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极端可耻的右派分子，我是八年以来逐渐地篡夺了民盟上海市委领导的上海罗隆基集团的主要骨干，我一年来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现在以万分愧悔的心情站在这里向党、向全上海人民低头认罪，请罪。
我在1947以后开始接近罗隆基，1949投入他的反党集团。
我参加罗隆基集团的第一个主要“立功”表现就是在1949年11月帮助罗隆基在四中全会内争盟中央领导地位。在1949修改盟章时，我对楚图南(代表沈钧儒同志)提出的“在中央政治局增设正副书记各一人”的临时动议，马上“嗅”出这是对罗隆基不利的，就立刻反对，弄到大会休会几天。这不过是罗集团争夺领导的开始，是两条路线——拥党与反党——在组织领导权上斗争的开始，以后我几乎每一役都参加。
第二次在盟中央的重大斗争是1951年组宣会议中关于民盟的性质任务是否应该规定为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的大辩论。我又马上“嗅”出来了，如果规定为阶级联盟，那盟内就不止吸收小资产阶级分子了，那就当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了，我就不等到和罗隆基商量就起来反对。这次会议以后几个月，罗隆基写了一封长信到上海，“嘉奖”我作了他的忠实走狗，说他和潘光旦等很“关切”我，说希望我和彭文应好好合作，互相帮助；更加阴险的，希望我替他“联络沪宁苏皖浙间各地同志!”信也叫我有组织地打击上海盟内的进步分子。这些，我都在可能范围内执行了。
第三次重要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盟应该以什么思想为领导思想的一场大辩论(七中全会)，我受了罗的指使，在小组里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盟的领导思想。表面的理由，怕脱离实际。真正的理由，对抗党的领导。昀后，周总理来下结论:盟应该以“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思想为领导思想。我们反对的企图失败了。
第四次民盟中央的重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谁领导文化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工人阶级或是资产阶级，党呢或是我们这一小撮反动集团野心分子?从1953到今年，罗隆基、曾昭抡、潘光且、费孝通等人，不断企图夺取全国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我也是参加在这个长期阴谋里面的。昀严重的就是昀近一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提出以后，我们就是在章罗纲领之下，进行上海文化教育界放火罪行企图争夺党的领导的。以盟中央来说，昀近改组，由费孝通任中央文教部长，黄药眠任宣传部长，曾昭抡改任“高教政策研究委会”主任，要把党的正确政策“研究”成我们的伪品，可说已到了章罗集团篡夺盟中央文教工作领导权的昀高峰。以上海来说，第三届盟市委选举后，我和彭文应窃踞了副主委，很多盟市委重要部处会主任或副主任由右派分子担任，也到了章罗集团篡夺上海盟内领导权的最高峰。
我们这个丑恶的集团用了八年的时间，逐步夺到了几乎上海盟的全部领导权，主要的方法是:先建立骨干核心，包含彭，我，赵文璧，周永德等人，然后逐步抢基层，(先叫做区分部)，迷惑群众，拉选票，扩大影响范围，逐步夺取更多的市委委员，争夺市委正副主任委员，并且为达到以上目的，不断打击和排斥傅于琛，申葆文，闵刚候，时宜新，刘思慕，苏延宾，华丁夷等进步分子。
多年以来，我们在上海盟内有两个主要的夺取目标，一个是市委的正副主委，一个是组织部部长，从解放起我们就多方设法把赵文璧当组织部正部长，而由于统战部多年以来早已看穿这个阴谋，未得成功。去年彭文应还劝我本人想法子做组织部长，昀近还企图把程应缪放进组织部当副主任。这就是说，几年以来，傅于琛一直是罗隆基集团的主要目标。我和孙斯鸣近两年中多次同沈志远商量搬掉进步的傅于琛同志，沈在原则上也并不反对，而只是正在想“妥当”的调法而已，正副主委问题，1951本是因为彭和我相持不下而由沈来沪的，我和彭的条件实在也谈不上。我用了与赵文璧、孙斯鸣等勾结起来相互标榜的方法，终于在去年取得副主委兼秘书长地位，彭文应则几年来一直是副主委。去年市委名单内塞进了大批落后的以及右派分子，排挤张江树、苏步青等进步分子，不但是罗隆基小集团的阴谋，也是沈志远睁着眼睛做的共谋。因此，从一年来上海民盟一连串情况来看，1955以前是我和彭等有计划篡夺领导权的问题，可是1956以后，“我们”将领导权篡夺到了手，却并不意味沈志远退出领导。因此，关于上海盟领导权1956以后究竟在谁手中问题，实质上，是沈志远和我和彭文应由互相利用到了合作共谋和类似联盟的关系。
底下交代我和我们丑恶的小集团如何具体贯彻章罗的反党纲领。这可以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两方面交代。
第一，政治路线方面:我接受章罗联盟的昀近意图，主要是通过一年以来沈志远几次由北京回来的传达和私人谈话来的。我怎样贯彻执行章罗政治纲领，分四个主要方面。(一)关于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与政治自由，所谓“周公辅成王”的荒谬看法，由沈志远带回以后，我全部接受这个主张，并且半年以来在所有我能指挥得动的民盟基层组织加以贯彻。我在文艺各部门发展盟员时，特别像在上影、人艺、合唱团等单位，有意教马国亮、张立德、周仲南、莫筠等不去征求党委的意见。有几条是干部尹大贻、杨德传所管的文艺方面，我不敢明白这样嘱咐，也尽可能暗示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不同意如此做而已。我在很多次的民盟各方面新的支部成立会上，包括科技、医务、中学、区、文艺等方面，明目张胆宣传民主党派组织独立，同党分庭抗礼的歪曲说法，至少有十数次之多。(二)关于章罗妄图篡夺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的办法，如设立政治设计院(在民盟中央内部已经成立一串相应的什么高等教育“研究”委员会，政法“研究”委员会，财经“研究”委员会等等)带到上海以后，我是很赞成的，上海民盟虽然还没有成立什么政策“研究”会，那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被揭露了。至于改政协为上院的“两院制”，我听了之后也在上海到处宣传，彭文应和我都是有七八年“资格”的老政协委员，孙斯鸣赵文璧也是委员，沈志远还是现任政协副主席，沈志远传达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十分愿意二院制早成现实，可以由各党派分得更多的政治领导权，更可以满足我们小集团分子的政治野心。我们对于章伯钧所提的提高党派专任人员的政治和物质待遇，比照市长、局长以及什么长等等，也非常热衷。(三)关于章罗联盟企图篡夺党在高教和科学方面的领导权的一套阴谋，包含(一)章伯钧制造谣言，说党中央已在考虑“党委退出大学”，以及(二)章罗的反动科学纲领。在这方面，我的严重罪行是以文艺方面放火为主，企图打击和削弱党在这方面的威信，妄想全盘否定党在文艺事业上的成绩，有系统地打击文化局的威信，而且在召开放火的五次座谈会之后，继续对上影党的领导放出毒箭，采取逼上影党领导下台的狂妄攻势。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我甚至到中学方面和部分机关(如税务局)扩大放火。章罗的反动科学纲领虽然在报上发表和由沈志远带回已经是6月初，但这纲领内容的部分早已在光明日报、新建设、和罗隆基所把持的“争鸣”月刊上通过吴景超、曾昭抡、钱伟长等人的文章传到上海来，特别是通过为章罗所一手把持的民盟中央内部刊物“工作简报”里面的指示和歪曲传达。我在6月8日在民盟召开了一个政治法律学座谈会，会上我同王造时杨兆龙唱三簧，疯狂地叫嚣，要求恢复资产阶级旧政治学系，那就是我有意识地执行章罗反动科学纲领里关于恢复旧社会科学的部分。假设不是被群众揭发，我们的阴谋暴露，我本来计划还要开一个关于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座谈会的!(四)章罗联盟政治纲领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关于达到篡夺党在各方面事业的领导权的具体作法，那叫做:抹杀党的成绩，只谈缺点，夸大缺点，甚至捏造缺点；借口缺点作为向党的领导进攻的武器和弹药。“武器”就是只谈缺点的“一点论”。“弹药”有三种主要的:(一)抓住“党群关系问题”(存在的或捏造的)作文章；(二)所谓“外行领导内行”问题；(三)知识分子的待遇和使用问题。就是拿了这样的武器和弹药，我进行了极严重的向党进攻的罪行。所有我和小集团从1956到1957年中在上影，京剧院，人艺，合唱团，评弹界，机关，学校，以及很多其他单位放火，都是执行章罗的“反两点论，夸大缺点，抹杀成绩”这一条政治纲领。从上届末次人代会以后，我一连串地在政协以及统战部召开的几个会上，反对两点论，诬蔑党干部拿两点论来压制批评，我在宣传会议上的荒谬发言中也这样说。沈志远今春从北京回来居然告诉我说，刘述周部长后来也同意“两点论妨害了批评”。现在检查起来，沈志远一定歪曲了刘部长的意思。
第二，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组织路线方面，包含(一)民主党派大发展，(二)向落后大开门，广泛吸收对党不满的分子，我和小集团也是忠实执行的。上海民盟由1956年初到今年4月，由不到一千人发展到三千四百多人，医务方面盟员由几个人到两百人，中小教由140人到800人，文艺在我放手大搞之下更有飞跳的发展。我曾说过，在1957年发展到五六千人不费事。我指示我所能指挥的干部，鼓励不择手段的发展，自传可以不写，可以不经基层支部讨论，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我亲自动手，大用请客拜访以及封官许愿的方法。发展进来之后，对于巩固和教育的工作，在我们反动目标之下，那里又谈得上。我甚至把章罗的大发展思想(去年9月)带到郑州，告诉当地民盟负责人，劝他少听统肋部的话，放开手发展，向上海看齐，我竟然狂妄到如此地步!为了争夺“名牌”，追求数字，我号召所谓骑马找马的办法，先发展一二有名些的，希望他带一串进来。刘海粟尚未入盟，已经在市委名单留一个位置给他，一味想利用他，而不考虑有关的重要问题。为了“先下手为强”，我不顾民盟和各兄弟党派的重点分工原则，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协商精神。由于组织部始终没有被抓到我们反党小集团手里，觉得碍脚碍手。(否则大发展的情况还会更恶劣)。我们昀后一着向组织部进攻，就是由沈志远、我和孙斯鸣共谋，把组织部的权力划开，大部分干部拨出归我和孙斯鸣指挥，剩下成了一个狭义的小型的组织部——一个盟员登记部，这是昀近的，来不及实现的阴谋。 现在进行第二部分的交代，就是选几个重点问题，交代我怎样在基层放火，以达到我的丑恶的目的。(略)
第三部分。我们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放火行动，以及反抗党的领导的罪行，是有组织的进行的，虽然具体方式是灵活的，有些罪行由一二人随机应变地去进行活动。例如在上影问题上，从开名单到布置发言，拉人出席，制造空气等活动，除了我和孙斯鸣外，就有莫筠、韩鸣、吴茵、马国亮、朱立波以及被使用的白沉、项坤、还有郑礼华等多人担任。沈志远对于上影的全部事件，起的不止是支持作用，而是在重要关键参加者之一，他在北京企图把上影放火作为“经验”在北京民盟工作会议介绍，他同吴茵密谈等等。
以罗隆基反党集团为基础的集团，近年来是以我自己，彭文应和孙斯鸣为核心的。小集团分子还有赵文璧、孙大雨、万鸿开、周永德、赵望(早已被捕)、韩鸣、程应镠、薛葆康以及较晚参加的何济翔。在集团外围的有莫筠、龙镇中、谢仿林、朱立波等人。陆诒是后进来而与章罗有直接勾搭的，他与沈志远也有直接来往。沈志远与我和彭文应、孙斯鸣的关系，前已交代，是由互相利用，进而为合作共谋，而进而联合指挥若干反党的罪行。他是传达并执行章罗意图的一条重要的线。我在1956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即看出他和罗隆基合作得很“好”。一年来彭文应有两次向我埋怨说盟内“权”在傅于琛等之手，我告诉彭说，恰恰相反，现在除组织部一个角落外，实权都在“我们”手里，我问彭:“你还不满足吗?还到处告申葆文覃汉川千什么?”
和这个集团的一个人或两三个人有共谋关系者有王造时、杨兆龙、夏高阳等。集团分子所使用过的人包含吴茵、白沉、马国亮、周仲南、滕白也、章曼苹、张立德等。
章罗指挥和这个集团有关的人的方式，除了在北京时见面以外，较经常的方式，是通过罗隆基与赵文璧写信，由赵文璧转告彭文应、孙斯鸣和我。赵文璧今年不久以前去京，到京后有信给彭文应，传达罗的意思。有两三次浦熙修来上海都带了罗的口信，一次是劝彭文应和我“合作”，不要抵消“力量”，另一次是劝彭文应认定一种事业方向好好下功夫，免得一事无成，那会对于夺取上海盟的领导有所妨害。不过最近一次浦来上海，我无所知，她也没有带信给我。我今年没有去过北京，去年二月到北京开民盟全国代表大会，曾和罗隆基在国际俱乐部谈过上海盟在文艺界和电影方面发展的事，罗很赞成，那天我又同恰在另一桌上的阳翰笙谈这个问题。罗认识北京人艺演员赵韫如和杨薇，也是我前三年介绍的。近一年，每逢文艺界如戚雅仙、吴茵，言慧珠等盟员去北京，我总是要她们去民盟总部走一趟，可以见见罗隆基。叶笃义去年11月陪外宾来沪，曾同我谈了一次，谈孙斯鸣或者赵文璧去北京为罗隆基作森林工业部作他的小管家的问题，以及罗的近况。我也由钱伟长的来沪，得知章罗近来的重要“作法”，即如何进行收集“缺点”，组成材料。前已提过，近年来章罗联盟的主要纲领和作法是由沈志远从北京几次带回的。另外，有些章罗的指示，公开用盟中央名义登在章罗所把持的内部刊物上，我们一看便有数目。在上海，盟市委每礼拜一的碰头会，出席人除了傅于琛、储一石、吴兆洪外，其他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孙斯鸣、徐铸成和担任记录的谢仿林，已经快成清一色的与章罗有关的人了，公开不公开之间的线也很难画了。
我们这班人的罪恶小集团是在什么基础上结合成的呢?是在前面提的章罗第一条纲领之上勾结而成:“一班将自己和小集团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人们。”我们这些集团分子，特别是我，是极端投机取巧的政客类型的知识分子，我拿教授的身分在文化界招摇，混政治资本，正是因为我在学术上没有造就，而且不务正业，不努力钻研学问，所以想抄近路，窃取权位。彭文应是和我一样的人，孙斯鸣也是同类型的。我们彼此一向以私利相拉拢。沈志远近年对我用了不少“照顾”功夫，我和孙斯鸣对沈也下了不少功夫。沈的爱人崔平本人的品质不错是另一问题，但我们提名崔平当候补市委，动机却是讨沈的好，我们还当面暗示沈将来应该当副市长，沈志远也用名位等支票牢笼我和孙斯鸣。我和韩鸣，彭文应和韩鸣，孙斯鸣和我，等等，彼此关系都是以名位私利互相吹嘘、支持。我和孙大雨，仅是表面上的矛盾，我对他诬赖诽谤人反革命的作法，却对民盟干部说孙“可能是精神反常”，这样来遮掩孙的反动本质。6月9日解放日报登出我的反党发言后几天，孙大雨还打电话给我用英语“恭贺”我!这都说明我和孙大雨是一丘之貉。
孙斯鸣不但是我驻在盟市委的“管家”“坐探”(他经常把民盟机关干部的情况告诉我)，也是沈志远的“管家”，我和孙是长期同谋的关系，几乎每一放火罪行都和他谈的。孙斯鸣曾在解放后利用他主持的一个书局出了我一本书，这么多年来我将盟讯交给他一手包办，而且到处吹嘘他办得好。他当副秘书长以后，更与我密切配合了。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他打电话要来看我，我拒绝了。
我对彭文应的具体关系是(一)把对机关、妇女、以及中小教等方面的工作全权交给他和韩鸣、谢仿林、周永德等人，让他上下其手；(二)在重要关头上(如选举时)全力支持他保持副主委地位；(三)表面上有时当人批评他一两句，这是我的两面作法，实质上，我是支持他的贩卖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全部论调的。现在我要在这里正告彭文应:你到现在还拒绝承认你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核心之一，这是不可能的，你不但1952年前是核心，1953年以后，直到今年，你那一年不在反党小集团中起核心作用?我问你，韩鸣和谢仿林是谁弄到盟市委重要位置上的?你连你的副主委排在第几名位置都要争一争，这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赵文璧、孙大雨、周永德等有事都还是首先找你密商，那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罗隆基今年昀近还提你为政协全国委员，难道是因为你已经“脱离”了上海的罗隆基集团?至于你根本否认我们小集团的反党的性质，那更是荒谬的。“我们”做过那么多反党的事，而且你处处有份，是事实俱在，你赖不掉的!你我今天只有认罪求人民宽恕的一条出路。
我和韩鸣是1943在重庆认识的，近三四年才熟起来，过去他向我谈过不少反对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话，我都加以支持的。上影的放火事件，我负主要责任，可是韩鸣和吴茵另有直接来往，韩鸣对上影放火是直接参加的。我和沈志远都给了韩鸣(进市人委参事室和盟市委)很多支持，韩鸣在小集团内的地位，近来已渐近核心。谢仿林与赵文璧关系昀密，也是九区分部时代以来的一个忠实打手，因此我和彭文应决定以谢逐步补赵文璧的空缺，叫他参加市委工作会议的机密，也把市委机关的人事工作交给他。
以我和彭、孙为核心，以韩等为骨干，以沈志远为合作者的反党集团，欠下人民的罪太大了，而我居然狂妄到叫嚣什么算旧帐。我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是沉重得不得了的，我反而那样叫嚣，那简直是以怨报德，是忘恩负义，是说了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话。作为一个卑鄙的右派分子，我的“爱国”是大有问题的，是假的，因为站在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立场，就一定有问题。我确是有敌我立场不清的问题，1952年思想改造，我向圣约翰大学党委崔毅作了一个假交代，说我女儿于1950由星加坡去美是她母亲送去的，说我未同意，其实是经她由星向我写信得我1950年10月12日的信同意的。过了两个多礼拜，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座谈会，居然大发其言，拥护抗美援朝!我这是何等无耻的自欺欺人的两面派作法!我欺骗了党，我后来还有脸参加赴朝慰问!此外，对恶霸黄龙华案，我曾主张把死刑改死刑缓刑。我党兄陈少山，是中统分子，解放后被捕，我曾企图包庇他。
我今天交代了我们小集团反党活动的意图，作法，和主要的犯罪活动过程。我们主要的企图就是要在文化教育各方面造成群众对党的强大不满，离间知识分子和党，这样来把党的领导挤走，我们可以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罪恶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我深深不配再做一个人民代表，我犯了大罪，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作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两意。
----原载1957年9月6日《文汇报》