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犯了严重政治罪行的人。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七百万人民的代表交代我的罪行，并表示真诚的悔悟，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从1955年底起，在我和章罗联盟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我开始逐步地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道路。这里主要地是环绕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问题。现在先交代第一个问题。
前年底，知识分子问题被提出来以后，我夸大了党和知识分子的隔阂，夸大了安排不妥、使用不当、信任不够等，也夸大了思想改造和肃反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副作用，强调知识分子不敢说话等等。因而我就认为工人阶级的党不容易接近高级知识分子，开始产生了知识分子由民主党派来领导更为“合适”的反党思想。这种反党思想促使我开始接受章罗联盟的政治方向。1955年12月，费孝通来沪时向我传授了通过串联谈心会方式，互诉对党政不满的“衷曲”，片面强调业务，降低思想改造等一整套的做法，我全部接受，并立即使用到对知识分子的调查工作中去。一年半来，上海民盟市委仅在高教科技两部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中，组织的小型串联谈话会即不下三十次，多半以暴露缺点、揭发矛盾、倾吐不满、提出要求等为目的。
4月会议是章罗联盟进一步发展和贯彻反动纲领的一大阴谋。而我在4月会议制订和贯彻反动纲领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和曾昭抡歪曲地传达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内容，把传达的总精神，放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知识分子大胆鸣放两点上。我在传达中说“今天思想战线上主要的斗争锋芒应针对教条主义。只有很好地进行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才能驳倒修正主义。”这实际上就否定了反修正主义的必要。我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以便对它进行斗争而使马列主义壮大发展”。所有这些话，都是在鼓励唯心主义、牛鬼蛇神及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自由泛滥，主张不要去对毒草进行坚决斗争。
4月会议关于盟当前中心工作问题的酝酿和决定，是有我参加在内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文化进军为盟当前的中心工作这一决定，包含两项阴谋:一是用这个虚伪口号作幌子，叫知识分子专搞业务，放弃改造，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来反对马列主义，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理论；另一阴谋是把文学、艺术上的鸣放曲解成向党进攻的“鸣放”。所以，所谓中心工作，实质上是一项经常性的“点火”工作。
我所以走上章罗联盟反动道路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和民主党派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从去年“两个万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各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地位平等”等口号提出后，我完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歪曲这些口号的意义。我以为今后党和民主党派不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真是大有可为了。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定要大大提高才行。我自己既有这种反动思想，所以一到北京听了章伯钧关于“两院制”、“政治设计院”、大发展等反动主张，就立即引起共鸣，并且积极加以贯彻。我以为如果我们的人代大会采取了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的那些办法，国内民主自由和民主党派的作用就会大大地发扬，民主党派的地位也会大大扬高，水涨船高，我的地位当然也就跟着上升。
我和陈仁炳、彭文应右派小集团的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51年冬-1955年底这个阶段是我对他们实行无原则的团结，接受他们的拉拢包围而一步步地靠拢他们的阶段。从1955年底以来，由于我的政治方向已开始肯定地向右，我对他们就从互相利用，发展到了完全依靠他们，共同密商大计，终于同这个罗隆基右派小集团穿上了连裆裤，使上海民盟很快地变质，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自己也就成为领导他们忠实贯彻章罗反动纲领的“司令员”。因此，从组织关系上讲，从北京章罗到上海的沈、陈、彭就形成了一条黑线，我便是这条黑线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
为了保证使上海盟走章罗联盟的道路，首先就得从控制盟市委的领导权入手。罗隆基曾对我说，“你对我们上海的那些朋友团结得很好，听说上海市委又快改选了，希望你还是很好地团结大家”。我说“没有问题”。在7月-8月上旬，我曾几次与陈、孙，有时也与彭文应、赵文璧等交换市委名单的意见。9月初又密商了各机构正副主任的分配问题。我们事前商定了主要的人选，然后在公开的会议上分头提出，互相支持，使右派集团所有的骨干分子全部出笼，控制了盟市委的大部分重要职位。不仅如此，我因感到陈、孙实权太大，而且陈、彭、孙斯鸣等还可以“通天”，有罗隆基的大力支持，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我就在今年5月上旬决意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以便亲自掌握右派集团的领导权，更加强对整个市委的控制，同时也可使陈稍稍就范。领导核心开过一次会，主要密商了肢解组织部的计划，想大大削弱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组织部。
为了提高盟的地位和作用以与党分庭抗礼，就得积极贯彻大发展方针。去年7月我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章伯钧的大发展方针，在其他一些干部会议上，我又鼓励大家放手发展，提出了大胆向落后开门的口号，并说新盟员写自传和其他入盟手续都应简化等等，在我的号召之下，盟内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了。盟市委决定发展组织是在1956年初，可是在1956年的头七个月中，一共只发展了四百多人，而从我的号召发出以后到今年6月，由于右派骨干分子全体积极活动，竟发展了两千多人。陈直接掌握的文艺界盟员，从七十多人增加到四百人，司法系统支部增加了十倍。有的单位竟有发展几十倍的。新发展的人中，许多是对党不满的人，一部分是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有一个基层单位的盟员，右派分子竟占到60%。
在贯彻对知识分子工作的反动纲领方面，我遵照章罗把持的盟中央的指示，从1955年底起，一年半期间，从高教、科技、文艺、新闻等部门通过串联谈话或其他方式收集来的对党政不满的反映，既不加分析研究，更不作解释批评，原封不动向统战部及有关部门提出书面反映，不断地给党政领导出难题。结果，就鼓舞了知识分子对党政领导的不满情绪，扩大了知识分子对党的距离，增加了他们跟党的隔阂，严重地破坏了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威信。
今年5月24日，我在北京参加了章罗召开的科学体制问题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就保证科学家研究时间、发掘科学研究潜力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被采纳到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纲领里去了。这样，我实际上是参加了那个反动科学纲领的制订。
为了具体贯彻章罗反动科学纲领，篡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权，我曾和吴承禧共同拟订了上海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改进方案”。这个方案要把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分开，把学术领导归于科学家，排斥党对科学的领导。“方案”里强调研究员一人一题，自行选定研究题目。我还说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计划是主观主义的。我主张计划应当根据科学家们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来编制。
4月会议期间，章罗二人在不同的会议上，都分别做了有关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的指示。为了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达到压低党、抬高盟、争取领导权的目的，我回上海后就根据章罗的指示布置了一系列的“点火”座谈会。我和孙斯鸣还不经过会议讨论而用市委名义向基层组织发出通知，号召盟员在各自单位内消除顾虑、大胆鸣放，撒下了火种。
我直接指挥或参加指挥的(“放火”罪行，有以下几项:(一)上影方面:我不但肯定五次座谈会是搞对的，在全国宣传会议期间，我曾要吴茵到盟中央的座谈会上去汇报上影工作经验，并且还指使吴茵本着五次座谈会的精神去继续进行活动，所以我对陈仁炳、吴茵等在上影放火、猖狂向党进攻的活动，不但负有纵容之责，而且也参加了指挥。
(二)新闻日报方面:我欣然接受陆诒的要求，亲自到报馆去鼓动全体盟员大胆鸣放，给他们撑腰。并说今后民盟支部应争取参加报馆的行政领导机构。我5月中去京前还把新闻日报的放火指挥权付托陈仁炳去执行。因此，对于陆诒在新闻日报放火、向党猖狂进攻，我犯了直接指使之罪。(三)华东师大方面:今年4月，我曾到师大支部去鼓励盟员无顾虑地大胆鸣放。在6月4日，在高教基层汇报会上，我支持许杰在师大搞大字报运动，也就等于鼓励他去搞大民主。(四)在徐汇区政协事件上，我自始至终与闻其事。我曾要孙先到现场调查、搜集“材料”，我和孙帮薛葆康做检讨，把主要责任加到王均同志头上去。因此，陈、孙等利用徐汇区政协事件去向党进攻，我也有参加指使之罪。
民盟干部大会的动员报告和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我昀严重的放火罪行。
在对党的领导的态度上，我用尽了辞典上所能找到的一切恶毒的用语来丑化党、污蔑党和党员。我污蔑党员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己分子、把民主党派看成落后集团。我说在安排职务时，对党外人士大材小用，对党团员小材大用。我污蔑人事部门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这样，我把一个忠心耿耿为六亿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丑化成为“结党营私”的宗派集团，用心是十分恶毒的。我向党进攻的毒辣手段除直接污蔑和攻击党员外，还拼命挑拨党群关系。我把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与非党群众之间硬说是有着钢骨水泥的墙。我说假如一千二百万党员与六亿多人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就将是国家的损失。我这样恶毒地挑拨党群关系目的就是想整垮党，想篡夺党的领导权。不仅如此，在民盟动员报告里我还说整风的锋芒首先是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门党的领导，因此，我反对党的领导不只是指基层而是指各级党的领导，不只是对文教事业而是全盘否定党对一切事业的领导，妄图取而代之。这样我已犯了向六亿人民挑战的弥天大罪。
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上，完全暴露了我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狂妄企图。我在民盟放火动员报告里号召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每一部门、每一单位的具体制度用批评的精神来进行全面大检查，那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我把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原因归结于社会主义管理制度，在反对三个主义的幌子下来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恶毒地攻击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计划管理，无中生有地说政府管得太多太死把人们的积极性都管光了、包完了。在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同时，我公然提出了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建议:如建议开放聘用人材的“自由市场”，主张出版事业向“社会”开放，主张戏剧团体自由经营，主张恢复私人诊所等等。所有这一切言论已充分暴露我的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
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我不但向盟内传达了章伯钧的“两院制”谬论并要求常委们去酝酿研究，不但欣赏“政治设计院”，而且还在盟的会议上建议盟内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企图实现一个小“政治设计院”，我去年还“发明”了所谓“事前监督”论，企图分割党在政策、方针计划方案制订中的领导权。我还说过工农劳动模范不必当人民代表，理由是他们只能看到狭小的一角，不懂国内外大势，代表性不大等荒谬绝伦的见解，而主张推选一些生产上不起重要作用的老年工人或工会工作者去当代表。这完全是藐视和污蔑工农劳模而妄想培养出一批“工人政客”、“工人贵族”来使人代大会变质的反动修正主义思想的露骨表现。
下面我来交代在鸣放期间促使我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有关国际国内形势估计方面的思想原因。
我这一年多来的反动言行对党对人民对国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到不可计量的程度。首先，我是全国人民代表，又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我的全部反动言行都违反了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宪法，影响所及给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异常严重的损害。其次，我是民盟的中央常委和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由于我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和施展两面派手法，曾经迷惑了盟内外群众，我的反动言论所造成的政治恶果是特别严重的。我的右派路线，使上海民盟变质，在今年鸣放期间变成了章罗联盟在上海的放火司令部。特别是在我的放火动员报告之后，火就在高教、文艺、司法、中教、机关各基层里燃烧起来，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及时展开，那末火势的蔓延将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同时，三、四百干部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多人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和罪行，我对他们所负的罪责是极端严重的。第三，由于我的向落后开门的大发展的号召和贯彻大批对党对政府不满的分子、落后分子和右派分子，甚至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涌进盟来。这样就使整个上海盟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变了质，从一个在党领导下做党的助手的社会主义民主党派，蜕变成为对抗党的领导、做党的敌手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党。第四，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上，由于我采取了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排斥进步及专门代表落后利益、找党和政府的岔子的方针，就严重地助长了旧知识分子消极的一面，帮助他们保存旧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保存他们的旧习惯旧作风，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不是缩短而是大大地扩大了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
第五，我的反动言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本来对党或多或少有些距离的人们，大大扩大了他们跟共产党的距离，从而就严重地破坏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破坏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动摇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基础。
第六，我的反动言论普遍地向广大群众散播了反党、反人民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火种，对社会上许多立场不稳、认识模糊的广大中间分子，燃起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情绪，从而也就鼓舞并且便利了那些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
第七，我的反动言论事实上起了敌人——帝国主义和蒋匪帮——诽谤新中国、向新中国进攻的应声虫的作用。从参考消息上看到，香港敌人报纸上已经登载过我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发言中的某些反动言论，这样我就无意中对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提供了攻击祖国，破坏祖国的宣传资料。言念及此，我感到自己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真是罪孽深重，我痛恨自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真是犯了不可宽恕的弥天大罪。
我为什么会对党对人民犯下这样严重的滔天罪行呢?首先，使我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昀主要的思想根源是我的极端浓厚的权位观念和贪婪无厌的政治欲望。所以我拥护章伯钧的种种反动谬论和主张，不只是因为我有浓厚的修正主义思想，尤其是因为我想借此抬高民盟的地位以与党抗衡，从而企图满足我的政治欲望。
第三个原因，是在我头脑里盘据着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谈抽象理论时，我善于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来玩弄，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时，我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立即破产，显出了我的反动修正主义的原形。我背叛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企图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拉回到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道路上去。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虽然形式上长期参加了革命运动，实际上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参加过革命斗争，从来没有经受过严酷艰苦的革命锻炼。解放以来，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真正投入斗争。同时，我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早年也受过资产阶级反动教育，从来没有跟工农群众在一起生活过，更没有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因而，我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看不起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树立起工人阶级的人生观。
我谨向全体代表们发下誓愿:我要以昀大的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赎我的一切罪行，永远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加倍努力，认真进行自我改造，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出我的一切。
---- 原载1957年9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