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明：“反右派斗争”刚一开始，王造时先生生怕连累别人，赶紧把读者来信撕毁，因此遭到批斗，被迫写了这份“交代”。]
报上刊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的发言《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后，过了些日子，陆续由复旦历史系转来外地来信多封(约在十封以上)，都是赞成我的发言的，其中也有诉冤的，我一概都没有回答，预备交给党委去处理。但是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就迟疑起来了。到了复旦开斗争大会的那天下午，我情绪激动，觉得我自己已被斗得很焦急，如果交出去，那些写信的人也要被斗，我于是都把它们撕毁，丢在写字篓里，后来被人倒到垃圾筒里去了。这一举动证明，我犯了下列罪过：
(一)证明我当时的抗拒情绪的严重；
(二)证明我基层放火的效果；
(三)如果写信的人是乡村中的坏分子，我这样做，实在包庇了他们。我只有向党向人民认罪。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