仁至义尽，但我仍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彻底交代，感到罪恶愈重，自己痛苦亦愈大，我曾陷入不知如何才好的地步。
但由于自己反扑的理由已全被辩倒，而同志们挽救我热诚态度又那样坚决，使我终于不得不心忱诚服地低头认罪，争取检查，重新认识自己。
到现在为止，我对自己的认识仍很不够。
虽然如此，这次运动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在辩论会的最后阶段，我重阅了我5月30日的发言提纲，和6月1日缪光谦和我的发言记录，自己感到毛骨悚然，想不到那时却是那样杀气腾腾的，与当时感到理直气壮的猖狂态度已不相同，又回顾自己野心的发展，仅是凭借几个旧金大的学生和一点点工作成绩（而这些成绩又是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已妄想要夺取学院和电影技术界的领导权，与党对抗，真是浮游撼大树，狂妄至极。个人野心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又断送自己的。
对于我一再作为攻击党的借口的“师生隔离”，经同志们的批判和自己的检查已完全认清这是客观上不存在的，而是我自己对党的污蔑，党所执行的是尊师爱生的政策。
在旧社会我没有专心搞学术而是作文化买办，美帝没有尊重我而是把我当廉价奴才，反动派没有帮助我，而是利回利，在新社会，党不计旧恶，给我很好的工作，让我专心教学，比解放前有了提高，在电影学院我能看到的与我工作有用的书刊远比解放前我所能看到得多，在这里有专家指导，下厂时总是得到厂里同志很大的帮助，在教学上学校给我配备了得力的助教和实验员，和许多实验设备，远非在旧金大可比。在生活方面给我优厚待遇，在社会活动方面让我参加很多职务，在政治上使我3次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并在联谊会被王局长介绍会见毛主席，这些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与尊重，也是对我周围的教师同志们的关怀与尊重、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伟大政策的体现，是要求我主动积极地改造自己，这些事实充分驳倒了我污蔑学院不尊重教师的谬论，并使我感到极为惭愧。
我污蔑学院今不如昔，不论从学院与学校，学院与旧金大各方面对比，我已完全被驳倒，电影学院比旧金大好得多，比电影学校也好，今年比去年也好，在今年的开学典礼中我特别感到学院的可爱，领导同志，全体教职员工同志和同学们是空前的团结，大家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学院表现了真诚的爱护。学院的各方面也表现了大踏步的前进。
由于整风中自己在学院放火煽动，使许多同志同学受迷惑，陷入右派泥坑，使学院的教学和建设工作受到影响，并使同志们牺牲暑假，我很罪过，很羞惭，感谢党领导了反右斗争，保卫了学院，也挽救了我，感谢同志们对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热诚的帮助。我交代不彻底之处今后要继续检查交代。使我做一个完全跟着党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
来源：《对右派分子孙明经的批判（内部参考）》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编印，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