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我在党的面前是一个犯罪的人。长期以来，由于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一贯地对抗党的领导，犯了一系列的反党的严重的错误和罪恶。
我的反党的言行，积累起来，实在太多了，我必须一一详细检查，向党作彻底交代。今天我先把主要的，性质最严重的几个问题，以及我今天达到的认识，在这里作初步的检讨。
1936年4月底我从陕北到上海，中央给我的任务，如前次我发言中所说，主要的是在上海建立电台，进行情报工作，同时向各界各方面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同各界各派取得联系。此外，寻找上海地下党的组织，接上关系，报告给中央，在有条件的时候，中央将另外派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到上海；文艺界的工作也叫我附带取得联系。我到上海的经过情况，以及在上海一年多中的工作情况，这里不必详细叙述了。
问题是在我到上海后，对当时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上海党组织给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引起文艺界的分裂情势，我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从下面几点分析我的错误：
第一，两个口号的论争，是由我到上海才引起的。这口号提出的经过，我上次发言已经说过。要补充的是，我同胡风谈话之后，才同鲁迅先生商量的，鲁迅先生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创作的方向，并认为“大众”两字是必要的。至于同茅盾先生商量，则在胡风文章发表以后，已经引起论争的时候。为了两个口号引起论争，当时我也觉得不好，因此，同鲁迅先生商量，由他发表了谈话，即“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主张两个口号可以并用。茅盾先生也发表了文章，赞成鲁迅先生的态度。但是，当时论争已经停止不下来了。我到上海以前，由于胡风和别的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所造成的革命文学界的对立情况，因为我到上海以及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并且公开爆发，造成了分裂的形势。不管我当时也主张两个口号并用，并竭力想停止论争，也不管我也赞成“文艺家协会”的组织，并且曾经请鲁迅先生加入，后来也发动更广泛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但革命文学界内部当时的分裂形势已经形成，分为大家所说的“国防文学”派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或“文艺家协会”派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大概有六十多人，发表过一个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派。这种分裂，虽然还有别的原因，但我要负严重的责任。
第二，我这个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由于我的宗派主义和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恶劣作风所造成的。
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1933年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的行为。我找周扬同志，确实是在这口号提出之后；周扬拒绝同我见面，表示抗议，是完全有理由的。
第三，接着对于周扬同志等对我的抗议和不满，以及“光明”半月刊拒绝发表鲁迅先生的“答托派信”，(按：夏衍同志第二次发言证明：“光明”半月刊从未拒绝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不但没有引起警惕，去注意我的撇开当时上海党组织的做法的错误，反而更发展了我的错误。在当时，即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以吕克玉笔名发表的那篇文章，现在翻开一看就知道，其中文艺理论上的错误且不用说，我的态度的骄傲横蛮，对同志的恶毒凶狠的打击，到了怎样的程度!所表现的我的政治品质的恶劣，到了怎样的程度!
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在这个会议上既已揭开同我的错误有关，我也必须交待清楚，其中反映当时文艺界纠纷的不真实的部分，特别是打击周扬同志等的部分，是必须由我负责的；也就是说，鲁迅先生是受了我的宗派主义和胡风的挑拨离间的蒙蔽的。这篇文章原稿还保存着，可以细细地辨别笔迹加以研究。我要负的严重责任是：对于当时文艺界的纠纷，特别是几个坏分子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的挑拨离间，这些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分裂活动，以及种种破坏团结的流言蜚语，我不但没有加以警惕和分析，也没有在鲁迅先生面前加以解释和分析，反而都相信这是周扬同志等在打击鲁迅先生，把所有罪名都加到周扬同志等身上去。于是在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那篇文章中，就有象下面这些话：
“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这段话，是我代写的。特别是其中说到两个被指为“内奸”的青年，未经过调查和对证，就写在公开的文章上，事后证明一个确系叛变分子彭柏山，一个并非事实，这是对于周扬同志等的何等严重的诬陷!
总之，我的政治品质的恶劣竟至于如此程度!为了给周扬同志等以宗派主义的打击，竟至于利用鲁迅先生的地位给自己的同志以如此严重的政治诬陷!
在这个错误上，我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丝毫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品质了。我现在认识到，单是这一个错误已经使我失去作为一个党员的条件了。
鲁迅先生当时加以认真的修改，发表了这篇文章，当然相信其中所说的都是事实，特别是相信我是代表党的缘故。但事实上，他是被我的严重的宗派主义和胡风这暗藏反革命分子以及一些坏分子的挑拨离间所蒙蔽了。这个责任是不能由鲁迅先生负的，主要的是要由我负的。(在加注释的鲁迅全集中，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应该加上明确的注释，说明事实的真相。)
第四，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当鲁迅先生谈起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以及“左联”解散和组织“文艺家协会”等问题时，或者我谈起周扬等同志时，我的言谈总是只说周扬同志等的缺点和错误，诬蔑他们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土皇帝”和“白衣秀士王伦”等等。特别严重的是说周扬同志等当时的理论和做法是违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这样，就表示只有我是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否定了当时上海党组织对革命文学界的领导作用。
第五，我的严重的错误也就表现在同胡风有了宗派的结合。关于这一条，我在下面去说。
总之，我现在认识到，这些都是我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是我的宗派主义和恶劣的政治品质所造成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反党的错误；我随意给同志以打击，破坏团结，使革命文学界引起分裂的形势。
关于王世英同志和夏衍同志所提到的几个问题，请求党予以审查。
象我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同胡风那样的人会很容易地接近起来，并且在1936年会同他有宗派的结合，是极自然的。
同胡风认识是在1931年上海张天翼同志家里。见面后就觉得谈得来。第二次大概是在1933年，从那时起他就留在上海参加左联了。那时，我虽然已经不负责左联和文委的的工作，但文委仍然在我领导之下。我同胡风来往，谈话，是相当多的。他参加左联就负担了重要工作，虽然决不是我指定的，但不能不说同他与我接近这件事有关。
一九三三年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并没有介绍他同鲁迅先生认识。他同鲁迅先生接近起来，是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这可以查鲁迅先生的日记。但他同鲁迅先生接近起来，也很可能同他与我接近这件事有多少关系，因为我同鲁迅先生是接近的，而他在鲁迅先生面前是说到他同我的接近的。
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对于研究胡风这个人是有帮助的。胡风混进左翼文艺队伍里来，不是敌人有意派进来进行分裂活动的特务，也至少是一个野心家。
胡风能够混进左翼文艺队伍里来，并且一进来就取得了左联的重要地位，我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
胡风同我能够接近，在我这方面说，是由于我自己的文艺思想以及我那时已经在开始形成的对周扬同志、夏衍同志等的宗派主义。
1933年我还在上海时，我同周扬、夏衍等同志已经有对立的情绪。另外有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情况。后来胡风就利用这种情况和我的坏的影响，逐步进行分裂活动，这是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明白的。
有一件事情足以说明我1933年离开上海前同胡风的关系已经相当的密切：1933年十月间或十一月间我动手写一篇评论“子夜”的论文，是反驳韩侍桁关于“子夜”的一篇文章的，我是肯定“子夜”的，但我的文章只写了一段就离开上海了，我走前把这段文章留交胡风做参考，希望他写一篇文章。后来胡风在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叫“木屑”(最近我在鲁迅日记上查到)上发表了这一段文章，并且做了按语。
这说明我的文艺思想和许多看法，已经同胡风有些相同。并且，如果说这时候我对周扬同志等的宗派主义已经形成，那末，同胡风的宗派的结合也已经萌芽或开始了。
1936年到上海后，第一次同胡风见面就支持他，并且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从他那里了解当时上海文艺界情况，并且相信他，当然不是偶然的。
经过情况，无需详述，只举几件事情就足以说明我同他关系的性质。
第一，入党问题。当时胡风几次提到入党，是事实；我曾经一度同意他入党，也是事实；后来又不同意他入党了。最近王学文同志的回忆和证明，是符合当时事实的。我几次都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形，也正说明我当时工作作风如何恶劣，如何不慎重地对待这种严肃问题。其实，我当时对胡风，开始就无所不谈，许多事情都请他去做，有几个党员的关系和地址就是由他去找的。我对他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对一个普通党员的关系。
第二，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胡风是看过原稿的，在鲁迅先生家里。
第三，我以吕克玉笔名发表的一文，是同他商量过的。其中原来有一段批评到他，他要求删掉，我就删掉了。
第四，那时团结在“文艺家协会”这团体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由我自己直接同茅盾先生联系，同时由王学文同志同周扬同志等联系；而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过名的六十多个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则完全通过胡风去联系。实际上，当时这六七十人的关系是胡风的资本。胡风能够拉拢这些人，除利用鲁迅先生名义外，也利用我的名义，也就是利用党的名义。我当时要用到胡风，也因为他能拉拢这些人。
第五，鲁迅先生逝世后，曾经由我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过两三期“工作与学习”(月刊或半月刊)，是由茅盾先生同胡风合编的。茅盾先生当时是有些勉强的，实际上是由胡风编的，其中就发表了刘雪苇的反动的文章。
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说明1936年在上海我同胡风是实实在在的宗派的结合。那共同的目的是反对周扬同志等，同时在文艺界树立自己的势力。
后来我同他闹开了，他比我先离开上海。
可是，1943年在重庆遇见他后，我仍然支持他，并且鼓励他搞他的那一套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艺运动。因为我自己的思想基本上是同他一致的。在重庆一个批判舒芜的“主观论”的座谈会上，我替他辩护过。我称赞过路翎的小说和“七月诗丛”的一些诗。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这本小册子里，我替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辩护，也宣传我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思想。那时候，我同胡风事实上都反对思想改造和工农兵的文艺路线。
在重庆，总理批判了胡风的时候，我也替他在总理面前说过话。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我同样是支持他的。当邵荃麟同志等在香港批判他的时候，我也确实说过为他不平的话的。
就是在解放初时，我也曾经替他在周扬同志、陆定一同志和总理面前说过话。
总之，由于我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特别由于我的宗派主义和长期反党的思想情绪，我同胡风有过宗派的结合，对文艺上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问题都同他抱一致的看法和态度。我竟堕落到如此可耻的地步，连我自己也感到不寒而栗!
1937年八一三以后我自动脱离组织，跑回家乡，作了革命的逃兵，如同志们所批判，我过去太不认识这个错误的严重了。我现在应该严肃地来正视这个错误的极端严重性。
我现在向党交代我当时自动脱党的动机和思想情况。
我同博古同志吵了架，我自己极端错误地引起了怀疑和可耻的非常阴暗的心情，完全象邵荃麟同志在发言中所分析。
在七七抗战开始时，我已经不是上海办事处的副主任。那时新成立的省委中也没有安排我的工作。此外的工作也没有。我又极端错误地引起了对党的不满。
但是，这些只是我自动脱离组织的一部分的原因，只是我当时极端强烈地在抬头的个人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要向党交代，我当时自动脱党，是由于厌倦于政治斗争，只想做一个作家，走单单一个作家的路。我存心不要党，以为只要能够写出重要的作品来，也就对革命有贡献，也就做了重要的工作，会被社会所看重。
我现在认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堕落!是影响我一生的一个关键，终于从这时候起使我走上反党的道路。我在这时候，是变质了，蜕变了。
我从这时候抬头起来的个人主义，严重到可以不要党；而且直到后来，在我思想的深底里始终象毒菌似地埋伏着一种思想，就是：从我个人要做一个作家来说，党是并不重要的，我是无需依靠党的。
这是埋在我灵魂深处最可耻、最堕落、最反动的东西。是我成为反党分子的最深的思想根源。
这次脱党就是我反党最露骨和突出的一次表现。
可恨的是，这种离党的倾向还一直支配我到解放前。
这次脱党，是我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高潮的面前经不起考验的表现。在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我表现了厌倦、疲劳、动摇和退却。极端的个人主义抬头，悲观的情绪和虚无主义也抬头。我从那时起，长期地脱离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我脑中越来越少，而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就越来越支配了我。由于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我对社会、民族、人民，多用自己阴暗的眼光去看；对社会的阴暗面给以极端不正确的悲观的描写。这就是我的某些反动的社会思想和一些阴暗的杂文的根本来源。
一个人脱离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脱离了集体，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可以堕落为怎样可怕和可耻的人!
这些日子，我想到这次脱党以及以后长期的我的情况，我几次脑子发麻，手脚发抖。我现在说话也很乱。我只有正视我的错误，从此靠拢党，脱胎换骨地改造我自己，才能把自己从堕落的泥坑挽救出来。
至于会上提到我脱党在家乡这两年，是否同反动派有什么勾结，我请求党予以审查。
在重庆和上海时，我同韩侍桁、姚蓬子、冯达等人的关系，也请求党予以审查。
我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密切的；这次支持了并且参与了他们企图推翻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结论而向党猖狂进攻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
在左联时期，丁玲同我的关系密切，她是我的一派，这是大家都知道，不用说的了。解放后在北京，我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之下对抗党的领导的一点上，同她会很自然结合起来；她在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欲望上，也会同我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这都有过去的基础的。
当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遇见时，我觉得丁玲很活跃，并且很骄傲，已经是文艺界的一个要人，心里是有反感的，她对我也并不重视。有一次她送了一本在东北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这是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吧。”我听了，心里有反感。
但是，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也许在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她同我有过一次长谈，谈到在延安时文艺界的情况和纠纷，这些话，由于我自己对周扬同志始终保持着深刻的宗派主义，以及我对于我认为的教条主义的片面的错误的看法，对我有强烈的影响。在我的宗派主义和对抗党的领导的思想情绪上，我自然是支持丁玲，同她站在一起的。
陈企霞在解放前不认识，是解放后第一次文代会时认识的。我觉得，首先是他对我一见如故；我想，这是因为文艺思想上相同的缘故，也因为他知道我过去搞左联工作时同周扬同志是对立的缘故。我同他也很快就谈得来，除了对文艺问题许多看法上一致的原因外，丁玲说他好，也是原因；并且柯仲平同志也几次说“陈企霞是一个好同志。”此外的一点，就是从陈企霞那里我可以听到在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其中有一些我是很听得进去的，很适合我的宗派情绪的。
我同陈企霞也时常有冲突，正如同丁玲之间也有冲突一样。同陈企霞有时冲突特别厉害；我说过“他是一个没有劳动人民品质的人”，也说过他“太无法无天”了。但不管怎样冲突，仍然立刻会互相原谅，因为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存在，即文艺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对抗党的领导的思想情绪上的相一致。
在对抗党的领导和向党进攻上面，陈企霞对我有时是感到失望的，他说我“软弱”，“怕事”。在检查“文艺报”时，说我只保护自己过关。我同丁玲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几次说：“象你们这样老同志如果能很好合作，工作就要好做得多。”但是，他的这种失望和这些话，不但说明了他在我们反党活动中的作用，也说明了我在丁陈反党集团中的关系和作用。不仅他们的反党活动要我“合作”，而且我的反党情绪也要从他们那里找支持和安慰，如我在“文艺报”挨批评的时候就是这样。
1950年我还在上海的时候，丁玲、陈企霞主编的“文艺报”就几次转载了我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同陈企霞已经通信，我支持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粗暴批评的文章。竹可羽同志批评“桑干河上”的文章寄给我看，我认为他太贬低这部作品的价值了，写了长信批驳他，但信却寄给陈企霞转，同时写信给竹可羽同志，介绍他认识陈企霞。如竹可羽同志所批评，我这做法是很恶劣的；我当时是想把我对于“桑干河上”的看法告诉给陈企霞和丁玲，但另写信又太费事，就那么没有考虑地寄给陈企霞了；同时我自以为竹可羽同志过去对我印象还好，他搞批评，那么，同陈企霞接近是好的，他们都是搞批评的。我这种作风十分恶劣，损害了竹可羽同志的自尊心；同时用这种方法表示对于丁玲和陈企霞的支持，正足以说明这是宗派主义的结合。
1951年我到北京后，文艺界同志中最接近的是丁玲和陈企霞等。关于文艺界情况，最多的也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到北京后不久，我用“李定中”的笔名打击肖也牧同志的那篇通信，是事前同丁玲和陈企霞谈过的，当时我有意说得过火些，想“放一炮”，引起论争；我把文章送给陈企霞，要他绝对不要对人说是我写的。因为陈企霞加了全般肯定的按语，这篇通信就出了毛病，因此陈企霞就更秘密，不让人知道是我写的，但后来听丁玲说，他早已对人说出是我写的了。我所以要守秘密，陈企霞也为我守秘密，十分明显都为了掩盖自己，认为这种粗暴的批评被看作从读者中来要好些。特别是其中有讽刺到陈涌同志的地方，我自以为讽刺了陈涌同志也就讽刺了教条主义，也就讽刺了周扬同志了。现在我认识到，这种搞法和这种粗暴批评，正是我们宗派主义的搞法和我们对抗党的文艺路线的有特色的行为之一。
现在回忆起来，加以分析，我觉得丁玲想抢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欲望最旺盛是在批评“武训传”以后，特别是在1951年下半年文艺整风以后。那次文艺整风，我只在中宣部参加了一次会议，因为我马上出国了。但听说那次主要的是要批评周扬同志。我回国后，知道中宣部领导文艺工作的是乔木同志，丁玲是文艺处处长，也在这时我接受了“文艺报”工作。我同乔木同志谈了话，接受了“文艺报”工作之后，丁玲告诉我，是她建议我编“文艺报”，乔木同志赞成，而周扬同志曾经说过怕我不熟悉文艺界情况的话。显然，丁玲是有她的计划的，推荐我编“文艺报”是她的计划中的一项。陈企霞是从来就以“文艺报”为他永久的地盘的；在出国中我同他闹得很不好，但终于不反对我去编“文艺报”，显然因为在文艺思想上、对抗党的领导和反对周扬同志的一点上，是一致的缘故。我当时主张陈企霞留在“文艺报”，除了陈企霞熟悉“文艺报”工作外，也因为有上述的一致的缘故。我开头是想推辞“文艺报”工作的，因为编刊物觉得太忙；但终于愿意接受，主要的是以为可以发挥我的那一套做法，即提倡我所认为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我接受了“文艺报”工作，同丁玲、陈企霞就更实际地结合起来了。
无论我，无论陈企霞，在“文艺报”都还觉得不能为所欲为，因为究竟有党的领导和干涉；因此，我们常常会有对抗党的领导的情绪和言行。但有几点是一贯地突出的：第一，空谈我们所谓的“现实主义”，轻视普及和工农兵方向，不联系现实政治斗争。第二，粗暴批评，抹杀创作成绩和压制新生力量。第三，没有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斗争，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这些理论上和编辑工作上违反党的文艺路线的错误，是同编辑部形成一个独立王国的情况相一致的。
在讨论新英雄人物和第二次文代会前夕，我同陈企霞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不同意党对于新英雄人物的看法，都反对在二次文代会上提出对于“文艺报”的批评。丁玲这时候完全支持我同陈企霞。这样，二次文代会上终于没有公开批评“文艺报”。但二次文代会的报告，我同陈企霞都不同意，因此，二次文代会后，我们是消极的；在“文艺报”上没有积极宣传二次文代会的报告和精神，是一种消极抵抗。
在“文艺报”受检查的时候，我挨了批评，而对党仍然是抱着对抗情绪的。我很快做了检讨，过了关，却向陈企霞和丁玲那里找安慰。接着党要批评陈企霞，我就告诉他要整他了，希望他赶快做检讨。我认为他是有错误的，如态度粗暴，“一意孤行”之类；但又认为他的错误，林默涵同志等也要负责，认为林默涵同志等有时太刺激他了。特别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同我是相同的，认为他没有错。说“文艺报”是独立王国，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仍然劝他快些做检讨，承认了算了，免得事情越搞越麻烦。我包庇他，事实上也就是包庇我自己，因为我们都没有放弃反党的立场。
在“文艺报”受检查的时候，丁玲是包庇我们的，同时我现在回忆和分析起来，她当时是在谨慎地让她自己逃出来。她好象意识到将要搞到她的。在中宣部开的一次会议上，由于我说了同党对抗的话，引起会上临时组织了一个小组，要检查“文艺报”的路线；回来时同丁玲坐一部车，她对我非常愤怒，一句话也不说，到她家时我进去了一会儿，她十分生气地责备我在会上说那样的话，随后说了一句这样意思的话：“看来他们是要在我们三人中搞出什么来。但事实上有什么呢?随他们去搞罢。”即愤愤地挥手叫我走。我当时感到相当惊慌，也有些摸不到头绪。我现在觉得，在这种反党的场合，丁玲比我有经验和更敏感；而我则由于个人主义的严重和反党情绪的深刻，自己在反党的时候也还不认识自己是在反党。
由于我同丁玲、陈企霞有以上所说的这样的结合，这次我支持并参与了他们企图推翻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结论的活动，是极自然的。在去年十二月杨雨民同志等找我谈丁陈案件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激动地说过：“这是周扬、刘白羽等同志搞出来的。”后来写的材料就都是为了他们翻案的。到整风开始，陈企霞在这次会上所揭发的那些我说的话，虽然有的话在说法上有些出入，都是事实。那些话说明了我支持他的真实态度。事实上我是鼓舞了他的，他也无疑地从我这里得了鼓舞。
对于丁玲的行动，我是认真地参与了策划，提供了意见的，那就是在对中宣部部长们提意见会议的头天晚上，他到我家来的那次谈话和陈明在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来找我时所谈的那几句话。这两次谈话，我已经向党组写了书面的交代，丁玲也自己有交代并且揭发了我了。同志们所批判和报上所登载的那些我对丁玲说的话，虽然有的话在说法上有些不同，都是真的。
我一方面认为在党组会上丁陈要翻案希望不大，一方面又支持和鼓励他们进行翻案活动，是为了使党组造成困难，迫使周扬同志和刘白羽同志等不得不承认错误。如同志们所批判，我的用心确实是险恶的。
丁玲、陈企霞准备翻案不成就退出作协，是都同我谈起过的。虽然我记得他们同我谈时并不是征求我的意见，但我并没有表示不同意；事实上我是同意的。假如这种分裂活动不被阻止而发展下去，我自己也一定会同他们共同行动的。
这就是我同丁陈反党集团关系的主要情况。
说到丁玲1936年离开南京的问题，我确实没有为她隐瞒在南京自首变节的事情，请求党予以审查。但在这件事上，我完全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违反了组织原则，我将向党另行检讨我这严重的错误。
我对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特别对于官僚主义的片面的、夸大的看法和反感，简直使我几乎要否定党的领导。我的这种夸大的、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看法，同我的反党的情绪结合起来，就使我的思想情绪同右派分子发生了共鸣。这是我在整风运动开始时，我的言行事实上起了点火和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的原因。
我当时对于反官僚主义等，会引起那么大的兴奋；对于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在开初会那么心平气和地没有敏感和警惕，这都说明我自己心中也正是在反官僚主义的掩盖之下在反对党的领导。
文学出版社同志们所揭发的那些我说的话，都说明了我的反党的情绪和行为是多么的严重。我甚至于说出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话，并且说“大民主”也可以。我当众说，党外人对党员提意见，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提意见，是可以不“和风细雨”的，就是说，可以“狂风暴雨”的，这事实上是在提倡“大民主”。对社中青年团员们也确实说过“譬如儿子打老子”那样荒谬可笑而十分危险的话。对于当时的大字报，其中充满着对党的领导的猖狂攻击，我不但不以为异，而且认为都是好的。社中右派分子当时拥护我的态度，我不仅没有引起警惕，还认为我做得很对，使社中群众能够没有顾虑地“鸣放”了。
后来右派进攻越来越厉害了，中央也有更明确的指示了，这时是有意识地让右派分子“鸣放”了，但我仍然不把明明是右派分子断定为右派分子。同时我在心里还这样想：“真可恶，右派分子这时候来进攻!这样，官僚主义现在是很难反得彻底了。”这说明我是把我认为的官僚主义的危险放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进攻的危险之上的。我的错误达到了怎样严重的地步!
文学出版社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表现得不积极，虽然也因为我参加人代会的缘故，但精神确实没有整风开始时那么兴奋，这主要的是由于我自己有右派思想和对右派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缘故。
对于作协的整风，我又表示信心不足。但这也同样说明我是从对抗党的领导的思想来看作协整风的。在作协党组召集的党外作家一次座谈会上，有人认为作协应该只是作家的同人团体，不应该是领导文学运动的组织。我没有参加座谈会，从报纸上看到，觉得很对。我当时认为文学运动只要有思想上的领导就是了，不必有组织的领导。我把党的组织的领导，看作作协领导同志们的官僚主义；又认为这些同志们是不愿放弃组织领导的，所以就认为整风不会整掉什么。我当时的这种认为应该放弃党对文学事业的组织的领导，以为只要有思想领导就够的想法，也正是我的右倾的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反映。
五月中旬，唐因等四个同志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谈的那些话，当然起了点火的作用。我说过“‘文艺报’现在是在保护教条主义，而张光年同志自己就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这类话。又说过“要反教条主义，应该从周扬同志那里反起，但现在这是做不到的”这类话。
陈涌同志来计划同人刊物，经过的情形大家都知道了，不必再说。我现在认识到这是文艺界的分裂活动，同时是我的反对党的组织领导的表现。我当时连对邵荃麟同志也没有谈起，背着党同陈涌同志等计划，一方面固然以为这还只是在计划中，也的确不知道侯民泽、唐因等搞得那样的起劲，但主要的是我认为邵荃麟同志是不会同意的，特别是对我搞刊物是不会同意的。我虽然是作协党组的成员，但我自己同党组有对抗的情绪。我当时对于搞那同人刊物，的确有些被动，但那是因为我觉得搞刊物很化时间，也估计到作协党组不会同意的缘故，所以主张一边计划，一边等待；到了可以办的时候，我显然会主动起来，会搞一个自己搞一套的、不愿受党领导的刊物的。陈涌同志说过：“要打开一个局面”。我记得我也对陈涌同志说过这样的话：“要搞刊物，就要象五四时候或象伯林斯基他们那样，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这还不够说明我们计划同人刊物时的思想情况和动机么？
以上说到几个主要问题。这些就是我的极端可耻的严重的反党的错误和罪行。可恨的是我竟到了今天才开始认识。不但我自己走上了毁灭的道路，并且给党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的损失。
我现在开始认识到我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极其深刻强固的。在根本上，我是最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我有极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我的个人主义的严重，使我对社会、对集体、对党，经常发生对抗的情绪。我轻视思想改造，我自己更没有经过改造；这样，我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要求，就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同党的要求，经常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而表现为一贯的对抗党的领导。我入了党，世界观上和思想上根本还没有入党；个人同党的关系始终没有摆正过。我始终执迷不悟，不去改造自己以适合党的要求，却要求党适合自己，因而时时有反党的强烈情绪和言行。这样，我同党的关系，可以用一句来概括：得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失意时把自己放在党之外。也就是说，得意时自以为很高明，骄傲自满，居功，摆老资格，以至于不听党的领导，闹独立，搞宗派，排斥人和打击人。失意时就不满党，怨恨党，消沉抑郁，同样要暴发为反领导反党。
同志们批判我，在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世界观发生了动摇。我今天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观在我身上其实始终并未巩固过。从1927年到1937年之间，我好象表现得很积极，实际上那时支配着我的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种狂热性，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是经不起考验的，在1937年八一三以后，全国进入抗战，革命高涨的时候，我反而自动脱离组织，一个人跑回家乡去，作了革命的逃兵，个人主义以至虚无主义抬头到那样的程度，心情消沉和阴暗到那样的程度!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我脱离共产主义世界观、变质，因而反党也最厉害的一次表现。
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作指导，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作思想武器，就让自己长期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所腐蚀。我的脑子在长期中间简直象一只垃圾桶，里面装满着主观唯心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反动的思想，也造成我自己思想上极端矛盾、混乱和阴暗。
在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后，我思想上发生过动荡，不但是事实，而且一点也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共产主义世界观从未巩固过的个人主义者和经常有反党情绪的人，怎么能够经得起大事变的考验而不发生思想上的动荡呢?
邵荃麟同志批判我，说我对于法斯特脱党是同情的，我初听到时不能同意。但这些日子，我对自己加以挖掘，结果我不得不同意了。我对斯大林的看法，认为他在政治上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类都有伟大的功绩，比起功绩来，错误是极不重要的。苏联出兵匈牙利，我认为是必要的，否则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我对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王蒙同志)都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美国的法斯特，法国的罗呵等，不从政治上看人看问题，只从资产阶级的所谓道义或道德看人看问题，所以他们经不起考验了。”但是，就在这样的说话中，难道不浸透着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同情么?难道在这样的说话中不透露了我同他们的共同点么?而最确定不移的事实，是我自己就曾经自动脱党，现在又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和反党的情绪。
我在文艺思想上违反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严重错误，也是从我脱离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来的。我的错误竟至于在一些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上同极端反动的胡风文艺思想相一致，这对于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我，是多么的可耻!我同意何其芳同志和别的同志对我的批判，我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之下宣传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主要的表现在轻视共产主义世界观对于我们作家创作的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抹杀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否定文艺作品的政治作用和政治标准的第一位意义，轻视普及和抹杀解放区文艺的成就，轻视甚至反对工农兵方向，贬低苏联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等等。这些都并非仅仅文艺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挖掘我的反党错误的思想根源的时候，必须彻底批判我的文艺思想；但首先这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我现在沉重地正视这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详细批判我在文艺问题上的反党的错误思想，今后同志们要展开对我的批判，我自己也有决心来参加批判。
这些天来，我在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挖掘在自己个人主义的丑恶卑鄙的内心中，究竟存不存在着“个人野心家”的东西。我一边挖掘着，一边又一次一次自己竭力否认着，有种种的理由和掩盖的东西来替自己袒护，例如“单干”、“不会为自己扶持势力”之类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是不相干的，遮盖不过去的，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主义者，长期的顽固的宗派主义者，一个把自己放在党之上的人，说是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和个人野心，是不可能的，是不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我有自己的一套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许多重大文艺问题都有我自己的违反党的文艺路线的见解和看法，加以我参加文艺活动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自以为有相当的资本和影响，怎么可能没有个人野心和篡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欲念呢?怎么可能会没有要以自己的反党的文艺路线代替党的文艺路线的企图呢。这首先是决定于我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思想和我个人主义的阶级本能的。同时，我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也必然要驱使我走到个人野心家这条毁灭的道路上去的。我自己挖掘，这种个人野心家的欲望，只是由于我的条件和和资本不够，特别是由于党的领导和监督，在我是潜伏着的时候居多。但是，越是潜意识的，也就越是深刻的。我也时常压制我自己，怕犯错误而成为一个反党分子；但越是压制，爆发起来也就越严重。因为在思想上没有拔除个人主义的野心和反党的根，压制是没有用的，终于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我根据事实来分析我自己，我想写创作，难道没有“一本书主义”的思想么?难道没有想以个人的成就增加我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么?在左联时期的活动和同鲁迅先生的接近，在我到今天以前的意识中和言语流露中，难道没有把我自己个人的作用估计过大，抬高我自己，以增加我的资本么?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同胡风有了宗派的结合，同时对周扬同志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打击，难道没有要增加我自己作为一个什么批评家的地位的卑劣的个人野心在起作用么?长期以来，经常不尊重甚至诋毁周扬同志以及别的文艺领导同志，难道仅仅因为意见不合，而不是存心要降低这些领导同志的威信，以显示我比他们高明么?1953年二次文代会以前，我起草而没有被采用的充满着错误的报告中，我那么片面地强调反对教条主义，那么强烈地抹杀解放后的文艺成绩，难道不是为的要降低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周扬同志等的领导的成绩和威信，企图以我的文艺路线代替党的文艺路线么?那报告没有通过，我那么抱怨，为的什么?假如是一个好的党员，工作没有做好，那当然只有批评自己，难道会那么抱怨么?只因为个人的野心和目的没有达到，才会那样抱怨。
我说我自己没有在文学界扶持自己的势力，分析起来也是不真实的。我不但有这样的心，并且也有这样的事实。例如一九五二年初，我接受“文艺报”的主编工作，当初虽然曾经考虑请求中宣部另找别的同志负责，因为我另外有个人打算，怕工作太多妨碍我写东西，可是我终于接受了，难道我没有把“文艺报”看作可以发挥我自己的那一套反党的文艺思想，同时可以增加我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的地盘么？一进入“文艺报”，我就同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势力实际地结合起来了。我同丁玲和陈企霞都曾经因意见不合而冲突过，但总的说来，在文艺界作为一派的势力，特别在反党的一致性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始终执迷不悟地袒护丁玲，尤其是最近支持并参与了丁陈向党猖狂进攻，企图推翻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结论的活动，除了我自己的反党思想以外，就因为丁玲是在文艺界有势力的，这势力对我也是有利的，我要支持这势力。
同陈涌同志计划“同人刊物”，也说明了这种情况。
个人野心、资产阶级的地位主义，等等，都在腐蚀着我的灵魂。
以上这些是我今天认识到的我犯错误的主要的思想根源。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卑鄙的、阴暗的、可耻的思想。我的灵魂是一个肮脏的腐朽的灵魂。
我在党面前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个人也已经走上毁灭的道路。现在我愿意把这有罪的过去的我全部毁灭掉。我只有首先从反党的泥坑里爬出来，站在党的立场上，接受党的批判，彻底地脱胎换骨地改造我自己，才能重新做人。
我今天做了检讨，表示悔过，并不是我已经过了社会主义的关。这还远得很。我必须继续更深刻更详细地检讨，在党的监督下进行长期的改造。
这些日子，我经历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但我在痛苦中也感觉到，“身败名裂”的、毁灭的正是有罪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我；党仍然在挽救我，让我在改造中新生。
我向党表示，假若我还能够留在党内，我固然要坚决地按照党的要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即使我被清洗出党，我也一样要坚决地按照党的要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重新入党。
请同志们继续严厉地批判我，并帮助我改造。
来源：《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1957年9月（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